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中國視角，並力圖在中國語境中構建起中國晚報文化研究的理論框架並闡釋其現實意義，體現了作者難能可貴的中國問題意識和學術建構能力。這是本書最大的創新和亮點。要回答媒介文化為何的命題，須走出簡單機械移植西方媒介文化理論研究的誤區，“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現實主義與批判主義的主調和研究取向，取決於西方媒介發展的傳播特征，中國社會的曆史處境與西方國家有著巨大差異，如果無視這種差異，將很可能導致我們的文化研究脫離中國社會現實，這也會從根本上違背媒介文化研究的實踐精神。所以，立足中國媒介生態的曆史源流和發展實際，倡導研究的中國特色、本土視野，無疑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的”。這種理論自覺深深滲透進了作者的理論闡釋架構之中。本書在研究媒介文化的生成與其共性、個性比較中，注重中國意識的立足點，強調媒介文化的中國特色，強調多元化的視野以及辯證的思維。作者認為，“不同的國情、民情和文化積澱，決定了晚報發展的不同；而國內各地橫向比較，區域性的差異同樣決定了同中有異的實況。它啟示我們：對媒介及媒介文化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大的特定時空坐標中，聯係多種相關因素綜合考察，才能得到有別於以前單一、定性的全麵認識”。因此，作為研究對象的媒介文化和作為研究方法的文化研究的同構性決定了問題的複雜度。厘清媒介文化的內涵邊界與確立正確的研究視角成為本書的創新起點。
作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媒介文化”研究興起以及“西方新聞傳播學批判學派”的曆史進行了簡略回溯，指出其最大特點是跳出狹義的新聞說新聞，離開傳播論傳播。如以“社會學的整體的”研究方法著稱的法蘭克福學派，對西方資本主義“商品拜物教”文化邏輯的揭示與批判。又如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采用文本分析和受眾調查兩種主要方法，揭示大眾傳媒為占統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識形態服務的傾向，考察受眾符號解讀的多樣性等。西方學者的理論論著中少有將“媒介文化”作為整體概念或範疇進行學科意義上的宏觀論述，更多是將媒介的內涵與外延，如媒介史、媒介技術、媒介功能、媒介影響以大眾傳播的生產製作、加工、銷售為中介進行多維的個案式的文化分析。在研究角度上，他們多采取“媒介”與“文化”雙線平行的互證研究，通過尋找可論證兩者間的關聯達到對“媒介文化”的闡釋與論析。“西方學者對‘媒介文化’這一對象的界定和對其內涵的認識是寬鬆的、具體的、開放的、綜合的。‘媒介文化’在‘媒介’與‘文化’的互動中所形成的‘媒介活動’與‘媒介現象’中互證著其獨立的存在和彼此依存的交叉性的內涵。”而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文化內涵和外延的無限豐富性給媒介文化研究帶來了多種可能。自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興起，加之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傳播，我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了“新聞文化”研究的小熱潮。以劉智為代表的本土學者，認為“新聞文化是作為群體或類的人在新聞活動中創造的，表現為器物(物質層次)、製度(心物結合)、觀念(心理層次)的複合體”。作為一種亞文化係統，它包括物質文化、製度文化、心理文化三個子係統。盡管在研究立場和態度上，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以批判性著稱，而“新聞文化”多偏向積極肯定麵的立場與態度。但作者在對中西媒介文化研究的比較中仍然發現，西方媒介文化研究內涵中包括的媒介發展、媒介運作、媒介接受、媒介特征、媒介人文等內容與“新聞文化”的內在關聯是顯而易見的。其中的曆史發展、媒介運作、媒介人文，恰好與“新聞文化”構成的物質、製度、心理三層次對應。“新聞文化”在此層麵上可被視作具有本土化、中國化特征的“媒介文化”。作者在中西研究成果的比較基礎上驗證了媒介文化內涵的共通之處。在對媒介文化發生模式的考察中，又著眼於物質、製度、精神三個層麵的交互作用分析其動力過程，並指出媒介文化發生的起點普遍表現為製度層，由它決定物質生產層的方向與內容。作者的中國問題意識與理論自覺讓該書在研究中汲取了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中多學科交叉的方法，並努力尋求媒介與文化的平行互證；同時，也注重中國文化語境的適應性，更多以建設性的態度和立場進行中國晚報文化研究，還同步吸納了東方人整體思維的特點，即媒介文化既可視作一種研究語境，也可作為一種闡釋邏輯。因之，作者認為媒介文化“是指以媒介為載體，為中心，通過自身的信息傳播活動與社會文化形成相互創生的一種亞文化係統和一種特殊的文化樣態”。在對中國晚報文化的研究中，她既把晚報視作一種文化現象，也密切關注晚報在曆史變遷中的多元文化動因；她既把晚報文化作為整體研究對象，透析其特點，又從晚報曆史、晚報運作、晚報人文三個層麵去把握媒介文化的內涵，並將理論分析與個案研究有機結合，力圖呈現晚報文化所代表的中國本土媒介文化的流動性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