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塔：1978
一
中國進入一個新時代的必然，可見於革命影響力在民間的式微。
以一浪又一浪運動為特征的長期的階級鬥爭，快速地凋謝了革命早期訴諸於窮人（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和關於未來美好生活的承諾。在社會沒有窮盡的普遍化的貧困裏，一戶貧農的飯桌上，到底能比一戶地主的飯桌上好出多少？對將來可以預見的日子，一個無錢又無後門渠道的工人子弟，又能比同在鄉下插隊的一名右派的兒子多上幾筆暖色？
階級鬥爭，還隔三岔五地變換著不同的旗幟與口號，品種不同的“階級敵人”像割下的稻禾一樣，成批量地倒在各個運動的流水線上。身上虱子多了不癢，債多了不愁。當若有上億人口的親屬與社會關係裏都有“階級敵人”存在的話，“階級敵人”也就成了不愁的債，不癢的虱子……
革命劃出了階級界限，革命導引出階級鬥爭。卻正是這皮相裏一次比一次激烈，骨子裏或許一次比一次衰減的階級鬥爭，在二十餘年後模糊了階級界限，人們隱隱約約有了同坐一條船上、同涉一個渡口的感覺。與階級相關的社會等級生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也不再得到民間的普遍認同。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原來土改如雷池一樣不能越半步的成分、出身問題，可以提出來商榷了。如甲說：我的父親是地主，土改時我本人還不到18歲，還在中學念書，也給了我一頂“地主”
的帽子，這是否符合黨的政策？乙提出，他的祖父是地主，他出生時祖父早就死了，他的家庭成分怎麼還是地主哩……
“上麵”有了鬆動的跡象，似乎不再考慮階級鬥爭的需要，而讓老地主們必須延續香火。在成分問題上，破天荒地開了個中性的口子，即允許地主、富農的後人們，使用沒有階級色彩的“農民”的家庭成分……
“上麵”的鬆動，表現為公開的轉變是，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可能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在會議發表的公報裏，沒有提“三大革命”一起抓，沒有提“以階級鬥爭為綱”，沒有提黨的基本路線。公報中講到的敵人，隻提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改變了過去“地富反壞右”的習慣提法……
這個公報，在建國後中共的曆史上，罕見的從容、樸素、幹淨，如雲貴高原上那藍得幾近透明的天空。不會讓人讀了如見山雨欲來，如聞燭影斧聲，或陷於股栗毅棘裏，或醉於鬥爭即將展開的萬丈豪情之中。
不到一個月，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
其要旨是，除了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議，縣革委會評審，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地主富農子女，家庭出身一律定為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今後他們在人學、參軍、人團、人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麵，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
據有關資料，全國共有440萬地主富農被摘掉帽子。離土改已近三十年了，能夠活到這時的，在土改時均是中青年。不算上非正常死亡，僅就自然原因，在他們之上，應該有兩代的地主富農中的多數人，沒有能等到這一天……
在這之前的四個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已發出當年著名的（55）號文件，即決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並給不應劃右派而錯劃了的人予以改正。
這兩個文件，開始在實踐上拔掉了中國這輛總呼嘯不已、顛騰不已的戰車上的驅動開關，讓一年又一年傳遞著政治歧視的舉國大傳銷，終於搞不下去。它們卻未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阻抗與巨大震動，像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它們隻是對一股早就墉倦、疲軟了的社會情緒的順應，對某種潛移默化了的社會觀念的確認。
土改後，主要是五十年代，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進入城市的地富子女，走仕途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多數進了教育、文化及工程技術部門，從事某項專業、技術工作。另一部分則留在了鄉村。到了六七十年代，地富子女不要說接受高等教育，往往受中等教育也沒有了可能，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成了鄉村中最下層、最廉價的苦力……
新的政策，極大地改變了昔日千百萬被專政者及其子女的命運。
如果說，1977年、1978年高考，還有些早春的寒意，出身對於考生而言，還不是一件可以完全拋掉的爛棉襖；那麼，到了“地主”、“富農”已成曆史陳跡的1979年以後，其子女們進人大學已如過江之螂了！
我一位朋友的父親，原籍湖南漣源縣，與曾國藩同鄉，因家學敦厚，本人聰穎，9歲即可吟詩作對。巧歲上高中，僅讀了兩年，正逢土改。他既是醫生又是士紳的父親，因劃為地主而被判刑勞改，從此由他稚嫩的肩膀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先挑貨郎擔，後因全家被掃地出門，來到外地以打石為生，一打打了幾十年，青年、中年均耗在一片片嶙峋的亂石堆下…... 1978年，他花甲有四，老夫發了新聲，15歲的兒子考上了湖南醫學院―“喜從湘來，感慨良多，竟夜不能眠，欣然命筆”——
父兒讀書巧同齡，
相互對比有愧心；
父因環境未酬誌，
兒應展翅淩太空。
馬列光輝照日月，
黨恩宏大比海深；
盼兒鼓起衝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