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學者傅光明先生以與美國作家韓秀女士的來往通信，寫成《書信世界裏的趙清閣與老舍》一書，出版前，將書稿以電子郵件方式傳奉，向老舍研究專家史承鈞先生請教意見。以下是史先生讀後所寫的長信，自是一篇富於學術價值的書信體書評。發表在此，以饗讀者。《書信世界裏的趙清閣與老舍》一書，已由複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讀傅光明著《書信世界裏的趙清閣與老舍》所想到的
史承鈞
傅光明先生：
您好！
很抱歉這麼晚才給您回信。您傳來的書稿我在前兩周才斷斷續續得以讀完，並醞釀著寫點感受給您。但我忙於家務瑣事，特別是在帶小外孫(還不到3歲，是個可愛而淘氣的孩子)，有點身不由己，所以拖下了。
書稿很有意義。它不僅展示了書信世界裏的趙清閣和老舍，也記錄了“舒公公”、“趙姨”與他們的小慧之間的隔代情誼，還有您和韓秀之間的跨越時(年齡)空(地域)的友情，這些都是真實感人的。書稿的文字也很生動親切，富於文采。使人覺得仿佛不是論著，而是文學散文。所引的那些書信，也是趙清閣先生在《滄海往事》前言中提到文人書信時所說的“美妙的散文”。這是令人欣喜的。
隻是我覺得“趙清閣與老舍”作為全書的主要內容，似還嫌單薄些。書稿中這一部分，如韓秀所說，是她以書信形式接受了您的采訪。由您提出問題，她來作答，並提供相關的材料。不知您在給她的書信中，是否也會對此說出自己的想法或介紹國內的說法，如果能夠多引述一些，形成討論，似乎能更好一些。同時，如果能結合自己的調查研究，也吸收社會上的其他研究成果加以梳理，較全麵地反映趙清閣和老舍的交往和情誼，那就可能更充實了。
不過，書稿的“附錄”中收入的趙清閣致韓秀的8封信和另外的4封信，收入了老舍致趙清閣的4封信和趙清閣的《落葉無限愁》和《〈落葉〉小析》等重要的文章，作為翔實的證據和補充，也能大致彌補了上述的遺憾，使讀者能領略他們之間曾經存在的淒美的詩和夢一般的愛情，以及這種愛情無法繼續的淒婉和美好，還有趙清閣先生為此做出的默默的犧牲以成全老舍的事業和家庭的良苦用心。
韓秀的信從一個特殊的視角提供了許多有關老舍和趙清閣的真實信息。如她作為孩子秘密為老舍傳遞書信，促成老舍寄款以救急；她以孩子的敏感和好奇邊玩耍邊聆聽了外婆謝慧中對老舍有負於趙清閣的義正詞嚴的責備，感受了老舍的哀戚無助和無言的痛苦；還有她1964年去山西插隊，最後一次見到老舍時，老舍要求她再給他念普希金的詩，聽得“老淚縱橫”，而最後送給她的是“吃飽穿暖”四個字。這些都寫得很動人。這是個真實的老舍。他始終關愛著趙清閣而又懷著歉疚，不能自拔；他看來並不讚同那耽誤了一代人青春的“上山下鄉”運動，隻是囑咐他的小友好好保重身體，而不說那些套話，顯示出最人性化的一麵。韓秀對關於********一些聽聞和推論也提供了不少令人思考的方麵。他所說的“晨昏一炷香，遙祭三十年”雖有些詩化，也有事實根據。我了解趙先生晚年，每逢老舍的生辰或忌日，均有這樣的表現。
不過，個人的見聞總是有限的。韓秀的敘述中，也有一些不確切的地方。如她對於《落葉》，似看得太實了，以致說一個月後舒太太也帶著孩子追到上海，那是沒有的事，而且老舍1946年2月15日抵上海，3月5日乘船赴美，也不到1個月。又說從那以後兩人再沒相見也不確，事實上，50年代趙清閣因事去北京時也曾見麵(不過沒去老舍家，而是在陽翰笙或馬彥祥家)；1963年4月，老舍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後，曾途經上海，兩人再次相見，成了永訣。還有，說兩人在北碚都住在林語堂的房子裏，也不確。老舍去北碚時住在那兒不假，老向夫婦、蕭伯青、蕭亦五均在那兒住過，但趙清閣是和她的好友楊鬱文住在一幢小樓的二樓，離梁實秋住的雅舍不遠，老舍後來也在附近找了一間平房住下。這在梁實秋的回憶中曾提及。
韓秀可能太愛她的舒公公和趙姨了，以致有時對於她認為有損他們形象的事情無法接受。如關於有台灣人在她麵前攻擊老舍支持文字改革，要消滅中國字。對此的爭論從“五四”就開始了。新中國成立後成了一種政府行為，讚成的和腹誹的都有，台灣學者更有不同看法。從他們的觀念出發對老舍的指責也是有一定根據的，不能如她所說的沒有半點關係。因為老舍擔任過《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委員，並以作協副主席身份主持過座談會並作總結，而且發表過《擁護文字改革和推廣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文字改革是廣大人民的迫切需要》等文章，主張簡化漢字並試行拚音文字。我以為老舍在政治上是天真而熱情的，回國後的十幾年中，他一方麵是熱情擁護新政權的，相信新政權一切為人民利益著想，因而努力改變自己來適應新的形勢。他寫出許多自稱歌德派的作品，修改《駱駝祥子》、《離婚》等舊作，否定《貓城記》，參與許多政治活動，都是為此，不都是“敷衍”(那些在反胡風、“反右”中寫的聲色俱厲而最後又流露出溫情的批判，也許可看作是一種敷衍)。然而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等思想又和他麵對的現實和理論常常格格不入，有時不免露出本色。他借批評丁玲說出對“革命作家”的不滿，寫《論悲劇》，不願出《老舍文集》等等，就表現出這一點，直至“文革”初期的最後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