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可以看出，《思問錄》對文學史的描摹，借鑒了微觀史學的研究思路，注重從細微處入手，挖掘曆史細節，善於從貌似偶然的小事中追尋曆史的脈絡。這種做法，並不是由於作者深入細致的史料考究帶來的無意收獲(盡管它必須以深入細致的史料考究為基礎)，而是作者意識鮮明的有意為之。不僅研究思路如此，這甚至還影響了《思問錄》一書的表述方式。附錄之《世界舞台上的民族主義》一文對卡爾？瑞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評論，就是從一件偶然的事件——在湖南教書的美國女教師與避難中國的菲律賓共產黨員的邂逅和交往——入手，切入評論的視角。當然，令人最為印象深刻的微觀史考察，是《思問錄》對清末民初政論雜誌的研究。新的視角提供了新的思路，從而發現新的問題，做出新的闡釋。如對《甲寅》和《新青年》淵源的研究，作者避開了此前研究者從發刊宗旨、編輯思路、欄目設置、刊物風格、政治理念等方麵展開論述的傳統視角，而是“從雜誌形成、發展的外部因素，包括編輯和作者的人際互動以及刊物所依托的出版機構等角度切入，重新釋讀這兩份雜誌之間的淵源，嚐試以微觀史學的方法，再現新知識者在民初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圍繞報紙雜誌這一新興的言論空間進行交往和互動，構築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網絡，製造引導時代進步的新議題的曆史過程”。作者詳細考察了《甲寅》主事章士釗與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吳虞等人的文字交遊，以及《甲寅》、《新青年》與其出版機構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之間千絲萬縷的聯係，從而為闡釋《甲寅》與《新青年》的淵源和差異開掘了新的視角，並為進一步考察民初政論雜誌與新文化運動之發軔的關係提供了史料學、社會學乃至文化理論的支撐。通過微觀史、日常史的考證，作者發現，隻有將更多看似瑣碎的曆史細節納入研究的視野，人們才能更準確地理解新文學與新文化究竟緣何而來。這提醒我們，對於新文學的研究，應該更多注意文本之外的因素，政事、製度、市場乃至瑣細如私人情誼者，都有可能於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從而推動曆史的進程。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作者將這種視野一以貫之，詳細考察了近代報刊與官方勢力、市場效應、士紳階層的互動，印刷技術、郵政事業對報刊發展的支持，新學堂的開設、識字率的提高、新知識分子的湧現和租界的存在對近代輿論形態的影響，以豐富的材料為讀者勾畫出了中國近代輿論的多元內涵和多維動態結構。在這樣一個具有自身發展邏輯的獨特曆史存在中，作者對新文化運動發生所做的知識社會學考察便順理成章，作者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為此前長時間知識積累的產物，這些知識與新式教育、近代出版等社會性因素共同構成了新文化運動得以發生所必備的一整套資源譜係。其中，以《甲寅》和《新青年》為代表的民初政論雜誌，既是這資源譜係的一部分，又參與並主導了這一時期知識生產的過程，還作為輿論的主要表現形式以及公共領域中的特殊結構和主體，作為新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交往模式，改變了原有的知識生產方式，從而為新文化的發生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