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八點鍾，一輛小汽車載著五個歸心如箭的人開行了。沿路的景物，沒有心緒看；公路上的石子彈起來，打著車底的鋼板發響，也不再嫌它討厭了；大家數著路旁的裏程標，“走了幾公裏了，剩下幾公裏了”，這樣屢次地說著。那些裏程標好像搬動過了，往常的一公裏似乎沒有那麼長。
總算把一百六十多個裏程標數完了。從亂哄哄的人叢中，汽車開進了嘉樂門，心頭深切地體驗到“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況味。忽然有人叫我，向我招手。定神看時，見是吳安真女士，“怎麼樣？”我慌張地問。
“你們一家人都好的，在賀昌群先生家裏了。”聽了這個話，我又深切地體驗到“疑是夢裏”並不是誇飾的修辭。
跑到昌群兄家裏，見著老母以下六口，沒有一個人流了一滴血，擦破了一處皮膚，那是我們的萬幸。他們告訴我寓中一切都燒了；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我並不感到激動。他們告訴我逃難時候那種慌急狼狽的情形；我很懊悔到了成都去，沒有同他們共嚐這一份惶恐和辛苦。他們告訴我從火場中檢出來的死屍將近上千了；那些人和我們一樣，犧牲的機會在冥冥之中等候著，他們不幸竟碰上了，那比較聽到一個朋友或是親戚尋常病死的消息，我覺得難受得多。最後，他們告訴我在日本飛機還沒飛走的時候，武大和技專的同學出動了，拆卸正在燃燒的房子，扛抬受了傷的人和斷了氣的屍體，真有奮不顧身的氣概；聽到這個話，我激動得流了淚。在成都聽人說起那一回成都被炸，中央軍校的全體同學立刻出動，努力救火救人，我也激動得流了淚。那是教育奏效的憑證，那是青年有為的憑證。把這種舍己為群的精神推廣開來，什麼事情做不成呢。
被炸以後的兩個月中間，我家都忙著置備一切器物。新的寓所租定了，在城外一座小山下，就搬了進去。粗陶碗，毛竹筷子，一樣可以吃飯；土布衣衫穿在身上，也沒有什麼不舒服；三間麵對田野的矮屋，比以前多了好些陽光和清新空氣。轟炸改變了我的什麼呢？到現在事隔半年了，在曾經是鬧市區的瓦礫堆上，又築起了白木土牆的房屋，各種店鋪都開出來了。和被炸的別處地方以及淪為戰區的各地一樣，還是沒有一個人顯得頹唐，怨恨到抗戰的國策；這是說給日本軍人聽也不會相信的。
1940年2月9日作。
刊《中學生》戰時半月刊20期（是年4月5日），署名聖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