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人民日報》刊出陳敬容的文章《斥李白鳳》，說：“‘人民文學’七月號有一篇李白鳳的‘寫給詩人們底公開信’。這信登在‘作家論壇’欄第一篇的地位，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我讀了之後，不得不憤怒地告訴所有的讀者：這是一株毒草，很惡毒的毒草。”
15日《青海湖》1957年8月號刊出昌耀的詩《林中試笛》，有《車輪》、《野羊》詩2首，詩後《編者按》說：“這兩首詩，反映出作者的惡毒性陰暗情緒，編輯部的絕大多數同誌，認為它是毒草。鑒於在反右鬥爭中，毒草亦可起肥田作用；因而把它發表出來，以便展開爭鳴。”昌耀講：“1957年對於我以及我這樣的一批人都是流年不利的一年。那年秋，正當我的第一本詩集《最初的歌》將由陝西人民出版社第二編輯室發排出版，我以兩首原由《青海湖》詩歌專號刊作頭條(後挪於末版)的16行小詩《林中試笛》而罹罪。這很滑稽：歌頌等於‘毒箭’，故定為右派分子。從此掃出文壇，打入最底層。這是一個對於我的生活觀念、文學觀念發生重大影響的時期。我以肉體與靈魂體驗的雙重痛苦，感悟了自己的真實處境與生存的意義。而清白無辜與欲加之罪帶給我的心理衝突終難將息。我感覺到自己從來沒有像那時強烈感受到的與普通勞動者的認同。不，我的處境還要等而下之，一個‘賤民’即便想融入到‘普通勞動者’一族過一種平和的世俗生活亦不易得。”(《一份“業務自傳”》，1997年3月《詩探索》1997年第1輯)
16日《人民日報》刊出該報記者姚丹的報道《在“草木篇”的背後》。報道講：“‘星星’創刊於今年1月。早在創刊以前，石天河、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劃好了通過‘星星’進行反黨的陰謀。他們給‘星星’規定的方向是：不走‘名人路線’，借以排斥進步詩人，要按照他們的反黨意圖，另外培植一批‘作者’；‘稿件不要機械配合政治’，從而企圖大登其反社會主義的作品。石天河又據此寫了公然排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稿約。在這種露骨的反黨綱領指導下，‘星星’的第一期就出現了‘草木篇’和另一首壞詩‘吻’。”“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評以後，他們又密謀采取各種卑劣手段，向黨發動猖狂的進攻。這一大群右派分子差不多都寫了充滿謾罵攻擊的‘反批評’文章，投到各報刊。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寫道：‘虛假的王冠快被摘下來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穩了！’又罵批評者是‘妓院的老嫖客’。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們又打算秘密印刷，散發到全國。他們另一個惡毒的辦法就是在‘星星’上繼續放毒。決定以後更要多發表反黨的諷刺詩和宣揚頹廢、哀愁的詩。流沙河揚言還要寫‘昆蟲篇’，他叫囂：‘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後的意思)還要幹！’”
16日《中國青年》1957年第16期刊出沙鷗的文章《反擊右派的戰鼓——談北大、清華的反右派牆頭詩》。文章講：“在北大、清華等大學裏，在反擊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中，許多同學除了向右派分子展開了麵對麵的說理鬥爭外，並以大量的牆頭詩反擊著右派。”“從詩歌上來說，這是萬分可喜的現象。”“我們從來也不曾掩飾，詩歌是我們工人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一個武器。當我讀到同學們寫的許多反右派的牆頭詩時，我是以激動的心情感到這個武器是如此緊緊地握在我們先進的同學手中，它又是以充足的火力射擊著敵人。”
18日《文藝報》1957年第20號刊出公木《掃除靈魂底垃圾——擊破丁陳反黨聯盟》、沙鷗《丁玲的哲學及其它》等詩和樹鑫的文章《四川文藝界反擊以石天河為首的反黨小集團》。
20日《藍星詩選》創刊號出版，覃子豪主編，至10月25日停刊，共出2期。第1期名為“獅子星座號”，刊有覃子豪的詩論《新詩向何處去》。紀弦講：“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詩聯’舉行八月份最後一次的常務委員會。我到得較早，第二個到的是覃子豪，這時，其他常委和組長，還沒有一個來，他就送給我一冊八月二十日新出版的《藍星詩選》第一輯，並說他的理論有和我相抵觸之處，希望這不影響到我們之間的友誼。散會後，回到家，我拜讀了他的長文《新詩向何處去》，大部分未敢苟同，頗有幾句話要說。當然，我也希望這不傷及我們之間的感情。否則，以團結詩壇為宗旨的‘詩聯’之組成，豈不是根本就多此一舉了嗎？於是我寫了《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和《對於所謂六原則之批判》兩篇長文，分別發表在《現代詩》第十九期和第二十期上，給了他一個總的答複。”(《紀弦回憶錄？第二部》第81頁，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0日《文學雜誌》第2卷第6期刊出林以亮《十四行二首》、梁文星(吳興華)《覽古》等詩。
21日《人民日報》刊出星環的文章《應不應該“一棍子打死”？》。
22日《旅行家》1957年第8期刊出田間《芒市見聞二首》、徐遲《旅行者的歌》等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