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思問錄》的文學史研究的理路，是將微觀史作為切入的視角，而不是最終目的。作者雖然強調從具體細節入手研究曆史，但落足點仍是希望尋求對曆史的整體把握與深度反思。《新青年》在《甲寅》雜誌的停刊和甲寅作者群的解體、分化中誕生，這恰恰體現了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政治啟蒙向新文化啟蒙的發展。在政論雜誌《甲寅》中嶄露頭角的“社會性議題”到《新青年》中越發凸顯，遂使“社會”與“文化”成為“五四”時期知識生產的主題，這表現了清末民初知識生產的主題“國家——社會——文化”的演變過程，而這既是知識階層參與社會策略的轉變，又代表了知識分子對自身公共性、社會性的初步覺醒。諸如此類知微見著的論述在《思問錄》中隨處可見，這體現著作者微觀史視野下的曆史主義傳統與社會科學取向。在這一點上，《思問錄》顯然更接近於以梅狄克為代表的德國微觀史學派，而區別於以金茲伯格為代表的意大利同道。雖然梅狄克認為隻有“小的才是美麗的”，但正如伊格爾斯所指出的那樣，這並“不是指脫離了更大的語境之外的軼聞逸事史。事實上，梅狄克堅持說：曆史學應該從對‘中心’體製的關懷轉移到邊緣上麵去，在那裏可以發見有並不符合既定規範的每個個人。然而，個人卻隻能是作為一個更大的文化整體的一部分而為人理解。因此他所追求的微觀史，缺少了一個宏觀社會的語境便不能成立”。《思問錄》曾表達了對梅狄克觀點的讚同，看來這並非作者一時的心血來潮。實際上，《思問錄》絕不僅有對梅狄克微觀史學說的借鑒，更是對微觀史學帶有後現代主義極端傾向的修正，從而既避免了使微觀史、日常史研究“退化成奇聞逸事和發思古之幽情”的危險，又避免了所謂的“後現代曆史敘事學”對曆史真實的虛無主義態度。
《思問錄》對《綠波傳》的考辨，對《閑話並耕》的鉤沉，以及對《駱駝祥子》英譯本傳播狀況的梳理，都體現了相當傳統的治史之道，即對於史料的重視；即便是在借微觀史學之力最多的第一、二兩章，作者也同樣堅持從史料出發的原則，並采用了細密嚴謹的社會學方法，使用了一些第一手的統計數據和報表，這不僅增強了論述的準確性和可信度，而且昭示了一種文學史研究的新理路。正如不少理論家所指出，微觀史與宏觀史的結合可能是未來史學的發展趨勢，而曆史學與社會理論的互滲對於彼此都可相互激發促進，彼得？伯克已經非常清晰地論證了這一點。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從中也可獲得啟發。從這種意義上說，《思問錄》一書不僅提供了一些獨到新穎的研究結論，其方法論的意義或許也同樣重要。
二
《思問錄》對微觀史學方法既有所借鑒又有所修正，既借用西方又立足本土的研究理路，顯示了作者廣闊的理論視野與謹嚴的治學理念。《思問錄》對社會理論的嫻熟運用，之所以是恰切而富有說服力的，是因為作者堅持了立足本體、化而用之的原則。作者在一篇書評中，對於另外一位青年學者曾有這樣的期許：“既有麵向世界敞開的廓大胸懷，也有自己獨立的閱讀和思考；既能借鑒吸收國外的社會科學理論，也能珍視源自本土的切身體驗，特別是應該以自身對民族曆史的深入閱讀和體會為基礎，強化自身的問題意識而不至於陷入別人的話語場而不能自拔。”他將之稱為“在地的文學史研究”，而以此概括《思問錄》的研究理路，同樣是恰如其分的。
《思問錄》對社會學理論的借用順手拈來，這廣闊的理論視野為探求新思路、形成新認識提供了重要的支點。如果說《思問錄》對汪曾祺氣質的評論和對“自由人”文藝思想的複原都是傳統意義上知人論世的文學研究，顯得客觀辯證；那麼，在新的社會理論的支撐下，《思問錄》對文學現象的研究乃至對當下文學作品的解讀都充滿了發人深省的反思意識，彰顯出個性飛揚的學術品格。小而言之，這體現在借用原型批評理論對莫言小說《蛙》進行的文化解讀，借用微觀史學對影片《十月圍城》所做的雖短小精悍卻精彩迭現的個性評論；大而言之，則體現在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切入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新釋讀，和對時下十分熱鬧的“知識分子”問題的深刻剖析。這些研究，不僅總體上得出了不同於前人的嶄新闡釋，而且於具體問題上屢有新見。比如，對傳統研究視角“啟蒙”的反思就很有啟發性。前人的研究往往把《甲寅》、《正誼》等民初政論雜誌，甚至更早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等改良派刊物視為新文化的批判對象，然而從知識積累的角度看，這些刊物卻是廣義上啟蒙運動的組成部分，是政治性的啟蒙。而由政治啟蒙發展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啟蒙，說明政治啟蒙的作用並不明顯，但政治啟蒙的失敗開啟了新文化啟蒙運動。從這個角度看，這些民初政論雜誌的意義不容抹殺，其政治理念上的新與文化理念上的舊，恰恰說明“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現代啟蒙運動的重心，在這一階段合乎邏輯的、同時無可避免地處於政治啟蒙階段”。同樣，《思問錄》還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尤其是柯林斯的互動儀式鏈理論和網絡結構理論，分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和功能從“帝王師”向獨立的、公共性的“社會人”的轉變，以及這種轉變引起的知識生產方式的轉變。正是這種轉變，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提供了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