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漢字由於象形的特點，本身具有詩學的意義。這個意義在於：(1)一個字就是一個音節的語音學特點；(2)附著於這種單音節的形體象征意味；(3)附著於這種音、形上的對仗、平仄、呼應形成的和諧、延宕等的詩學意義。這三點是漢字詩學獨特的意義”。著眼於漢語詩歌的外部特征，漢語的語音、字形、詞彙和語法特點指向詩歌文體的形成機製問題；向其內部考察，則可見漢語言是造就漢語詩歌獨特詩美的根本。所以，“語言之於詩，並不是一種可以隨意替換的外套，或者如過去人們常說的一種形式。實際上，每一種具體語言都從根本上成就了一種具體的詩歌和一種具體的詩學，包括它的世界觀、審美視域和詩體樣式，而且隻能成就這樣一種而不是多種甚至是普遍的詩和詩學”。
認識了“漢語新詩”概念在語言文字層麵的內涵，我們可以更加明了“漢語新詩”概念強調“漢語性”的意義和價值；認識了漢語言所積貯的原初的藝術創造力，可以更積極主動地促使它有效地釋放到新詩創作中。
二、詩學內涵
新詩起步時的姿態就是背向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向域外尋找新的詩學資源。早前梁啟超即在發動“詩界革命”時倡導學習“歐洲意境語句”，由此開始了一個世紀前中國詩歌界的“引進外資”熱潮。說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新詩，當不為過。新詩的“混血”容貌當使古典詩人觸目驚心。因此，“漢語新詩”之“新”，除了白話這個語言層麵的因素，還指向新詩借鑒的西方詩藝和詩學觀念。但“漢語新詩”之“漢語”，依我的理解，落腳點卻在新詩詩學的“漢語性”上。一方麵，它表示，現代漢語的運用和現代經驗的書寫造成了新詩的現代審美風貌、新的審美特質。另一方麵，它指出了新詩保持漢語詩學傳統的問題：古典漢語詩學傳統既無法割斷，同時也是新詩詩學的民族基因。其血肉、思想，不論包含著何種組織和營養，都要由這一民族基因決定。
中國古典詩學傳統的自然繼承性是“漢語新詩”概念成立的現實基礎，新詩以藝術實踐支持了“漢語新詩”概念對新詩詩學內涵的“漢語性”的強調。新詩文本和新詩詩學思考中遍布古典詩學因素，這是不爭的事實，單從新詩意象的運用，就可見這一點。最能代表“五四”時代聲音的郭沫若詩作有著名的“鳳凰”、“天狗”，最“西化”的李金發也寫“棄婦”，“現代派”詩人戴望舒有他的“丁香”。任洪淵認為聞一多的《死水》囊括了中國古典詩詞的意象：“語言的運動，穿越了‘無一字無來曆’與‘文本間’的全部時空，使得我們讀一首現代經典詩，就是在讀一部文學史。”新詩經典中存在的這種鮮明的古典蘊含，證明了“漢語新詩”概念強調“漢語性”詩學內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在此基礎上，“漢語新詩”概念給定了新詩的詩學內涵，這是得到了極大擴展的新詩內涵。它是“新”的，所以是開放的係統，向已經成功吸收、消化的域外詩學主張開放，並繼續向尚未吸收及尚未生成的新的詩學主張開放；它是“漢語”的，所以它應涵蓋現代、古典、民間，包括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少數民族詩歌的詩歌審美範式。它是所有華人的藝術經驗和生命體驗，它擁有中國大陸、台港澳以及海外新詩創作的各種詩學觀念和審美價值，它的樣態是多元共生互滲，古典漢語詩學傳統、現代海內外資源——入世情懷，獨特的生命體驗，天人合一觀念；意境，用典，比興說，神韻說，格調說，性靈，肌理，意象，聲律，風骨，味；自由體、新格律詩、象征派、現代派、散文美、民歌、崛起的新的美學原則；90年代台、港、海外“網路詩”；語言特性，修辭方式，文體傳統……這一切，都是構築新詩詩學的“漢語性”材料和參照，“漢語新詩”概念依此界定了新詩是融合了曆史傳統而具有現代性特征的漢語詩歌。它是一條織錦，不斷把革新元素編織進自身；它是一條長河，沿途彙入所有支流的無盡活水。“漢語新詩”概念對新詩學內涵的揭示，展現了建構新詩主體性的無限可能性，勾起了觸發新詩的藝術創造力、開創漢語文學藝術未來的遐想。
另一方麵，“漢語新詩”概念也包含著提純、淨化新詩品質的功能。對“漢語性”的強調，剝離了新詩存在的種種非詩的因素：如各種功利性因素，再如流行文化的因素，包括當前新詩創作表現出的生命體驗的浮躁化、粗糙化和簡單化，以及語言環境的汙染，從而使新詩回歸漢語詩歌本身，突出新詩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