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歌詞學》一書中對歌詞“文化身份”的建構也耐人尋味，別具慧眼。作者通過對西方大眾文化研究理論的揚棄，提出了“歌眾”這一新概念。認為歌眾是歌曲流傳最重要的一環。因為“歌流傳到歌眾，才出現意圖實現、失敗、再生的最終可能性”。這與以往我們所理解的“聽眾”，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聽眾”意味著被動接受，而“歌眾”卻具有強大的能動性。在歌詞流傳過程中，歌眾對歌詞的理解和接受意識也會滲入其中，進而與歌詞的語境和歌者的情感相呼應。
歌眾是歌詞實現意義的場域，歌詞必須期待歌眾的“再創造”，即由詞作者的意圖、曲作者的意圖、歌手的意圖，最終歸結到歌眾的意圖。這種意圖的擴大循環，也即是作者開篇談到的“歌必流行”的內涵所在。對於這一論述，作者運用了西方大眾文化研究中費克斯等人的能動觀眾理論，以及斯圖亞特？霍爾的“三種解碼”理論，並富有創見地提出了第四種解碼方式“創作式解碼”，強調“歌的接受，一開始時是摹仿，不久就變成了自我表達，自我創造，而在自我表達中不可能完全遵循精英所規定的模式，而是就自己的身體條件、感情需要、精神追求、予以改造”。“歌必流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種“創作式解碼”，歌詞本身的意圖在歌眾的再造過程中獲取了新的意義。
在這個大的框架下，作者對歌曲流傳中的主體與主體間性、阿爾都塞“詢喚理論”下被“召喚”出的歌眾主體也進行了深入探討。同時，該書還對歌曲流傳的特殊方式，例如“歌不附‘體’”、老歌翻唱、歌曲代溝以及商業化背景下公私機構在歌曲流傳中發揮的重大作用，都做了頗有見地的論述。可以說，作者為歌詞賦予的“文化身份”讓我們對歌詞有了嶄新的認識。
整部《歌詞學》視野開闊，從歌詞文體學和文化學兩個大的角度，分別對歌詞的詩學身份、音樂身份、文化身份進行了提綱挈領的把握和分析。作者紮實的文學理論素養和樂理功底，在研究中顯露無遺。詳略有致的敘述論證，為歌詞研究搭建了堅實的理論骨架。理據服人，“歌詞學”這門學科的出現也就因此順理成章。
三、從《歌詞學》到“歌詞學”：一門新興學科的研究前景
就像一本《當代文學史》不等於一門當代文學史一樣，一本《歌詞學》也不等於一門歌詞學。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本書之所以直接命名為《歌詞學》的原因之一，並非作者自詡博識，窮盡了歌詞研究領域。相反，本書跋涉之艱難，足以證明：這門學科亟待更有眼光的學者共同探索。”作者為此著命其名的目的，正是為了呼喚更多研究者加入建立這門新學科的努力。
當文化研究成為學界重要研究範式時，歌詞學這門學科無疑更具有前沿性。作為新生學科，歌詞研究難免也會遭人詬病，甚至受到爭議和質疑。但抽象的評價是非無濟於事，具體的爭議才更值得人們思考，更具有研究價值。法國哲學家蕭沆在其著作《解體概要》中談道：“懷疑不可能在音樂中開放……一個沒有眼淚可以交給音樂，隻能依靠回憶自己往昔所拋灑的淚滴過活的人，算是徹底沒救了……”同理，一個對歌詞研究抱有懷疑的人，也必然會發現他認識的狹隘和對歌詞的理解的簡單粗陋。真理必定是經過無數爭議、無數質疑，甚至沉默後才獲得的。何況在這個男性雲集的中國學術界，一個能寫詩、寫歌的女學者，以敏銳細膩的學術眼光捕捉到這塊陽光照不到的領域，且能自成一家，十分難得。《歌詞學》作為一種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能推動歌詞的跨學科研究，從而建立起一種更廣泛的“歌詞學”學科，而歌詞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前景也非常值得期待。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來加以研究。
首先，從跨學科中的歌詞研究來看，歌詞在文學、音樂、影視、戲劇(包括歌劇、舞劇)以及戲曲等藝術式樣中都有廣泛的應用。但一般學者都忽視了歌詞在自身藝術形式中的特殊作用。例如在中國傳統戲曲中，唱詞可以看作一種特殊的歌詞。它同樣具有歌詞所具有的三重身份，但它的存在方式必然帶有戲曲學科的獨特印記；歌詞也是現代歌劇中舉足輕重的“腳本”，它的表意方式也必然要符合歌劇的藝術“規定”；同樣一首脫離電影語境的歌曲，看似和流行歌曲沒有很多差別，但在創作意圖上必然受到其影視作品主題的製約。可以說，歌詞站在眾多學科的交叉點上，歌詞學的出現，既明確了自身存在的意義，也為不同學科間的研究互動注入了新的活力，歌詞在向其他藝術領域擴展的過程中，勢必會帶動和豐富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內容。同樣，跨學科研究的新成果也有助於歌詞理論進一步完善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