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不服軟：“我是恭親王。”慈禧威脅：“我撤了你的王爵!”奕訢不懼：“你撤得了我王爺的稱號，可改不了我是先皇六兒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幾，反過來把慈禧給難住了。看來奕訢的本性是不畏權貴的耿直之人，傲氣十足。
【中國保存最為完整的王府建築群】
“月牙河繞宅如龍蟠，西山遠望如虎踞”，恭王府占地麵積超過100畝(與今中山公園大小相當)。王府前麵的馬廄和草料場，後來成為一個文豪的樂園，即今“郭沫若故居”。
恭王府在什刹海西岸，北岸則有醇王府，醇親王是恭親王奕訢的弟弟。恭王府和醇王府毗鄰而居，屬於晚清最著名的兩大王府。分為中、東、西、三路建築，由嚴格的軸線貫穿著的、多進四合院落組成。建築也是最高規製。
從順治九年(1652年)開始，允許親王府：“基高十尺，外周圍牆。正門廣五間，啟門三。正殿廣七間，前墀周圍石欄。左右翼樓各廣九間，後殿廣五間。寢室二重，各廣五間。後樓一重，上下各廣七間。自後殿至樓，左右均列廣廡。正門、殿、寢，均綠色琉璃瓦。後樓、翼樓、旁廡，均本色簡瓦。正殿上安螭吻，壓脊仙人以次凡七種，餘屋用五種。凡有正屋、正樓門柱，均紅青油飾。每門金釘六十有三。梁棟貼金，繪畫五爪雲龍及各色花草……凡旁廡樓屋，均丹楹朱戶，其府庫倉廩廚廄及祗候各持事房屋，隨宜建置於左右，門柱黑油，屋均板瓦。”(轉引自王道成、吳永興《肅親王府話滄桑》一文)還未包括花園部分在內，那屬於自由發揮的餘地，估計隻要別超過禦花園就可以了。
中路最主要的建築是銀安殿和嘉樂堂，殿堂屋頂采用綠琉璃瓦。銀安殿俗呼銀鑾殿，恭王府最主要的建築。作為王府的正殿，隻有逢重大事件、重要節日時方打開，起到禮儀的作用。
東路的前院正房名為多福軒，廳前有一架長了兩百多年的藤蘿。東路的後進院落正房名為“樂道堂”，是當年恭親王奕?的起居處。
西路的四合院落較為小巧精致，主體建築為葆光室和錫晉齋。精品之作當屬高大氣派的錫晉齋，大廳內有雕飾精美的楠木隔段，為和珅仿紫禁城寧壽宮式樣（此為和珅僭侈逾製，是其被賜死的“二十大罪”之一）。府邸最深處橫有一座兩層的後罩樓，東西長達156米，後牆共開88扇窗戶，內有108間房，俗稱“99間半”，取道教“屆滿即盈”之意。
恭王府府邸和花園，一向被傳為《紅樓夢》中的榮國府和大觀園。《紅樓夢》裏賈、史、王、薛四大家族，風光一時：“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裏，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鐵。”這富甲一方的四大家族，不過是跟皇族攀個親家呀什麼的，就沾了這麼大的光。而王爺們的物質生活與精神地位，注定比之有過而無不及。曹雪芹粉飾描繪的榮、寧二府，哪能跟血統純正的親王府相提並論!大觀園裏有再多的公子哥兒、淑女名媛、舞榭歌台、奇花異草，也趕不上恭王府的區區後花園。恭王府花園名為朗潤園，也叫萃錦園。與府邸相呼應，同樣分為東中西三路。中路以一座西洋建築風格的漢白玉拱形石門為入口，以康熙皇帝禦書“福”字碑為中心，前有獨樂峰、蝠池，後有綠天小隱、蝠廳。
東路的大戲樓廳內裝飾，纏枝藤蘿紫花盛開，使人恍如在藤蘿架下觀戲。戲樓南端的明道齋與曲徑通幽、垂青樾、吟香醉月、流杯亭等五景構成園中之園。
道光帝晚年時為選擇接班人的問題而傷腦筋，頗費躊躇：“欲付大，猶未決，令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忻獲禽最多。文（鹹豐)未發一矢，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清史稿·杜受田]
以聚獵比武的方式來辨別兒子們之高下，本無可厚非。隻不過作為裁判的父親，暗自擬定的是另一種比賽規劃：並非比槍法、比武力、比戰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惡。因此，獵物頗豐的恭王奕訢反而落選了，懷抱著一杆道具般的空槍的鹹豐卻脫穎而出。
據傳道光曾考問這兩位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出了一道題目：何為治國之本?在趙大力著《恭親王奕訢》一書裏，奕?回答：“當然是國富民強，隻有發展經濟大業，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國才能穩定。”
而鹹豐則回答：“治國之本惟仁孝，賢德最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濟於民，撫育百姓，取信於民，則人心所向難以駕馭，若人心不軌，則難圖大業。”兩人說得都不錯，但各有偏重。我以為奕訢的態度更務實一些。
十個手指不可能一樣長。奕訢與鹹豐雖為兄弟，卻具有不同個性，從南苑校獵各自的表現就能看出來：鹹豐偏重於仁其實是個庸人，奕訢傾向於勇(倒是可造之才)。一山不容二虎，鹹豐上台以後，奕訢隻好低眉順眼地跑跑龍套，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即使這樣，鹹豐對其仍加以提防與排擠。
楊義先生曾將這哥倆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與曹植，可見奕訢日子是很難熬的：“曹植借詩泄憤，成為曠世詩伯。恭親王卻把詩情傾注於林苑，使他的花園成為磚瓦木石堆疊成的沉默的詩了。”這位有經韜偉略而無法施展的王爺，在空曠的花園裏采菊、飲酒，也一樣備感壓抑吧?
王府井書店，新北京符號
北京符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貴族化、政治化的；還有一類是平民化的、生活化的、市井化的。這兩類符號以兩個建築群為代表。前者是天安門，包括故宮等皇家的建築群，後者是前門，包括重建恢複的前門大街這一帶，還有王府井。當然，除了這兩個建築群，北京符號還有很多。上述的兩種北京符號帶有懷舊性質。但是，北京又可以分為老北京和新北京。除了這些老的北京符號之外，現在又出現了鳥巢和水立方，這是新的北京符號。奧運會的舉辦，使得這些新北京符號和老北京符號並駕齊驅了，這些新符號和舊符號交融在一起，達成了一種平衡。在非物質的方麵，京劇無疑也是北京符號，還有一些京味文化的東西。尤其是上個世紀，老舍的文學作品所表現出來的京味。這些在現在的北京符號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小，但是它確實不應該消亡。而王朔的“新京味小說”以及京味電視劇90年代在全國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也是代表北京文化的一個重要符號。這也是京味文化的延續和滋長。
王府井書店是北京的文化符號,1998年我對於王府井書店拆遷寫過一些紀念文字。2006年，北京高考作文的命題就是《北京的符號》。富有特色的新王府井書店建築無疑成為新北京符號。原文如下。
昨夜夢見又去王府井書店了，還是在二樓賣中外文學名著的櫃台，我一邊挑選一邊想：王府井書店不是已拆除了嗎，我怎麼還在這兒買書呀？但是，泱泱大國，伴書而眠時夢見王府井書店的，遠遠不止我一人。遺憾之餘，也不無欣慰。王府井書店是有福的，被拆除之後，仍然有許多人夢見它；我也是有福的，因為我夢見了王府井書店。
王府井書店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一點也不亞於故宮。確實有這樣的情況：一位穿中山裝、戴黑框眼鏡的外地人下火車後不去逛故宮，卻直奔王府井書店。我是有發言權的。因為我就曾經這樣。隻是，多少年以後，王府井書店也成知識分子的故宮了，一座紅塵滾滾罷免了的文化廢都。再過多少年，路過時我會指著其遺址（可能已輪回為五星飯店或夜總會什麼的），告訴後人：“這曾經是王府井書店。”
張中行在《東安市場》一文中，回憶三十年代賣舊書的丹桂商場，現在已改為經營百貨了。“我有時從門前過，進去看看，經常是人山人海。我也買過一次東西，是腰帶，牛皮的，堅韌，很合意。高興之餘，想到昔時，辨認，原來就是當年買得木版《聊齋誌異》的地方。”這在當年，他卻沒有任何預感。
聞一多在抗戰時有名言：“偌大的華北，擱不下一張書桌。”現在，財源滾滾的王府井也容不下清貧的書店了。幸好別處還有書店。王府井書店的存貨，據說作為分部安排在另一家本來已很擠的書店裏；即使另起門麵，也不適宜叫原先的名字了吧。若指著一溜破落的店鋪：“這就是王府井書店。”讀書人會傷心的。
幾年前麥當勞餐廳平地而起、張燈結彩，在豪華的鄰居麵前，書店的老式建築便多多少少有點相形見絀，就像灰布長衫與絲綢馬褂同行一樣。現在，連立足的地皮都出讓了，文化快被商業擠到河裏去了。書店停業之時，在緊閉的玻璃櫥窗張貼過告慰大眾的頗悲壯的一條標語，內容記不清了，但肯定不是“十年之後還是一條好漢”之類。為這中國一大文化堡壘的失守，知識界沸沸揚揚過一陣子，很快就平息了。李白歌詠過的三峽都可以從地圖上消失，何況區區的一家書店，讀書人就像掉了一顆門牙，空落落的，說話漏風，但很快也習慣了。隻有少數愚頑不化者星期天仍騎車去王府井購書，走到半途驀然想起：王府井哪還有書店嗬！更多的人頂多跟我一樣，偶爾夢見一回。這已算很有感情的了。
關於藏書的樂趣，很多人寫過了。隻有一點大家極少觸及。巡視汗牛充棟的書籍，你不僅知悉其內容或版本方麵的價值，還依稀記得每一本是從什麼時間、地點、哪家書店購得的乃至當時如獲至寶的心情，這就功德圓滿了。尤其對於邊遠地區的書生，一生中可能隻有那麼一次機緣來北京，若書架上有幾本從王府井書店購獲的讀物，簡直可作為旅行寶貴的紀念品，甚至在燈下閱覽也有非同尋常的感覺。尤其在今天，王府井書店已消失了的時代。柏林牆拆除，殘磚斷瓦多年後竟然沒被遺忘，而明碼標價出現在黑市上——這就是曆史。王府井書店消失了，儲蓄有幾冊從王府井購買的書，也是有福的，也算為了忘卻的紀念。當然，這是讀書人自己的事情。
關於王府井書店，我還能說些什麼嗎？
音樂廳
在北京音樂廳聽交響樂，是一大享受。它令我聯想到巴黎的大歌劇院：朱紅色天鵝絨幕布，大理石地麵，包廂，枝形吊燈，燕尾服和曳地長裙，手持望遠鏡的紳士淑女……隻不過來北京音樂廳聽交響樂的，不見得都是世襲貴族。他們有的轉乘地鐵或擁擠的公共汽車，有的騎自行車前來，從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脫穎而出。其實搭乘什麼交通工具並不重要，什麼樣的社會背景與身份也不重要，隻要帶著自己的耳朵就行了。在社會主義的北京，在平民化的音樂廳，耳朵是最好的通行證。熱愛音樂的人都長著一對好耳朵。他們的聽力比視力還要靈敏。閉著眼睛，就能分辨出誰是帕瓦羅蒂，誰是多明戈。耳朵裏有一個另外的宇宙。
我也是北京音樂廳忠實的聽眾。我更是音樂虔誠的信徒。我經常騎著鈴兒響叮當的自行車，投奔西長安街南側的音樂廳——仿佛那裏才是我精神上的故鄉。在北京，我很少逛商場，卻熱衷於光顧兩個地方：音樂廳和書店。我走進燈火通明的音樂廳，總要摘下帽子、放輕腳步，如同走進教堂——一座音樂的教堂。室內樂隊就像一群表情肅穆的唱詩班——看來天使也會係領結。在音樂麵前就像在上帝麵前，我永遠是一個謙遜的聽眾。去音樂廳的日子，對於我相當於神聖的禮拜天。但丁在《神曲》裏，靠美女貝雅特裏齊的引領，周遊了天堂與地獄。音樂廳既是我膜拜的天空，又是我意誌的煉獄。音樂本身就是我生命中的神曲。隻不過我的貝雅特裏齊，由一輛七成新的鳳凰牌自行車代替。
朋友蔣力，曾任北京音樂廳副總經理。在我眼中相當於音樂教堂的神甫了——或者說音樂殿堂的祭司。離職後他出了一本《音樂廳備忘錄》，詳細描繪了在音樂廳工作的喜怒哀樂。他回憶1994年1月9日的譚盾交響音樂會：門外人流熙攘，手舉鈔票等購退票者綿延一站路以上；協助操辦音樂會的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梁茂春麵對眾多索票者實在手足無措，最後竟是他問別人：能不能給我一張票?音樂廳裏，用“座無虛席”來描述再貼切不過。豈止是座無虛席，連觀眾席兩側的走道上都站滿了聽眾，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進來的。音樂廳的座位是1147個……有中國音協的前任主席和現任主席，有“人民音樂”雜誌的前任主編和現任主編，有頗具聲望的指揮家、作曲家、演奏家和音樂教授，有日常跑音樂消息的記者和與音樂界無關卻聞訊而來的記者，還有大名鼎鼎的搖滾歌手崔健。中央電視台三個攝製組同時出動，一撥人實況錄像，“文藝園林”和“東方之子”節目做專題采訪。北京音樂台現場實況直播……
那次音樂會我也去了。若非親眼目睹，肯定懷疑蔣力寫文章太誇張了，至少用了“太史公筆法”。那一瞬間我真覺得：生活在北京太幸福了，北京有音樂廳，音樂廳裏人來客往——都是名流啊。生活在北京的人太有耳福了。用音樂來哺育我們饑餓的耳朵吧。紅軍長征時把一頓美餐叫做“打牙祭”。在音樂廳裏，祭典的卻是人類的耳朵——一場聽覺上的盛宴。
北京音樂廳，一座耳朵的樂園。每次走進去的時候我知道自己是個窮人，走出來的時候卻覺得自己成了富翁。跨上自行車，蹬幾步就是華燈怒放的長安街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音樂帶給我好心情。好心情構成我們內心的好天氣。
中戲的小劇場
位於北京東棉花胡同的中戲，有個大名鼎鼎的小劇場,據說又叫“黑匣子”。這跟它的結構有關：當舞台的燈轉暗，觀眾們激動的麵孔變得模糊，環顧四周，怎麼看都像一個方方正正的黑箱。但這隻狹窄擁擠的黑箱裏(估計僅能容納數百人，而且都是在不規則的階梯看台上席地而坐)，時常變魔術般地拉出一連串轟動京城的現代派戲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黑匣子”是神秘的，置身其中你甚至會產生某種精神上的開闊之感。莫非那裏麵確實收藏著莎士比亞不死的魂靈,像世紀末許多沒有“名份”的先鋒導演、編劇所夢寐以求的那樣?
“黑匣子”也就成了光明的化身。坐在熄燈後的小劇場裏，我聆聽著台上演員夾生地背誦沒怎麼彩排的台詞，同時暗自念叨著自己的台詞,不禁想起顧城的兩行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 我有意把這句著名的獨白轉贈給“黑匣子”，以及那些在探照燈的追逐下忽隱忽現的角色們。
每逢有新劇種上演，雖然沒見怎麼做廣告，但北京城裏一批最優秀的另類青年們總能口耳相傳、傾巢出動，像遠近的蜜蜂聞見花香似地爭相湧進“黑匣子”。有玩搖滾的披頭士，有沾滿顏料痕跡的油畫家(穿著迷彩服?)，還有到哪兒都拎著易拉罐啤酒的流浪詩人以及打扮得很“酷”的染發女孩……
開幕前的十分鍾是最精彩的，我目不暇接地打量著這些個性鮮明、目光清高的觀眾們,在燈光通明的“黑匣子”裏粉墨登場。應該承認：他們比台上的演員更像演員，更富有表演欲抑或更為“專業”。甚至他們每個人諱莫如深的身世，也將比這個時代的編劇挖空心思想象出來的情節更具有戲劇性。他們肯定過著比所有的戲劇(乃至生活本身)更有激情的生活，一種特殊化的生活。也將體會到更為深切的挫折與幻滅。
小劇場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是為觀眾而存在的，並非為演員而存在。也就是說，舞台的概念已經延伸到觀眾席上,以及更大的範圍。這隻中國式的“黑匣子”也是如此。它蘊藏的內容及外延，比我們所能目擊到的要多得多。
我跟藝術圈子裏的朋友會麵，就多次約定在“黑匣子”。像這樣邊看戲邊等人或找人的情況很普遍，甚至不乏詩意,遲到者的目光總是先在觀眾席上搜索，又招手又打啞語的，當然會分散別人的注意力。好在大家已習慣了，潛意識裏甚至覺得：這是劇情裏安排好的。
在“黑匣子”裏還很容易碰見沒有事先約定的熟人,碰見了也不怎麼驚奇。北京的空間似乎就這麼小，熟人似乎又那麼多,過一條馬路沒準就能邂逅幾位詩友、畫友、酒友抑或發燒友。我還遇見過去的女友挽著別人的胳膊一起來看戲的呢,不時回頭望坐在後排的我。我目不斜視，似乎深深為劇情所吸引。但那場戲其實算白看了。
第二天跟辦公室同事“侃”觀後感，我差點把孟京輝導演的這部《戀愛的犀牛》說成了《做愛的犀牛》。這算是笑話：一字之差，意義全變了。犀牛是否會談戀愛?不得而知。至於做愛,他們肯定無師自通。戲劇已經把人性之光播灑到世間萬物身上。
我是黑匣子的常客。但印象最深刻的，反倒是1994年前後在這裏看的第一部戲：具有解構主義色彩的《放下你的鞭子》(也許看多了,不管悲劇還是喜劇，人也會變得麻木)。前半截套用了抗戰時期一部同名的街頭戲，在小劇場門前的一塊空地上進行；後半截演繹一段歐洲某名劇，移進室內,所以看到一半觀眾也要跟演員一起“挪窩”，感受到場景的更換。
演前半截時尚是傍晚，天色還很亮，無需燈光。露天表演，群眾圍觀。
女主角是伍宇娟，穿了身藍印花布的小褂，雖是扮演受辱的民女，卻明眸皓齒，像根蔥一樣挺拔白嫩。我想，如果真是她的話，地主老財沒準也下不了毒手、揮不動鞭子的,還不如反過來抽打抽打自己呢，即使放下鞭子，也肯定是動了想娶她回家的心思。
夕陽下的伍宇娟本人，比其影視形象還要漂亮。我一邊欣賞一邊納悶：這位當時正紅火的電影明星，怎麼有空來為現場的寥寥百餘人表演小話劇的?小話劇其實是一門徹頭徹尾洋溢著休閑味道的藝術。或者說，是為少數人服務的藝術。至於這所謂的少數人，常常嗜好古怪、身份模糊，有時候像精英，有時候又像渣滓,藝術家很容易有怪癖的。
小劇場簡直就是少數人的俱樂部。詩人王家新曾有一篇文章，題為《獻給無限的少數人》。隻要大於零就可以了。就足以證明少數人的存在。
小劇場的特色在於小。小劇場，小劇場，要是能再小一點就好了。
縮小範圍比擴大範圍要艱難得多,藝術需要的恰恰是提煉或篩選的過程。避免泥沙俱下，避免魚目混珠。小劇場真正的價值，應該與票房收入無關。
每次從“黑匣子”出來，需要穿過曲曲折折的胡同，才能走上大街。我邊走邊想：中國的戲劇宮殿(而且是微型的宮殿)，居然被如此傳統、如此密集的胡同包圍著、埋藏著。直到站在寒風凜冽的午夜街頭招手等車，我尚未完全從沉醉的劇情中醒來,好在出租車會安全地送我回家。我又回到對岸的世俗生活中，像一位離開戰場的退伍兵。有點兒惆悵，有點兒失落，但也不無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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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小劇場堪稱是新時代的萬花筒，或者說，是用沙拉油調和的大拚盤。所有的東西（無論政治、宗教、藝術）都在攪拌機裏解構了一遍，然後重新組合，隨便挖一勺子，就是香味俱全的後現代套餐。居然還真有不少人好這一口！
它剛剛解構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臭蟲》，又開始解構切·格瓦拉。看來沒有什麼不可以作為資源。
走向中戲的“黑匣子”，發現售票窗口張貼著以紅色為基調的海報：一位絡腮胡子的外國男人，頭戴綴有紅星的貝雷帽，正用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視著我掏錢的動作。我的手稍微抖了一下，但還是買了一張票。說實話，我聯想起年少年時看過的一部叫《閃閃的紅星》的國產片，及其主題歌《紅星照我去戰鬥》呀什麼的。
擠在一大群附庸風雅的白領中間，我看完了根據切·格瓦拉的故事改編的話劇。不知道編劇是怎麼想的，導演是怎麼想的，其他觀眾是怎麼想的，我隻知道自己的想法：毫無疑問，切·格瓦拉被戲劇化了，成了期巴達克思，成了堂吉訶德，其至，成了哈姆雷特。一個憂鬱的革命王子。
小劇場裏的切·格瓦拉，與南美叢林裏的切·拉瓦拉，判若兩人，簡直連孿生兄弟都算不上。
還是先說說我對這個人物的理解吧。
切·格瓦拉，一個永遠的遊擊隊員，一個真正的自由戰士。當別人都在為利益而戰時，他為自由而戰，更重要的，自由對於他絕非標語與口號，而是一種必須以生命去信仰並履行的宗教。他與保爾不同，並不關心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更接近於牛虻，有點兒脆弱，一尊終將蒙上斑駁鏽跡的青銅騎士。或許僅僅為了保持某種原始的詩意，他在南美的叢林地帶揚鞭躍馬，風餐露宿。切·格瓦拉，革命的苦行僧，繼承了隱士與俠客的雙重傳統。他無論到哪裏都頭戴綴有紅星的綠色貝雷帽（正如後來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永遠纏著黑白兩色花格的頭巾），簡直構成起義者的符號。
我保存著一張他上山打遊擊的照片（印刷品），堅毅的表情令人人肅然起敬，他肯定不曾懷疑過自己內心的世界，甚至為此忽略了身外的世界，他更習慣在自己的內心作戰，投射在世界上的不過是其影子罷了。切·格瓦拉，一個二十世紀的影子武士，一個想當元帥的士兵，一個心甘情願的犧牲者，漠視權力，榮譽乃至世俗社會的諸多形式，隻追求燃燒的過程，而不畏懼成為灰燼。惟一的願望就是把自己作為祭品，貢獻給天空……
然而，幾十年之後，陣亡的切·格瓦拉，又在中國的舞台上複活了。他又穿上綠軍裝，戴上貝雷帽，在閃閃的紅星照耀下慷慨陳詞，把觀眾帶回遙遠的時代，遙遠的國度。可是他的靈魂卻被現代派藝術的手術刀給解構了。
切·格瓦拉，為什麼會成為新人類崇拜的偶像？值得反思。
在持久的和平中，在沒有英雄的年代，人們內心殘留的英雄情結在盲目地尋找著替身。厭倦了寫字樓裏的生活的白領青年，渴望呼吸到原始森林的氣息，渴望聆聽轟轟烈烈的傳奇（以取代無所不在的輕音樂），於是選擇了超凡脫俗的切·格瓦拉。
小劇場裏的切·格瓦拉應運而生，已失去了政治意義、教育意義，他那頗具神秘的經曆不過給我們平淡的日子灑了點文化味精，或者說，灑了點辛辣的胡椒粉。我們太需要刺激了，太需要流淚，呐喊乃至瘋狂。與之相比，心靈的麻木甚至令人恐懼。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切·格瓦拉比阿蘭·德隆、比爾·蓋茨、傑克遜之類更過癮，更蕩氣回腸。畢竟，他是一位真正的鬥士。
就像古羅馬的貴族在競技場裏圍觀斯巴達克思們的肉博，當代的白領青年們，在小劇場裏為死去的英雄而喝采。看過戲之後，順手買一件印有切·格瓦拉頭像的文化衫，他就像“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洗得泛白的舊軍裝，“軍挎”（軍用挎包）一樣，是不同時代流行的迷彩服。
老崔健當年穿著舊軍裝、抱著吉他演唱，培養了一代搖滾青年。如今，也不靈了。他要讓位於一個複活的死者，讓位於曾經真刀實槍玩命幹的切·格瓦拉。流血的英雄，畢竟比流淚的歌手更“酷”更具鼓動性。
被戲劇化的切·格瓦拉，成了白領青年膜拜的迷彩，成了新世紀的流行色。在沒有神話的時代，人們按照自己的口味尋覓製造神話的素材，葷素搭配，煎炒烹燴……甚至能把英雄的血、調試成風花雪月的雞尾酒。他們並未吸收其中的鐵性與鈣質，需要的僅是在幽暗的探照燈下把玩的感覺。
切·格瓦拉變得曖昧了。切·格瓦拉成為白領青年的“寵物”，他的絡腮胡子，並非提供給人們休閑時觸摸、梳理的。我不願意看見失落了的英雄以贗品形式出現，並且被人冒領……
假如你未能真正地理解切·格瓦拉的精神，還不如忘掉他呢。他不會感到寂寞的。
不要驚醒死者！不要吵醒死者！不要打著藝術的旗號，解構偉大的死者。
切·格瓦拉在給父親的信中描繪了一幅自畫像：“穿過羅西南特的蹄子揚起的灰塵，舉著準備刺向追蹤我的仇敵的長矛……如此等等。”然而在笙歌四起的小劇場裏，那枝著名的長矛分明帶有道具的性質——隻能說，它出現在一個它不該出現的地方。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是導演拿錯了，把堂吉訶德向風車挑戰的那一根，拎上了切·格瓦拉的舞台。
這多多少少削弱了我對北京的小劇場話劇原本懷有的敬意。
長安街上詩人夢?
?北京在我心目中應該是出大詩人的地方，就像唐朝時的長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誰不曾經滿腔熱血地投奔而來，在天子腳下寫過詩呢？杜甫是這樣寫李白的：“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堪稱絕唱了。長安是唐朝的大師們得誌或失意的地方。那麼北京之於今天的詩人意義何在呢？?
我從外省移居首都，是1989年，其時童話詩人顧城已攜妻子謝燁去了新西蘭，但他後來的小說《英兒》裏的英兒，尚留在北京。當時我隻知道她叫麥琪，是《詩刊》的普通編輯。我常去《詩刊》找校友王家新，發現和他同一間辦公室有個穿紅毛衣的女編輯，模樣很清秀。印象中長一張甜甜的蘋果臉，笑起來有酒渦，看人時眼光淡淡的。不像職業編輯，倒像是清純如愛寫詩的女大學生什麼的。讀到《人民文學》上一組深奧凝重的《背靠黑夜》，想不到居然是麥琪寫的。後來又知道麥琪是筆名，真名叫李英。啊，北京的年輕女詩人，年輕漂亮。?
過兩個月再去，她已消失了。那張堆滿稿件的辦公桌蒙著薄薄的灰塵。聽說已調離《詩刊》，好像是出國了。在這個高速運轉的城市，她纖柔如羽毛的影子很快被人們淡忘了。?
幾年過後，傳來顧城在新西蘭殺妻並自殺的消息，接著滿大街的書攤都擺出了顧城的遺著《英兒》。市民們很激動。我讀《英兒》時比別人慢半拍。我這才知道所謂的英兒就是麥琪，就是李英。我與故事的女主人公有過一麵之緣呢。腦海裏不時浮現出那個穿紅毛衣的女孩清純的形象，跟紙上的文字糾纏在一起。她從我的視野失蹤之後，就直飛新西蘭，直飛這個終將被眾人知曉的宿命般的故事，和隱居於激流島的顧城夫婦會合了。?
在見到生活中的英兒那段時間，我與王家新曾結伴坐火車去神農架參加過詩會，一路上他不斷在筆記本裏塗寫著思想的片斷，像一位伏在膝蓋上揮筆疾書的戰地記者。他內心的戰爭彈片橫飛——是多麼壯觀的精神景象。他麵部的表情更像個虔誠的記錄者，為內心的暴君忠實地寫傳。所以他熾烈的詩句更像是從熔爐或煉獄裏濺出的鋼花。有這樣頂風寫作的詩人，有著力與美的觀眾都是幸運的。這是我神農架之行的意外收獲。回北京後，我又應邀去參觀他西單胡同的書房，深藏於一座老式四合院的西廂，周圍的鄰居恐怕並不知曉院子裏住著一位名聲在外的詩人。我印象中他的書房沒有暖氣，而靠燒蜂窩煤取暖，兩位詩人手捧開水杯子一邊嗬氣、一邊頓腳、一邊談論美國勃萊的名句：“清貧而聽著風聲也是一種幸福。”
沒多久他就去了霧都倫敦。北京出現在他回憶的篇幅中：“在北京的生活給我帶來了某種精神的東西，這主要取決於中國北方那種嚴峻的生存環境，開闊的天空，秋天橫貫而過的大氣流，在霜寒中變得異常美麗的紅葉，以及更嚴酷但也更能給我們的靈魂帶來莫名喜悅的冬天。我接受著它們的洗禮。我想這比北京的政治文化生活要更深刻地影響到一個人……如果說葉芝早年的精神幻象是一個想象中的拜占庭，?那我隻能朝向那深刻地觸疼我、但又賦予我的生命以意義和形式的北京。我相信這具體、確鑿的地點和事物，一經詩歌的轉化，更會成為銘刻在靈魂裏的風景。”這就是一位詩人對一座城市的感恩。不妨將此認同、擴張為集體的方式，即每位詩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北京，一張親手描繪的北京地圖。在地圖上行走、在紙上行走，等於是一種個人化的巡禮。我們通過文字與北京越走越近，直至成為它精神城廓的一部分。?
我來北京的那一年，詩人們都在談論著海子。同年春天，這位北大畢業、執教於郊縣某學校的赤子詩人剛剛在山海關鐵道線上臥軌。從此他的詩篇浸透了血的概念。許多人都把他當做這個時代年輕的詩歌大師來看待。據說他死時已兩天沒吃飯，胃裏隻有幾瓣清香的橘片。又聽說他生前一直是處子，甚至沒正式談過戀愛。這也是一種清潔的精神吧。可他卻寫過一首纏綿悱惻的情歌《三姐妹》，把自己在不同時期暗戀的三個女孩比喻為草原上的三位女神。還有一首在戈壁灘上寫的《姐姐》，結尾是“今夜，我不想人類，我隻想你。”這就是海子，單純而又豐富。讀讀他的作品吧，那裏麵延續著他的心跳與脈搏。可以忍受海子離開我們，但我們無法離開海子的詩，他的抒情品格獨樹一幟。?
正如貴婦人的沙龍是巴黎的傳統，北京的詩人們也經常聚會，采用通俗化的稱法，叫“飯局”（或許大俗即大雅吧）。但清一色的是男性角色。這種崇尚清談的聚會也就基本上沒有性別特征。講述者與傾聽者皆以中性的思想家、哲學家抑或藝術家麵貌出現，談玄論道，力求達觀。我通過城市東西南北中的不同飯局結識了諸多有意思的詩人。
李大衛就是一位。他曾以筆名“維維”火過一陣子，但忽然不寫詩了，改寫小說了。在作家出版社出了部長篇，叫《集夢愛好者》。書名怪怪的，我一開始差點看成是《集郵愛好者》了。一字之差，但天壤之別。在文聯大樓下艾青題匾的四川菜館，在座的詩人們正從理論上為詩歌爭執不休，一位相貌英俊的北京小夥子近乎幼稚地談起最初對繆斯的憧憬：“我父親有本雪萊全集，英文版，但是蘇聯印的，翻開來有種很臭的樹膠味，可裏麵那張銅版作者像給我印象極深——那才叫詩人！”他童貞般的感情令我刮目相看。我模糊地想起自己也看過的雪萊肖像的版畫。我凝視著李大衛癡迷的麵孔：或許這才是真詩人，本色且本質。評論家張頤武的解說印證了我的看法：“李大衛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熱衷於各種奇怪的知識，沉迷在許許多多稀奇的事件之中，始終是生活旁邊的一位冷眼的觀察者。他隱居在自己家中，漫遊在我們城市的腹地。李大衛的生活是相當另類的……他的人生立場是間離的，是站在外麵去思考的，因為他是一個從書中對人性有了很清楚很明晰的了解的人。”他的小說《集夢愛好者》更像是夢遊者枕邊的一整部蝴蝶標本。他延續著莊子的蝴蝶夢。?
北京的詩人們中，有樂天派、悲觀主義者、演說家、社會名流、草莽英雄、江湖術士、夢想家、懷鄉症患者，有知識分子也有行為藝術流浪漢，有窮人也有富翁。社會身份或許大相徑庭，但他們本質上都是詩人。這是他們無法塗改的共性,相當於血統。北京應該是出大詩人的地方——我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但還應謹慎地加上一句：如果我們這個時代還需要大詩人的話。這樣我的分析與判斷就合情合理了。在物質與精神的天平上，詩人這個概念注定傾向於精神那一端的。但願物質的勢力，不至於使詩人的概念，在時代的掌心失去了重量。?
北京詩人，和外省相比，北京詩人占據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正如巴黎曾雲集過將近半個法國的畫家。北京詩人甲天下。?
一星期前，麵容瘦削的畫家高星邀請我與鄒靜之等人小聚，席間談論起北京城裏那些曾叱吒風雲的詩歌少校們的下落，鄒靜之隨口引用了大仙的一句詩：“外省青年，日夜兼程，向紫禁城飛奔……”我忽然發覺北京城裏城外的詩人們還是有些區別的，並不僅僅表現在口音、相貌等方麵。
我曾經寫過一篇《詩歌地理》：以護城河為界，裏麵的詩人青梅煮酒、笑傲江湖，以閑適的態度處理藝術、愛情、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外麵的詩人則纏著綁腿、懷揣手稿，披星戴月奔走在各鐵路線上，不時用指南針探測城門的方向……必須承認，無論從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北京都作為圓心而存在，作為坐標而存在，構成眾多外省詩人渴望攻克的橋頭堡。北京城裏的詩人之所以以逸待勞且盛行清談之風，因為他們天生就坐守在終點站，占據著天時地利，以守為攻。外省的詩人則如過江之鯽，擁擠在中途換乘的無名月台上，這注定他們將選擇矛而放棄盾，他們的戰略隻能是以攻為守。城裏的詩人穩坐釣魚台，好紮堆兒但很明顯缺乏流浪意識，每逢春暖花開才萌生踏青的念頭，在郊外轉悠一圈又回來了。外麵的詩人則周遊列國，逐鹿中原直至踏破鐵鞋，離城門仍然一箭之遙, 當年李自成的臂力倒是把鳴鏑射中了故宮的門匾。詩歌界是需要出幾個李自成的。?
這是否屬於另一種圍城情結呢？甚至，世紀末的繆斯本身就是一個神話、一個名存實亡的空城計呢？真正的尺度掌握在誰的手裏？很明顯它不應該是一道城門。神殿並不是繆斯最確切的住址,,如果每一位詩人的內心都能供奉一尊繆斯、一尊個人化的保護神。?
城市的藝術浪子
? 我曾經是長安街上詩歌的浪子。我不想自喻為城市的流浪漢，而換用一個較為委婉的說法——浪子，並且相信這裏麵潛藏著古典的詩意。它也迥異於遊子、（日本）浪人等詞彙的趣味，有一種令人感動哪怕恨鐵不成鋼的草率與真實。浪子回頭金不換——這句著名的民諺褒中有貶、貶中有褒，勾勒出對於世俗生活帶有異端或反叛性質的美感。但浪子本身並非我們這個世界上多餘的人（如萊蒙托夫筆下的當代英雄別巧林），誰敢否認自己的性格深處（或潛意識裏）完全剔除了它的影子？即使你使用的是譴責、批判的語氣，或許內心對那種輕鬆灑脫的生存方式不無一絲羨慕——它畢竟代表著向自由靠攏的渴望與努力，恰是循規蹈矩的芸芸眾生所缺乏的。對此我有我個人化的理解：浪子浪子，浪漫之子，浪漫主義的赤子！我正是以這種態度對待藝術乃至於生活的。追求運動而非靜止，追求自由而非約束，追求浪漫而非現實，追求感性而非理念——浪子正是在追求中成為浪子的，在流浪與回眸中成為最後的聖徒，在叛逆中造就了更深層次的回歸抑或眷戀。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唐詩裏的浪子有過大夢初覺的體會。迷途知返，百煉成鋼，同樣屬於徹悟的境界。杜牧有他的揚州夢（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我則有我的北京夢。我的北京夢同樣做了十年。
北京是我的夢鄉，我詩化的烏托邦。我的夢鄉區別於杜牧的溫柔富貴鄉，充滿了清貧的幻想、倔強的抗爭、青燈黃卷的熏陶、鐵馬冰河的磨礪。我沒有唐朝的詩人們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幸運，我的詩酒年華——已完整地奉獻給長安街上的流浪了。十年圓一個夢，一個文學夢，一個既古典又現代的夢。我在異鄉的長街上夢了又醒、醒了又夢，醉眼，浮想聯翩。北京會記住我的，記住一位布衣草履的外省青年在華燈怒放的十裏長街上來回行走，反複做著同一個夢。我夢見了天安門——北京的麵孔，睜開眼也是，閉上眼也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遠近近都是你；我還夢見詩歌像標語與傳單一樣散布在城市的廣場上，以及未來的人群中……這注定是詩人的理想。如果在一個缺乏想像力的時代，會顯得荒誕可笑。藝術在我們的生活中遠遠沒有那麼重要。這樣的夢是經不起推敲的。
我寧願相信自己是另一種類型的浪子。一位工業社會裏詩歌的浪子。一位藝術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我要邁著外省青年的腳步，丈量北京，丈量我詩歌的烏托邦、我心目中的理想國。我要以豪邁的韻腳紿北京畫一張獨特且抽象的地圖（人文意義上的地圖），一張夢遊者的地圖。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給更多的尋夢者導遊。這樣的夢是不會毀滅的。它本身即是對生活的再創造。我是一個夢中的才子，在北京城裏尋找著那支失傳的神筆。杜牧回味著他在揚州的幕僚生涯，以及溫柔鄉裏的放浪形骸。北京則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驛站，寄托著我青春的行囊和詩歌的歲月。我們同樣都付出了十年的代價，夢的代價。由此可見，每一位詩人都將和一座城市產生命中注定的聯係。詩人們都是城市的浪子，文化的英雄（而且是不想做英雄的英雄，不像英雄的英雄），如果他們的夢想能夠戰勝現實的話。或許應該更為寬容一點：如果他們能抵抗住現實的壓力而保持浪漫的理想，就可以算作莫大的勝利了。
我在風起雲湧的北京城裏，一絲不苟地做了十年文學夢。我曾經把我文學夢的動力歸納為四個主義：理想主義、古典主義、浪漫主義，還有一個經常被現代的人類忽略的——英雄主義。與我接踵而來北京的外省小說家邱華棟聽說後下意識地反應：還有現實主義呢，你把現實主義擱在什麼位置，這段對話恰巧證明了詩人與小說家的區別：小說家比詩人多一個現實主義。我夢見的是文學的理想，他夢見的是文學的現實。雖然這兩個來自外省的文學青年都做著同一個北京夢，但審美的立場不同。我們都是城市的浪子：他是理想的叛徒（曾以欲望現實主義總結自身的創作），我則是現實的叛徒（並在一篇散文中表明：在城市的高樓大廈之間構築一座看不見的且沒有門牌的象牙塔）。我們分別為自己的清醒抑或癡迷而慶幸。對傳統不同性質、不同取向的叛逆，奠定了浪子的身份。這是浪子的悲哀，亦是浪子的幸運。
浪子不是聖經裏的迷羊。浪子不是浪人，浪子是有思想的。浪子思想的拋物線有著自身獨具的軌跡——不要以常規來衡量。也就是說，浪子有著浪子的命運。浪子的命運在火中，在雨裏，在浪尖上——他簡直是波浪之子，波浪的化身。浪子回頭，稱得上是人世間最複雜、最感傷的回憶了——因為這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回憶。夢是他的代價，他回頭的時刻也就是醒來的時刻。夢中的梁山好漢，被現實招安了。《水滸傳》裏確實有個燕青綽號浪子，皇帝的情人李師師甚至都愛上了他，可見浪子非同凡俗的魅力。浪子對現實曾經有那麼點造反精神的——即我所說的叛逆的美感。人生有時候像一場大夢，夢醒時分，萬念俱焚。孔雀東南飛，十裏一徘徊——而浪子的一生卻隻為一次回頭。浪子隻有一次驀然回首的機遇。他所有錯誤的選擇都為最終修成正果？選擇了夢是否即一生中最大的失誤？蘇醒是否真是完美的結局？回憶的時刻也就是從浪漫中贖回自己的時刻。賈寶玉支付了紅樓夢的代價，梁山伯與祝英台支付了蝴蝶夢的代價。作為世紀末詩歌的浪子，我卻拒絕回頭，拒絕向現實妥協，拒絕放棄浪漫作為求和的代價。作為大工業時代碩果僅存的藝術信徒，在布滿齒輪的城市裏我照樣執迷不悟，吟唱著落伍的田園牧歌。
我的大半個青春都獻給這座城市了。我的夢想與這座城市密切相關。我手持單程車票橫穿半個中國跨進它輝煌的城門時，簡直還是個樸素的少年：一個流浪的夢烘托著我在異鄉成長。從來也不曾追悔，永遠也不會回頭。李白選擇過長安，可是他回頭了。杜牧選擇過揚州，可是他回頭了。陶淵明當過彭澤縣令，也回頭了（歸去來兮，田園將蕪）……我選擇了北京作為詩歌的夢鄉，態度卻是義無反顧的——大隱隱於市，我偏偏要在這座車水馬龍的二十世紀國際大都會裏做個徹底的藝術浪子，破釜沉舟，沒有援助也沒有退路——但沒有退路本身就是最重要的精神援助。或許它嚴酷的生存壓力更能考驗一位赤子夢的結實程度？我一邊抵抗一邊加固著自己的文學夢。
我來北京是為了尋夢的，我在北京的歲月也就是造夢的過程——夢是一位浪子在這座城市安全著陸的降落傘，我憑借著它在你們頭頂飄呀飄，忽高忽低，時緩時急。夢是我青春最大的懸念，我的十年北京夢喲，無怨無悔。詩歌是我命運的守護神。我曾經把這一段生活以遊牧北京來命名。一位南方口音的遊子，在征塵漠漠的北國風光中編織著自己的浪漫主義之夢——我在想像中將其與蘇武牧羊相比擬。我沒帶地圖，卻帶著一部詩集。我沒帶鞭子，卻帶著一杆筆。在舊時代皇帝們的宮殿與陵寢旁，我放牧著詩歌的羊群，逐草而食，傍水而居。我一日三匝在北京城裏重複的遊牧，從平凡的生活中發掘出無窮的詩意，從來不曾感到過厭倦。我簡直懷疑自己是遊牧民族的後裔——或許它正與浪子的血統相吻合，隻有浪子才能從流浪中體會到類似於遊牧的心情，隻有詩人才能把生存的苦難升華到美學的境界。我是這座城市裏喬裝打扮的遊牧者，夢是我隱形的馬匹，我空氣中的家園永遠芳草如茵。我是以審美的態度遊牧於長安街上的。我曾經強調過：我不是遊客，而是牧人——這正是一位遠道而來的行吟詩人的遊牧哲學。在精神上我是將這座古都作為一片富饒的草原來看待的，踏花歸來馬蹄香，我的每一次孤獨的遊行都能得到意外的收獲——我不斷加深著對北京的感情。這使得我即使置身燈紅酒綠、鋼筋鐵骨的現代化都市，也能詠唱出不施粉黛、力求撫慰人類往事的牧歌。我願意做北京城裏最後一個田園詩人。
雙目失明的荷馬是最古老的行吟詩人，他挾著七弦琴靠賣唱乞討，走遍古希臘的七大名城，終生流浪的結果是產生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史詩。由此可見，行吟是詩人的遊牧方式，詩人是人類社會的遊牧民族。我也是這樣要求自己在長安街上的行吟的，我願意永遠隻在這一座城市裏流浪，我要做一個自我放逐的浪子。浪子與流浪漢的區別在於，更側重於精神的流浪。浪子永遠在自己的內心流浪棗這是一般的流浪漢無法仿效的。流浪又是被迫流浪，而浪子則熱愛流——他把流浪看作某種自由的精神，才選擇了自我放逐。他在流放自己中拓寬了生命本質的美感。浪子體驗到靈魂的流浪（將之視若幸福），流浪漢隻能感受到肉體的流浪（因而作為苦難來詛咒）。一千個流浪漢裏頂多隻有一個浪子。浪子精神上是沒有失敗感的。流浪又並不僅僅是農業社會的產物。二十世紀歐美城市文學中仍有流浪漢小說，塑造了都市流浪漢的形象，正如其代表作品叫《在路上》——在路上或許是所有流浪漢性格的主題，但隻有從靈魂裏眷戀在路上的感覺的，才是真正的浪子。有些人從來不曾離開過自己的城池，但靈魂仿佛永遠在路上、在途中狂歌抑或勁舞，這同樣是城市的浪子。世界哪怕再小，也足夠流浪。我聯想到曾經作為沒有國籍的民族在歐亞太陸長途跋涉的吉普賽人（在普希金筆下又叫茨岡人），人類社會已進化到今天的地步，他們仍然不願舍棄流浪，照樣趕著大篷車候鳥般在不同的國度與地區遷徙，哪怕靠賣藝、算命、巫術換取流浪的盤纏。看來流浪也是一種獨特的生存方式（而且是最自由的），在流浪中他們才能不斷證明自己的血統，才能實現人生的最大價值。看來流浪對於真正的流浪者並不是苦行——流浪首先是其無法泯滅的天性，然後才體現為若隱若現的生命軌跡。吉普賽人是世界的浪子，地球的遊牧者，他們使遊牧的概念獲得了空間上最博大的實現。
我隻要做北京城的遊牧者就可以了。這不僅僅是空間上的，更是時間上的遊牧——當我騎著老式自行車一會兒在可並行六輛卡車的環城公路上疾馳，一會兒又抄近路深入四合院地帶窄窄的胡同，簡直覺得在橫穿北京的曆史。我是以倒溯的方式重溫一座城市的傳記。這總是給予我突如其來的靈感以及對古老文明的敬畏。我誇張的文學夢因而獲得穩固的依托，簡直可以像青苔一樣附著在遍滿歲月齒痕的老城牆上。我行吟的詩篇注定充滿懷舊的氣氛。時光停步，城市的回憶本身散發出比浪子回頭的境界深奧得多的滄桑感——城市從它榮耀抑或恥辱的刀光劍影、風鳴馬嘶的曠古之夢中驀然驚醒。我遊牧的意義在於把握城市微弱的脈搏，並區別古典與現代的衝突。
又有多少步覆匆促的路人願意對此關心呢？他們的興趣更樂於傾注於北京屬於現實的部分，在一座浪漫主義的城市，卻生活著一群現實主義的居民。城市缺乏的恰恰是遠離功利、超脫世俗的無所羈絆的浪子。浪子是要有夢想的。浪子即使迷路，也是因為夢想而迷路——並非因為自身的無知與愚昧。做個浪子，做個城市的浪子並不容易。我所理想化的浪子，應該充斥著浸透到骨子裏的浪漫，是遺世獨立的浪漫之子，而非一般意義上浪漫的模仿者或臆造者。是浪漫造就了他，而非他創造了浪漫——他在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做所為，都近似於浪漫的化身。他的品質與浪漫水乳交融。包括他與城市的關係，也是浪漫主義者與嗬護了這種浪漫的環境的關係——他從來就不僅僅作為一般的居民或小市民而存在，浪子與小市民在精神上是相對立的。城市的浪子。浪子的城市。城市的浪子注定是在漂泊中謀求變化的，並在變化中實現自身——無論場景的變化、周圍人物的變化、時間的變化以及更重要的心情的變化。他隻有在變化中才能得到發展。浪子的城市則同樣是年輕化的，有衝動與酷愛幻想的氣質，否則它的胸襟就不足以包容如此之多浪漫的人物和浪漫的事件——它的包容性本身就堪稱浪漫的事業。法國的巴黎正是城市浪漫化成功的證明——它真正的青春期應該是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與藝術構成它對世界的貢獻。它也因之而永遠地成為人類社會中浪漫主義都市的象征。在漫長的歲月中，有那麼多紛至遝來的藝術浪子被其收容：從莫伯桑、左拉、巴爾紮克到對巴黎的憂鬱情有獨鍾的波特萊爾，從莫奈、塞尚、梵高、高更到畢加索、野獸派馬蒂斯，從小說家、詩人、印象派畫家、流浪琴師、時裝設計師到花腔女高音，他們不約而同地出沒於貴婦人沙龍、大歌劇院、咖啡館、街心花園以及典雅的畫廊，出沒於現實和遠方的我們的想像中……可以說，巴黎的浪漫與光榮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這一係列舉不勝舉的名字所烘托的，浪子們使一座城市在人類的文明史中出名了。浪子們組合的星座也使一座城市在世界的理想中熠熠生輝。
巴黎是屬於遠方的，屬於別人的。北京則是屬於我的——屬於我的愛情。巴黎是別人的傳說，北京則是我的現實。這座城市使一位遊牧者留了下來，並且還挽留了他的炊煙和歌聲。我在北京的晨鍾暮鼓中圈閱著詩歌的羊群。我是一隻裝滿了夢想的漂流瓶，是哪一片潮汐把我攜帶到這裏又棄我而去？幸運的是，我靈魂的封條被城市果斷的手勢揭開了——長期封閉的夢想因之而獲得愈趨開闊的空間。如同邱華棟在一篇文章中形容我是生長性的作家：“一個生長著的人生活在一座生長著的城市”，我的脈搏與思想逐漸與北京趨於一致。北京是一個詩人夢想的大本營。我青草堵塞的歌喉被打開了，開始詠歎霓虹燈、斑馬線、立交橋、超級市場以及所有屬於城市文明的事物——它們在我心目中恰巧與鍾鼓樓、老城牆、胡同、四合院等古典的意象相映成趣。我是一個在曆史與現實之間行走的夢想家，一個具有雙重性格（懷舊與幻想）的城市浪子。我躁動不安的靈魂，在城市的體內遠航，在自己體內遠航——越是身臨其境的事物，在感覺中越是屬於遙遠的地方，正如美國鄉村歌曲所吟唱的“最遠的一裏路是到家前的一裏路”，這也是所有遊牧者的體會。我的存在，就是為打破市民們的懷疑：城市，也有遊牧者嗎，城市也需要遊牧者嗎？遊牧者也能在城市裏生存下去吧，他如何獲得自己的牧場、水源、陽光、鹽與食物，如何獲得自己的愛情，又如何喂養自己的馬匹與靈感？遊牧者如何保護自己的夢想而不遭到欺騙與傷害——他在現代文明中究竟屬於弱者還是強者？
我選擇了北京。北京也同時選擇了我——作為城市文明的當代遊牧者。它的古老與現代使我這個城市之子獲得了雙倍的能源。我咀嚼著它的往事構築它的未來，我又帶著對未來的期待重溫其煙雲密布的往事。對於抒情詩人來說，他所置身其中的城市也是抒情的，我擁有抒情的北京——而刪節掉它敘事的部分。讓敘事的北京回到曆史課本裏去吧，今天晚上，燈火通明，我要專門給它寫一首個性化的抒情詩。誰叫我對它的觀察與思考帶有如此強烈的感情色彩呢？誰叫我是個詩歌的浪子呢？我是長安街上的流浪之子，更是浪漫之子。我是北京的赤子哦，我的炯炯眼神，我的拳拳之心，哦，我的古典情懷與英雄情結。沒有誰能比遊牧者對所經過的地方，所經曆的人與事更富於感情的了。這是一種甚至不敢輕易回眸的感情——否則就不足以將完整的印象毫無損傷地收藏入記憶。遊牧者的愛永遠是瞬間的，但從另一個意義上理解——它更是永恒的。隻有這樣才使永恒成為可能。我不再擔心自己在北京城裏寫下的這些文字是支離破碎的了。它反而證明我的愛是狂熱而完整的。我對北京的愛，是一張個人化的北京地圖——我的足跡與文字，以及生命中十年的時光，曾經覆蓋了完整的北京。我是個北京的尋夢者。這就是我朝夕擦拭而永葆童貞的北京夢。在夢中我看見了自己一位遠道而來的遊牧者，一位四海為家的詩歌浪子，在北京城裏安營紮寨，以紙張為帳篷，以馬鞍為枕頭，以筆為旗，以步代車，對酒當歌……
北京歡迎你
我來北京沒多久，正趕上舉辦盛況空前的亞運會——從此北京地圖上增添了一個叫亞運村的地名。全城洋溢著張燈結彩的節日氣氛，各條街道的居委會都搬出平日裏庫存的旌旗和燈籠，沿著人行道、四合院地帶或高層建築的現代化小區精心地布置——機關大院與商業網點的門廳更不在話下；許多約定組成的群眾性活動場所(譬如工人體育場)有少年軍樂隊訓練、本地老太太扭秧歌等等，呈現鑼鼓喧天的局麵，酷似迎接北京解放時的紀錄片；商店熱銷的貨物商標大多印有“亞運會指定用品”字樣；交通重要的十字路口甚至構築起以無數花盆架設起的花壇或比人還高的大花籃，據傳說從郊縣的暖房裏抽調了幾百萬盆鮮花——其中以菊花居多，因為正逢菊花上市的節令，我漫步花叢，聯想到黃巢“滿城盡是黃金甲”的詠菊詩句……
現在回想，最令我這個外鄉人感動的還不是這些，而是眾多流行的標語中的一條：“北京歡迎你!”我走過東四十條的立交橋，看見路邊站立著一隻以熊貓盼盼為原型的仿真大布娃娃，它身後階梯分布的立體花壇，正用不同顏色的盆花拚接出這五個漢字——我的心不由自主地顫栗了，仿佛聽見鮮花在異口同聲地對我說：“北京歡迎你!”作為首都的代表，它們在
向我(當然也包括所有遠道而來的客人)致以親切的問候。從這一瞬間開始，我作為離開故鄉
的人，對北京這座禮貌的城市充滿好感——這種心情至少一直維持到今天，我寫一部書作為
必要的報答。
北京歡迎你!這條標語我還在天安門廣場等其他場合的廣告牌、宣傳欄、燈飾甚至學生的文化衫讀到，仿佛通過不同的形式表達著一種禮儀——在這平等且溫和的語氣中，北京，是擬人化的。它以主人的身份向世界表態。那時我剛以流浪的狀態來到北京。我來到北京，舉目無親，繼續流浪，如魚喋水般體會著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借用餘華說過的話：北京對於我是一座別人的城市。在別人的城市裏，我尋找著自己，以及自己的光榮和夢想。我意識到自己與北京是有距離的的——譬如我南方的口音就是無法掩飾的證據，甚至一個問路的人都能察覺我真實的身份：外省人。作家古清生曾以一篇《帶著方言闖北京》描述過：操練北京話的失敗令我尷尬和憤怒。請教先我來京的老鄉田柯：你學不學北京話?田柯神采飛揚地說：
我不學北京話，有成就的人多半不說北京話。此言大娛我意也!我們這群外省文人聚飲時便
放棄弊腳的普通話了，嘰嘰喳喳，像來自不同地域的鳥類會合在一座樹林裏，好自由喲，好
輕鬆喲——不用再戴著鐐銬跳舞了。語言隔閡所造成的心理障礙，曾經是許多外省人初來北
京時不必要的精神鐐銬。我也變得大言不慚：詩人毛澤東一輩子都說湖南話——包括他住進
中南海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說的這句話(帶著濃重的口音
)，多瀟灑呀，半個世紀後還在北京的上空回蕩。
又有人傳說，一口秦腔的賈平凹就是因為說不慣普通話加上不願意更換語言環境，才不怎麼原來北京的——咱們幹嘛要為母語而尷尬呢?由此可見，環境的變換曾使我們這些外省人加倍地自尊。實際上不久以後便感覺到：北京是較少方言歧視的都市(古清生的原話)，因為它本身就帶有移民化的色彩，每一個朝代它都吸納著來自其他地域的新生力量。至於所謂的方言隔閡，馬可·波羅來元大都時就存在了。
北京歡迎你! ——我佇立在東四十條的立交橋上傾聽著鮮花的聲音，覺得它肯定是用普通話說出的，像電台的女播音員，又如同一群唱詩班學生的童音。我看看周圍，沒有其他行人，這麼說我就是問候的對象了?北京在問候我嗎?當然，那時候風塵仆仆的我遠沒有今天的自信，我既感到安慰，又不無遲疑：北京歡迎我嗎?北京真的歡迎我嗎?北京歡迎的是我嗎?要知道我隻是它最不起眼的一個客人呀。我是否沾了亞運會的光了?但我還是領了這份情。我將它視若世界對一位流浪者的關懷。許多年過去了，這座城市確實成了一位遊子的第二故鄉，剛來北京謀生時的艱難困苦、喜怒哀樂都混淆於遙遠的背景。惟獨這個細節我難以忘懷。那時候，我正站在北京的門檻上，這句話打破了我與北京的一紙之隔。亞運會期間，電視日夜直播各個體育場館裏的比賽盛況。我沒有家也就沒有電視。我是個沒有電視的外鄉人，也就沒有觀看(那種參與的快感似乎離我很遙遠)。但漫步在張燈結彩的北京大街上，我忽然誕生了一種非同尋常的使命感：這畢竟是我來北京的第一個節日，我也是一位比賽場外的選手，
正弓背守候在北京的起跑線上，聆聽著發令槍。一位外省的詩人就要奔跑在北京的跑道上，
渴望刷新它文學記錄——我的文學夢是屬於北京的。兩種競爭在這座城市同時進行：一種是
全社會的，一種則是個人化的——我要超越自己；他們在比賽瞬間，我卻要比賽永恒，這或
許就是體育與文學的本質區別。我仿佛看見，魯迅跑到前麵，老舍、沈從文、艾青也跑在前
麵，所有的人都跑在我的前麵，我要追趕他們——哪怕做個追隨都也是光榮的。光榮與夢想
，屬於亞細亞(亞運會歌曲)，屬於你也屬於我。因為北京歡迎我，歡迎我的參與與加入。北
京的跑道，對一位外省青年敞開了。
現在還遠遠沒到我衝刺的時刻。也許，我永遠也沒有衝刺的時刻——我最終將成為這座城市的失敗者，或自身夢想的失敗者。我至今還在紙上跑啊跑，在北京的街道上跑啊跑，我的馬拉鬆遙遙無期。這是一場沒有裁判的比賽，但讀者就是我的觀眾。如果你讀到這部書的話，願意為我喝彩嗎?我正從你的眼前跑過。我重複地在方格稿紙上跑啊跑——寫作對於我就是命中注定的奔跑，我沒法停下來，我不願意停下來。這是一場世紀的奔跑，接力棒從魯迅、沈從文、老舍、錢鍾書的手上依次傳過——文學的火種需要它的傳人，我閱讀前輩的作品就聽見響徹世紀甬道的足音，戰鼓般令後人熱血沸騰。可能我永遠觸摸不到那根神聖的接力棒——又有什麼關係，我的助跑本身就在為曆史加油。北京歡迎我。文學需要這種的參與者，參與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在北京的街道上，沒有多餘的人。我在北京的地圖上跑啊跑，從亞遠村跑到東四十條，跑過阜城門內的魴故居時行注目禮……魯迅在北京城裏寫過《狂人日記》。文學歡迎我這樣的狂人。這部書，權當一份文學狂人的日記吧。我在紙上奔跑，我像《阿甘正傳》裏的阿甘那樣固執地奔跑著，我像《何Q正傳》裏的阿Q那樣狂熱地呐喊著，拒絕彷徨。我目空一切，我快步如飛。誰能取消我跟大師們賽跑的願望與資格?隻有這樣，才能跑得快呀。如果不允許的話，那我就跟自己賽跑唄。我不羈之靈魂仿佛要衝出肉體，我不甘示弱的心啊仿佛要衝出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