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京的林子有多大?
長城
從古書裏可以看到，北京的曆史簡直就是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長期抗衡、抵觸並不斷融合的曆史，長城就是這段曆史留下的遺物及其見證。
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僅僅是防禦性的戰爭建築(類似於後來的哨樓、堡壘、戰壕、工事)，更相當於一座舉世無雙的紀念碑——尤其表現在古老的騎射文明與農業文明所展開的漫長拉鋸戰灰飛煙滅之後。和平時期，它不再具備實際功效，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沉重的紀念，紀念退隱於歲月帳幕深處的金戈鐵馬，碧血黃沙。提到紀念碑，我首先聯想到普希金的一首著名的詩篇，引用過古羅馬賀拉斯一曲頌歌的拉丁文題詞，大意為“我建立了一個紀念碑”。普希金渴望建立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紀念碑”，長城雖是人工建造的，卻承載著冥冥之中的天意。“秦時明月漢時關”，它自始皇帝督建(有孟薑女哭倒城牆的傳說)，經曆了秦漢、唐宋曆朝曆代的加固，在明代又兩度大規模地擴建，已蔚然成大觀——世界大觀。不僅列入人類七大奇跡，而且據說是宇航員在太空惟一能目擊到的人工景致。
“萬裏長城萬裏長，長城兩邊是故鄉”，直至今天還有這樣的謠曲在民間流傳。在民族心理中舉足輕重的“長城情結”，以偏頗的筆觸劃分著禮儀之邦與蠻荒之域的界限，並由此展開了無窮盡的防範與進攻、保守與突破，長城的榮辱忠實記錄著華夏諸民族在長夜般的封建時期的興衰更替，在血腥的搏鬥與嚴酷的生存競爭中，可以說誰擁有長城就擁有中國，勝則為王敗則為寇。長城情結——長城的心理學意義甚至高於其建築學意義：大牆泱泱，不僅象征著中原農耕民族封閉、保守、自私、膽怯的防衛型心理，同時加倍激勵起城外遊牧民族渴望占有先進文明的鐵血鬥誌。從金兵南下飲馬、成吉思汗射大雕，到清軍入關坐收天下，一牆之隔有時比一紙之隔還要脆弱——你有長城，我有鐵蹄，十年麵壁圖破壁。但霍去病、李廣、嶽飛、戚繼光……這一係列星辰般閃光的英雄名字，還是鑲嵌進長城的曆史。以至明崇禎誤殺袁崇煥的事件，被後人痛心地說成是“自毀長城”。
看來華夏曆史中除了一座磚瓦結構的長城之外，還確實存在著一道“血肉築成的長城”(《義勇軍進行曲》的說法)，或者說精神長城，精神力量的長城。長城的涵義比它自身更為博大。它證實了普希金關於建立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紀念碑”的想法。所謂的長城情結亦是文明的產物，鬼斧神工，非現實中的能工巧匠可為，它呼喚著英雄主義。人造就了長城，而長城的曆史也造就了英雄。
長城情結某些時候也就是英雄情結。亂世出英雄，戰爭是殘酷的——但也是對英雄本色的最大考驗。在古代，最大的英雄幾乎都是在戰爭中誕生的。難怪曹操要與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呢：“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大戰爭造就了大英雄，而中國曆史上的大戰爭，相當一部分都與長城有關。和長城有關的英雄，常常被叫做民族英雄。如果說長城確實是一座彈痕累累的紀念碑的話，那上麵同樣也星羅棋布地刻滿了英雄的名字。和中國的所有城池相比，長城是最不允許陷落的——城在，陣地就在，和平就在，尊嚴就在。長城失守，則江山淪陷。雖然長城是城又非城，它不是城市，卻是城市的衛士，是所有城市的靈魂。當然，在輕歌曼舞的現代社會，古老的長城僅僅是裝飾品或紀念品，不再具有實際意義。
但長城情結是有遺傳的。現代人的口號是：“不到長城非好漢。”好漢即英雄的別稱。譬如鄰近北京的八達嶺長城居庸關，已變成風景點了，我常見地攤兜售印有這句口號的旅遊工藝品，並有遊客穿著印有同一字樣的文化衫攝影留念，在箭垛口撫今追昔，昂首挺胸，擺出像好漢的架式。這些終於登上了長城的英雄們——當代英雄，真是太容易做了。口號至少要令人熱血沸騰，“不到長城非好漢”一旦被濫用，甚至連口號都算不上了，快變成風景區的廣告詞了。
長城是偉大的。隨便舉個例子：我所崇拜的遠在拉丁美洲的文學大師博爾赫斯，甚至都寫過一篇叫《長城和書》的短篇小說。他說他無法想像“下令修築中國的長得幾乎沒有盡頭的城牆”以及“申令全國焚毀先於他的全部書籍”，居然是同一個人。我明白他的意思：前者是建設性的，後者是毀滅性的，中國的第一個皇帝 (也可謂第一位大英雄)的功過相互抵消了。我在長城腳下，為什麼沒想到這一點呢?我還清晰地記得博爾赫斯原文中有一句話：“長城是一種挑戰。”是防衛者對進攻者的挑戰呢，還是物對人的挑戰?我一直以為挑戰是進攻者的專利，長城打破了我的觀念。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白發已先斑”，多少英雄是在對長城的敬禮中衰老的。英雄輩出，長城卻隻有這麼一座。
我從外省投奔北京，最關注的是長城。在我心目中，北京是離長城最近的一座城市。或者說，它和長城，彼此成為對方的一部分。選擇長城腳下生活，多麼幸福的事情。我是一個遠道而來的遊牧者，我以遊牧民族的眼光打量長城：長城對任何人都是一種挑戰，足以激發起我的血性和英雄夢想。在長城腳下，我是一位步行的現代遊牧者：我的寶馬呢?我的長纓呢?我的彎弓呢?它們失落在何處?最令人苦惱的莫過於：我的敵人呢?(類似於李白的“拔劍四顧心茫然”)除了滿腹豪情，“請不要責怪我一無所有，請不要提醒我兩手空空”——我背誦著海子的詩(這位在山海關臥軌的早夭天才)。我是另一種拒絕投降的詩人，我要以頭顱撞開異鄉的城門。我愛你，烽火台，請給我一個信號吧。我愛你，彼岸的風景，全新的生活，理想的世界。長城是我夢境與現實的界線，啊，我最後的邊疆，我永遠的驛站。
長城是一種共識，但每個人又可能對它有不同的理解。我剛來北京時，結識一位帶有草原血統的內蒙畫家，他說他移居北京已8年了，卻從沒去郊外爬過長城。為什麼?他回答：“俗話說不到長城非好漢，對於我而言，沒成為好漢就不到長城。我一直臥薪嚐膽地奮鬥著，某一天真正成功了，才有登長城的資格。我希望登上長城的時候，不是帶著失敗的酸楚，而是帶著自信的微笑。否則我無顏見長城，就像楚霸王兵敗無顏見江東父老。我可不想像孟薑女那樣跪倒在長城腳下痛哭流涕，我是個血氣方剛的男人……”長城是他的一個目標，或夢想中輝煌的參照物。他忠實地捍衛著“不到長城非好漢”這句誓言的神聖性。壯士一諾，擲地有聲。我為人類意誌的魅力感動了。這是我認識的最熱愛長城的一個人。他心裏供奉著另一座堅不可摧的長城——理想主義者的長城。他已經算是半個北京人了，卻固執地保留著這最後一個風景點。沒有誰這樣要求他，他卻這樣要求自己。
後來我漸漸和他失去聯係，像兩個遊牧者在避風的山穀借火點煙然後就擦肩而過。轉眼又8年過去了，每當想起他，我就想起他那段對於長城的承諾——價值連城的赤子丹心。而每一次郊遊登長城，我總要想起這位在北京臥薪嚐膽、麵壁磨劍的朋友，並且極其關心：這些年裏他是否已來過長城?長城是否已幫助他打破人生的記錄?即使長城永遠與他無緣，他仍然是我眼中的英雄。他的長城情結令人回腸蕩氣。
長城與運河
北京啊北京，北麵有長城，東麵有運河，這是兩座足以概括其曆史的無字的紀念碑，而南麵則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這使它獲得了一般城市無法比擬的鮮明的地理特征。在我意念中，運河是母性，平原是父性的，逶迤於北部中國額際的長城像一道風化的皺紋則是屏障般的群山之子，揮灑著永葆童貞的男兒血性。
獻給長城的讚美詩是不計其數的，唯獨魯迅曾在20世紀初別出心裁地評價：“……從來不過徒然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嚐擋得住。現在不過一種古跡了，但一時也不會滅盡，或者還要保存它。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連為一體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他對長城實用價值的懷疑並未真的影響到長城在今天，在一個和平的年代的審美價值。
凡是來過北京的人，幾乎沒有誰不去看長城的。長城是北京最著名的鄰居。它甚至比這座城市還要古老。人們仍然在忙於修補長城，不是為了防禦戰亂，而僅僅為了紀念。長城曾經保護過我們，現在到了該我們保護長城的時候——它的箭垛、階梯、烽火台如同歲月的蛀齒，幾乎每隔幾年就要修補一次。否則在風吹雨淋的日子，古老的中國會牙疼的。又怎能不給長城添磚呢，包括我這篇文章，都是獻給長城的眾多讚美詩中最新一首。
每天都有從世界各地通來的遊客，站在粉飾一新的長城上攝影留念，這是和中國的幾千年文明合影的最佳位置。凸凹不平的每一塊城磚上麵，重疊著多少代人的腳印，或者說，濃縮著中國的往事。從這個角度來看，長城已被神化了。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寄托，象征著對曆史的崇拜與信仰。無法想象，長城會有倒塌的一天，又有誰的手能將它從地圖上抹去?它稱得上是中國的第一號文物了，享有著至高無尚的尊重與保護，像一位活在我們周圍同時又活在民族記憶裏的沉默的老人。
長城的影響是穿透時空的。也許每位中國人都會像魯迅那樣，“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不管你是感到安全抑或製約。這或許就是傳統吧。在長城腳上生活，在傳統的影響下順從或者叛逆，彷徨或者呐喊，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命運。
北京是離長城最近的一座城市，也是受傳統的影響最深遠的城市，所以它成為中國曆史上一係列極其重要的朝代的首都。鼎立於長城腳下，但它不是傳統文化盲目的順民，亦有著自身的思辨與判斷，對傳統進行著消化抑或抵觸。所以北京也是曆朝曆代政治氣氛最濃鬱、思想鬥爭最激烈的一座個性化城市，尤其近代以來表現得愈加明顯。譬如，魯迅對長城的那段詛咒，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寫出的，他一氣之下將長城作為封閉、保守、落後於時代的傳統文化的替身或象征物而加以批判。實質上長城本身倒是無辜的。
魯迅還在菜市口的紹興會館寫出了《呐喊》，隱忍與緘默的長城腳下，終於出現了充滿反叛意識的呐喊之子。呐喊的聲音在北京城的上空回蕩著，曆史並未感到陌生——魯迅並不是第一個、更不是最後一個呐喊者與叛逆者。綿延且鬱積了幾千年的傳統的建設者是偉大的，但其破壞者同樣是富於勇氣的，正好長城刀光劍影的傳記，恰恰是長城內外固執的守衛者與不懈的進攻者共同寫下的。或者說，他們共同創造了曆史。
我讀過某外國曆史學家的《尼羅河傳》，當時就想到，應該有一部《長城傳》，它足以包容中國最漫長的封建時代之始終。長城是當之無愧的傳主。或許這部《長城傳》本身存在著——以無字天書的形式，陳列於北部中國的青玉案上。別人可以為一條河流作傳，但你能說長城不是一條橫跨民族曆史的凝固的河流嗎?
這就是我來到北京後的思考。這就是我對長城複雜的感情。多年前流行過電視劇《霍元甲》主題歌“萬裏長城永不倒，千裏黃河水滔滔……”將長城與黃河皆作為中國人的精神支柱相比擬。黃河是民族的搖籃，是造物主呈獻給它的子民的一份厚禮；長城則是中國人親手締造的一個神話。前者出自天意，後者出自人為，甚至今人對長城的維護都堪稱一項修補神話的工程。
很少有誰敢於懷疑長城的不朽，除了魯迅曾為抗議黑暗的世紀而選擇過那偏激的立論。魯迅是有勇氣的。但不管怎麼說，長城的意義遠遠超越了它最初的建造者的想象，尤其在閉關鎖國的封建時代結束之後，它的防禦功能早已退化了。長城所記載的那些勝利抑或失敗，都已構成曆史，它在現代社會最大的價值就是能夠提供遙遠的見證。長城是中華民族曆史古老的證人，沉默的證人。它的存在就是證明。
和長城相比，運河則寂寞得多。北京東郊的通州是曾經赫赫有名的京杭大運河的起點(金代開鑿潮白河下遊，經元、明兩朝治理疏浚，方通杭州)。可自從潮白河水斷流、航運停止之後，北運河即成為排水河道，主要用於灌溉農田，貫穿了大半個封建時代的千年漕運史，業已隨昔日輝煌劃上一個黯淡的句號。北運河遺址，是通州城內現存的文物古跡之—，使用遺址一詞讓遊客絕望。
我來北京後，曾特意驅車出朝陽門去拜訪過，發現古運河已成一潭死水，漂滿空易拉罐、廢紙、朽木與菜葉，看不見輕盈的舟影，更聽不見那浪漫的槳聲了。北運河已經死了，在做完了溫柔富貴夢之後停止呼吸，你簡直無法想象它曾擁有過千帆競渡、百舸爭流的繁華場麵。甚至斜陽衰草間如我這樣虔誠的憑吊者，也寥寥無幾。仿佛此情此景不足一遊。但要知道，元、明、清直至民國，運河的水路都曾經是南北交通與運輸的要道，當時通州是北京城的大糧倉，幾乎每天都有整船整船的糧食、絲綢及其它貨物自江南水鄉遠道而來，囤積在碼頭上。可這一切皆已隨社會的發展而灰飛煙滅，如同一個縹緲而原始的夢境。北運河遺址已快成為一個沒有風景的風景點了，一個沒有遊客的名勝古跡。無法挽救了。
由此可見，它遠遠不如長城那麼幸運，雖然同樣都是曆史的證人，一個是戰爭的產物，一個是和平的化身。運河的繁華曾經忠實記錄過一個又一個太平盛世，當然，它那富裕、自由、美滿的夢想大多是在長城的嗬護下誕生的。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關係。這就是中國的曆史。所以在我的回憶中，長城與運河互為補充，長城不倒，運河不死，它們曾經是漫長的封建時代最重要的命脈。同時也為今人的追懷提供了沉默的證詞。
北京啊北京，北麵有長城，東麵有運河，這是兩座足以概括其往事的無字的紀念碑。此時此刻，我的雙手正在觸摸著它們，觸摸著它們波痕般的紋理抑或紋理般的波痕——石頭是冰涼的，水也是冰涼的，可我卻穿透時空測量到那一個古典的中國的體溫……
隆福寺
隆福寺早已名存實亡。如果今天我們按其遺址尋訪，絕對找不到史書裏記載的藏經殿、鍾鼓樓、藻井、禦碑，甚至連解放初期尚存的山門都無影無蹤了。舊有的建築全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頗具現代化商場規模的隆福大廈。來往的顧客口口聲聲念叨著隆福大廈(帶電梯，有空調，專賣名牌)，幾乎忘掉此地曾經有寺。或許對於當代老百姓而言，最值得朝拜的是百貨商場，物質才是最權威的神明。於是就像患了集體失憶症一樣，把隆福寺的影子棄置腦後。
隆福寺啊隆福寺，一針一線、一草一木都未留下，隻留下了傳說，可惜這傳說也少有聽眾了。
然而隆福寺，在明清時極盛，甚至書麵記載時都要加上一個“大”字，譬如明代劉侗等著的《帝京景物略》，對其大加讚美：“大隆福寺，恭仁康定，皇帝立也。三世佛、三大士，處殿二層三層。左殿藏經，右殿轉輪，中經毗盧殿，至第五層，乃大法堂。白石台欄，周圍殿堂，上下階陛，旋繞窗櫳，踐不藉地，曙不因天，蓋取用南內翔鳳等殿石欄幹也……”
尤其提及了中藻井，“製本西來，八部天龍，一華藏界具”，雍宮華貴，可見一斑了。
至清代，隆福寺徹底變成了黃教的廟寺，由喇嘛們主持，而且藏經的數量不比雍和宮遜色。吳長元所輯《震垣識略》也描述了其來曆與現狀：“大隆福寺在仁寺坊東四牌樓大市街之西，馬市北，其街以寺得名，明景泰三年建，役夫萬人，撤英宗南內木石助之。其白石台欄。乃南內翔鳳等殿石闌幹也。本朝雍正九年重修。每月之九十兩日，有廟市，百貨駢闐，為諸市冠。所居皆喇嘛。有世宗禦製碑……”
從中我們還能了解到，隆福寺的廟會在全城號稱第一，拜佛經商兩不誤。此地的商業意識看來是先天性遺傳。
民國時期，廟會照辦不誤，依然風風火火，是老北京市民生活的一大景。解放後名義上雖取消了廟會，卻將“東大地”的臨時性商場遷來，空地上搭建了許多帶鐵皮頂棚的露天攤檔，斷了香火的殿堂改用作倉儲,倒也能“擴大再生產”，隆福寺整個變成了熙熙攘攘的集貿市場。
延續至六十年代，幾經翻修，並被正式命名為“東四人民商場”。
應該承認：這仍是廟會的一種新形式，或者叫新時代的廟會吧，至於完全推倒舊牆的製約，擴大麵積，讓一座現代化設施的隆福大廈拔地而起，則是改革開放後的事情。是時代使然，還是百姓逐步提高的物質生活需求使然?廟太小了，養不下來自各方的神仙?
總之隆福寺麵目全非了。惟一對它表現出懷念之處，就是在新建的商廈頂層加了個廟宇飛簷造型的琉璃瓦屋頂。但這甚至還不能算“舊瓶裝新酒”，頂多算安了個老式的瓶蓋。
不管怎麼說，從隆福寺的興衰史能夠看出，它確實跟百貨生意有緣。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既是大雅之堂，又一直充滿著人間煙火味。所謂大雅大俗，就是這個意思吧!
即使現在，隆福寺大廈門前，仍保留了一條賣水貨服裝與風味小吃的老街，那熱鬧與嘈雜烙得人心裏熨貼得很，仿佛回到了老北京。從過往遊客眉開眼笑的模樣，你能約略辨認出當年市民們逛廟會時的神情……
隆福寺的故事，有些我是聽本地作家劉心武敘述的。解放初期他在隆福寺小學讀書，每天要四次穿過整個隆福寺。他說廟會裏賣各種吃的，糖瓜、麵菜、切糕、豆汁、褡褳火燒、灌腸、豆腐腦、焦圈和芝麻醬燒餅，使人至今回憶起來仍想咽口水。玩的就更多了，除了風箏、風車、蠟塑的小動物、泥子模子等土玩具，還有梳篦、豬胰子球、假發等舊貨，最讓人過眼癮的是耍大刀賣藥的、變戲法的以及看“西洋鏡”(小電影)的……
當然，他忙裏偷閑還隔著緊鎖的門扇窺視了殿堂裏的佛像和穹窿上的藻井，仿佛探測到另一個世界的奇跡，雖然這奇跡蒙蔽在陽暗的老光線裏，並且落滿了塵埃。多少年後，當那殘存的神跡也煙消雲散，他痛心疾首：我重訪了隆福寺，也就是去了東四人民市場。我發現所有的殿堂及其他能讓人想起隆福寺那座寺廟的建築已經蕩然無存，甚至連一根漢白玉欄杆，一副窗欞也找不見了，我便問他們：是什麼時候拆光的?為什麼將它拆光?沒有誰能回答這些問題，因為曆史一向是沉默的，是個麻木的啞巴。
書生也隻能以一聲長歎來悼念了：“嗚呼，世界上最壯美的藻井，那連故宮三大殿、養心殿、雍和宮都遠遠不及的隆福寺藻井，那中國古代建築史上最珍奇的孤例，我們是再也看不到了。隆福寺，如今已經成了一個純粹的書籍上的影子寺院。”
再後來，他目睹燈火通明的隆福大廈，還有什麼新的感觸嗎?或許，變得更加無奈吧?隆福大廈裏，供奉的是財神爺。
隆福寺的鍾鼓樓、塔院和書陀殿，清代曾遭火焚，留下了一小片廢墟。據說是值勤的喇嘛打瞌睡碰倒了油燈，撲救不及。
這仿佛也是有遺傳的。1993年前後，日進鬥金的隆福大廈也發生了火災。
那時我住在離隆福大廈不遠的沙灘，夜裏被消防車的警笛驚醒，走到街上一看，半片夜空都被映紅了，空氣裏都帶著焦糊味。許多市民心疼壞了：隆福大廈失火了，那燒的可都是錢啊。玉碎宮傾，寶貴繁華全被付之一炬。後來從報紙看到調查結果，才知是值夜班不夠仔細，電線短路造成的。這也是一段令人痛心的插曲。
今天我們看到的隆福大廈，是在火災的廢墟上重建的，而且規模更為宏大了。
劉心武把隆福寺形容為“影子寺院”，這說法挺耐人尋味，隆福大廈，能算是隆福寺在新時代的化身嗎?或者說，僅僅是遺址上的新建築?
逛隆福大廈，雖然大理石地麵光亮可鑒，卻照不見隆福寺古老的影子，我仍然放輕步履，生怕踩痛了一座名刹殘留的神經，那看不見的神經末梢，構成地下的根係。
獻給天安門的讚美詩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上，齒輪與麥穗環抱著天安門，天安門上空是五顆星星,所以我有理由一再重複：天安門是北京的麵孔，更是中國的麵孔。這是我們每個中國人再熟悉不過的圖案了,我們在國徽的照耀下安居樂業。上海詩人默默寫過一首《國徽上》：“我們在國徽上收獲民族迷人的性格，汗淋淋的國歌響徹雲霄……”他渴望在國徽上的天安門前種植一個浪漫的約會。國徽上的圖案或許是最袖珍的藝術品了。但其發行量卻是最大的,各種麵值的人民幣上都印刷有它的形象。我尤其喜愛硬幣背麵陳列的國徽圖案，凹凸有致，耐人揣摩,這是被多少億人親手撫摸、用汗水擦拭過的天安門啊!我甚至覺得: 最微型的浮雕，通常體現在一個國家的硬幣上,這是連窮人都能夠隨身攜帶的麵值最小的藝術品。
無論在曆史抑或現實中，天安門既是屬於偉人，屬於英雄的，又是屬於平民的。平民化的天安門形象，同樣在民間、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廣泛流傳,天安門的形象拉近了與群眾的距離，反而被放大了。天安門與每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命運息息相關。這是它無微不至的溫柔與力量。甚至使清貧的人也會覺得富有呀。每個人都擁有一個完整的天安門，並且在它的凝視中勞動與消費、創造與收獲,這是天安門賦予的平等的權利。自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天安門的形象便被移植在新中國的國徽上，迄今已整整60年了。這是天安門所反映的離我們最近的一段曆史，也是它最引以為驕傲的一段曆史,在此之前它還承載過更多的滄桑與榮辱，它的存在就是一部血淚書寫的民族傳記。哦，天安門,中國的一麵鏡子!
這麵鏡子是包羅萬象的，它接納崇高，又不拒絕平凡; 接納榮譽，又不拒絕樸素; 接納巨人，又不拒絕平民……每位中國人都能從中透視出跟整個民族共同經曆的歲月裏自己的往事。
20世紀上半葉，林語堂、梁實秋、周作人、鬱達夫等都曾經描述過北京的風土人情，尤其老舍的小說，堪稱是對北京平民生活所進行的“紀實的虛構、虛構的紀實”。建國之後，由於多種的影響，對作為首都的北京的文學描寫卻一度陷於概念化的誤區，對北京的吟詠也千篇一律是讚美詩的體製，洋溢著漢賦的風采。從那個時代的歌曲中可見一斑：《我愛北京天安門》、《北京有個金太陽》、《北京的金山上》……最平民化的也是《挑擔茶葉上北京》。北京的文化膚色，是以金色與紅色為基調的。北京是思想高度、公眾意識、集體力量的象征，似乎限製或拒絕了私人化的感情色彩,即使是對北京的歌頌，也必須具有人民性或代表性。
無論誰說起北京，首先想到的都是懸掛有領袖畫像的天安門,它印在小學課本的第一頁，日夜浮現在億萬群眾的腦海裏。天安門是北京光榮的麵孔，它金光四射的形象已構成北京的化身、祖國的化身。天安門的光芒覆蓋了整個北京，這是一座沒有陰影的城市。作為一位遲到的寫生者，依靠在廣場的漢白玉欄杆上，隔著金水橋、隔著長安街與這既載入史冊裏、又活在現實中的天安門城樓遙遙相望，我簡直不敢輕易地打開畫夾,即使我手握著彩虹，也會慚愧於自身筆法的蒼白……
我試圖自己動手給這部城市之書設計封麵，腦海裏首先浮現的總是天安門的形象。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天安門都是北京當之無愧的封麵,全世界都熟悉這張北京的麵孔、中國的麵孔,古老與智慧的象征。它籠罩著東方文明的光輝。這是一道麵對現實敞開的曆史之門，又是一道麵對曆史敞開的現實之門,我在這時間的門檻上徘徊著、沉吟著，甚至無法肯定自己的身份：是作為朝拜者呢，還是作為守望者?全中國人都會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它以兒歌的旋律，啟蒙了幾代人的童年與青春，天安門是億萬國人愛的核心。我對北京的感情，永遠帶有童真的性質，以詩人的童心來歌頌一座古城。為天安門寫詩，為天安門寫傳,是我至今所做過的一個最大的夢。也許我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我做過一個偉大的夢。在城市的影子裏，我活得很真實。
北京。我在稿紙方格上首先虔敬地寫下這個地名，就像供奉心目中的一尊神,這是一座我熱愛的東方化的都市，它在人文地理方麵所具備的特征契合了我性格中莊嚴肅穆的屬於信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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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正走過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此刻我正構思著這首廣場的讚美詩。天安門給了我這樣的靈感。矚目四望，人類曆史上那些風雲變幻的廣場遠遠近近地呈現著：俄羅斯的莫斯科的紅場，巴黎的凱旋門廣場，倫敦的海德廣場，紐約的時代廣場,雖然某些城市的廣場在蒙昧的世紀裏曾架過火刑柱、斷頭台或絞索，但廣場永遠是憧憬和平的,這也是人類的理想，所以那麼多的廣場上有無憂無慮的鴿群在遊客的腳步間起落、啄食,沒養鴿子的話也會以鮮花、常綠樹木抑或噴泉代替。
廣場總是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在和平主義的廣場上散步、約會、相聚，是多麼幸福的事情,這畢竟提供了人類家園的理想模式。廣場是一座城市居民們心情的萬花筒，也是大時代的一麵小鏡子,精神麵貌的梳妝鏡。此刻，我跟天安門廣場有個約會，一個文字的約會,我步履匆忙，渴望早點看到鏡中的曆史，鏡中的人群，乃至鏡中的自己……
? 明朝永樂十八年(1420年)，為遷都而準備的北京總體規劃中的城垣、宮殿、壇廟、衙署、王府均已竣工,最原始的天安門廣場也就存在了，它位於紫禁城正門大明門(即今天安門)與前門(當時是一甕城)之間。原先的空地較狹窄，幾經拓建方成今日之規模。
尤其新中國成立後，參照蘇聯專家的設計(莫斯科克裏姆林宮加紅場的翻版)：政府以天安門為中心，將天安門前的廣場大力擴建以備公眾集會和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中心增建了作為中國曆史象征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以追念曆次革命運動的先烈。
廣場的西側和東側分別是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曆史博物館。
1976年，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毛澤東逝世，在廣場南側、緊鄰人民英雄紀念碑增築了毛主席紀念堂，陳列這位偉人的遺體及水晶棺材，供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瞻仰。廣場成了一位二十世紀中國的巨人的歸宿，他那顆停止跳動的心髒，足以構成記憶的鍾擺,象征著一個時代的懸念與影響……
這麼些年來，廣場上空的五星紅旗每天準時升起，國旗班的士兵們在國歌的伴奏下走出天安門，走過金水橋、圖騰柱、長安街，在廣場上這全中國的一號旗杆下立正、敬禮，代表十餘億國人舉行這日複一日的隆重儀式。若有外國貴賓來訪，廣場一側會鋪開紅地毯，並有禮炮轟鳴，陸海空三軍儀仗隊接受世界檢閱。
從時間上來說，廣場及其周圍的景觀銜接著中國近五百多年曆史，形成打有不同時代烙印的天安門廣場建築群；從空間上來說，廣場既是中國的縮影，又是向世界放大的一扇窗口，全世界又有哪一個國家不知道北京呢，不知道北京有個天安門廣場呢?
由於經曆了漫長的封建時期，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命運逐漸與廣場聯係在一起。可以說，沉睡的廣場開始從這塊國土上覺醒，領悟到自己不可取代的責任與義務，呼喚民眾，領導時代新潮流。
尤其二十世紀，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若幹重大事件分明已構成中國曆史的轉折點或分水嶺，革命與運動大多通過廣場獲得最終實現(或體現)。
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由此引發的五四運動掀開全民族反帝、反封建的新篇章，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1935年12月9日，廣場上發動的“一二九”運動為1937年開始的抗日戰爭準備了條件。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親手升起第一麵五星紅旗，向廣場上的群眾及接受檢閱的士兵莊重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這聲音全世界都聽見了，這就是著名的開國大典，以後每年國慶節廣場上都要舉行慶祝活動。
1966年8月18日，身穿草綠色布軍裝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小將，並走下城樓進入廣場與群眾握手，據說當時廣場上雲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手捧紅寶書的紅衛兵，由此而拉開“文化大革命”沉重的序幕。
1976年4月5日，發生了紀念周總理逝世引起的天安門事件(即四五運動)，廣場上到處都是花圈、黑紗、挽聯、淚水，為粉碎“四人幫”準備了群眾基礎……
廣場上除了鮮花、旗幟、藍天白雲之外，還有記憶，似乎這正是廣場的屬性：廣場的記憶是另一種文本的曆史。
廣場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鮮明的一麵鏡子。它密切關注著東方睡獅冗長的夢境乃至從混沌中掙脫、覺醒的完整過程。
使廣場得以命名、並與廣場相映成趣的天安門，籠罩過中國漫長封建時代的黃昏，因為明清兩代皇城之正門，城樓開城門五洞，門前為金水河，橫跨河麵的五座漢白玉石橋即金水橋。
城樓前立有兩對石獅及兩尊華表，刻滿雲朵與盤龍的華表高達十餘米，頂端的蹲獸名“望天吼”，有注視帝王出巡之意。華表是中華民族的圖騰之柱，是五千年文明在現實中的詩意象征。
然而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時，天安門曾被炮擊(1952年維修時從木梁上取出三顆刻有英文字母的炮彈)，華表也遭到破壞，這是古老文明在20世紀之初蒙受的恥辱與創傷。
天安門曾是封建王朝皇家禁地，又是新中國誕生的見證：1949年10月1日，所有中國人的目光都投向天安門，從這個意義上說，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國土都是它照耀著的廣場，萬眾一心的廣場，慶典的廣場……?
1988年1月，天安門城樓對中外遊人開放：現實終於和曆史保持著同樣的高度。我們甚至可以站在曆史的角度，俯瞰廣場，俯瞰古老的廣場，以及廣場上永遠年輕的人民，重溫他們的苦難與幸福、屈辱與尊嚴……
廣場無言，人海浮沉，最能喚起某種滄海桑田的感覺，怎麼看都是刻骨銘心的風景。現實從這裏展望，曆史卻這裏回眸，哦，中國的大視野!
船板胡同
寄居於單位作書庫之用而在近郊購得的一座破舊的四合院裏。白天騎車去市區的大樓裏上班，做些編書寫書的活計，夜夜歸來，在紙墨味很濃的窄窄的過道裏搭一架行軍床，便堪以棲身安夢了。青燈黃卷的日子，幸虧有值夜班看守書庫的邢老頭（河北人氏）相伴，棋盤上便有了對手，可以相互撐持著打發一些月色；漸漸地，臨窗對弈成了彼此不可或缺的功課，市聲塵囂、前緣往事充耳不聞。老人來自平原農村，淳樸厚道，雖是打臨時工，但燒爐沏水、精掃倉庫、守夜封門，無一不盡心盡職。氣質上常令我聯想到電影裏二三十年代舊式家庭裏的老齡仆役，忠心耿耿，知足常樂。
所在胡同以船板命名，巷名起得古怪。不提遠近無大水，連雨窪泥塘都屈指可數；事後聽說，清末這一帶緊鄰某船廠，頭腦裏頓時浮現出鋸末刨花滿地的情景。若說造船，恐怕也多為舢舨一類吧。我一介書生，從南方雲遊至此，清風滿袖，胸中不缺的惟有文章，易地謀生求職，自然入鄉隨俗，但深感北方缺水——尤其春秋風沙襲麵，氣候幹燥，人情性格也粗獷凝滯，空乏的是故鄉的花紅柳綠、漁歌唱晚，那份細膩與滋潤，我確實疏淡許久了。碌碌無為於京城一隅，高遠並非朝思暮想可得，所幸夜夜托夢於船板胡同，地名的巧合，連續了我命中注定與水若即若離的緣份。便足以忍耐風塵仆仆了。
加上身為書生，本就在專管編書出書的機構裏幹活，偏偏又安排在汗牛充棟的書庫裏借宿，與僅擁有一間書齋畫室的小戶人家相比，也類似於“以天地為廬”的氣魄了。我輩既視書如命，僥幸為單位兼任書倉看守者，自然等同於“金庫保管員”的地位，伴書而眠，盡可以享受精神上富有的錯覺。同時彌補了並非出自書香門第的缺憾。與書的緣份難分難解，增強了我跨出校園時選擇筆墨人生的信心。難道一切都是天意？
庭院深深，牆腳處有兩棵粗壯的棗樹——我想到了魯迅《野草》裏的名句。邢師傅在他精心鋪設的絲瓜架下告訴我，這是座木質結構老宅，朱漆的門柱，瓦頂，高簷，人走動在下麵覺得自己不很偉大，四麵很空。這裏的“空”字不是空曠的那種“空”。前任的房主是位華僑，據說是因為鬧鬼的緣故才廉價易手給我單位。邢師傅又說起他的前任，迷信的喬大爺，某夜聽見四壁如紙般抖顫，甚至有咳嗽聲，第二天慌忙去大樓彙報。領導置之一笑，喬大爺憤然辭職。替補的邢師傅是無神論者，安然無恙。聽到這裏天色從瓜棚上黯淡下來，方桌上擱置的兩杯清茶不知不覺已涼了，邢師傅進屋去開了燈。很久以後我都會記著這個夜晚，渲染著淡淡的美麗，給人以置身聊齋的幻覺。聽故事時我啞然失笑：在這改作書倉的院落裏假若真有鬼的話，日積月累受書香熏陶，也該文雅如蒲鬆齡老先生描繪過的？我下意識地望望那堵斷牆，隻有低矮的天空，和鄰院孩子鼓舞的一角風箏。
我和邢師傅養成了茶話的習慣。每晚在格子上爬累了，便邀邢師傅談他河北家鄉的風土人情，順便共品故人從江南給我捎來的龍井。茶盅裏的話題是沏不完的。我也發現了住四合院的樂趣，天圓地方，清風穿堂，很自足、很適宜閑情逸致的審美空間。若是庭院裏再搭配一架轆轤井，氛圍則不亞於江南了。令人甘願在四堵院牆之間踱步尋詩。據我所知，以《大堰河》名世的艾青至今還安居於北京的某一座四合院裏，這就是證明。上班的早晨，我的自行車從睦鄰的院落中間穿過，像穿過一群安詳地收攏著翅膀的鳥。穿過好多的故事，甚至，穿過一座城市的曆史。
再說些什麼呢，除了那些夜晚。我的台燈總是在零點時分熄滅，幫助我醞釀一些或美麗或平淡的夢想。白晝我們總是忙於做人做事，幸好生活懂得補償，以閑暇補償了另一麵人生……我如今已遠遠離開那裏了，又投身於其他的屋頂；今夜瓜棚豆架，是否仍然逗留著我的影子？邢師傅是個好人。書庫是做夢的好地方。想起船板胡同的那一段日子，我很懷念。
找不著北京
在北京，當地人有句流行語：“找不著北。”大意指摸不著頭腦或迷失了方向。我想說的是：我找不著的是北京。明明身在北京，我卻找不著北京了。
僅就我移居這座城市的近十幾年來說，其麵貌就發生了多少變化：星辰般的立體交叉橋平地而起，環城公路以驚人的速度拓展著年輪，林立的高層建築使天空變得低矮，與之相伴隨的是古色古香的老城區的萎縮與破碎。北京現在還是有胡同與西合院的(文物部門特意要求保留的)，但越來越像聾子的耳朵了，僅僅是擺設而已。很多留有我往昔腳印的地方，剛疏忽了沒多久，再去光顧的話，就認不出來了，惟一沒變的就剩下一個空蕩蕩的老地名了。這是一種類似於敲錯了鄰居家的門的尷尬。真的想不到啊：在自己生存並且一向以為了如指掌的城市裏，也會迷路，也會神情恍惚。我算是佩服你了，跟我捉迷藏的北京，變什麼像什麼的北京。
當然，更別提與老舍的時代相比了，與康熙王朝相比了，與忽必烈汗的元大都相比了。老舍雖是北京通，回來的話，若不向街坊打聽，也摸不著自己曾經座落在正紅旗下的家門的。北京變成了一座恐怕連老舍都要問路的迷幻的新城。
查閱北京的史料與繪圖(包括乾隆時期的城區地圖)，我感到眼暈：這都是哪兒跟哪兒啊，必須掂量一下，才能猜測出往事的遺址在今天大致所處的位置。慈禧算一位愛照相的太後，由她開始，關於老北京的照片多了起來，從頤和園、圓明園、紫禁城，延續到民間的菜市口、永定門呀什麼的。這些老照片幫助我們獲得了對一個世紀前的北京的直觀印象，同時也喚起了更大的遺憾：整整相隔著一百年啊，這裏麵冷藏的許多建築、景物、風俗，都已海市蜃樓一樣消失，再也找不到了。自然，北京並沒有變得空白，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密集的星級飯店、超級市場、學校、寫字樓、電影院以及應有俱有的現代化設施。然而我時時有空虛的感覺。
在都市化發展的過程中，北京一點不比那些最初遠道而來的攝影師們的故鄉遜色，但這也正是令人擔心之處：它是否在形象上快要變成第二個巴黎、第二個倫敦?它是否在逐漸喪失自我?跟其最初出現在西方人鏡頭裏的原貌相比，北京越長越洋氣了，簡直判若兩人。這是一個染發、搽口紅、扮酷的北京，一個開始偏愛燕尾服或牛仔褲的北京。越來越難找了：旗袍上的暗花紋、中式馬褂的布紐扣、高挽的發髻與低垂的雲鬢、原汁原味的唱腔、明眸皓齒的本色……
北京仿佛有兩個：一個是往事裏的，一個是現實中的，共同構成它的黑夜和它的白晝，它的夢和它的醒，它的傳統和它的叛逆。用俗話來說，這就是老北京和新北京。我也說不清楚：更愛哪一個?也許，一個都不能少吧，它們唇齒相依，正是在相互的比較中增添著各自的魅力。失去任何一個，都會打破這種近乎完美的平衡，都會令另一個失重或傾斜。我個人的心願也許是太奢侈了、太不現實了、渴望能同時擁有兩個北京，享受其雙倍的美感。可問題在於：其中的一個正在蠶食著另一個，這座頻頻改建的城市正在滑向單調的邊緣。應該加以阻止，哪怕是用一篇文章、一本書，甚至一聲呼籲。
就像半個世紀前建築大師梁思成所做的那樣。梁思成申請保留危在旦夕的北京城牆時說：“蘇聯斯摩棱斯克有周長為七公裏的城牆，人稱“俄國的項鏈”，二次大戰時毀於戰火，全蘇聯人民獻出愛心來修複了它。北京的城牆不能僅僅叫做‘中國的項鏈’，而應該是‘世界的項鏈’。它們是我們民族的珍寶，而且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文物。我們已經繼承了這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現在怎麼能夠毀壞它呢?”這條項鏈雖然不以其個人意誌轉移地被摘去了，但它肯定會感動於一個書生的挽留。我所能做的，也隻能是遙遙的聲援：搶救的行動在任何時候都不能算晚，都是必要的姿態!我以文字的形式來表達尋找的心情，尋找那失去的項鏈，包括那個戴項鏈的貴婦人……我在搜索著灰燼裏殘存的記憶。
找呀找呀找呀找。我找不著的是古典的北京，是北京的另一半。但我還是必須固執地找下去。
我邊找還邊納悶：究竟是誰，在什麼時候，把北京給弄丟了呢?
找不著了，那珠聯璧合的大城牆和不可一世的城門樓子。我找到的是僅剩下的兩座：前門和德勝門。其餘的崇文門、安定門、朝陽門、東直門、西直門呀什麼的，都變成了沒有門的門，隻剩下空洞的名稱。我找到的是沒有保護對象的護城河，像失職的士兵一樣沮喪。夢裏尋它千百度的城牆哪兒去了?已被車水馬龍的二環路代替。畢恭畢敬地繞二環路一周，我想象著自己行走在城牆的內部，行走在它的影子裏。它當它依然存在吧，一堵變得無限透明的城牆，擋住了我的思念。我是在尋找還是在哀悼?二環路，北京的一道永遠疼痛的傷口，一道日漸模糊的烙印。
找不著了，那佇守在各個交通要道的牌樓，石頭的或木頭的，有的還有多重的門穹。這些最富有地域特色的路標，什麼時候被拆除了?從此，東單牌樓和東西牌樓，西單牌樓和西四牌樓，隻能被簡稱為東單和東四、西單和西四了。作為地名的牌樓也追隨作為建築的牌樓消失了，留下太多沒有謎底的謎。找不著了，那些猜謎的人。那些有幸從牌樓的門洞裏穿過的行人，也像謎語一樣幻滅。
找不著了，四世同堂的大宅門，影壁、拴馬石、門墩、金魚缸，還有八旗子弟的鳥籠。找不著了，紫禁城裏的早期，鍾鼓樓的鍾聲的鼓聲。找不著了，鴿哨、蛐蛐罐、井水乃至走街串巷的小販的吆喝。找不著了，隆福寺的廟會，以及寺廟本身——“連一根漢白玉欄杆、一副窗欞也沒留下”(借用作家劉心武的描述)。
找不著了，運煤或其它貨物的駝隊。找不著了，運河裏南來北往的帆船。找不著了，駱駝祥子的人力車。找不著了，結婚的花轎。找不著了，紮著兩根大“辮子”、搖著鈴的有軌電車。甚至連前幾年還蝗蟲般滿大街亂竄的黃色小麵的，也找不著了……
找不著了，魯迅的呐喊，周作人的茶食，梅蘭芳的清唱，侯寶林的相聲。找不著了，十五貫的銅錢、元寶、袁大頭，以及定量供應的糧油票。找不著了，曹雪芹的紅樓夢。
如同賈寶玉找那塊丟失了的寶玉，我找啊找，忽而擔憂，忽而欣喜。我在代北京找它的童年呢。北京的變化真是太大了，不斷地丟棄，又不斷地拾取。
如此發展下去，不會連豆汁、蜂窩煤、風箏、老字號的牌匾也找不著了呢?
從積極的意義上來理解：找不著的是落後的北京，陳舊的北京，比時代的步伐慢半拍的北京。歲月像一麵篩子，在不斷地淘汰。
但我想，在這座有三千年曆史的城市，總有一些東西是屬於永恒的，應該得到保留與繼承。假如把遺產不分良莠地拋棄，我們豈不是要做徹底的乞丐?況且，信手拈來的新事物不見得全部適合古都的性格。譬如梁思成就很反感那種“穿西裝戴瓜皮帽”的不中不西、不倫不美的建築。相反，他對“北平四郊饒有趣味的古建”情有獨鍾：“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他認為建築是一本石頭的史書，忠實地反映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而對北京城這個曆史留下來的傑作，不應該輕舉妄動，它濃縮了封建社會的精華，是一個巨大的博物館。是的，我們應該給這座露天博物館增加點什麼，而不是減少點什麼。做減去的時候一定要慎重!因為許多寶貴的事物，都因為人類的一念之差，而再也找不著了。
北京的地圖上增添了眾多的新地名，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亞運村，奧運村。
我們目前麵臨著一道最大的算術題：怎樣不以做減法為代價，來成功地完成這項加法?怎樣在盡可能少失去的前提下，給我們的生存空間增加一些新鮮的內容?
老北京、新北京，是否有可能水乳交融?讓曆史與現實構成立體交叉的局麵。
怎樣避免找不著北京?或者，怎樣避免找著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北京?那能叫北京嗎?
平安裏到東西十條這一段，是我上班的必經之路。前兩年趕上擴建平安大道，我每天都要騎著自行車在塵土飛揚的大工地上穿行，就跟著一部連續劇似的：剛開始兩邊的老式平房牆上，用白石灰刷了個大大的“拆”字，一眼望去，有成百上千個“拆”字；沒多久就動真格的了，平房的屋頂全掀了，門窗也卸了，隻剩下孤零零的牆基；再後來連牆基也沒了，全夷為平地，馬路頓時顯寬了。在這過程中，我經常看見手持相機的業餘攝影者，在即將傾頹的四合院與胡同裏鑽來鑽去，這是真正的“搶鏡頭”，再不搶就沒有了。我沒帶相機，卻也將車稍停片刻，一腳踩著踏板，一腳踮地，深深打量一番那些老房子，人去樓空，它們似乎一夜之間就老朽了。是的，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是目送著風燭殘年的老風景從我們生活中消失的。我以這種方式向遠去的昨天致意!
不知道為什麼，看見蓋再高的新樓，我都無動於衷；而遇上拆老房子，我總有心疼的感覺。跟拔牙似的。拆一座是少一座呀。看見四合院牆上寫的“拆”字，我就開始心疼，我就開始牙疼，有一種被拔牙的恐懼。損失是明顯的。看來我是個喜歡懷舊的人。近年來北京究竟拆了多少老房子，我沒有統計。我隻知道許多街道、胡同、老居民區都改變了麵貌。再去看看，如同拜見一位做了整容手術的老朋友，有淡淡的失落。有時候麵對那在往事的遺址上屹立起來的立交橋、廣告牌或星級飯店，我更像個失憶症患者一樣茫然，都認不清路了。對於整座城市而言，也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自己的記憶，失去記憶的特征與標識，最終如同新生嬰兒般簡單與蒼白。
用一幢新樓去換一座四合院，再現實來取代曆史，很難說值得或不值得的。我隻是怕看見那個觸目驚心的大大的“拆”字，更擔心它會深深地烙印在人類的精神中，不斷地製造往事的廢墟。若幹年後，我們要想重溫往事，隻能借助古書或老照片了。所以我尊敬那些搶拍老房子風貌的攝影者，他們在努力使現實與曆史合影。他們用虔誠的手勢，挽留著古老的風暴和已逝的時光。懂得懷舊的人，才可能成為精神上的富翁。
隨著大規模的拆遷與改造，那座記憶中的古城離我們逐漸遠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形形色色現代化的建築。北京，越活越年輕了。我們一邊在忘掉它的陳舊，一邊又要適應它的新穎，兩者似乎都不困難。困難的是很久以後，我們將絞盡腦汁地追憶它過去的容顏，仿佛徒勞地回憶無知的童年的經曆，什麼都似乎發生過，又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誰會提醒我們呢?誰來替我們作證呢?
我要說的是，現代社會確實容易出現這樣的毛病：城市失憶症。城市失憶症比人的失憶症還要可怕。它意味著人類的集體記憶的喪失。意味著它的居民生活在沒有昨天的世界裏，而思想將表現為大段大段的空白……
我生活在沒有城的北京城。我居住在沒有門的阜成門。我拜訪了沒有寺廟的隆福寺。類似的情況舉不勝舉：沒有河水的三裏河，沒有亭子的陶然亭，沒有鍾鼓聲的鍾鼓樓，沒有牌樓的西四牌樓(明代的刑場)，沒有窯的大北窯，沒有橋的天橋、虎坊橋、甘石橋，沒有鬆樹的五棵鬆，沒有蘋果園的蘋果園，沒有沙灘的沙灘……
許多詩意盎然的老地名，越來越帶有欺騙性了。或者說，越來越像是空幻的神話了。隻有軀殼，卻沒有靈魂。
北京啊北京，什麼都有了，又什麼都沒有了。你找不著北京，而北京也找不著自己了。
誰把東西弄丟了?誰又能把它找回來?找吧找吧。把來的路再走一遍。實在找不著也沒關係。你至少要弄明白：自己丟了什麼?
找的時間越長，你對北京也就了解得越多。
明代的劉侗、於奕正，合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書：《帝京景物略》。對本地的風物景致詳加記述。可惜其中的許多，隻能永遠地停留在紙上，失去了現實中的原型。書名中的“略”字，不再是“簡略”、“約略”、“大略”之意，而傳達出“省略”的涵義了：被省略的帝京景物，如今在哪裏?非得在古書裏才能找到?當然，也可以理解：帝京早已不是帝京了，景物也不可能一直在原地等待，等待你的到來……
我的朋友祝勇，寫過一篇叫《北京之死》的文章，標題起得忒膽大。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指那個古典的北京——老北京，已經死了；至少，已瀕臨絕境。我希望它僅僅處於昏迷的狀態。該到了給它進行人工呼吸的時候了。退一萬步來說，我們沒有權利加重它的病情。否則北京真要給蛀空了。
所幸幾十年的改革開放，賦予了另一些地名新的涵義。去三裏屯，有泡吧的意思。去秀水街，有買衣服的意思。中關村，首先令人想到電腦，想到高新技術開放區……還有許多全新的概念脫穎而出：國貿、賽特、燕莎啊什麼的。北京人，越來越喜歡用頗有新貴氣像的豪華飯店、高檔商場等的名稱來作為路標，作為站名。因為它們更膾炙人口，更容易辨識。
莫非，這就是城市本身的新陳代謝?
這就是北京：秦磚漢瓦和鋼筋水泥混雜在一起，唐詩宋詞和英文法語疊合在一起(後者如麥當勞、肯德基、羅傑斯、比薩餅屋、凱賓斯基飯店、馬克西煙餐廳等等)。北京人挺有本事的，既愛收藏古董、國粹，也不拒絕舶來品。好古而不守舊，崇洋而不媚外。況且在文化方麵也很擅長中餐西吃，抑或西餐中吃。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年輕人就時興去鄰近展覽館的莫斯科餐廳打牙祭了，還給其起了個“老莫”的外號，作為背景的俄羅斯文化仿佛也成了“老莫”的延伸。
新北京是個混血兒：既有古今的糅合，又有中西的交彙。還是借用劉心武的觀點：“拚貼北京”。這是一個國際化的大拚盤，首先體現在苦心經營的建築風貌上。摩天樓和四合院相聚在一起，高速公路和胡同街接在一起，酒吧和茶館依偎在一起，電影院和戲樓喧嘩在一起……
最終，困惑的是我。我不知道，點評這座城市，品嚐其文化，玩味其精神，是該使用筷子呢，還是借助刀叉?是該像遺老遺少一樣向它鞠躬、拱手，還是索性模仿西洋的禮節：來一個親密無間的擁抱，彼此摩擦一下腮幫?迎麵相遇的時候，是該向北京說啥羅呢，還是問它“吃過了沒”?
我想對老北京說：您好!
我想對新北京說：你早!北京你早!
假如能夠像鳥兒從空中俯瞰，城市中心，故宮那大片大片的杏黃琉璃瓦，棱角分明，光亮可鑒，仿佛剛出爐似的，構成早已被取締的皇權的象征。這似乎應合了一句名詩：“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我詼諧地想：總有一天，它會成為老北京最後的排骨，一塊懸而不賣的樣品；它被流火的時光烤得越來越黃了。想著想著，又有點悲哀了。
在這片金黃色的周圍，灰色調的北京城(灰磚灰瓦的四合院、城牆、角樓)業已分崩離析，遭到切割與拍賣。估計皰丁解牛的麻利，也不過如此。在任何一條笈笈可危的胡同裏穿行，我們都能清晰地目睹老北京的橫截麵：殘損的骨骼、斷絕的脈絡乃至模糊的血肉……令人喜憂參半的城區改建規劃，越來越體現出解剖圖的效果。那被麻醉後躺在手術台上、無影燈下的老北京喲，會有夢嗎?夢見了什麼?
這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整容、移植、換血，而預兆著一次脫胎換骨。於是，盤根錯節的胡同如同蛻下的蛇皮，失神的四合院又像空虛的蟬殼，可歌可泣的老北京的靈魂，飄泊到哪兒去了?我找不著北京了。找到的是一個陌生人——它的替身?
正是從這血濃於水的母體，從這古老的字宮，孕育出一個新生的嬰孩。長安街啊，是一根連綿古今的臍帶。如今，這上世紀的嬰兒，已進入了漫長的青春期。”它在黑夜裏抽筋成長”(借用友人楊葵的詩句)。
我更願把北京比喻為鳳凰。一座鳳凰之城。在血與火中死去，在灰燼中複活。那殘存的灰燼，是火的遺孀。新北京以多彩的羽毛，使灰色調的老北京顯得黯淡而又憂傷。以至我都不敢相信：這一個是另一個的延續，抑或化身……
我們今天所說的北京城是明清兩代的遺存，而元大都是北京城的前身。馬可·波羅曾如此讚譽當時的“汗八裏”(汗王之城的意思)：“凡是世界上最為珍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裏找到……城內和相鄰城門的十二個近郊的居民的人數之多，以及房屋的鱗次櫛比，是世人想像不到的。”這座人間天堂般吸納著四麵八方蜂擁而來的商賈與使節的元大都本身，卻已經找不著了。以至許多人懷疑這位意大利旅行家筆下的“汗八裏”，隻是一個中世紀的神話。
忽必烈汗以北海的瓊華島為中心構築的漂亮的宮殿和禦苑，早已經被拆毀。我隻模糊地知道碩果僅存的團城，是這位大汗的儀天殿。
我還知道明朝修建北京城時，把元大都城西城牆和義門壓在西直門箭樓下。可威風凜凜的西直門箭樓，也已不知所向了。我在其原址隻能找到一座拔地而起的立體交叉橋。
剛從外地來北京時，我在一張地圖上找啊找，很納悶：“怎麼沒有哈德門呀?”小時候從一種老牌香煙盒上瞻仰過它的儀容。後來聽當地人解釋：哈德門因元朝的哈德親王官邸在附近而得名，它從明朝開始又改叫崇文門。同樣的道理，阜成門、朝陽門，分別是元大都的平則門、齊化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