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城牆係泥土壘成，用蘆席和稻草加固。真正用磚名包砌城牆始於明永樂年間。明朝基本上因襲了元大都的東、西、南三麵城牆，惟獨放棄了北麵的，而在向內收縮了約五裏的地段增築了新牆。於是，在北京城以北，那綿延的土壘的堤壩即元大都土城遺址。那像海市蜃樓一樣消失的元大都，隻剩下了這麼一堵殘垣斷壁。但是跟明朝的城牆相比，它又絕對算是幸存者了。
那從1267年到1285年整整修了十八年的元大都，那方圓六十裏的元大都，我們隻有在《馬可·波羅遊記》裏才能找到了：“在城裏的大道兩旁有各色各樣的商店和鋪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並且彼此在一條直線上，每塊地都有充分的空間來建造美麗的住宅、庭院和花園。各家的家長都能分得一塊這樣的土地，並且這塊土地可以自由轉賣。城市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塊棋盤那樣。整個設計的精巧與美麗，非語言所能形容。”
我們隻能借助一位死去的外國人的回憶，來懷念北京城的前身。
但願作為明清文化遺產的北京城，不至於成為第二個消失了的“汗八裏”。
找不著了，元大都。找不著了，金中都。找不著了，遼南京。找不著了，十世紀前的燕京、薊城乃至幽州……唐朝的陳子昂在《登古幽州台》裏詠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仿佛已成了老北京縈回不息的主旋律。
北京：舊的廢墟和新的工地，永遠連在一起；記憶和遺忘，也連在一起……以至我都分不清：哪些是驚哪些是喜?哪些是建設哪些是破壞?哪些是文物哪些是垃圾?哪些是夢哪些是醒?
文化審美功能和實用功能之間確實有矛盾，從實用功能來說，肯定要現代化一點。但是，過於注重務實，就會讓很多無價的東西遭到損失。這兩者應該很好地折中，從偏激的角度來說，我們應該把所有的文化遺存全部保護下來，甚至在外麵搞一個新城，但很難做到。務實的做法是既要保持城市的原汁原味，免得北京被異化，同時也要考慮到當地的居民。首先應該盡可能不要讓人和文化產生衝突，比如住在四合院裏的人上衛生間不方便，住在這裏的人不喜歡，但是，不住在那裏的人希望保留。實用功能應該逐漸轉移，避免它與文化功能和審美功能直接交鋒。因為兩者一旦發生衝突，最後獲勝的肯定是實用功能。
北京與紐約、上海等其他城市不同，就在於它無價的東西。我們現在用無價的東西，換取了一些有價的東西。表麵上看起來是繁華了，但失去的東西更多。
城牆
北京的城牆雖然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習慣把它叫做北京城。仿佛不這樣就不足以突出其特征：它既是當代中國最大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心)，同時又是在民族曆史中占據極重要地位的古老的城池。或者說，它既現代又古典，既豪放又婉約，既古老又年輕。我熱愛的北京城喲。
北京的老城牆都拆除了，隻剩下幾座孤零零的城門樓子，在一片鋼筋水泥的新型建築中守望遙遠的風景。它們就像被剪除了羽翼的稀世之鳥，在人們的視野中是飛不起來的;那憂鬱的神情注定屬於曆史的回眸。幸好前門樓還在(想到老北京，我腦海裏首先浮現出飽經滄桑的大前門)，小時候我常從某種老牌香煙商標畫上瞻仰它的容顏。大前門——老北京表情豐富的麵孔，最富於象征意味的標誌。誇張點說，城牆的曆史幾乎就是北京的年齡。根據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以及專家們的共識，文物部門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即《史記》所載武王伐紂那一年)為北京建城之始。3000年以前，原始的北京城就建立了，並砌起它最初的城牆。想起來真讓人感慨——哦，3000歲的北京城。今天晚上，30歲的我，要給3000歲的北京城唱一支情歌。
我很喜歡來北京流浪的巴蜀詩人李亞偉的一篇舊作《月光照耀四川省》。和亞偉在長安街上喝酒時我告訴他:那首詩的內容我記不清了，惟獨這標題總忘不掉——某一天我要借用過來寫一篇散文。朋友們公認亞偉的詩有太白之風——他一向是拎著酒瓶(現代化的酒葫蘆)上路的。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行吟詩人的酒葫蘆，斟滿月光。我姑且把今夜的情歌，命名為《月光照耀北京城》。在我的感覺中，陽光象征著白晝與現實，而月光則是屬於記憶的，它揭示的是那些在暗夜中掩蓋的事物。紅星照耀中國，月光照耀——照耀我的北京城。北京上空的月亮，與圖騰的華表、盤踞著九條大龍的回音壁、祈禱江山社稷的五色土、殘缺的城門樓子同在，照耀著四合院與胡同地帶，照耀著城南舊事，也照耀著徘徊在曆史長廊的行人。今夜，我是月光下最年輕的一個夜行人，一個詩歌的守望者和城市的哨兵。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裏長征人未還。歲月蹉跎，隻剩下遍地月光和磨損的秦磚漢瓦，甚至，連完整的城牆都拆除了。歲月的老詩人，癟著一張掉光了牙齒的嘴巴，喃喃自語。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利於作為首都的北京發展，決定拆掉大城牆和城門樓，隻保留東南角樓和南麵前門、北麵德勝門的城樓——當然，紫禁城則受到嚴格保護。建築學家梁思成認為僅保留紫禁城是不夠的：“蘇聯斯摩棱斯克有周長為7公裏的城牆，人稱‘俄國的項鏈’，二次大戰時毀於戰火，全蘇聯人民獻出愛心來修複了它。北京的城牆不能僅僅叫做‘中國的項鏈’，而應該是‘世界的項鏈’。它是我們民族的珍寶，而且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文物。我們已經繼承了這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現在怎麼能夠毀壞它呢?”支持拆牆派則認為：這些城牆是封建帝國的防禦工事，在新時代已經毫無用處，還妨礙交通並限製城市的發展，但它拆除了則可用於建造房屋或成為鋪設馬路的磚頭的來源。因此拒絕了梁思成的建議(即不破壞門樓和城牆的整體性，在每座城門兩邊打開一個車輛出入通道，這樣交通堵塞問題能得到緩解和控製)。“在以後的20年中，城牆整個被毀。護城河不見了，城市的擴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牆的輪廓……(引自《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 北京的城牆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習慣把它叫做北京城。但每喊一聲，都一陣心疼——北京城啊北京城!
元朝的城牆是土壘的。北京有幾處元大都城牆遺址，不像城牆，不見磚瓦，頂多算一道土壘的堤壩。殘存的城垣上已改種柳樹了(無情最是台城柳)。芳草萋萋的斜坡上有幽會的戀人們長期踐踏出的羊腸小路。戀人們總喜歡鑽樹林，躲避別人的眼光。戀人們約會所選擇的地點，在一座城市裏，常常是最僻靜的地方，或者叫被遺忘的角落——它被生活遺棄了，卻惟獨未被愛情遺忘。這是古城牆的幸運抑或不幸呢?
翻老照片，明代的城牆是最華麗的。我還去西安、南京等古都比較過，莫不如此。這應該歸功於朱元璋的政治信條：“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明朝是一個擅長修城牆的朝代，缺乏創造的工匠式朝代。有人說，明朝修了100多年的長城，照樣沒能擋住北方遊牧民族的鐵騎。“明修長城，清修廟”，清朝繼承了明朝的遺產(包括富貴堂皇的大城牆)，不再擔心外虜侵襲，高枕無憂，城牆在他們眼中沒有實用價值，隻是傲慢的貴族生活的裝飾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清一代，沒有修過長城，就是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一代又一代的老北京居民，在城牆下生老病死，熟視無睹。他們從未把朝夕相處的城牆，當成一道風景。然而在今天，它可真是價值連城、不可再現的風景了。安定門、西直門、朝陽門、崇文門、宣武門、廣渠門、永定門……北京的地名中依然有那麼多門，而大多名存實亡，我們再也找不到那形貌各異的城門樓子，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地鐵車站、紅綠燈、斑馬線和立體交叉橋。北京的城門喲。我們這一輩人，對北京的大多數城門樓以及城牆，已經沒有福氣親眼目睹了。下一代人更是如此。或許有一天，人們會對城牆毫無印象。在他們的感覺中，北京城這個舊式概念是空洞的。空洞無物。他們隻知道北京，卻不知城為何物，如此推演、如此想像下去是很可怕的。
可是對於我卻不一樣。每想起北京城，我就熱淚盈眶。我對它的城門、城牆乃至一磚一瓦都是有感情的。這是一種詩人(而非曆史學者、政治家、武士、小市民、工匠、建築師)的感情。據說詩人顧城在新西蘭的激流島上，極其懷念故鄉北京的風物人情，特意用北京各城門的名稱作為小標題，寫了一部長詩，總題就叫做《城》。他是能夠理解北京城這個概念——何其博大、溫馨、古樸且富於包容性。在他的回憶中，月光照耀北京城，照耀千裏之外的北京城，照耀紙張與文字，照耀一紙之隔的北京城。月光照耀，照耀你也照耀我，照耀在郊區寫詩的一張沉思的臉。這整整照耀3000年的月光!在回憶的月光中，被推翻了的城牆重新浮現，像時間之手在搭積木。城門可能推倒，牆壁可能拆除，甚至磚瓦都可能腐爛，惟獨月光是不朽的。照耀秦磚漢瓦，照耀唐詩宋詞，照耀著古人也照耀著今人，照耀草莽英雄也照耀芸芸眾生……
北京的城牆都拆除了，我依然按老習慣把它叫做北京城。每喊一聲，就一陣心疼——北京城啊，我所熱愛的北京城![
城南舊事裏的舊事
城南的特色在於老，老而不朽，是滄桑所賦予的一種美，城南的魅力在於有許多老故事，蒼老而哀婉的音樂，如斑駁且淒豔的苔痕，裝飾了秦磚漢瓦，唐詩宋詞的影壁。我走訪過祖國大地上的許多座古都，發現城南大多為平民聚居區，建築陳舊，商業繁榮，遺留有濃鬱的民俗色彩：不知這究竟由曆史還是風水造成?北京的城南也不例外，在市區地圖上不過巴掌大的篇幅，卻密集著數不清的老字號商店、茶樓、飯莊、劇院(俗稱戲園子)，以及明清風格的胡同與四合院。所以說正宗的老北京在城南。
要想了解北京的老故事，那就聞著味兒追到城南來吧，城南的老人多，老房子多，老地名與老字號多，老樹、老公園乃至老街道多。說到底，小城故事多。
寫到這裏就想起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那電影我看過，在階梯劇場的黑暗中我就有不同意見：這種劇本，隻適宜用黑白膠卷來翻拍，朦朦朧朧的，達到某種懷舊的審美效果：拍成彩色的，無異於將破敗蕭瑟的寺廟重新油漆，看上去倒是金碧輝煌，但感覺總是假的。最終我隻記住了作為畫外音的李叔同的謠曲：“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我閉目臆想著湮滅的年代裏無形的唱詩班，以及隊列中一張張梳著劉海的女孩子的臉。城南啊城南，就是門楣上張貼的褪色的紅紙春聯、門兩邊蹲坐著的青石獅子以及獅子腳趾間一堆散發火藥味的鞭炮碎屑，就是門坎上跨坐著穿紅棉襖、戴瓜皮帽的胖小子(他的乳名如今誰也不記得了)，就是一幅怎麼搖也搖不響的生鏽的大鐵門環，我們就這樣被往事拒之門外了。歲月才是落葉堆積的庭院裏隱姓埋名的戶主。
城南原本沒有城，沒有城牆也沒有城門。明朝嘉靖年間，北京城的範圍相當於如今的地鐵環線(即隻有內城)，因蒙古韃靼屢次跨越長城，兵臨城下，守軍怯於迎敵，隻好在九座城樓高掛免戰牌。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均在九門之外，屢因邊警而延誤祭祀：即使聖旨命令增築環包內城四周的外城，將城郊諸壇圈入高牆。由於人力、財力所局限，最終外城隻修築了環包南郊一段，使北京城構成倒寫的“凸”字形。
因為祭祀天壇必須皇帝親臨，其他諸壇可令大臣代祭，而天壇坐落於南郊，首先將南郊並入外城——城南或稱南城。就這樣在地圖上誕生了。內城之中皇城占據了中心區，剩餘的範圍多被衙署、兵營等割據，北京被鎖閉在鐵籠子裏：增築外城，給商業活動提供了市場與保障，城南便成為新興的商業區。惜命的皇帝，無意間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
天壇在城南，天意與民心在城南，皇帝也不敢漠視，我深深記住了這一點。這恐怕是城南舊事裏的舊事了。
如今，北京的老城牆幾乎全拆了，隻剩下孤零零的幾座城門樓了。但一出大前門(七十年代我常從一種老牌香煙的商標畫上瞻仰)，我便恍然有強烈的回到城南的感覺。前門大街是不遜色於王府井的老商業街，譬如全聚德烤鴨店就在這裏。
讀書人不妨再往南步行，去琉璃廠逛逛老古玩店和舊書市，你會遺憾無法換一襲灰布長衫踏訪，而西裝革履很明顯會冒犯琉璃廠的溫文爾雅。
城南我最向往的是天橋一帶，天氣好的時候，街頭能看見玩雜技的江湖藝人，當他們手端的草帽伸到我胸前，我能不掏幾張毛票嗎?我簡直懷疑他們整整表演了一個世紀，多辛苦呀!一個世紀了，圍觀的人群在變，但藝人的表情沒變，江湖義氣沒變，世界在變與不變之間。
天橋更著名的是戲園子，我估計四大名旦全在城南披掛上陣過，至少梅蘭芳老板解放後還在天橋唱過《貴妃醉酒》，許多名流曾去親耳聆聽。當然再後來，城南上演得更多的是《沙家浜》與《紅燈記》了。
在城南走得累了，可以隨便挑一家掛旗幡的茶館歇歇腳。和南方人不同，老北京愛喝的是茉莉花茶，但對茶具則很挑剔，最好是電影裏清末遺老遺少捧的蓋碗，旁邊有高舉大肚銅壺的跑堂殷勤地兌水。我淺淺的呷一口，忍不住左顧右盼：那些提籠遛鳥的八旗子弟在哪裏呢?拉二胡的唱小曲的在哪裏呢?拉車的駱駝祥子在哪裏呢?京腔京韻的城南，怎麼讀都像一部毛邊紙的線裝書。都像老舍的小說。
清朝的北京，內、外城實行滿漢分治分居，清軍圈占了內城東、西、中三區的民宅，將漢民全部遷往外城(即城南)，內城變成拱衛紫禁城的八旗軍營，按八旗序位駐防。京西另設了圓明園護軍營，藍澱廠火器營和香山健銳營，合稱三大營。直至今天(仿佛一種傳統?)京西仍有計多部隊大院，東城與西城仍為政治機關和國家核心，有學生之城雅稱的海澱是學院區，東邊則有涉外飯店、商廈林立的使館區。
那麼城南怎麼樣了?城南依然是城南，它的概念貼近於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車、大雜院、龍須溝、廉價的日用百貨、蜂窩煤、二鍋頭、菜籃子工程、祖傳的手藝和鄉野風味的集貿市場。城南是與上流社會權力、財富、政治、貴族相對稱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換句話說，城南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詩人的北京。我恰恰是這樣一位懷舊的布衣詩人，我最喜歡騎一輛老牌的鳳凰牌自行車，模仿東南飛，恨不得回到漢樂府時代，民歌的時代，背著錦囊的采詩官在尋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就覺得自己在微服私訪，在深入民間。我更願意作為挑著扁擔走街串巷的貨郎，作為吆喝著“磨剪子來搶菜刀”的有手藝的師傅，而不是以詩人的身份回到城南。我穿過長椿街的紅綠燈，車輪滾滾，熱淚滾滾，一直往南去。
我經過回民聚居區的牛街，正趕上牛街小學下課時間，一群群服飾群豔的小穆斯林鳥一樣喧嘩著擁出校門；而路邊牛羊肉攤檔的氣息，帶給我遊牧草原之上的錯覺，這也是極幸福的錯覺了。
再往前就是白紙坊了，明清兩代造紙廠所在地，你能肯定曹雪芹的《紅樓夢》不是寫在它出產的紙上的?城南有陶然亭，陶然亭沒有亭子，但陶然亭的雪是京都一景。城南有大觀園(坐落在白紙坊附近)，雖屬仿建，但賈寶玉的夢還沒醒，多少人還在接著做。城南啊城南，詩人的夢鄉，古典主義者的溫柔之鄉，我的樸素的烏托邦。
再說幾個城南老地名給你聽聽。蒲黃榆，磁器口，虎坊橋，金魚池，校場口，棗林前街，半步橋，教子胡同，南菜園以及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靈，念起來也琅琅上口。它們不用演繹就是一段城南舊事。所謂的城南，就是由星羅棋布的這一個個地名組成的。
沒去過城南，沒去過城南的老胡同，等於沒來過北京，城南是北京的另一半。它不代表官方的北京，卻象征著民間的北京，土著的北京，老北京。北京話和普通話還是有區別的(土話和官話?)，詩人啊，長安街雖好，但長安米貴、洛陽紙貴，咱們還是回民間去吧，否則你的民歌唱給誰來聽呢?鄉下沒有霓虹燈，但城裏也沒有信天遊呀!在城南租一所四合院(最好有棗樹和轆轤水井的那種)，左鄰右舍都是勤勉的工匠與菜販，天井每天清掃，這就是我詩歌的別墅。
歸去來兮，田畝將蕪。城南的法律是樸素唯物主義。城南是一麵懷舊的鏡子。哦，我是愛你的，草莽英雄的北京，布衣詩人的北京——詩人的北京，布衣的北京!我作為北京城裏的土著部落，聆聽著民謠裏的北京，白話文的北京，方言的北京……
?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牆：中央是宮城(紫禁城)，第二層是皇城，第三層是京城——分為內城、外城(即南城)。至於遠方拱衛的長城，隻能算編外了——三重門之外的“城外城”。裏應外合的三道城牆，如今隻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另外兩道先後被拆除。
最外層的京城雖然是解放後消失的，中間的那道皇城的夭折則要早得多。幾乎可以是伴隨著20世紀的抵臨而敲響了第一記喪鍾: 1900年，東安門在曹錕的“壬子事變”中被燒毀；左安門又於1912年傾塌；1917年拆除了東安門南段皇城城牆、西皇城根靈清官一帶皇城城牆；1923年後又拆除了除中南海南岸經天安門至太廟以外的其餘東、西、北三麵皇城城牆……從此，皇城基本上就名存實亡了。北京人經常念叨的皇城根兒，確實隻剩下“根兒”了。或者說，北京人隻能憑借記憶來“尋根”了，尋找那被鏟斷的根。
外城牆遭到破壞，也同樣始於解放前：1915年為在正陽門(即前門)甕城兩側修建火車站，拆除了雄偉壯觀的甕城; 後來修築內城環城鐵路，又陸續拆除了朝陽門、安定門、德勝門、東直門、宣武門的甕城及朝陽門、宣武門城樓，並挖開了許多道“豁口”以輔導交通。
當然，北京城牆遭受的致命一擊，還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被徹底“解除了武裝”，解甲歸田。它的麵貌顯得有點陌生。
其實城牆並不懂得疼痛，懂得疼痛的是人心。台灣作家林海音，不敢麵對自己的“城南舊事”，那已是一座紙上的空城：“我常笑對此地的親友說，北平連城牆都沒了，我回去看什麼?正如吾友侯榕生(1990年故)十年前返大陸探親，回來寫的文章中有一句話我記得最清楚，她說，我的城牆呢?短短五個字，我讀了差點兒沒哭出來。”哭有什麼用?假如孟薑女確曾哭倒過長城，難道我們的哭，就能使城牆重新站立起來?更值得一哭的並不僅僅是城牆的垮掉，而是在拆城牆時肯定曾有人歡呼：倒也，倒也!最令人悲哀的應該是精神上的損失與殘缺。
我們的城牆呢?我們的良知呢?
公園
我不知道做這樣的判斷是否準確：北京是公園最多的一座城市，至少在中國是這樣的。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與數據，僅僅憑借在這座城市裏多年的生活經驗和對它的主觀印象就匆忙地得出以上結論。但我相信，即使治學嚴謹的園藝專家恐怕也反駁不了我的觀點。在這方麵，或許隻有以園林藝術飲譽天下的蘇州能與北京相提並論。蘇州園林，在古代大多是達官貴人的宅邸，曲橋回廊，假山魚池，亭台樓閣，精致有餘，審美空間卻過於緊湊且狹窄，給人的印象如盆景，是大自然精神的縮影，需放大若幹倍來想象才能體會到天地萬物的自由呼吸；若是跟北京西山腳下雍容華麗的皇家園林相比，頓時顯得小氣。這可能也體現了南方與北方性格上的差異或陰陽互補。拙政園與獅子林已算蘇州最大的園林了，走在雕梁畫棟、粉牆黑瓦的布景中，覺得天空是低矮的，縱然賞心悅目，但視野仍不無壓抑，可見它是封閉性的，充分映證了封建時期地主階層的心態。
北京的公園則洋溢著傲視群雄的王者之氣。每當我走進頤和園或圓明園，湖光山色如同折扇豁然敞開，總有一咱令人蕩氣回腸的感覺。天圓地方，風起雲湧，它呈現的開放性使你覺得風景君臨於萬物之上，而曆史君臨於風景之上。香山、景山、北海、昆明湖、玉淵潭……北京公園裏的山水充滿真實性，不像蘇州園林，隻能靠假山石與金魚池來模擬與代替。所以我認為，北京的公園是寫實的，蘇州園林則是象征意味的。 從地理位置上看，景山就像紫禁城的後花園，北海則是皇族和嬪妃休閑時溜出宮牆劃船戲水、享受自由的地方。如果時間更寬裕或心情更好點，皇帝、太後會在文武大臣以及儀仗隊的擁護下去路程稍遠的頤和園、圓明園，那帶有去效外踏青的意味了。至於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在明清兩季完全作為禦駕光臨祭祀神仙及祖先之聖地，皇氣逼人，戒備森嚴，市井閑人莫敢輕易踏入一步(那可是殺頭之罪)……改朝換代之後，它們雖然全成為平民化的公園，買幾塊錢的門票即可喜笑顏開地進去瞻仰、遊覽一番。作為布衣百姓，看來我們生在今天這個推翻了王權的民主時代確實是幸福的，風景麵前人人平等。當代作家史鐵生對地壇公園是有感情的，他那部膾炙人口的名作《我與地壇》，就是描述自己每天黃昏坐著輪椅在地壇的花圃裏遊逛，在天與地的庇護下進行都市隱士式的哲思。做地壇的鄰居是有福氣，那裏的每一塊泥土都積累著大地的神氣，期待著人類紮下生存與思想的根。樹根是大地隱蔽在黑暗中的胡須，思想者的觸須則構成深入地層的閃電。
前些年，北京的許多公園都流行月票(譬如我毗鄰的景山)，供本地居民早晨鍛煉(打太極拳、舞劍、跑步、練氣功)，空地上經常能碰見老太太們扭秧歌或京劇迷在帶露水的樹陰下練嗓子。我剛來北京時感到詫異，我一直以為月票是公共汽車以及地鐵的專利呢。持有北京某家公園的月票是值得驕傲的，你精神上已與它聯姻了，你對於它不再是陌生人，它賦予你特殊的通行證。這種便民措施不知今天是否還在延續?我已很長時間沒有閑情逸致逛公園了，除非為外地來的朋友導遊。但那時候我僅僅是陪客而已。獨自路過公園我總是腳步匆匆，過其門而不入，一邊為日常瑣事忙碌一邊感歎：生活的節拍要是能慢下來該有多好，我真想進去重溫一番閑庭漫步的感覺，或許那才是我們期盼的真正的生活。
北京的許多公園，似乎專門是為遊客預備的，或者，是為情人預備的。誰沒曾經把一段一段零碎的熱戀時光拋擲在公園的花前月下呢?
公園屬於旅遊、休閑、戀愛、回憶、約會、寫詩的時光。但不是談生意的最佳場所，不是追名逐利的地方。那樣會煞風景的。北京的公園也不例。世俗生活中的“加班族”(如我)，不得不遺憾地成為公園的門外漢。縱然一牆之隔，但麵對市聲塵囂的壓迫，風景如畫的公園仿佛伊甸園一樣在麻木的心靈中變得遙遠了。不帶任何目的地逛公園，對於我輩是奢侈的(時間上的奢侈)，正如公園的門票普遍都漲價了。在封建時代尊貴如天堂的紫禁城，自本世紀以來也對外開放了(改叫故宮)，堪稱中國最重要的公園、另一種意義上的公園。它不僅僅體現在空間上，更令人感慨的審美效果在於對時間、對曆史的漫遊，所以說它是屬於回憶的公園。這裏沉積了中國的一段回憶。故宮接待的中外遊客人次，累計起來肯定是天文數字了。故宮的門票，如今也漲到五十元人民幣一張了。
北京的公園啊。不知為什麼，我尤其偏愛天安門西邊的中山公園，置身鬧市中心，園內的環境卻分外清靜，遊客不是很多，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極整齊，像被遺忘的一方淨土，大隱隱於市，對於公園難道也如此?中山公園有五色士社稷壇——江山社稷，皇帝時也要頂禮膜拜的。但與現實聯係得最密切的是它的音樂堂，我多次在那清高的殿堂裏聽過音樂會，而且是西洋交響樂團的演奏。聽交響樂就需要類似的與塵世既親密又疏離的外部環境。
城南的陶然亭公園也很有名士風采，有山有湖有亭子，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據說陶然亭美景不可或缺的一項條件是還要有雪。在下雪天去逛陶然亭才能體會到它本質的神韻，所以陶然亭的雪景出名了。又有一種說法：陶然亭其實沒有亭子，它所謂的亭子隻是高基上一個南北略長的方形院子，至少不能算做亭子。張中行老人告訴我們：“陶然亭是清朝康熙年間江藻所建，所以又名江亭……每到秋風送爽的時候，銀灰色的葦梢隨風擺動，伴隨著斷斷續續的蟋蟀的哀吟，使人不能不感到春光易盡，綺夢難償。這正是文人墨客願意經曆的，所以二三百年來成為京城士女的吊古傷懷之地。這麼說陶然亭是憂鬱氣質的，以此區別於其他公園。憂鬱也是一種貴族的品味。陶然亭，陶然亭，從清朝起就這麼叫了，越叫越順口。難道一代代才子佳人都被它的名稱欺騙了?所以我寧願相信陶然亭是有亭子的。它那感傷的夢就是一座無法取締的空中樓閣。亭子永遠是它的製高點。
紫竹院公園、團結湖公園、水碓子公園、紅領巾公園……北京的大公園大得嚇人，譬如香山公園，那因紅葉而出名的山區就是整個公園的麵積；但最小的公園仿佛也隻有巴掌般大，或者套用福克納形容自己故鄉小鎮的比喻：小得像一張郵票。
北京的公園大都是古老的，但也有極年輕的。南郊的大觀園建於80年代末，是仿照《紅樓夢》小說中的建築格局設計的，憑空而起(據說原址是一片農民的菜地)，卻很有勇氣地給自己取了個經典的名字：大觀園。它有瀟湘館、怡紅院、稻香村等等，於是林妹妹寶哥哥便從讀者的想象中遷居此地了。甚至有不明內情的外地遊客信以為真：一部世界名著的故事就是在這裏誕生的。作為公園的大觀園實際上相當於重複表演才子佳人悲劇賺觀眾眼淚的戲園子。
北京最年輕的公園要算是豐台以南的世界公園了——它的名稱也最大氣。裏麵按比例縮小地仿造了從埃及金字塔到巴黎聖母院等全球名勝古跡。它既是對遠方的模仿與企及，又是對世界的縮寫：世界在這裏變小了。也許世界本身就是一座大公園。在這座最博大最廣義的公園裏，我們不是短暫的遊客，而是永恒的居民。世界的意義有一半是它自身具備的，而它的另一半——世界的文明，則是人類創造的。
是北京的公園使我聯想到這麼多。
逛公園，逛著逛著，我就走神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的遊記寫著寫著就跑題了。我要盡快返回原先的思路——北京的公園啊……
北京人的根
北京人的根在哪裏?若尋根的話，大抵可追溯到距今七十萬年至二十萬年前。考古學上用“北京人”這個概念來形容生活在這一帶的原始族群，但這所謂的“北京人”實際上是指北京猿人。
繼北京人之後，還有“山頂洞人”(距今一萬八千年)、“東胡林人”(距今一萬年以前)，成為北京地區的遠古居民。但他們頂多可勉強算作今天北京人的遠房親戚，留下了若幹個頭蓋骨化石或有灰燼的洞穴作為存在過的證明。這種遙遠的根係畢竟過於虛無縹緲了。不知今人是否樂意認這筆糊塗帳?
嚴格地講，北京人的曆史應該自城市的建立為開始。文物管理部門根據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正式宣布公元前1045年(即武王討紂那一年)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說，隨著城市的誕生，北京人也就誕生了。這座古城在戰亂災荒和朝代更替中曆經毀滅、重建或擴張，已讓人無法辨認其原始的輪廓，但居住在這一地區的人群卻傳宗接代、生生不息，而且不斷輸入新鮮的血液。
尤其元、明、清三期，皆定都於此地。一方麵使北京接納了大量外來人口乃至外來文化，一方麵也使北京人這個概念擴大了，甚至變得高貴了。天子腳下的臣仆，首善之區的居民，怎麼看都有點高人一等的架式。北京人，就是在自身的驕傲以及外人的羨慕中發展的。
由此可見，北京人的根，是很複雜的，也是很榮耀的。但真正遺留下來、並且表現得最清晰的，似乎還是旗人的文化傳統。
清朝是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北京自然也算最後的帝都，當時的社會狀況是以滿族軍民為中心的，旗人的生活方式在北京文化中自然是極有代表性的。直至今天，八旗子弟仍然可作為對那些出身高貴、門第顯赫而又好吃貪玩的北京人的代指。但旗人究竟怎樣在北京這座城市生活的?
老舍描述過：“在滿清的末幾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漢人所供給的米，與花漢人供獻的銀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都會唱二黃，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歌——至不濟還會諂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心詞……他們為什麼生在那用金子堆起來的家庭，是個謎；他們為什麼忽然變成連一塊瓦都沒有了的人，是個夢。”
旗人似乎不僅像懶漢或頑童，還洋溢著那麼一種藝術家氣質。仿佛他們天生就是為了藝術而藝術的。
我們今天仍然能隱約感受到的老北京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帶有這麼一種傳統的影子。甚至今天的北京人，仍然很難完全擺脫這種影響。
北京人是有優勢的，譬如他們普遍具備藝術天賦，掌握吃喝玩樂的技巧，骨子裏還有一種幽默態度和樂觀精神；但也是有弱點的，譬如貪圖享受卻懶於勞作，他們不太容易克服這種來自自身的惰性，而這種惰性似乎有遺傳的，從八旗子弟的時代就開始了。或者說，這是北京人無法完全杜絕的劣根性。
北京人的懶散，很早以前就出名了，至今也綿延不絕，“懶”自然指懶惰，他們似乎先天就具備君子之風，動口不動手，給人以誇誇其談的印象，卻不願做實幹家。北京的民間，是清淡之風最盛的地方。至於“散”，則可理解為散淡。
北京容易養閑人，那種悠閑自得不僅來自於對功利的超脫，而且確實隱含有豁達與滿足的人生態度。這是其它地域的草民無法模仿的，卻促成了北京人的藝術細胞與享樂思想。這其實是一種挺奢侈的精神。
所以北京的市民文化，又與一般城市的小市民文化不無區別。一方麵，北京人不那麼勤勉、節儉、樸素，但同樣也不那麼勢利、卑微與世俗。
以上是北京人的一部分優缺點。也是我對老北京文化的一點認識。
替北京人尋根。不僅是尋找其血統上的根，更重要的是尋找其文化上的根。根在哪裏呢?這種根是看不見的，卻又是耐人尋味的。
我相信它是存在著的。我認識一些在胡同一四合院裏長大的同齡人，我們之間唯一的區別不過是出生地不同罷了。偶爾跟他們聊起某些話題，我卻察覺到大家仿佛是兩個時代的人。
聽他們用純正的京腔京韻談論事情，我產生了正在觀摹老舍話劇的感覺，令我恍惚的並不僅僅是那既陌生又熟悉的語調，還包括他們對事物的觀點、看法以及那種閑散的態度。我估計他們的祖輩、父輩也是以同樣的神態說話的。
在那一瞬間，我能隱隱約約看見他們的根，並驚歎於文化的影響和傳統的力量。他們是一些很現代的北京人，但又像是很古典的北京人。或者說，他們是一些古典的現代人。不僅僅表現在音容笑貌，包括其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如此。他們是老北京人的後裔，但更像是一些新生的、年輕的老北京人。但這隻有敏感的觀眾才能察覺到。
恰恰我是敏感的。恰恰我又是個外地人，隻不過移居北京罷了。作為外地人，來給北京人尋根，或許我是多管閑事。但用外地人的眼光來看北京人，更容易把握北京人特征，尤其是文化的特征。
當然，現在北京人的概念又擴大了，還包括類似我這樣的移民。但我所說的，仍然特指那種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在京味文化熏陶出來的正宗北京人。我的根在別處。可他們的根在哪裏呢?替北京人找一找吧，找一找他們的根。
做個北京人是光榮的，畢竟，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做首都的居民不僅有榮譽感，也有責任感。所以北京人格外注重自己的形象，不僅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別人負責。
其實，北京人這個概念是很豐富的，據我所知，至少可劃分為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
老北京人一般指解放前即居住北京的市民及其後代，作家劉心武曾在《鍾鼓樓》中對這類“北京市民”進行過概括：“這裏所說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碼的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構成了北京‘下層社會’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應該說，這才是“原汁原味”的北京人，最正宗的京味文化體現在他們身上，使民間的風俗人情得以遺傳。
新北京人一般指建國後進京的移民，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帶著各自的口音及地域文化色彩共同構成北京的新市民階層。北京因之而成為一座著名的移民城市。
當代的北京文化，實際上表現為以京味文化為基礎，對各地文化的兼容並蓄，因而顯得格外廣博與強大。
根據1985年底的統計，北京市區常住人口568萬，老北京人及其後代共153萬，新北京人卻達到433萬。
二十幾年又過去了，外來人口高速度增長，所謂“新北京人”的隊伍在逐步壯大。
我在北京電視台參與了一次題為《新北京人》的談話節目，有位剛從南京來北京開公司的沈姓老鄉看到後，找我探討。徹底暢談的結果挺有意思，記錄下來。雖是個人觀點，可供參考。
沈老鄉(或尊稱沈老板)認為，既然人類社會學家將六十年代出生的稱為新人類，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稱為新新人類，北京人這個概念不妨劃分得更細致些：老北京人，新北京人，新新北京人。
建國後至改革開放之前進京的外來人口及其子弟，是真正的新北京人，他們已安家落戶，安居樂業，完全接受了北京的傳統文化並成為其一分子。北京對於他們已非“第二故鄉”可比喻。
至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相比而言大多很年輕，生活狀態也沒完全穩定，對這座城市的新鮮感還沒消失，尚未忘卻自己“外地人”的原始身份，當算新新北京人。
新新北京人是北京最新的一代，也是最富於時代感的新生代：他們剛剛在這座夢寐以求的城市裏長了最初的年輪，渴望在此實現自身的價值，帶有更多的理想與朝氣，相信未來也會屬於他們……擁有的是雙重身份：既是在北京創業的外地人，又是尚未完全改變外地口音、記憶、性格乃至血緣的北京人。不應該忽略這一獨特群落的存在：他們客觀上最大程度地接受著北京的影響，主觀上又渴望盡可能地影響北京，以自己的勞動、創造獲得認可與證明。
這種假設不是社會學家的定論，隻是兩個詩人的浪漫想象(沈老鄉跟我一樣愛寫詩)，但至少也算是詩意的假設。這種假設在一定情理上若能成立的話，我屈指計算自己移居北京的年頭，知道自己也屬於新新北京人。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哲學家的名言)，我為自己是個新新北京人，或者說為自己是新新北京人中的一個——而驕傲。
北京既是古老的城市，又是永葆青春的城市……不管怎麼說，做個北京人都是光榮的。
車水馬龍北京城
擁有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北京城，大街小巷縱橫交叉，怎麼看都像一副棋盤。這盤棋怎麼下，棋子該怎麼走？首先涉及到交通問題。車水馬龍是永遠的風景。
遊牧民族統治的朝代，騾馬橫行，街道又叫馬路。許多大宅門前都有下馬石，便於“文官坐轎、武將騎馬”。到了清末與民國初年，人力車成了才北京的主要交通工具，十字路口、胡同兩端，飯館、菜市、商場、旅店的大門外，都有人力車在等座，隨叫隨走。尤其是戲園、舞廳、八大胡同那種娛樂場所，到了後半夜仍有人力車靜候，夜生活的氛圍很濃，也很方便。所謂人力車，其實是人拉車跑，拉車的人叫車夫。
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算是老北京最著名的一位人力車夫（哪怕是小說家虛構的），他因為進入了文學經典而永遠在曆史中活著。駱駝祥子稱得上是那個時代人力車夫（乃至社會底層所有勞動者）的“形象代言人”。王府井路邊今有人力車夫的雕塑，看見他我總想起駱駝祥子。平凡而偉大的人力車夫，曾經拉著整個北京城跑動。他們的汗水是值得紀念的。
後來有軌電車開上北京街頭，人力車夫的負擔輕多了。1924年12月開通的有軌電車，是北京第一代現代化交通工具。它似乎也成了北京進入現代化的標誌。
有軌電車富於音樂性，有清脆的鈴鐺聲伴奏：司機腳下踩著一個發出叮叮當當響聲的鈴鐺，有的車還把鈴鐺掛在司機頭頂的位置，每遇情況，司機伸手搖鈴，提醒過往行人。有軌電車因而被北京人起了個外號：當當車。它的鈴鐺相當於後來的喇叭。聽老人講，售票員報站也京腔京韻，京味十足：抓藥您上同仁堂，扯布您上瑞孚祥，前門到啦下車吧您呐……如果能把原聲回放，你再聽一聽——像不像郭德綱說相聲的腔調？有軌電車若擱在當下，那可就算“後現代了”？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發展交通，以無軌電車，接替有軌電車，當當車光榮退休，再也聽不見那叮當作響的鈴聲。
直到2008年初，改造中的前門大街鋪設了有軌電車的鐵軌，失蹤半個世紀的當當車，再次駛上北京街頭，仿佛昔日重來，古色古香的當當車使今人分外驚喜，似乎走進一部老電影。同樣，當當車若有知覺，也會為北京街景天翻地覆的變化而感到吃驚吧？
據記載，老北京的有軌電車分為以下幾條路線：1路是天橋到西直門，2路是天橋到北新橋，3路由東四至西四，4路從北新橋到太平倉（即今日平安裏），5路處崇文門內到宣武門內，6路從崇文門外到和平門外，7路從天橋到永定門。
新北京除了公共汽車與電車，自行車一度是最普及的平民化交通工具。看那個時代的紀錄片，常常拍攝上班時間北京街頭的自行車潮以及透過行道樹折射在自行車輪上的閃爍陽光，還有不絕於耳的自行車鈴聲……這是很典型的“北京的早晨”，這是很典型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當時中國有“自行車王國”之稱。北京，自然屬於“自行車之都”。自行車曾是其一大特色風景。
上世紀80年代末，出租車進入平民生活。尤其到了90年代初，北京人都對滿大街招手即停的“麵的”有親切的記憶。“麵的”以其平民色彩開啟了北京出租車的光榮的曆史。因其大都外塗黃色顏料，加上街頭巷尾隨處可見，而被老百姓戲稱為“黃蟲”。
北京出租車司機更是以鮮明個性而成為風景中的風景，禮貌、樂觀、幽默、能言善辯、妙語連珠……唉，這些司機不去說相聲可惜了。
在北京打“的”，跟司機一搭腔，總能引出他口若懸河一番宏論，命題一律很博大——不外乎世界格局、國民經濟、城市建設、演藝圈、足球、股票之類。他們眉飛色舞或憂國憂民的神情談吐，常令我慚愧——為什麼我眷戀的總是“小我”，而他們關注的總是“大我”。他們本身仿佛就是一個國家、一座城市或一個社會階層的代言人或新聞發言人。他們是日常生活中離我最近的“北京主人翁”。
這就是北京人：一出門就把個人生活的小算盤忘在腦後或鎖進家中抽屜裏，情不自禁地以一種高瞻遠矚，置身度外的社會形象出現。他掌握著方向盤，你能不放心嗎？
至於地鐵，輕軌，公交車，私家車，等等，就不一一解說了。
保衛四合院
北京曾經是一座積木之城：由無數方方正正的四合院組成。甚至在我想象中，由巍峨的城樓和逶迤的城牆銜接的北京城，本身就如同巨大的四合院，坐北朝南，自成方圓。是誰把它搭起來的？又是誰，將其一舉推翻？
城門沒有了。城牆消失了。胡同拓寬了。灰磚黑瓦的老式民居，也一片接一片地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高樓大廈及種種現代化設施。可以說北京的積木搭得越來越高了，越來越大了———不，它不再像積木一樣生硬與單調，簡直燦爛如一塊塗滿奶油的生日蛋糕，剛剛出爐的。
作為在四合院住慣了的人，我仍然有淡淡的遺憾。記得拆遷的前夜，我並未因即將搬入帶電梯的高層建築而欣喜若狂，卻做了一個很懷舊的夢：推土機一直開到我的門前，我四處張望，發現偌大的北京，隻剩下這一座四合院了。我不知是該堅守還是該退卻，隻能徒勞地呼喊：請等一等，等一等……生怕匆忙間會遺漏了什麼。說實話，我真想把這孤零零的院子，連同家具、行李一起運走。因為它更有價值。
幸好這僅是個夢而已。
夢中的抵抗，是很無力的。
醒來之後，我還是搬家了。沒法帶走完整的院落，卻帶走了對它的記憶。
在夢中，北京最後的四合院，是屬於我的。或者說，我願意做四合院最後的居民。
我住過的四合院已經拆了，無影無蹤。可在我的意念中，它依然保留在原地，等我歸來。直至今天，我仍收藏著原先那把作廢的鑰匙。沒準什麼時候能用得著，哪怕是在另一個夢中。它或許會成為另一個夢的道具。
假若北京的四合院全拆了，那隻剩下故宮了，作為最後的標本。紫禁城是皇帝住過的四合院，也是全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座四合院，體現了古典建築的精髓，可惜需要買門票才能進去參觀。況且，我真不希望故宮是後人了解消失的四合院的“樣板間”。
說起最後一座四合院的話題，似乎有點危言聳聽。請不要笑話我杞人憂天。畢竟，北京的四合院，越來越少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城區的改造，它還將麵臨更大的危機。我的擔心，並不見得是多餘的。
保衛四合院，快成為一句口號了。想不到四合院也像瀕臨滅絕的珍稀動物那樣，需要保護了。還是趁早清點一番吧，數一數，北京城裏，究竟還剩下多少座四合院？
沒有了四合院，北京，還能叫北京嗎？正如沒有了城牆，北京城，已非嚴格意義上的北京城，念起來總有點拗口。
要想了解真正的老北京，怎麼能不穿過曲裏拐彎的胡同，到四合院裏坐坐呢？在我的記憶裏，任何一座四合院，都是老北京的縮影。從中可透視到局部的北京。任何一座四合院裏所發生過的故事，都堪稱北京的故事（或北京曆史）的組成部分。
和最後一座四合院類似的話題，還有最後一條胡同、最後一座牌樓、最後一眼水井、最後一段長城抑或最後一個老字號呀什麼的。這說起來就沒完了。
說來說去，都是為了給大家提個醒兒，都是為了一個目的：但願老北京的故事，不至於失傳。
北京話
我愛北京，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就因為北京話好聽。在南方時看電視聽廣播，覺得那種字正腔圓的語調既規範又令人陶醉。後來到北京了，一坐公共汽車，發現周圍的人個個都像播音員(從售票員開始)，而且日常的口語另有一番生動活潑的效果。跟當地人交談(哪怕僅僅問一次路)，確實能帶來聽力上的享受。在瀏覽北京諸多著名的公園、街道、建築之前，我便完整地感受到一個聽覺中的北京。或者說，北京最初是以聲音的形式進入我的聽覺, 用最快的速度占據了我內心。
我像一滴方言的水珠，融入北京話的汪洋大海中。我興致勃勃地加以模仿,當然這不得不努力克製方言的慣性。在北京話的誘惑中，我下意識地改變著自己。北京啊北京，如此輕易地就從口音上改造了一個外鄉人。
嚴格地說，北京話也是一種方言, 不過是最接近普通話的方言。它也有被改造的時候：普通話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改良的, 作為全國人民的標準語言。中國地域廣博、風俗複雜，能講一口普通話，似乎就獲得了語言上的通行證。尤其在北京這種包容了各地移民的國際大都會，普通話(或北京話)是有優勢的。幾乎每個外來者，都會麵臨這種口音上的改造。
我有位湖北來的朋友叫古清生，寫過一篇《帶著方言闖北京》。他起初打算用三個月學會說北京話，在小旅館裏關起門窗拉上窗簾坐在電視機前悄悄地練習(挺羞澀的樣子)，後來發現播音員的語速太快了。緊追快趕也跟不上, 於是便像被一趟火車甩在半道上一樣沮喪：“北京話難煞我也!”據他自己說過去夢想過到中央電視台說相聲，現在再不敢做這種夢了。
有一次文友們在鼓樓聚餐，在座的有一位研究漢學的美國博士生，古清生剛跟他交談幾句，便有人舉筷指出：你的北京話沒有這位美國朋友說得好。此言一出引起哄堂大笑，古清生尷尬極了：“那位攜著北京小妞的牙買加裔美國佬居然能說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這個事實說明，我在語言學上是愚鈍之至已經超越國界。”
他上街購物時常遇見賣方問：“您是外地人吧?”很納悶：“你怎麼知道的?”這把別人逗樂了：“您開口說話我不就聽出來了嘛。”
老古便感歎：語言啊語言, 你是人身上唯一難以改變不可醫治也掩藏不了的一件致命的小玩意兒。從此他一刻也不敢放鬆操持方言可能招至傷害的警惕性，每次“打的”甚至在必要地交待目的地之外，還額外補充一句：上班真個兒沒勁。其實這位自由撰稿人上的哪門子班嘛，不過是提防司機從口音分辨出他外地人的身份而搞點什麼貓膩(繞路之類)。
時間長了才發現，北京其實是較少方言歧視的城市，擔心純屬多餘：“與北京人交談中，他們很多人願意在談話的間隙猜測一下我是哪省人。如果我說猜中了，他們甚至會為此表現出一種天真的快樂。”? 像古清生這樣曾努力學說普通話而失敗的人不在少數。
賈平凹也進行過類似的嚐試：“我曾經努力學過普通話，最早是我補過一次金牙的時候，再是我戀愛的時候，再是我有些名聲，常常被人邀請。但我一學說，舌頭就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溜過的味兒。自己都惡心自己的聲調，也便羞於出口讓別人聽，所以終沒有學成。”
他出門不大說話，是因為不會說普通話。據說一口秦腔的賈氏不怎麼多來北京，也是因為說不慣普通話加上不願意更換語言環境。在異鄉的他總是給人沉默寡言的印象，其實這位小說家在其鍾愛的西安城裏還是極健談的(如魚遊回水中)，甚至自稱擅長罵人的藝術——“用家鄉的土話罵，很覺暢美。”
這種所謂的罵並沒有恨的意思，相反還浸透了對如影隨形的母語的愛。非如此似乎不能淋漓盡致地與母語相親相愛?方言也有普通話無法取代的魅力與感情色彩。賈平凹棄學普通話的理由是——“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
北京就是這樣一座富於樂感的城市：在這裏，你會聽見最標準的普通話，也能遭遇種類最豐富的方言。這裏除了沉默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之外，還另有一座嘹亮的人類的講壇, 雖然它是無形的，卻供俸在我們每個人的口音裏。各地方言的加入，也在擴張著它的輪廓，並接受著它的考驗。不管怎麼說，正宗的北京話還是好聽的, 這種“好聽”還包含著易懂的意思。北京人說話，也是很藝術的。
我對北京話沒有什麼抵觸情緒, 雖然在學說時也難免流露模仿的痕跡。這注定我永遠隻是北京話的模仿者。當然換一個角度來理解；越來越多的模仿者，(帶著各自的口音)，不也正是北京話得以強大的原因?如果說我是因為愛聽北京話而來此地的，那肯定太誇張。但北京話好聽，也使我更愛北京了。聽覺中的北京，似乎比視覺中的北京更為深遠、廣博(甚至能把我帶回老舍那個時代)。北京話啊北京話，究竟是古老的，還是年輕的?
一個世紀以來，北京的街景、居民、建築以及風格在變，唯獨琅琅上口的北京話沒變，在一代又一代講述者的口中繼承著, 語言是否才是最不容易被歲月改變的事物呢?才是一座城市最明顯、最本質的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北京話是不朽的。
? 北京的風與沙塵暴
從地理上看，北京鄰近內蒙古大草原，西風東漸，赫赫有名的西伯利亞寒流常經過它而南下，它也首先經曆風雪的洗禮與寒流的考驗，所以古時即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誇張形容。北京冬天的風自然是嚴峻的，但令人終生難忘的還是它春秋兩季的沙塵暴,飛沙走石、征塵漠漠，是一般城市的居民怎麼也想象不出來的。
林語堂回憶20世紀上半葉的北平：“人們至少要每年一次做好準備，對付來自蒙古沙漠的大風沙，它不在五月便會在十月到來。屆時天空陰暗，太陽看起來泛著黃色。塵土很像一層厚厚的雲。它鑽進人們的耳朵和鼻孔裏，弄得滿嘴沙礫。漂亮的女人坐在黃包車中，用美麗的絲巾蒙著臉，絲巾隨風飄動著。家中的每件物品也都被蒙上一層細塵土。不管門窗關得多緊，塵土都會鑽入縫隙。大風沙要持續一兩天，然後太陽才會重新露麵……”他描述的大風沙像個暴君。
半個世紀後，這種情況已有所好轉。但我在北京這些年，還是體驗過幾次林語堂筆下(我不再懷疑它是虛構)的沙塵暴。有時正在街上騎車，大風迎麵襲來，我需用雙倍的力氣踩腳踏，才能使自行車勉勉強強極緩慢地前進；若是步行，肯定進一步退半步,此時此刻，北京的風就像個大力士，在和你賭氣，和你較勁。再看看頂風行走的路人，都因被吹得喘不過氣，而背過身倒退著……風沙漫漫，天空為之變色。躲進街邊雜貨店避風，抽一根煙的工夫再出來，停靠的自行車座上已蒙了厚厚一層塵土。
北京的大風不僅力度驚人，而且會吹各種各樣的口哨，你即使躲在高樓裏也沒有安全感，而且樓層越高，聽得越逼真。它在林立的高層建築之間扭曲著，變換著角度也變換著腔調，發出無法破譯的奇怪的聲音，巨人的聲音。你會覺得北京的天空很高，風的上麵還有風，層出不窮，風起雲湧,可用作電影裏博大的曆史畫麵與風雲變幻的大時代的背景。北京的大風，仿佛特意為了鍛煉、考驗人類，而不斷加重著語氣。
北京的風仿佛也具備某種神性,這是我來到北京最大的體會。空氣流動形成了風,風本是大自然的特征，但在北京可不一樣，北京畢竟是一座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古都，又作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從它頭頂與雙肩掠過的風也沾染了俯瞰群雄的王者之氣，或者說，飽受人間煙火熏陶，帶有某種難以言傳的曆史感與文化味。
風是無形的，但護城河裏的波光閃爍使它披掛上榮耀的鱗甲，禦花園的宮牆柳、廣場與城樓的旗幟每時每刻都在臨摹它高貴的體態,構成最具代表性並受到萬眾矚目的風景。風使國旗獵獵飄揚，吹拂泱泱大國的麵龐,這自《詩經》年代就存在的古老的風，悠悠的國風，是金木水火土的造化，又是唐宋元明清的化身。它仿佛從鬥轉星移的曆史課本、從龍飛風舞的民族傳記的上遊順流而下，席卷眾多的朝代與逐鹿英雄的呐喊，挾雨帶電，披荊斬棘，遠道而來，最終幸運地逗留在我們的頭頂，代表大自然擔任我們這些城市居民四季的保護神。北京賦予了風以特殊的性格。
風又仿佛是從北京出發，呈幅射狀，與時光同步，無撫慰九州,撫慰外省的各大行政區劃，撫慰三山五嶽、五湖四海，撫慰星羅棋布的城鎮鄉村乃至十餘億國人。它借助政策、新聞媒介、電波、郵路、航空網絡、鐵路線乃至高速公路(或國道)，傳遞消息(政治氣候、國際關係、經濟動態、新聞連播或天氣預報),這超自然的風，國風悠悠喲!北京時間，就是中國的時間概念,它報時的鍾點就是祖國心髒的跳動與脈搏。我寫這篇文章時是在深夜，我聆聽著收音機裏吹出的晚風：“……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零點整。”新的一天又開始了。我的文章剛剛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