集子編成後，胡仁宇遍請重慶文化名流題詞，並題名《恩海集》出版。這部集子留下了郭沫若的題詩和小跋：
中年哀感廢蓼莪，罔極親恩似海波，讀罷述阡三歎息，遍地棘荊多齟麂。
撫摩頰臂明肥瘠，賢母傷心目已盲，最是彌留思子語，裂人肝肺蕩心腸。
茫茫浩劫實空前，滿地胡塵已五年，欲得報恩歸不得，由來忠孝兩難全。
君子吃虧方可做，小人毒惡猛於蛇，且將心力酬國家，秉母遺言莫惹他。
讀罷寰九所述
胡母宋太夫人行狀，率成四絕，以專哀感，兼以勸慰寰九，古人雲：君子要常常吃虧方才做得，方今國難當前，節哀節變，尤應有以自廣，私人仇怨，可暫時付諸東流水也。
民紀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郭沫若呈稿
畫家呂霞光送來《思親圖》作為喪禮。在畫麵空白處，郭沫若又題詞：
愛是生命的源泉，作畫之得以存續，賴有母愛，一切物彙之得以生存，亦賴有母愛，故紀念母愛必須自愛其生，自愛其生，非貪生怕死之謂，乃當使此生賦有充實崇高之意義，不虛其生也。故遇必要而殺生成仁實亦愛生之極。
這部集子還收錄了郭沫若為《蓮台》之畫所作題詞，在胡仁宇悼念亡母的留言簿上的題詞。郭沫若為何在《恩海集》中留下如此多的題詞，反複表達“孝”之主題？墨跡是心跡的反映，其中有郭沫若自身亡母之痛的深切體驗。郭沫若遠在日本以傳記回顧童年時代時，深情地描述了母親在人格、詩教方麵對他的教育和影響。而自己一別多年，從未歸家，“生不能侍晨昏，病不能奉湯藥，死不能視含殮”。在他撰寫的《先考膏如府君行述》、《家祭文》等祭奠文中，反複提及母親最終死於思子病，他出走20年不曾歸家，郭沫若母親“倚閭之淚，迄未嚐幹”。郭沫若對母親最揪心的愧疚之情久久不能平複。因此，同鄉之誼，亡母之哀，引發他的情感共鳴，故上述所題序跋及詩詞乃發自內心感懷。
在抗戰這一特定的時期，郭沫若回歸傳統，踐行“孝”道，有政治的訴求，也有個人的情感體驗為基礎。馬一浮在複性書院講“孝”，是同樣道理。在孝道方麵，給予馬一浮榜樣的，是他的二姐明珪，魯迅描繪的《二十四孝圖》中種種觸目驚心的行狀，不難在馬一浮的二姐身上找到原型。明珪從小受《烈女傳》的影響，以曹娥為榜樣，立誓侍奉父母，終身不嫁。母親因患肝癌，明珪竟剜下臂上肉做藥引；為確證母親病狀，明珪多次嚐母糞便；母親昏厥之時，竟引帛自勒，願陪母受苦甚至殉葬；母逝後，因哀傷過度，很快香消玉殞。二姐對“孝”的踐行發揮到極致，給馬一浮以相當深的刺激。他曾寫《哭二姐》長詩，其中便描述了二姐剜臂和藥的情景。父母及二姐的早逝，哀痛之情再加之青年喪妻，幾年後嶽父再議以妻妹嫁與馬一浮時，其妻妹又以病亡。幾分榜樣，幾分宿命，馬一浮終身不再娶，為繼往世之絕學而奉獻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因此，馬一浮把“孝”看作儒學文化體係推演的公理性前提，是以切膚之情感體認為基礎的。
但郭沫若在紀念冊上留下的墨跡亦不能完全看做私人話語。除了郭沫若，在《恩海集》中還有當時雲集重慶的重要人物50人左右的題詞，作家有夏衍、茅盾、胡風、老舍、田漢、洪深、馮乃超、鄭伯奇、白薇、姚蓬子、臧克家、王亞平、姚雪垠等。亡母之祭的話題經這些民族文化的代言人發揮彙集後，這部《恩海集》也就和郭沫若的祭父儀式具有同樣的性質，即具有抗戰時期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展示的重大意義。如胡風題詞：“以乳以血以愛哺養後代，即乳以血以愛奉仕國家。為後代爭光明，即為先人盡孝思之至道。”因此，眾多文化人在這本紀念冊上的題詞活動，實際上也是在文化領袖郭沫若引領下，將母教、母愛發揚光大為“以孝民族，以忠國家”(茅盾題詞)的一次宣誓活動。它具有對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進行文化認同和確證的重要意義。
而馬一浮對“孝”的闡釋，也並不重在血親關係的強調。他認為人是由天地諸元素化合而生，由此推論：自我之身因由天地孕育，因此就是為天下而生，而屬於天下，“謂此身受之父母者，不敢毀傷，則身非汝有。不可得而私也。以此身即父母之身，亦即天地之身也”。以這樣的推論，馬一浮先生將自我之身與天下合為一體，天下為公，君子為天下，為公而行，就是盡孝。馬一浮先生以“孝”為儒學基石，打通“孝”與“忠”、“仁”、“禮”、“義”的聯係，將此合而為一，“移孝作忠”就是順理成章的事。這些看似玄虛的理論，實際上為喚起民眾、獻身國家的行動找到了精神信仰的支撐，在道德和文化的層麵奠定了堅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