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嚐試與創新探索——評操慧博士的《中國晚報文化研究》
陳敘
書桌上擺放著操慧博士的專著《中國晚報文化研究——作為個案的〈北京晚報〉文化》，淡黃色的清雅書麵，一如作者本人的風格：清新、淡雅，沉穩中透著靈犀。再次認真地閱讀它，36萬字的專著安靜地舒展著，嚴密的邏輯，開放的學術視野，獨特的視角，清新的文筆，令人升起“台上一分鍾，台下十年功”的喟歎。《中國晚報文化研究》是操慧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經過認真修改與補正後出版的專著，它透射著作者對該領域學術研究前沿動態的敏銳洞見，體現了作者對媒介文化研究進行本土化創新的執著探索和努力，它是對作者學術儲備、專業素養的一次綜合檢閱和展示；同時也是作者多年學習研究的心血凝聚。
20世紀以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繼發生了一係列重要轉向，從語言學轉向、解釋學轉向、後現代轉向，直至文化轉向。新媒體和娛樂產業的飛速發展帶來巨大的革新潮流，讓人們不得不認真審視大眾文化所引發的嚴峻挑戰。媒介文化作為大眾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成為日益升溫的研究領域。最為典型的是西方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對媒介及其文本進行了反思性的分析、解讀、闡釋和批評。進入21世紀，世界傳媒技術的日新月異，助推大眾傳媒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媒介不僅構築了我們生存其間的擬態環境，還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內化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此即媒介化生存。在中國，隨著媒介社會角色的日趨重要以及西方學術思想的傳播和由此構成的參照，使媒介文化研究朝著跨學科方向發展，由此吸引了諸多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的參與。然而，絕大多數研究還停留在介紹西方媒介文化或對中國媒介文化的一般性描述上，在研究中側重對西方文化理論的解讀而忽視對中國文化理論的本土闡釋和建構；在分析中國文化現象時往往照搬或套用西方的文化理論，尚存在方法上簡單移植、缺乏分析深度和學理深度的遺憾。正如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尹鴻教授所言：“我們的媒介文化研究如同整個文化研究乃至整個人文學術研究一樣，都處在一種學術後殖民的尷尬狀態中。”關注本土的媒介文化現象，建構本土的媒介文化理論闡釋框架應當成為當下學者的一種學術責任和自覺追求。《中國晚報文化研究》一書正體現了作者的這一理論自覺和探索精神。
媒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探索當主要包含兩方麵的命題。一為媒介文化為何，即什麼是媒介文化？二是媒介文化何為，即媒介文化在時代語境下如何發展，其內在規律和未來趨向是什麼？
圍繞這兩大命題，該書以理論建構和個案剖析相結合的整體構架係統，深入、生動地呈現了作者對本土媒介文化現象的關注，表達了其對媒介文化的獨到理解與思考。誠如作者所言，解析中國傳媒實踐中較重大、較迫切的現實問題，是對自身係統學習新聞傳播理論的全麵挑戰與必要檢驗，也是回應傳媒業界實踐的理論需要，這也是媒介文化研究賦予研究者的學術使命。本書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既體現了對現實本土的媒介文化現象的敏感和關注，又注意了對媒介文化理論研究的現實性提升。即既要考慮本土媒介文化現象的典型性，又要關注其研究空白和提升空間，尋找到貼切而深入的研究視角、價值和意義，從而給予媒介文化內涵應有的界定。
其實，媒介文化為何與何為本身就是一個相互成就的因果體，同時，從動態發生和發展的過程來審視，它也是一個相互創生的特定文化機製。媒介文化的生發離不開社會曆史發展進程中的文化積澱與接受慣習。經驗式的研究多從微觀的某一媒介文化現象出發，探討其社會影響和媒介功能的發揮，因而側重於媒介和文化的主體功能的疊加式分析，並力圖說明媒介文化應用的利弊及提供如何趨利避害的策略，這與媒介研究慣用的應用功能取向是一致的。如中西方學界對電視、電影節目的文化功能研究；或如媒體影響某一類社會特定群體的態度、行為及認知的研究(尤以兒童為代表，如電視廣告對兒童行為的影響等)。這類偏向媒介文化功能與效果的研究，預先假定媒介文化存在，在此基礎上選取任意種類的媒體傳播內容或行為進行對象化特定功能解析，無疑突出了微觀切入、透視深入的應用性和對策性立場，但是對媒介文化內在的客觀規定卻有所忽略，避之不談，這無形中使我們對媒介文化的認識隻見零散的構件而不見統合的機理，更不見背後的社會化動因，因此，令我們在理解媒介文化時可能會走向碎片化、遊動性和一定程度的隨意化，這對於不斷發生的新的媒介文化的接受和創新會造成理性認識的阻滯或片麵，而且在宏觀層麵上其實簡單化和淺表化了媒介文化作為活力豐沛的社會景觀的研究價值。由此研究現狀的深層反思和中西方媒介實踐研究的比對出發，作者選取了中國晚報文化來試圖豐富或彌補之前研究尤其是本土媒介文化研究的某些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