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7日，在一個名為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的科學會議上，斯大林發表了從此在蘇聯執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的講話。接著，次年1月11日的（（真理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把富農作為階
級消滅將提到日程上來》的社論，社論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你死
我活地向富農宣戰，最終從地球上消滅富農！”。
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蘇區裏，不但地主、還有富農們，也得在
胸前掛白布條的日子。
蘇聯人總自稱他們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的情況，早在1929年6月，
共產國際執委會便致信中共中央，內稱：“中國的富農，在大多數情
形之下，都是小地主，他們用更加束縛和更加殘酷的剝削形式去剝削中國農民基本群眾”；“在農村裏，富農分子照例到處都是公開地站到反動勢力方麵，來反對農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因此，要求中國黨“極堅決地克服在富農問題上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實行“加緊反對富農的路線”，領導農民“去反對地主和富農的壓迫與剝削”。（見《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1929年6月》）
中國的富農，遠不同於法、德農民中的大農，沙皇俄國的農民企業家，仍是中國傳統農業和近代社會曆史條件的產物。本來按照毛澤東早些時候的看法，富農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可能參加一份力量，在反對地主的鬥爭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在現實中，革命乍起時，富農在整體上雖與地主一樣，也有反動、外逃和參加革命等各種動向，但反動者的比例較地主低，參加革命的比例要大大高於地主。據興國縣第十區1930年10月的調查，全區二十九戶富農裏，參加革命的達到了十家。同年，在贛西南區鄉蘇維埃政府的幹部中，富農約占到了30% ……
對此，毛澤東是明白的，這反映在他1929年4月主持製定的（（興國縣土地法》中，該法規定，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及公共土地，不沒收富農的土地。中共也是清醒的，1928年夏在莫斯科，由李立三主持召開了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亦製定出在土地革命中保存富農經濟、中立富農的政策。
風從莫斯科來。有學者摩掌舊史後發現，是蘇維埃之旗在蒼涼的北風中旋舞，與那顆遙遠的高懸於宮頂的紅星互通款曲―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1930年6月，毛主持製定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火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時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更為激烈。毛猛烈扡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讚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
——（高華《“肅AB團”事件的曆史考察》香港中文大學
《二十一世紀》1999年第8期）
所謂“抽多補少”，是在經濟上沒收富農多餘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所謂“抽肥減瘦”，是富農的債務被盡數廢除後，又將他們的土地與農民的土地重新搭配。但實際上做起來，在江西蘇區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到了1932年，發展到凡認為是“好”的東西，富農便必須與此割絕：好房子被貧雇農調換了。好農具、好牲口、好種子隨時可能被拖走。在湘鄂西還一度發動大規模的挖窟行動，以追查收繳埋在地下的現金、細軟和糧食。追查的手段就是捆綁吊打，屢屢發生逼死富農人命……
當年底，開始編組富農勞役隊，在赤衛軍的監督下，擔當拆毀城牆、土圍子、敵工事，修築橋梁道路，以及蘇區內各兵站沿線間一部分笨重物質的挑運等勞務。在出大力幹重活之外，富農們還得自帶夥食。與地主們有所不同的是，地主們編人的是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為臨時勞役隊，有事集中，無事回家，種那塊壞田。有些地方壞田也未分，隻有到荒山野地去開墾，以維持“現在富農家況比雇農差”的生活，這個評價出自於毛澤東本人的（（長岡鄉調查》。
作為一種經濟成分，富農在蘇區已不再存在。作為個體的人，富農與地主，大體上成了一條正沉下去的破船上的難兄難弟。他們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失去了行動自由，受社會嚴密監管。至1933年夏查田運動開始後，在蘇區，原先在經濟上削弱富農，已經完全變成“消滅富農”。在一些地方，更發生了在肉體上不但消滅地主也消滅富農的“狂亂”，導致地主富農們被逼上山為匪、或勸誘群眾反水逃出蘇區的事件時有發生……
四
當革命的夢幻，終於在有玻璃窗子的城市房子裏破滅了時，蘇維埃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作為理想的捷徑，氣概的雕塑，是早期的共產黨人在中國南方淡然遠帕其實藏龍臥虎的大山之間崛起的小小蘇聯。
一邊是莫斯科老佛爺翻動那本紅色《聖經》的簌簌聲不絕於耳；一邊是壓抑了千百年的農民一旦卸下壓抑後，所表現出的激烈乃至暴決的要求。
最洋的與最土的結合；
最富先驗性的和最富本能性的結合……
這是一頓難吃的飯，擺在眼前的是一張麵包、黃油、羅宋湯和紅米飯、南瓜湯攪在一起的餐桌。對世世代代在鄉村中多扮著士紳角色的地富階級來說，蘇維埃運動可能是他們最後的晚餐。但對另一些人來說，蘇維埃懷抱裏的所有過失，所有荒唐，乃至“狂亂”，都比不上一個事實重要，即蘇維埃不是革命最後的晚餐，相反，蘇維埃保存了革命，並使之飲馬於都河後再度出征……在黨史軍史中這番業績當是不可磨滅的。
冤情雖會化作泊泊而去的流水，森然的白骨終將融人青山。但是，在所有的過失、荒唐乃至“狂亂”中，活躍的一種思維，若不加以清理、清算，它是不會消失的―
毛澤東自己到贛南的尋烏縣調查發現，土改之初，縣蘇維埃政權曾提出四種分田的辦法，即按人口平分、按勞動力平分、按生活財源多寡分配、按土地肥脊分配，並要求各區蘇維埃召集群眾代表討論，從中擇一。討論結果，“多數地方采取第一個辦法”，即按人口平分。以後這一辦法因“得到了多數貧農群眾的擁護”，又在全縣各區執行。（參見毛澤東《尋烏調查》）
又一份來自贛西南的報告中說：“平均分配容易辦，群眾也歡迎”，到蘇區“農村中去同農民群眾談話，隻要留心一聽，‘平產’兩字是很普通的，就是有些蘇維埃政府的對聯上也刊上‘平產’兩字。”（《贛西南劉作撫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1930年7月22日。轉引自何友W中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
傳統農業社會裏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普遍心態，由於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使之合法化了；而在周邊嚴峻的政治、軍事形勢的壓力下，動員群眾從來比發展經濟重要的頭等目標，總是百試不爽地通過“平分”、“平產”的法寶予以實現，更使得這一心態大大地膨脹了。此時，它所要求的絕對平均，幾近容不下一根銀針的差異，倘若出現了差異，它便要飛過去蝗蟲般撕咬。蘇區對富農的消滅，便源自於全社會的心理圍堵。倘若這一膨脹了的心態，卻感到了膨脹空間的趨小，它會爆炸成一股股讓領導者們駭然神變、最後不能不服從的激烈情緒。有研究這段曆史的學者認為，蘇區對於富農的政策，之所以會日益向左傾滑去， 自然有共產國際、毛澤東前後變化了思想的影響，但也有為著稀釋貧農、雇農們激烈情緒的原因。
在當今生活在法治時代的人們眼裏，這是一個多麼不可理喻的邏輯——
為了煥發一些人的情緒，就要剝奪另一些人的生存。為了讓一些人的胃口得到充分滿足，就得讓另一些人的頭低下來，鴕鳥似地低下來……
因為從來對平均主義思維和仇富心態缺乏有力地滌蕩，相反，它們卻能在此後各個時期的革命理論中得到五光十色的包裝，在我們這塊國土上頻頻舉行的運動與鬥爭的汽車方程賽中，充當第一級官方號令之外的第二級的心理驅動。它們盤結而成一條碩大的螞蝗，有了強大的吸附力，看起來不動聲色地貼在我們民族的肌體上，卻在不斷散發開的血腥氣中， 日益消耗去她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可以說，直到駛人八十年代初的江麵，曆史之槽才欽乃一聲驚歎：
被中國革命加以利用和倡導的某些傳統意識，卻是中國在自己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極力要摒棄與打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