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語堂寫過一部《輝煌的北京》：“城市的自然特征主要取決於它的地理位置和氣候，還有起著色作用的太陽光，起反射作用的天空以及我們周圍的大氣層。北京的氣候似乎打定了主意要一成不變，通常它總是陽光明媚……對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它的天候，天藍得讓人無法置信……”
他又強調，“任何的氣候都在人們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有人說希臘的生活觀念，甚至希臘散文的清新風格都是遼遠開闊的愛琴海和地中海上明媚可人的陽光的反映。”那麼北京的風有什麼影響呢?我覺得，它使這座城市顯得大氣，也使市民們的性格顯得粗獷與剛烈。“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風歌》洋溢著王者之氣，它也能出自劉邦這樣的英雄之口。北京古老的風氣同樣帶著神曲的意味。
西漢的司馬遷有如下評價：“燕趙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譬如戰國末期借進獻燕國地圖為名刺秦的俠客荊軻，曾經引吭高歌：“風簫簫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英雄末路唱大風,在我的聽覺中，它一點不比漢高祖的《大風歌》遜色。悠悠的古風喲，吹拂著秦磚漢瓦、唐詩宋詞，吹拂著將軍的大旗也吹拂著美人的舞袖，吹拂著荊軻也吹拂著兩千年後的我們……
北京的風也有平民化的一麵。如果你願意到四合院密布的老居民區走走，在窄窄的常常隻容兩人並肩行走的胡同(大多有個古怪的名稱)，緊貼泥土地麵、鼓舞著落葉與廢紙嗖嗖穿梭的風會迎麵撞上你，你會聞見類似於掉漆的木製家具、翻曬的棉花被褥、鞭炮屑與新磨的玉米麵窩窩頭的老北京生活的氣息。風在迷魂陣般的胡同地帶從不迷路，它似乎閉著眼睛趕路也能摸到家門,輕車熟路。
這是一股古風，京腔京味地哼著小調的風。一旦坐在誰家的四合院裏(頭頂常常有棗樹蔭、槐樹花或主人搭設的葡萄架)，穿堂風會繞過苔痕斑駁的老式影壁來找你，早早地跟你這位陌生人套個近乎、打個招呼。有一群馴養的鴿子啪啪地撲扇著風聲掠過四合院上空，拉著長得沒完沒了的呼哨,你抬頭仰望，直射的陽光炫目，鴿哨與風聲還縈繞在耳畔，可那群古典主義的市井飛行物已了無蹤影，仿佛趁你一走神,就融化在藍得沒法再藍的天空裏了。
你不禁胡亂猜測：當年周作人在八道灣的苦茶庵品茗時，是否也做過類似的夢境,今天的你，不過在延續那種樸素且閑適的滋味罷了。英國詩人雪萊曾吟詠過：“不羈的西風喲，你秋神之呼吸……”北京的風則是一座古老城市所做的深呼吸，它並不為傾述什麼，卻無意識地表達了某種凜冽到骨子裏的美感與歲月的惆悵。
北京的風是有特色的。所以風箏愛好者們有福了。尤其春秋兩季，工人體育場以及在原先城門位置(如東直門)建造的二環路立交橋上，都有放風箏的人；甚至在堪稱祖國殿堂的天安門廣場上，也飛揚起許多紙剪的蝴蝶、蜻蜓、鷹或金魚。放風箏本適宜於天高氣爽的鄉野，這簡直帶有抒情色彩。有那麼多成年人(而不是兒童)，也陶醉於這與風合作的遊戲，可見北京的風非同凡響。目睹他們奔跑著扯線的身影，我覺得這是在天地之間垂釣的姿態,用紙箏與長纓去垂釣風嗎?這是徒勞的還是有效的?這畢竟是一種愛的方式，與風相親近如魚得水的方式。
我走遍全國各地，覺得北京是熱愛放風箏的人最多的一座城市,關鍵在於這不僅僅是娛樂，而是熱愛。這種對生活的熱愛是從明清遺傳下來的吧。養花、遛鳥、聽戲與放風箏，是北京風俗中生命力最強的傳統。
?也有熱愛這種大風的詩人,譬如我的學兄王家新：“在北京的生活給我帶來了某種精神的東西，而這主要取決於中國北方那種嚴峻的生存環境，開闊的天空，秋天橫貫而過的大氣流，在霜寒中變得異常美麗的紅葉，以及更嚴酷但也更能給我們的靈魂帶來莫名喜悅的冬天。我想這比北京的政治文化生活要更深刻地影響到一個人。”
他簡直是大風的知音，他多次讚美美國詩人勃萊的名句——“清貧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並聯係到自身的創作中，“當中國北京的大自然景觀和它的政治、文化、曆史相互作用於我們，在我的寫作中就開始了一種雪，或者說‘北京’與‘北方’作為一種主題在我的詩中出現了。我想這是必然要到來的東西,在一種內心的呼應下，這北方的風暴在飛雪中轟鳴的公共汽車，以及北京上空那時而從陰鬱中發藍，時而異常高遠的天空，必須成為內心生活的標誌，這即是我蒙受的神恩：我的詩中開始了一種與整個北方相呼應的明亮……”
這就是北京的風的個性。但大多數情況下它是安詳的、平等的，甚至溫情脈脈的。或者從總體上來說，它是屬於浪漫主義者的，有一種抒情的天賦。它畢竟為我們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某種力度,如果我們不至於因為功利而忽略它的審美效果的話。我考慮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我是個詩人，我在風起雲湧的北京城裏寫作——“清貧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
或許我在這座偉大城市生存的最大意義，莫過於記錄它的心跳、感受它的呼吸，然後以雙手給它獻上一首平民化的《大風歌》。這就是一個行吟詩人的任務，同時也是這篇文章產生的原因。悠悠的國風喲。
花木滿京華
北京的花木仿佛是有靈性的。每逢春暖花開，與其說是“冠蓋滿京華”，莫如說是花木滿京華,整座城市的街道、公園、建築物，都不約而同地鑲嵌著鮮豔的花邊，令人刮目相看。在這方麵，一點也不遜色於草長鶯飛的江南。甚至可以說，其花樹的品種要比南方的城鄉更繁密而集中畢竟是悠悠的古都，皇帝在的時候，各地爭相進貢的項目也包括奇花異草。而養花遛鳥，更是老北京人的傳統。“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漫步花木叢中，我不知自己是在觀賞那些青春的容顏呢，還是在端詳這座古老的城市?花樹是北京的一麵時時擦拭的鏡子，花樹的興衰無形中也記載著城市的年輪。
? “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潭柘寺始建於西晉，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曆史，因寺後有“龍潭”山，上有柘樹而得名。它也是一處與植物最有緣分的古跡，假若深山中無柘樹，又何來其命名呢?所以，應該說先有柘樹，然後才有潭柘寺。每去潭柘寺拜佛之前，我總要先參見古風猶存的柘樹,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你，沒有你哪有千年後的我呢?我與柘樹的相遇，純粹算一種修行。在這座因受曆代皇帝青睞和推崇而享有皇家第一寺院之譽的佛教聖地，能找到著名的“帝王樹和配王樹”，皆皇氣逼人。另有植於方丈院內的兩株千年柏，據稱用手觸摸，一個冒涼氣，一個有熱氣,這也像是神話。潭柘寺還有兩株華北地區最大的紫玉蘭，皆有300年曆史而尤顯名貴，被喻為“二喬”(東吳大喬和小喬，一個嫁給了孫權，一個嫁給了周瑜)。“銅雀春深鎖二喬”，曹操未完成的夢想，在潭柘寺實現了。原來潭柘寺不隻有柘樹，不隻有古樹，還有名花。
鄰近的戒台寺，常與潭柘寺合為一景。始建於隋開皇年間，至今也有1400年。內有1000多株古丁香，其中樹齡在200年以上的竟達20棵之多,據考證係乾隆皇帝來玩時命人自圓明園移植來的。如此古老的丁香，即使在故宮禦花園也僅有兩棵而已,戒台寺堪稱富翁了。這裏還以牡丹為驕傲，傳說是乾隆於1764年第二次來時專門賞賜的。除有紅、白、粉、黃諸色，還有罕見的黑牡丹。還能見到恭親王奕親手栽種的珍貴品種綠牡丹。姚黃魏紫，都是皇親國戚。
景山也有牡丹。景山栽培牡丹的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明宮史》也未忘對景山牡丹提及一筆）。真不知道崇禎皇帝為逃避李自成追捕，究竟是吊死在景山(時稱煤山)的槐樹上呢，還是算醉臥花叢?時至今天，位於市中心的景山公園，牡丹是越發繁榮了,已種植牡丹、芍藥20000餘株，約200多個品種，而且幾乎每年都要舉辦牡丹花展。純粹看牡丹的話，不勞遠途(戒台寺畢竟在城西30餘裏)，也有近路。天子腳下的國色天香。
想當年慈禧的時代，頤和園就開創了不用花盆栽牡丹的先例,千金博老佛爺一笑。排雲殿東側設國花台專門培植外地進貢的牡丹，有十層之高，鋪滿半個山坡。但頤和園真正的名花，尚屬玉蘭。頤和園與玉蘭結緣，可上溯至清漪園(頤和園前身)的始建年代。1750年,還是那個風流皇帝乾隆，率先將玉蘭引種於樂壽堂庭院內，譽之為“玉香海”。遺憾的是，乾隆時期的玉蘭，大多未躲過1860年和1900年兩次大劫難，在異族的鐵蹄下香消玉殞。碩果僅存的當屬樂壽堂後院的紫玉蘭(樹齡超過200年)，以及長廊起點邀月門口的白玉蘭，雖曆經磨難，卻癡心未改。頤和園辟為公園後，一直傾重玉蘭，密植廣種，恐怕也是為了再現太平盛世“玉香海”的景觀。玉瀾堂、南島及部分院落，均有玉蘭分布,遊園時最能體會到對玉蘭的厚愛。玉蘭又稱木蘭，本屬南方花木，在氣候寒冷的北方栽培成活實屬不易，可見煞費苦心。聽園丁解說：“頤和園玉蘭的種植配置體現了中國傳統的藝術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又密切相連，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頤和園的玉蘭多栽植於生活區的高堂大院內，常常和西府海棠、牡丹、桂花共同配置栽植，取自‘玉堂富貴’之諧音，暗寓帝後身份的高貴，大清江山的國富民殷，而樂壽堂東配殿的西匾額‘舒華布實’更明顯了，明指花木，實寓大清皇室的昌盛。”如聽天書。古人想得真夠多的，真夠細的,對簡單的花草，都寄托了如此深奧的寓意。
頤和園的四時花木尚有迎春、連翹、桃杏、丁香、臘梅、二月蘭、梨花、芍藥、木槿、榆葉梅、紫薇、月桂等，再加上夏日水麵的荷花(專供觀賞的紅蓮)，可謂紛至遝來、絡繹不絕,花簡直比人類還要繁忙，也更富於競爭性。你方唱罷我登台都是匆促的過客。但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也隻有它們，才是頤和園真正的主人,從古到今，從遠到近，抬頭不見低頭見。頤和園被譽為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式皇家園林，同時也算一座花草的博物館,與其相比，北京的其他公園，頂多隻能得單項獎，而無法成為全能冠軍。假如從亭台樓閣間剔除了花樹的影子，頤和園隻剩下空洞的萬壽山和蒼白的昆明湖，將何其寂寞，不可一日無此君。
中山公園(其前身是明清兩代的社稷壇)的鬱金香，則集三千寵愛在一身。幾乎每年4月份，都要舉行大型鬱金香花卉展覽，展出40餘個品種30餘萬株鬱金香，可得單項獎也。不知為什麼對這西洋之花情有獨鍾?與之相類似，玉淵潭則以櫻花而獨樹一幟，招徠著遠親近鄰。
天壇雖有二月蘭“香雪梅”，但其魅力並不在花而在樹。樹是天壇公園裏的偉丈夫，花隻能算作小女人了。百年以上的古樹就有3562株，其中許多都是有名字的，如“九龍柏”、“迎客柏”、“屈原問天柏”、“槐柏合抱”等。認是認不全的，數也是數不過來的。看見鬱鬱蒼蒼的古柏林(表情夠嚴肅的)，我不知該奔擁而去，還是繞道而行?在花木世界裏，它們堪稱嚴厲的父親。天壇是一座父權的公園。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要想拜訪這位自然界著名的隱士，最好去紫竹院。紫竹院公園是解放後新建的一處以竹取勝、以竹造景的自然式山水園林，因園內有明清時期廟宇“福蔭紫竹院”而得名。作為華東地區最大的竹園，竹是其當之無愧的戶主：現有80餘個品種，約100萬株。“中華民族創造了竹文化，而且形成了竹文化的精神，其概括起來就是：自強不息、堅貞氣節、剛直品性、厚德載物以及剛、柔、忠、義之高尚品德……”這是我參加紫竹院每年一屆的竹文化節，抄在筆記簿上的。開個玩笑:紫竹院堪稱北京公園裏的文化部長。或者說，這是一座文化程度最高的公園。鄭板橋若路過這裏，會認同為精神故鄉的。不知為什麼，逛紫竹院，我會想起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還會想起詩書畫，想起笛與簫。
若想學神農嚐百草，最好去西山臥佛寺的北京植物園，這裏共引種栽培植物62萬餘株、6000餘種(含品種)。僅觀賞植物區就由牡丹園、芍藥園、月季園、碧桃園、丁香園、海棠園、木蘭園、竹園、海棠荀子園、宿根花卉園和梅園等11個專類園組成。參觀這大百科全書般的植物園，你會覺得自己逐漸變得學者化了。富於戲劇性的是：園內有曹雪芹紀念館，藝術地再現了大文豪晚年的生活環境,而這位文豪恰恰是以描繪了一座大觀園而出名的。瀟湘館、怡紅院、絳芸軒、蘅蕪苑、水月庵、柳葉渚、凸碧堂、凹晶館、稻香村……讀書人會對《紅樓夢》裏的園林建築記憶猶新。而北京植物園，堪稱花木的大觀園，是真正的花花世界。在植物園中迷路，也是幸福的,像是在大觀園裏夢遊。
北京的花木，我是看不夠的; 北京的花木，靠我一個人也是說不完的。被我忽略的還有很多。我無法不忽略,視力有限，腳力有限，心力有限。而美是無限的。花是開會迷,花的會議是沒完沒了的。走馬燈一樣的花期與花會喲。隨處可見的花園,做個看客似乎比做園丁還要辛苦。
朱自清本無心於花草，初來北京時，住在花事很盛的清華園裏，接連過了三個春，卻從未想到去看一回。隻在第二年秋天，曾經和孫三先生在園裏看過幾次菊花(“清華園之菊”是著名的)，後來卻傳染了花的嗜好：“有了些餘閑，在花開前，先向人問了些花的名字。一個好朋友是從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我們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這是他個人的經驗。有一次還特地冒了大風到中山公園看海棠。朋友Y勸阻,他是前一天去的，去時地上已有落花了，這一日一夜的風，準完了。”他說北平看花，是要趕著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陰的日子了，但狂風還是逃不了的。我說北平看花，比別處有意思，也正在此。”幾十年之後，北京城裏，我們仍然在趕著看花,仍然很有意思。在看花的間隙，我甚至還趕著寫了這篇文章。是花開得較以前慢了，還是我的動作更快了?
看花不如養花。20世紀的北京文人中，老舍是最愛花的：“我愛花，所以也愛養花。我可還沒成為養花專家，因為沒有工夫去作研究與試驗。我隻把養花當作生活中的一種樂趣，花開得大小好壞都不計較，隻要開花，我就高興。北京的氣候，對養花來說，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風，夏天不是幹旱就是大雨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會鬧霜凍。在這種氣候裏，想把南方的好花養活，我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因此，我隻養些好種易活、自己會奮鬥的花草，不過，盡管花草自己會奮鬥，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滅，它們多數還是會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們，像好朋友似的關切它們。”養花像交朋友，看花也相當於會朋友。與老舍的時代相比，北京的花木，越來越豐富了，而且越長越漂亮了。不知是因為北京的氣候好轉了，還是花本身的生命力增強了?
? 北京的林子有多少鳥?
周作人的時代早已過去了。那個時代的文人，吸煙、飲酒、品茶，都遠別於衣食男女，刻意追求某種超凡脫俗的境界，仿佛不是在滿足肉體淺顯的欲望，而是為了實現心靈對閑適的渴念。這就是人生了。所以，周作人路過西四牌樓以南的異馥齋，這義和團之前的老店獨木招牌上模糊陰暗的字跡，會使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閑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油然而生；然過其門而不入，生怕那古典的香盒上已放著花露水與日光皂了。他甚至對北京區區的茶食念念不忘，並振振有詞：“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煉愈好。”這，簡直把個人任性率真的休閑行為上升為頗具說服力的理論。
琴棋書畫自然是文人的專利，但煙酒茶食、花鳥蟲魚，則不妨雅俗共賞。你說它俗，它也俗到極點，但所謂的大俗就是大雅了。不在乎於誰賞玩，比賞玩者的身份更重要的，是他的動機與心態了。隻是，周作人的時代、有閑階級的時代，畢竟已過去了。有錢才能有閑，而且有錢不一定有閑，閑無處可買賣。要在燈紅酒綠的都市做個隱士，比做總統還難。北京這座城市不尋常。本地人常掛在嘴邊的大白話有一句“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藏龍臥虎的北京就是這麼隻大鳥籠子。在這兒呆久了，什麼都不新鮮。朝陽區腹地有個水碓子，怪怪的地名，水碓子有個全城皆知的花鳥市場。露天市場其實僅一條街，街兩邊擺滿了兜售花木魚鳥的板車、玻璃缸和帶篷布的簡易櫃台。花街緊鄰著一條河，河道彎彎的，街也就彎彎的。我翻閱過舊地圖，沒查出河的名字；向路人打聽，居然有好幾種說法，索性不刨根問底了。畢竟，水碓子是因其而得名的，就足夠了。第一次來水碓子，我驚呆了，以為《清明上河圖》在現實中恢複了：垂柳、橋、水邊的矮樓、紙糊的招牌、服飾各異的行人，什麼都
有。在擁擠的人流中緩緩挪動，走馬觀花，確實能體會到大千世界摩肩接踵的樂趣，問貨、侃價、遞煙、聊天，全北京城的閑人仿佛都集中到這兒了。惟獨我不諳此道，隻是個乏味的過客。
若拍愛鳥周的廣告，真該到水碓子的鳥市來。有新手來買鳥的，更多的則是拎著精致的絲籠來遛鳥的(讓它感受大家庭的氣氛?)，或是攜鳥來選購飼料的。你會聯想到戴瓜皮帽、套府綢馬褂的八旗子弟提籠架鳥的遺風——這種景觀恐怕非老北京沒有。一位穿舊牛仔服的工人模樣的漢子擦肩而過，你仔細一瞧，籠中關著的是極昂貴的虎皮鸚鵡——不禁刮目相看，歎聲：“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當然，人還是北京人，鳥卻不是清朝的鳥了。據說在水碓子，拎一隻讓同道眼饞的畫眉招搖過市，不亞於商人手上提大哥大的八麵威風。人家的貨色好唄!
在展覽名貴金魚的大玻璃櫃台旁邊，卻蹲坐一位守著洋鐵皮水桶的通縣漁夫——正叫賣剛從運河釣上來的草魚。一邊明碼標價三千元現大洋一尾，一邊卻用天平論斤稱，一邊是讓人當掌上明珠養的，一邊是供作盤中餐吃的——鮮明的對比，卻相安無事地成為鄰居，這是水碓子集貿市場特有的怪現狀。或許這正是老北京的風格：即出玩主，又出美食定與名廚；既擁抱物質，又擅長享受精神。活得多滋潤呀!想通了之後，再往前碰見花攤與菜擔為鄰，鬱金香與新上市的空心菜為鄰，我已見怪不怪了。
據說除了“文革”冷清過一陣子，水碓子的花鳥市場一直這麼熱鬧，一輪主顧老了，又一輪冒出來了。生意越來越旺盛，人情味也越來越濃。就像下圍棋評段位似的，花鳥的玩家也分檔次，叫誰比誰懂行，懂行就是能耐——土話很能說明問題。據說北京的花鳥市場不隻水碓子一處，連最靠近故宮的北河沿、皇城根兒都有，那可是天子腳下的花鳥市場啊。據說養花鳥有養癡的、上癮的——不是癮君子那隻能算鬧著玩的。但我覺得一臉癡迷地吹著口哨遛鳥，比貴婦人牽一匹戴項圈的哈叭狗過街要清高得多，前者是愛物，後者是寵物——字麵的意思差不多，可似乎是兩種境界。前者是養氣修性，後者是養心肝寶貝。種花、飼鳥、養魚，難度大點，要有咱做學問的功夫。貴婦人養狗、大款養小蜜，一般的感情投資就可以了。
我來北京，賣文為主。花鳥市場盡頭即水碓子郵局，我的稿費一般都寄到那兒。隔三差五去取彙款，總行色匆匆，心事重重，花香鳥語如風吹過耳、稍縱即逝。有時站在郵局的水泥台階上，觀察那一張張癡迷或悠閑的麵孔，觀察鶯歌燕舞、花團錦簇中的眾生相，也會臨淵羨魚，卻舍不得把幹癟衣袋裏新換來的血汗錢花去，做一回浪漫主義生活的買主。即使買得起也養不起呀，主人尚且要為稻糧謀——隻能閉門謝客。閑適對於忙人是奢侈品，夢想對於窮人是易碎品，花鳥對於流浪的詩人僅僅是遙遠的裝飾品——回到租借的小屋我更認真地寫詩，以繡花的心情。
前生修行得不夠，我與花鳥市場的緣分，僅此而已了。
熟識的文人中卻還真有愛物成癖的。鄒靜之對鳥情有獨鍾，在臥佛寺開青春詩會，靜之通宵談的都是鳥經，我們反倒聽出無盡的詩意來。他至少有兩篇隨筆是寫鳥的。一篇《墨環》追憶少年時養的鴿子，還拉梅蘭芳做大旗：“讀《京劇談往錄》，許多文章提到梅蘭芳早年近視，後來養了鴿子，每每那雙眼睛被鴿翅帶至藍天白雲。後來眼睛就好了，上台亮相，目光叩人心扉……”另一篇《留下地獄》則斬釘截鐵：“看見有人拿槍打鳥，我就在心裏把他打死一千次，一萬次。我曾阻止過一個少年。他當時走了，但是到離我遠的樹下去放槍。我馬上產生了想法：我們不能把地獄毀了，天堂可以不要，但地獄該留下來，用來懲罰做壞事的人。”他還提供了一條議，但估計上帝不會采納：“天堂確實可以不要，我想沒有幾個人能到那兒生活。如果人真有前世，可以輪回的活，讓打鳥為樂的人，來世變成被追殺的鳥。”
鳥是有福的，有這麼愛它的人。我也是有福的——讀到過一篇這麼愛鳥、愛美的文章。
愛喝的是在本地口碑最好的燕京啤酒。也住過燕山大酒店(四星級?)，經常想這樣的問題：北京古時候為什麼叫做燕京?因為緊靠著燕山，還是因為做為燕國的都城?這座城市與燕子有一種隱秘的聯係——燕子似乎自古即是它的象征與吉祥物。明朝的朱元璋封第四子朱棣為燕王——朱棣後來做了永樂皇帝，並正式由南京遷都北京。他對自己鎮守多年的古燕都是有感情的。由於以上諸多原因，在我想象中，這座城市的上空永遠有燕子翔集，如眾星捧月。
多年前似乎確實如此。記得我剛移居北京時，趁著黃昏瞻仰大前門，驚喜地發現巍峨的城樓上，有成群的黑色鳥類翱翔並且嗚叫。因體型較小，容易被誤認為蝙蝠。但明眼人知道，那是雨燕——或至少是燕子的一個品種吧。它們圍繞著殘缺褪色的雕欄玉柱飛高飛低，叫個不停，仿佛樂不可支——它們心中裝著怎樣的喜事呢?據說大前門樓上，清朝就已有這種鳥裝點著天空，和暮鼓晨鍾一起，構成典型的人間城廓景像。在古老的燕說法遇見了古老的燕子，我也覺得自己是有福的。如今，已很難有這樣幸運的目睹者了。殘存的幾座城門樓，風景是光禿禿的——那群小天使般的門神，似乎抖一抖翅膀就消失在空氣中。到哪裏才能找回這群快樂精靈?是什麼原因使你們不辭而別?
沒有了燕子，燕京便離我們更為遙遠了。燕京已改名為北京。北京的上空，不僅燕子幾近絕跡，連麻雀都少見了。聽友人鄒靜之回憶，大躍進除四害時，全北京曾統一行動消滅麻雀，樓頂、陽台、樹上都站著人，敲打鍋盆或晃衣服，把麻雀都驚飛了，麻雀騰空後就再找不到地方降落，無處藏身，隻能在空中盤旋，直到精疲力竭墜地：“空中墜落的麻雀都被人收走，據說要統計成果，成果當然很大。再後來的日子就沒了鳥叫。”
北京人其實是愛鳥的。養鳥是老北京的傳統。若幹年以前，坐在四合院裏，經常能看見別人家馴養的鴿子從頭頂掠過。在對往事的記憶中，充斥著悠悠的鴿哨聲——作為富於感情色彩的畫外音。那簡直是熱愛生活的表示。不知是出於政府的限製，還是現代人已失去了這份興趣——鴿子也像天鵝那樣離我們很遠。北京仍然有花鳥市場。但買賣的都是籠子中的寵物——鸚鵡、畫眉之類，不是為了看它們飛，而是為了聽它們叫。那還一沼買一
隻八音盒回家。估計自然界的候鳥遷徙，也會遠遠地繞開城市。鋼筋水泥的森林裏，已很難見到自由的飛行之物。密集的高樓大廈，成了人類囚禁自身的籠子。
北京人常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北京的林子越來越大了，鳥卻越來越少了。
去懷柔釣魚
去懷柔釣魚恐怕已成了北京城裏的一項時尚，當然羅，是有閑階層的時尚。更確切地說，是有錢的有閑階層的時尚，因為有錢才有閑嘛。星期天呼朋友，老半天後電話鈴響，傳來一個遙遠的聲音：“我在懷柔呢，在釣魚呢。”語氣透露出隱約的驕傲，仿佛同時在給水裏的一條魚打電話。這種情況，在呼其他朋友時也發生過。連續幾個周末，也都有人約我，張羅著去釣魚。我是個窮詩人，即使有閑暇也沒有閑情，臨淵羨魚，莫如退而結網，還是蹲家裏老實寫稿吧，結一些文字的蛛網——因而都婉言謝絕了。今天，酒友阿堅把那輛韓國車直開到我樓前，客座上還載著我大學的師弟邱華棟，不斷地摁喇叭——兵臨城下，又要“綁架”我去懷柔，去就去吧，不就是釣魚嘛。沒釣過魚，難道還沒吃過魚嘛——沒什麼新鮮的。
懷柔是北京東北角的郊縣，本是個窮地方。這兩年，蓋的花園別墅多了，開私家車去郊遊(雅稱踏青)的富人多了，煙火旺盛了，因而在城裏也就出名了。懷柔的風水有多麼好、池塘有多麼好，我不清楚，關鍵在於去懷柔釣魚是有身份的事情，和標榜身價相比，釣魚反而是次要的了。於是富人們、準富人們如過江之鯽擁出城門，有的還攜帶著明眸善睞的小姐，兼顧漁色。試想：葡萄美酒夜光杯，美人如花坐雲端，背倚香車寶馬，麵對波光瀲灩——這才是生活，可比平日沽名的利輕鬆多了。這才叫享受生活。我估計巴爾紮克的時代，厭倦了歌劇院包廂、貴婦人沙龍的巴黎上流社會，風行坐小火車去鄉下度假(有的伯爵還約了茶花女)也緣於此。人間喜劇都是大同小異的。
從北京到懷柔，好像也是李自成進城的路線——隻不過是逆行。我們在某個十字路口，迎麵看見這位橫刀躍馬的草頭王的紀念塑像。我們與李自成的戰馬擦肩而過，去懷柔釣魚，而他正左顧右盼，查找路標，為唾手可得的江山望穿秋水。戰爭與和平擦肩而過。魚和水擦肩而過。就像當年，李闖王與江山美人擦肩而過——江山太沉，把他的萬丈長纓掙斷了。多少個朝代啊，魚在水裏，箭在弦上，射雕英雄卻沒有了。命運太狡猾，折騰得英雄信紛紛落馬。薑太公釣魚，英雄們逐鹿中原、垂釣江山——命運卻在垂釣英雄，勝則為王敗則寇。命運才是真正的漁夫，垂簾聽政。
這一段胡思亂想是今天釣魚活動的畫外音。懷柔到了，我的文章也不能跑題了。魚塘像棋盤，水邊全是觀眾，人手一竿，觀棋不語。魚塘是用鐵絲網起來的——若再掛幾串洋鐵皮罐頭盒，更像奧斯維辛集中營了。我們買了高價門票，鑽進網裏，一人租了一根帶滑輪的海竿；三個火槍手，在一棵老柳樹的綠蔭裏並排坐下來。我是新手，新手才激動。我模仿別人的動作，把魚線掄圓了甩出去，確有一種“會彎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來的次數不少，但據說每次都是空手而返，因為他是個急性子。他來懷柔，是練耐心的。華棟則是碰運氣。我是圖新鮮。各人有各人的癮。三人成行，因為都曾是寫詩的。阿堅後來下海做生意了，牛刀小試，身手不凡。華棟則改當小說家了。我還是繼續幹老本行。在生活中，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要麵對各自的魚，各人有一本難忘的經——今天可謂為一個共同的目標會合到一起。
再看看周圍，活脫脫一卷眾生相。有的西裝革履，正襟危坐，仿佛聆聽尊師授課。有的老謀深算，暗藏殺機，故作超脫狀，潛意識裏肯定恨不得把功名利祿一網打盡。有的愁眉百結，分明是找個熟人少的地方想心事，抑或借垂釣來排遣積鬱。有的心焦如焚，抓耳撓腮。有的以不變應萬變。更有的忙於與杯中美女窈窈私語，醉翁之意不在酒。魚都是一樣的魚，漁夫卻是不同的漁夫，不同的心情。芸芸叢生，究竟有誰是為了釣魚而釣魚的，正如為生活而生活?有誰能拋除雜念、棄絕塵緣，釣魚而忘我的?有誰不是帶著欲望釣魚的?有誰來水邊僅僅是照鏡子的——影子是一條潛在的魚?有誰能類似於莊子——夢見水中的魚亦為水中魚夢見的?
再看看他們腳邊的水塘，一律是空空的。再看看世界……
孟子的隻言片語從我腦海一閃而過：“魚我所欲也。”如果讓我翻譯成白話，在水邊朗誦，那可能是——“魚啊我是多麼愛你!”我畢竟是個含蓄的詩人。但欲望與愛是有區別的。我恐怕一生都難以赤裸裸地表達人類的欲望——怕水中的魚聽見?雖然這是物欲橫流、讚美詩早已落伍的時代。在懷柔一個下午，我沒釣到一條魚。在懷柔一個下午，我都在懷念著詩人海子的《妻子和魚》：“我懷抱妻子，就像水兒抱魚。而魚是啞女人，睡在河水下麵，常常在做夢中，獨自一人死去。水將合攏，愛我的妻子，小雨後失蹤。沒有人明白她水上是妻子水下是魚，抑或水上是魚水下是妻子……”這是我讀過的人類與魚有關的最美的一首詩。海子續了莊子的夢。你不這樣認為嗎?這一分鍾的感動是我在懷柔唯一的收獲。
在懷柔釣魚的居然大都是忙人。或許，這星球上已找不到真正的閑人了——審美意義上的閑人。各人腰挎的尋呼機，一個追一個地響，隻有一位瘦子拋下的竿不管，風風火火地去遠處找公用電話亭了，其他的則傲慢地從皮包裏掏出鋥亮的大哥大來。有的一臉關切：“貨到了嗎?”有的盛氣淩人：“咱的帳怎麼結呀!”或“對你的價我要腰折一下。”水裏魚聽見準要誤會，準要被嚇回去了。還有位帶女人與狗同來的，竟然和話筒那頭客戶對罵開來，達二十分鍾之久，一氣之下差點將大哥大砸進水裏。釣池頓時成生意場了——或許本身就是另一種形式的釣魚池，兵不厭詐，大魚吃小魚。不知魚在水中是否能聽見岸上的人聲，但那個下午仿佛魚也講究氣節、不食周粟——縱然魚餌用的都是最昂貴的精飼料。也可能因為來懷柔的冒牌漁夫們技術生疏，或太不用心的緣故。
整個下午，幾十個人，就像圍坐在一座根本沒有魚的池塘旁邊，擺開架式，誇張地釣呀釣卻一無所獲。縱然岸上大都是商人身份，商人是狡猾的，但魚似乎也擅長鬥智，就是不上當。這個下午的騙局形同虛設。這真是個荒誕派戲劇的下午。老人與海沒演成，全改為等待戈多了。好在大夥不分勝負。好在大夥似乎並不失望。有人拎著空水桶開車回城裏了。另一部分人則看看日落西山，擁進鄰近的飯館安享晚宴，向老板點幾條魚下酒，咬牙切齒的樣子，挺解恨。
所以說在懷柔釣魚，似乎僅僅是一種儀式。你在釣魚，魚也在吊你的胃口。你有耐心，魚比你還有耐心。你對魚撒謊，魚也不對你講真話。好在來懷柔的人是不屑於與魚計較的，他們回城裏還有名利可釣，因而他們會覺得這是在施舍——哪怕他們在城裏，已不習慣於讓任何人占便宜了。
我在岸上想魚。從懷柔回來後，我想著那些似乎遠在另一個世界釣魚。魚是否也在分析人的心理，知己知彼。魚是否也在想人類呢，想人類的問題?
?京派與海派
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古都，上海則是一座女性化的新城,正如男性越滄桑越有成熟的魅力，女性越青春越有驕傲的資本。北京與上海，都可以說是性別特征明顯的城市,當然，這種特征更多地表現在精神上。北京人的政治情懷和上海人的生意頭腦，都可以說是發揮到極致了。北京以政治為中心，上海則以經濟為根本,自近代以來，北京的洪鍾大呂，和上海的風花雪月，一直形成鮮明的對比。它們也就分別成為中國的北方文化與南方的文化的最佳代表。
? 在客觀形態上，北京是精神的天堂，適合男人胸懷遠誌、建功立業；上海則是物質的樂園，適宜於女人消費、購物，玩味一番小布爾喬亞的情調，如果說北京的雕梁玉砌間洋溢著英雄主義的空氣，令有誌者俯仰之間欲聞雞起舞、技劍四顧，那麼上海的燈紅酒綠裏則灑滿浪漫主義的香水味，在霓虹燈下做個冷靜的哨兵都很難的，會叫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
? 表現在文學上也是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北京出了個老舍，屬於土生土長的京味作家；上海也不甘落後，推出了張愛玲，文字的肌理光滑圓潤，而又柔若無骨。這是兩座城市當時分別推出的文學偶像。男人愛看老舍，女人愛看張愛玲，老舍是粗礪的，符合北人的欣賞趣味，張愛玲則是細膩的，迎合了南方人的審美觀點。至於當代，寫上海寫得最好的還是女作家(甚至給我這樣的錯覺；上海搞文學的大多是女人，至少在男女比例上是如此)。譬如王安憶，專門為上海的繁華夢寫了一闋《長恨歌》，有貴妃傷逝之感。譬如頗與此地風水吻合的所謂“小女人散文”。又譬如以新人類自命的衛慧(代表作就叫《上海寶貝》)，還有棉棉……
在北京文學則一直是男人的霸業，繼王蒙、劉心武之後，獨領風騷的要算是王朔了，以北京痞子自稱，作品也有地域特色，如《頑主》、《動物與凶猛》等。上海人的小說太像輕音樂，受鴛鴦蝴蝶派毒害太深，北京人的小說一向以口語化取勝，很容易改編成電視劇或話劇什麼的。仔細比較還能發現：上海製造的小說大都籠罩著悲劇的氛圍，北京生產的小說則塗抹喜劇的色彩，連苦難的歲月在記憶中都會變成陽光燦爛的日子。
上海總是在懷舊，蹙眉捧心作怨婦狀，顧影自憐。北京人最關注的則是現實(幾朝的富貴對於他們都是不屑於繼承的遺產)，因為他們憧憬未來。這或許就是悲觀主義者與樂觀主義者的區別。在上海，隻有一百年曆史的名宅、教堂、老飯店，似乎都值得當地文人們去憑吊、徘徊、撫今思昔、涕淚交錯。而北京有那麼多貨真價實的名勝古跡，主要是用來吸引外地遊客的，本地人沒事很少去閑逛或傷懷的。
北京，連女人都有點大大咧咧的，落落大方，心直口快，一切全寫在臉上，爽朗有餘，含蓄不足，繼承了太陽的性格。至於上海，則充滿了月亮的特點，陰晴圓缺，雲籠霧罩，連男人都難以避免這種影響，他們溫和細致，禮貌文雅，習慣在咖啡廳角落綿綿私語，不太勝任在大庭廣眾之中慷慨陳詞；當然，涉及到利益的問題他們又帳目清晰、纖毫不亂，絕對算稱職的商人……
? 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天之驕子，也各有千秋。上海人身上，也不無值得北京人學習的地方。商界的一位高手對我說，他喜歡跟上海人做生意，跟北京人做朋友。跟上海人簽合同特費，討價還價至少要好幾個回合，經常為小數點後麵的數字爭吵得麵紅耳赤，像家庭婦女買菜時所為，斤斤計較。但有個好處：一旦雙方達成了協議，就不用擔心了，一定會兌現。上海人輕易不承諾，而兌現承諾時的認真態度，不比討價還價時遜色。他們真正繼承了商人的傳統：重信譽。
? 北京人重的則是信義，因為他們講的是江湖義氣。他們意氣用事時樂於助人，喜歡承諾，而不考慮兌現的難度。即使談買賣，營造出的也是朋友的氛圍，而不願分清合作夥伴的關係。經常感情用事：“咱倆誰跟誰呀?”或“你還信不過我嗎”但衝動時說的大話，有些酒醒後就忘了，有些則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你可千萬別當真呀。否則你會有某種受騙的感覺：這人怎麼說話不算數呀，口口聲聲是朋友，這也太不夠朋友了。其實他並不是存心騙你的。他就是這麼個馬馬虎虎、咋咋呼呼的性格。
? 跟北京人做朋友有樂趣，總能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江湖大一統，像守著個火爐似的。跟上海人做生意則很清爽，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涇渭分明，不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上海人做生意，時刻遵守遊戲規則。北京人的生意，則容易演變成無規則遊戲。所以北京出熱血的政治家，上海出冷靜的生意人。
? 城市對人的影響，有時是不可逆轉或違抗的。但如果能把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則是更大的勝利。關於這一點，魯迅早就說過：“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是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人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北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在美學上也是如此：陽剛之氣與陰柔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 京派與海派之爭，久矣。在魯迅的時代就沸沸揚揚地鬧過。北京人與上海人，堪稱北人與南人的典型，也是其成功者，但一直似乎都有點互相看不順眼的意思。或許，雙方都過於自尊了。在當代也是如此。這似乎就不太順應潮流了。幸虧上海的王安憶評點得好，未帶什麼偏見：“上海和北京的區別首先在於小和大。北京的馬路、樓房、天空和風沙，體積都是上海的數倍……即便是上海的寺廟也是人間煙火，而北京人的民宅俚巷都有著莊嚴肅穆之感……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於藝術感，後者則更具實用精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讓北京變成另一個上海，或讓上海變成第二個北京，都會有遺憾。差別中才有美，才有價值。
大院文化
很久以來，北京市民的居住環境有兩大特色: 首先當然是胡同多，據說真正帶有土著血統的老北京(包括提籠遛鳥的八旗子弟後裔)，大多散落於古色古香，民風淳樸的胡同四合院裏，延續著“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的市井生涯；其次，則是大院多,我不知道使用“大院”這個概念是否規範，它主要指北京地麵上那些國家機關、部隊或文化部門割據的辦公及宿舍區，以區別於胡同地帶小巧封閉、平民化的獨門獨院。
這裏所說的大院，相當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後在舊皇城外圍(包括當時的近郊)擴建的，高高的院牆，結實笨拙的蘇式低層樓房，大門可通汽車，有威風凜凜的士兵或係紅袖章的門衛看守。在大院裏集結並和平共處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說著蹩腳普通話的幹部及其家屬，從那麼一天開始，他們遵照這個古老國家重新編排的戶籍製度,成為名正言順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間，是屬於這些新時代的移民的。
? 他們的孩子，也是在這塊土地上成長的；後來，他們的孩子又有了孩子……這些孩子們啊，在紅漆院牆的保護下醒來，在樓房之間的綠化地帶玩耍，或者去鄰近的學校上課，說標準的北京話，漸漸淡忘了遙遠的老家。
王朔的小說《動物凶猛》，描寫的就是這樣一群部隊大院裏的少年，自恃遺傳著貴族的血統，而在那整個社會人性都麵臨考驗的特殊年代，無意識地被推舉到荒草滋長的舞台上，成為一幕荒誕戲劇的角色:逃課，躲在大院角落的假山石背後學抽煙，比賽喝啤酒，吹噓各自追逐女孩的經驗，砸仇人家的玻璃，偶爾糾合起來，騎著自行車、脖子上斜挎的黃書包裏藏有鐵器，浩浩蕩蕩地去和另一所大院裏的少年團夥打架…… 他們的青春，就是在目空一切的優越感和張揚的野性中荒廢的。
這些在紅旗下長大的孩子啊，當年齡的迷彩被院牆外麵的風雨剝離，脫離了溫室之後也獲得清醒，回首那被時代誇張的少年血性，開始溫和、平淡且豁達地看待周圍瞬息萬變的世界。
? 《動物凶猛》之所以被薑文改編為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因為他也曾經是部隊大院裏的孩子，他太了解這些少年的夢想是如何在綠樹紅牆之間奔突而最終尋找到出路的，因為歲月將作為隱形的導師，以鐵一樣的法則教育它階梯課堂裏所有蒙昧的學生。
北京錯落有致的大院，在那些少年眼中是帶有母性色彩的,搖籃般嗬護著他們盲目的青春，寬容得簡直近乎縱容。天永遠是藍的，樹天生就是綠的，一生中又能保持多少陽光燦爛的日子……
西郊某些地段是軍事單位所在地，較著名的有海軍大院、空軍大院以及玉泉路的國防大學校園等等。據說王朔本人就是在海軍大院裏成長的。走過那由綠琉璃瓦院牆、鵝卵石甬道乃至假山石、月亮門組成的街邊公園，我忽然幻想《動物凶猛》裏女主人公米蘭美若天仙的笑靨是否曾在這裏綻現?
我從南方移居北京已不少年頭了，1989年剛來時，借宿在三裏河一帶某位朋友的空房子裏，那是計委大院，層層疊疊的蘇式老樓房排列成方陣，中間是蟬聲不絕的林陰道，樹木已長到三層樓那麼高。我下班時從木樨地地鐵站口鑽出來，才發現十裏長街已繁星滿天、華燈初上。往北走約一站路，就是三裏河,地名雖與河有關，我卻連一條稍氣派點的溪流都未找見，倒是附近修築有玉淵潭公園，可惜那是一塊巴掌大的湖泊。
計委大院與公園僅僅間隔一條馬路，我在灰漆斑駁的筒子樓裏寫詩，隻要推開窗戶，就能聽見對麵公園裏傳來孩童們嬉戲的笑聲,不知為什麼，世界一下子就顯得仁慈安詳了許多。
朋友賈新栩即小説家狗子，自小便在這座花紅葉綠的大院裏跌打滾爬，根據父母的官職,他也算高幹子弟吧，喜歡在老式的工作手冊裏寫點卡夫卡風格的劄記，不太願意出門做生意，性格中有點閑散的禪境。
他在大院裏還有幾位小時候在同一所幼兒園看圖識字的鐵哥們兒，周末之夜大夥找一處閑置舊家具的空房間，以深色床單代替窗簾掛起來，沿牆根擺一溜五星啤酒，然後拉開褪色的八仙桌，劈裏啪啦地搓麻將。介身其中，我感受到他們習慣周期性的搓麻將，似乎並不完全為了消磨時間，打發寂寞，分明借助這平淡溫和的氛圍清點心事呢。夜深人靜，恍若隔世的大院，雖安插於鬧市之中，卻彌漫著濃鬱的田園情調，給都市裏勞碌的遊子心靈以一種特殊的安全感……
北京的大院，我似乎是很熟悉的了。然而即使我每天的夢都安置在其中的某一幢樓房裏，我，仍然是一位冷靜的旁觀者。因為我已習慣了以長安街上外鄉人的身份，來發現這座偉大城市所無處不有的平凡的美感。
在結束一年搬數回家候鳥般東挪西遷的流浪生涯之後，我終於改變了認為家的形式不過是一隻稍大點的旅行箱的看法。1992年，單位在沙灘北街的文化部老宿舍區給我分了間陋室，我終於可以把浪跡天涯的心寄存在這裏了，安安穩穩地吃點利息。
那裏又是一所簡直帶有文物性質的大院，張中行老人在《府院留痕》中講解：“這個大院落，指坐落在北京景山之東一條街(舊名馬神廟，民國後改景山東街，大革命後改沙灘後街)西部路北高牆之內那個大方塊，早是清乾隆時期的公主府，中是清末起的‘國子學’——京師大學堂，後為國立北京大學第二院(理學院)”，至於我住的院落，僅僅是舊公主府附屬的部分，“路北第一個門，原北京大學的西齋，男生宿舍中麵積大、牌號最老的，1904年所建，現在門戶依然，但已成為文化部的宿舍。”
我住的俗稱老灰樓，三層，四麵回環，留一豁道，明顯是模仿四合院的格式，天井寬敞得可舉辦足球賽，但幾棵槐樹、銀杏之間蛛網般係滿了晾衣繩；樓內每個單間都不足10平方米，僅可容一床一桌一幾，附帶壁櫥，是老北大的獨身老師寢室。北窗外的空地屯積著煤堆，因為西側即是冬天燒水供應這一帶暖氣的鍋爐房。
這幾幢老樓好幾次都想拆除了擴建，都被文物保護機構阻止。
90年代，我在昏暗的走廊上燒火做飯，生怕煙熏火燎影響了文物的價值，但轉念一想: 或許多少年以後，在後人眼中，這恰恰增添了一個典故,該有多麼好!有時深夜在院內空地上散步，一抬頭望見周圍黑黝黝的樓群一扇扇燈火通明的窗口，眼前便浮現出本世紀初那一批莘莘學子偎依的青燈黃卷，甚至，耳畔還會突然響起當時的琅琅書聲……假若一所有曆史的院落有其靈魂的話，這不失為一種回光返照吧?
向南麵臨街的方向走，可以瞻仰到老北大的紅樓,也算那一個時代中國教育核心之所在。而這條西通北海、東連美術館的大馬路，名叫五四大街，五四運動最初的學生遊行隊伍舉著旗幟與標語，就是由這裏出發的,雖然今天的車水馬龍已淹沒了那急促於曆史甬道的腳步聲。
於是我心平氣和地邁著書生的步伐向西走，步行約5分鍾，就看見黑鴉如織的故宮後門，就看見文武百官、粉黛三千的清朝了。我不再遠足，而是在景山腳下駐步懸聽,那山頭的鬆濤陣陣，曾經吊死過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文化部大院裏的好多居民，月初都去訂購了景山公園的月票,以便每天清晨沿石梯的山路跑步，並去山頂的亭台樓閣練氣功、練嗓子或花拳繡腿地舞一回劍。而我總是在景山公園門口轉過身來，過其門而不入，我總是在那塊刻有講解詞的雕花石碑前折回現實。
筒子樓
北京人習慣把那種老式的宿舍樓叫做筒子樓。許多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外地大學生，都有過住簡子樓的經曆。我也不例外。我住的是沙灘北街的老北京大學宿舍，又叫老灰樓，是由四棟筒子樓合圍的四合院式的建築，中間有一塊空地作為天井，可供晾曬衣被什麼的。據說這是由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設計的。這座五四運動時期就存在的筒子樓，已經很老舊了，但卻不允許拆，作為文物受到保護，而且裏麵一直住滿了年輕人。每個月輪流查電表、收水電費。樓道裏堆滿了雜物，像地道一樣昏暗，即使大白天也必須開燈，否則摸黑走難免會踢幫鄰居家牆腳的醬油瓶或大白菜。
我搬來的時候已經晚了，狹窄的樓道已被各家搶占了地盤，已經擱不下煤氣罐了。幸好我沒有煤氣罐。天天上班，都在單位的食堂吃完飯再回來。
我的對門住著一對帶小孩的年輕夫婦。妻子挺勤快，一日三餐都不含糊。有一天晚上她家炸帶魚了，香得我一夜沒睡著。我這個單身漢，無意中也分享了別人的家庭的幸福。我很羨慕這三口之家，在如此艱辛的居住條件下，仍能生活得有滋有味。
有一次單位輪到我義務獻血，從醫院回來手有點抖，開門時鑰匙掉在地上。對門的女主人正在樓道裏做中飯，見我臉色不大好，問我怎麼了。我說沒什麼，單位獻血，就進門休息了。一覺醒來，聽見有人敲門，原來是對門的女主人——替我煮了一鍋紅豆湯。她說你也沒有煤氣灶，我就替你煮了，紅豆補血。說實話那一瞬間我挺感到的。因為在此之前我與鄰居家的交流並不多，但這一鍋紅豆湯，人情味太濃了。這是那幾年筒子樓生活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記憶，筒子樓，人情味很濃。
後來她家分到了單元房，搬走了。我真心地替他們高興。
後來我也搬家了，我又替自己高興。
又有更年輕的房客，接替著我們。體驗筒子樓。筒子樓，仿佛是一個通向幸福的中轉車站。當你真正擁有幸福之後，會加倍地懷念它，珍惜它。
我懷念筒子樓，那裏麵收藏著我的青春歲月。住在筒子樓裏的我，很樸素也很單純，而且對未來的幸福充滿夢想。當人感到滿足的時候，也就不再有夢想了。
人生，不怕苦難，隻怕沒有夢想。
取暖的方式
我在北京城裏漂泊了多年，終於分到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是1993年11月15日。根據市政府規定：每年的11月15日，全市樓房的暖氣設備開始供暖。我住的雖是老式的筒子樓，牆壁上照樣有一溜漆成銀灰色(像飛機的顏色)的暖氣管。我站在空蕩蕩的房間裏(與我相伴的是前任房主遺棄的一小堆垃圾)，撫摸著逐漸增溫的暖氣管道(裏麵有沸水循環流動)百感交集：我在這座城市的個人生活終於進入一個溫暖而有保障感的階段。
每年的11月15日，都人為地劃分了自然季節。從這一天開始——在北京人心目中，就進入冬天了。人們需要考慮過冬的方式了。市民的居住環境被嚴格地分為兩種：住樓房的與住平房的。凡是樓房都有暖氣供應——不失為某種優越感。至於平房(包括舊式的四合院)，則需要提前儲存大量的蜂窩煤，以便生爐子取暖。所以對住平房的，單位會補貼一定的煤火費。凡是住入樓房的，從此便與蜂窩煤無緣，因為北京的樓房大多帶“雙氣”(煤氣和暖氣)，他們欣然地與一個灰蒙蒙的舊生活告別，並且憐恤地關注著搶購蜂窩煤的平房居民在濃烈的人間煙火中掙紮。
在搬入樓房之前，我有過租平房住的漫長經曆——每逢冬至則暴露出弊端，怎麼取暖過冬是很傷腦筋的問題。南方人一般是不太會生煤爐的——尤其是有許多高雅技巧，譬如怎樣封火，以便上班回來後打開爐門，就能使爐火複燃。我試過幾次，可每次下班推開家門就感到寒氣森森：煤爐早已令人泄氣地熄火了，重新點火不僅費事，而且費時間——至少要兩小時後，室內的溫度才能轉暖。臨睡覺前仍然需要給爐子封火。這一切真是太難伺候了。我總是看見工人出身的房東手腳麻利地用濕煤餅封上火，然後甩上門頭也不回地上班去了，徒有羨魚情，卻無法退而結網。在北京的平房裏過冬，我這個外省來的讀書人，是很尷尬的。這是屬於冬天的尷尬。幸好單位的辦公樓裏有暖氣，我每天總在樓裏滯留到很晚，從不缺勤，以至領導跟我開玩笑：“辦公室在你眼中相當於賓館了吧。”這就是暖氣對我的吸引力。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我想有個家——但這必須是個帶暖氣的房間，有暖氣才稱得上真正的家。
所以我搬進沙灘北街的筒子樓，那份進入了天堂般的喜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永遠記住了1993年11月25日，暖氣進入了我的生活，我也算終於擺脫了冬天的圍困及其尷尬。我可以滿麵春風地過冬了。我住的是文化部後院，有一座陳舊結實的鍋爐旁，據說這一帶的暖氣供應，全靠鍋爐房日夜燃燒——把沸水通過暖氣管道輸送到每個家庭。因而院內還有一片空地，每年冬至之前，便有整車整車的煤卸在這裏，供燒暖氣用。第二年春天，半層樓高的煤堆也消耗殆盡。人類就是這樣向大自然索取光與熱的。走在寒風凜冽的街道上，仰望著樓群裏那一扇扇燈火通明、溫暖如春的窗口，精神不禁為之一振。
我同樣想深入這座城市的記憶，了解舊時代的北京人是怎樣過冬的。在林語堂的筆下有所記載：“人們逃進了掛有厚棉門簾的大門內，門簾上有木板加固以防寒風吹得它嘎嘎響……屋子裏是用炭火盆取暖。燃燒的木炭放在廚房中，直到不冒煙了再放入銅盆裏，蓋上熱灰。窗戶用厚實、耐用、柔軟的紙蒙住，可用來隔離冷風和熱氣。真正的禦寒措施要屬土炕。那是修在屋內的臥扇，通常是順著屋子的長度而設的，能有七八英尺寬，和一般床的長度一樣。
這種炕用泥和磚築成，生火和通風都在屋外，白天它的功能是代替座騎，晚上才用作床。不
富裕的家庭，取暖設備很有限，冬天裏可能全家人都擠在一個熱炕頭上睡覺……駱駝祥子是
這樣過冬的，八旗子弟也是這樣過冬的。再往遠點想，曹雪芹恐怕正是趴在這樣的炕桌上，
一邊嗬氣搓著手，一邊斷斷續續地用蠅頭小楷寫下了《紅樓夢》。北京的冬天喲。
現代人是幸福的，可以在帶暖氣的房間裏過冬，一進門還需脫下外套，在室內僅需穿一件毛衣——他們是無法想像舊時代冬天的嚴酷。北京城裏的最後一座土炕，恐怕也已經拆除了。
在冬天，我們享受著溫室裏花朵的待遇。有一天下雪天陪外地朋友逛故宮，忽發奇想，仔細觀察殿堂裏的陳設，發現禦寒用具也不過幾隻銅炭盆和手爐腳爐之類——跟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落後了。皇帝也不過如此。回到帶暖氣的樓房裏大家感慨良多：看來我們比那個時代的皇帝還要幸福。於是多了一份比較而言的優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