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語新詩”看現代漢語的詩性建構
胡西宛
在新詩近百年的生命曆程中，始終伴隨著對其自身主體性建構的不懈努力，詩歌創作實踐和理論探索在中外詩學資源中東奔西突，但迄今難以博得對其工作成績的首肯。同時，不懈的努力仍在焦慮中堅持。近年，在對新詩建設的宏觀把握中，“漢語新詩”這一概念嶄露頭角，人們寄望它能廓清新詩詩學的某些糾結。對這一概念的闡發，令人認識到，這或許接觸了新詩主體性建構工程的關鍵部位，從此處入手，十分有利於厘定長期以來人們所關切的一係列關乎新詩本質屬性的問題。
近年學界對“漢語新詩”概念的思考和闡述，逐漸深入到了新詩的語言學基礎部分，接觸到了新詩主體性建構的根本。作為一個詩學範疇，它本身的建設對漢語新詩和漢語新詩學建設發展的積極意義，值得認真估量。統觀新詩誕生以來獲得的那些稱謂，可以認為，“漢語新詩”是一個創新性的、或許是根本性的命名，它揭示了中國新詩的“漢語性”本質，是從方法論起始的對新詩具有本體論意義的正本清源的詩學主張。
“漢語新詩”從漢語言文學的意義上認定了新詩的基本內涵，突出了新詩的主體性價值，這是新詩安身立命的根本。對“漢語新詩”概念的思考，以漢民族母語文化為中樞，接通古典—現代、中國—西方的詩學資源，鋪就四通八達的詩學思考路徑。這一概念內涵豐富，開放包容，邊界清晰，具有廣闊的闡釋空間，本文試從其語言內涵、詩學內涵和文化內涵方麵作一辨析。
一、語言內涵
現代白話在全民族共同參與下，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業已成長為全功能的現代語言——現代漢語。一代代語言藝術大師錘煉的結晶——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包括新詩，被認定為我們全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語法規範。“漢語新詩”概念所指稱的漢語就是現代漢語，這是對新詩文化身份的規定。傅天虹認為，漢語新詩的命名“凸顯了與中國傳統文言詩的區別，這種語言運用上的差異事實上體現了整個中國建立在語言信仰背後的文化信仰的轉變，漢語在這裏不僅包含一種詩歌工具的簡單意義，更具有一種形而上的品質”。
基於現代漢語語法西化、語義明晰化的特性，新詩重建了它的整個表達結構，釀造了新的詩性語言，並用以表達現代經驗。這是新詩建設的偉大成就。今人對當初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推翻舊的書麵語言的決絕態度頗有詬病，謂割斷了漢語語言傳統。實際上，語言這種全民族參與的社會活動，其文化傳承根本不是誰憑主觀意誌可以割斷的。漢語源頭遙遠，融彙百川，它從上遊帶來的文化信息自然流播，無從逃避，也無可抗拒。另一方麵，作為語言藝術精華的詩歌，本也應積極主動地融彙作為文化遺產的古代漢語。因此，“‘漢語新詩’有效地更改了那種更多地停留在對‘現代’語義的強調的‘現代漢詩’的偏重，不僅僅指陳時間維度上‘代際’性的文類秩序，還更指向一種連續性的語言策略和象征體係。因此，“漢語新詩”指稱的漢語是從曆史深處走來的、古老而常新的現代漢語。
對語言的加工能力體現著一個民族的綜合能力，而這種能力的實現，要從正確認識自己民族的語言開始。
與西文相比，漢字在音韻上的特征是一字一音或一詞一音，形音同一，聲調上有四聲、平仄。這種獨特的音節、聲調特征，具有形音諧一的特殊形式美，是詩歌組織節奏、韻律，創造音樂美的天然優越條件。它同時又造成漢語句形組合的自由，並導致語義的靈活性和多義性，使漢語詩歌獲得獨特的詩美。這說明，漢語言本身就富有詩性特征。
不同於純粹作為音響符號、訴諸聽覺的抽象性的西文拚音文字體係，漢字是表意文字，具有直觀的視覺特點和感性魅力。漢字的構形特點是形象性和藝術性。它處處顯示著漢民族文字、語言創製過程中留下的痕跡和記憶，攜帶了大量曆史文化信息。漢字的結構顯示著創造者、使用者對世界和自身、對表述對象的指示與理解。它的造型和文化信息都能直接訴諸讀者和欣賞者的生活經驗和感情體驗，本身就具有審美功能。因此，漢語詩歌多出了一種西文詩歌所不具備的魅力：它可在語義層麵之上，由其字形率先傳達給讀者一重文化信息和審美信息。老詩人鄭敏曾感歎道：“漢文字實則是文字與視覺藝術的混合體，而藝術的威力主要是直接震動感官”，“漢字本身就是詩、書、畫三者結合的時間——空間的雙重藝術”。
現代漢語語法接近西語，但自身又有語法上的特殊性。漢語詞源豐富，詞義複雜而精細；它在詞法、句法、語序上都有與西語語法截然不同的方麵，有人指出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它的“非語法性”特征。特別是古典漢語的蘊藉特征，顯示出漢語的獨特風韻。所以從語法層麵來講，漢語也是構築新詩民族性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