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說，自從抗戰以來，不見有特色的文藝作品出現，不免令人失望。我並不失望。文藝作品不像牙刷線襪一類東西，可以限時限刻製造出許多來的，隻要文藝工作者不拋荒本分，多觀察，多思索，多作技術上的訓練，或遲或早，總會有出色的作品寫出來的。目前可寫的方麵太多了，無論認定哪一方麵，努力去發掘，都可以得到珍貴的寶藏，譬如把王克敏梁鴻誌汪兆銘一班人作為類型，描寫他們降順日本的心理上和行動上的過程，隻要忠實，扼要，深刻，就是一篇了不起的作品了。
雖然這麼說，我自己並沒有寫這樣一篇作品的野心。大概因為對於世情懂得太少了，我隻覺得咱們中國有王克敏梁鴻誌汪兆銘一班人乃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事實上竟有了，我怎麼能知道他們，從而描寫他們呢？
我的邏輯是非常簡單的：咱們中國人目前唯一的基本的人生觀是抗戰建國，凡是我所遇見的人，受傷的士兵，受災的難民，學生，工程師，教授，割肉的屠夫，種地的佃工，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表現有了這種認識。王克敏他們是中國人，當然也該有這種認識，但是他們已經降順了日本，打破了我的邏輯。我不懷疑我的邏輯有什麼漏洞，我隻詫異他們懷著那麼一顆心，竟和一般中國人完全兩樣。
且不提“操守”“氣節”等等字眼，那些字眼太抽象了。我隻是替王克敏他們想，在集會的時候，他們站起來說話，在發布文告的時候，他們提起筆來起草，無論怎樣滔滔汨汨，浩乎沛然，他們該不會沒有一刹那的時間，想到自己是否歪曲了事實，欺騙了自己和同胞，在迎合他們的主人吧。想到這個的時候，他們的臉將會紅起來熱起來，他們的話將會說不下去，他們的文字將會寫不下去吧。在宴飲的時候，同席的是翹著仁丹胡子的家夥，陪坐的是聳著高髻的藝妓，觴酌流行，歌舞徐起，也算得人生樂事，但是，他們該不會沒有一刹那的時間，想到自己是被牽上場的猴子，那弄猴子的就在旁邊吧。想到這個的時候，他們的臉會紅起來熱起來，他們將會覺得酒有點兒刺喉，歌有點兒刺耳，舞有點兒刺眼吧。在商訂“要綱”和“協定”的時候，你一聲“合作”，我一聲“親善”，也好像玉敦珠槃，折衝壇坫，但是，他們該不會沒有一刹那的時間，想到自己是在貢獻同胞的血，割斷同胞的生命線吧。想到這個的時候，他們的臉將會紅起來熱起來，簽字的手將會發抖吧。要是我處在他們的地位，我一定會這樣，那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我自己知道得清楚，我並不是怎樣特別有修養的人，我的心隻是平常中國人的一顆心。但是王克敏他們對於這些竟受得了。他們的心竟和一般中國人完全兩樣，怎麼能使我不感到詫異呢？
咱們處在他們的地位，臉將會時時紅起來熱起來，這就是所謂良心發現。良心並不是一件玄虛的東西，而是實際環境陶鑄成功的。一個人住在孤島上像魯賓遜那樣，就無所謂良心；住在人群中間，人和人彼此發生關係，從關係上著眼，自然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這就是良心。現在日本來攻打咱們，咱們並沒有對不起日本，是日本對不起咱們。日本想要奪取的不是某一處地方，是整個的中國；日本想要壓服的不是某一個人，是整個的中華民族。咱們如果不想好好兒過活，那也就罷了，但是咱們都想好好兒過活，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從這些上看，就知道日本是咱們的敵人；而凡是中國人，因為利害相同，甘苦相同，都是咱們的夥伴。同時也知道抵抗敵人是良心，照顧夥伴是良心；反過來，降順敵人是違背良心，危害夥伴是違背良心：這種由實際環境陶鑄成功的良心是無論如何埋沒不了的，除非你不是中國人。所以，咱們如果違背了良心，臉就會紅起來熱起來，覺得受不了；但是王克敏他們明明是中國人，竟把良心埋沒了，我不知道他們的良心是什麼做的！
你體麵一點說，說是為了政見不同，認識各異吧；你坦白一點說，會說是為了個人的權利，妻兒的享受吧；這些理由，在現代中國人的良心跟前，都顯得太薄弱了。至於說想救同胞於水火之中，免得大局糜爛下去；那他們自己知道得頂清楚，根本是信口開河，隨便胡說。我不知道他們用來自己騙自己的論據究竟是什麼！
我很想遇見王克敏梁鴻誌汪兆銘一班人，請他們把他們的心赤裸裸的拿出來，猶如沒有我在旁邊一樣，讓我看個仔細。我很希望多見多聞的文藝工作者能夠寫一篇作品，把王克敏他們的心維妙維肖地描寫出來，讓咱們開開眼界。
1940年3月13日作，寄上海某刊物未能發表。
後刊《戰時文藝》1卷3期（1942年2月1日），署名聖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