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抗戰時期關於“孝”道及儒學義理的倡導，是官方的政治需要。戰時國民政府將儒學作為正統的民族文化，通過儒學複興來弘揚民族文化。而“孝”作為儒學的重要範疇，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重要組成部分而大肆張揚，以政府行為大力推廣。正是有蔣介石、陳立夫、陳布雷等最高政要的倡議，有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才有馬一浮先生複性書院這種傳統教育方式的可能，但在炸彈遍野的民族危亡時刻，坐而論道，將修身養性、反諸求已作為純粹的講學目標，卻顯得很不合時宜。馬一浮認為，從長遠看，書院此舉是延續民族文化之命脈的大計，殊不知在現實的運作中卻遭受了來自各方麵的尷尬，一是國民黨政權的控製和幹預，二是來自文化界本身的疑慮和批評，三是青年學生求學目的與複性書院辦學目標的錯位。關於第一點和第二點，已有多篇文章論及，本文不再重複。但是第三點還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在《複性書院日記》中，詳細記載了書院辦學以來與各方的衝突。如1940年所記：
九月十日星期二晴
主講函劉百閔先生，催詢陳部長複書並八、九月補助費
注：教育部於六月十八日發來代電，要書院報講學人員履曆及所用教材，這違反了陳立夫當初“對書院始終以賓禮相待，一切聽憑自主”的諾言，故主講憤而於七月六日致書陳，提出辭主講，要陳“別延名德主持講事”，信係寄劉轉交的，月餘未得複，故催問。
書院從1939年9月開講以來，剛好一年的時間，馬一浮先生就感書院難以為繼，從1940年9月開始，就與教育部和董事會展開了拉鋸般的討價還價。9月提出辭職後，12月陳立夫專門來樂山拜訪馬一浮，說明公文係誤發，並一再挽留，馬先生同意再延續半年，此後又不斷提出辭職。如1941年《複性書院日記》又記：
七月四日星期五睛 警報
張立民、劉公純兩先生與培德聯名函壽毅成先生，告以主講堅辭之故。
注：求去之主因是政府在各方麵對書院加以幹涉、限製，不能真正做到“一切聽憑自主”；次因是兩年的講學實踐仍不能讓學生做到“著重躬行，不尚口說”，還是“泛泛尋求者多，真實體究者少”，甚至存“人我之見、勝負之心”，對“答問”中、課卷評語上有貶詞，就意不能平，覺得教學效果不大。但從董事會來電看，對這兩點均未能察覺，隻簡單地認為是經費不足，故去信告之。
因此，馬一浮先生堅持辭職的原因，除政府的幹預外，對學生的失望是重要原因。在與書院內外好些青年的書信往來中也可以看出，當時學生的價值取向與馬一浮先生所持尺度的差異相當大，而先生在堅持辦學理念方麵又絕不妥協。他在與青年的信中反複申述：“書院所講，一秉先儒遺規，原本經術，冀有以發明自心之義理而已。非如佛氏之高言弘法度生，亦不如時賢動以改造社會為標榜，以救國為口號也。期於喑然自修，求之在己。”隻要青年在求學動機上與此培養目標有異，先生即取勸阻入學的堅決態度，因此書院最終的結果便可想而知。正是因為上述原因，馬先生的辦學目標及理念在文化界中產生較大爭議。即便是性情溫和、寬容大度的葉聖陶先生也在與友人的信中委婉表達了不同看法，認為：
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問。故弟以此種書院固不妨設立一所，以備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難成也。且擇師擇學生兩皆非易。國中與馬先生同其見解者有幾？大綱相近而細節或又有異，安能共同開此風氣？至於學生，讀過《五經》者即不易得，又必須抱終其身無所為而為之精神，而今之世固不應無所為而為也。
所以，馬一浮先生以自我體認的方式，將儒學六藝作為一種公理性知識來信仰且踐行。這種執著的態度使他對上，因政府控製與自由講學的理念產生衝突，且在學界同行中無法找到誌同道合者；在下，找不到打造為通儒的棟梁之材。書院開講不到半年，馬一浮即與好友熊十力分道揚鑣，與政府討價還價，又遇書院經費嚴重不足、學生資質不盡如人意等困難。複性書院勉強支撐到1946年東遷回杭州，最終於1947年被廢置，馬一浮為之傾盡心血的文化烏托邦終是曇花一現。
（作者單位：陳俐，樂山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王海濤，樂山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