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1985年底的統計，北京市區常住人口568萬，老北京人及其後代共153萬，新北京人卻達到433萬。二十幾年又過去了，外來人口高速度增長，所謂“新北京人”的隊伍在逐步壯大。我在北京電視台參與了一次題為《新北京人》的談話節目，有位剛從南京來北京開公司的沈姓老鄉看到後，找我探討。徹底暢談的結果挺有意思，記錄下來。雖是個人觀點，可供參考。
沈老鄉(或尊稱沈老板)認為，既然人類社會學家將六十年代出生的稱為新人類，七十年代以後出生的稱為新新人類，北京人這個概念不妨劃分得更細致些：老北京人，新北京人，新新北京人。建國後至改革開放之前進京的外來人口及其子弟，是真正的新北京人，他們已安家落戶，安居樂業——完全接受了北京的傳統文化並成為其一分子。北京對於他們已非“第二故鄉”可比喻。至於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相比而言大多很年輕，生活狀態也沒完全穩定，對這座城市的新鮮感還沒消失，尚未忘卻自己“外地人”的原始身份——當算新新北京人。新新北京人是北京最新的一代，也是最富於時代感的新生代：他們剛剛在這座夢寐以求的城市裏長了最初的年輪，渴望在此實現自身的價值，帶有更多的理想與朝氣——相信未來也會屬於他們……擁有的是雙重身份：既是在北京創業的外地人，又是尚未完全改變外地口音、記憶、性格乃至血緣的北京人。不應該忽略這一獨特群落的存在：他們客觀上最大程度地接受著北京的影響，主觀上又渴望盡可能地影響北京——以自己的勞動、創造獲得認可與證明。
這種假設不是社會學家的定論，隻是兩個詩人的浪漫想象(沈老鄉跟我一樣愛寫詩)——但至少也算是詩意的假設。這種假設在一定情理上若能成立的話，我屈指計算自己移居北京的年頭，知道自己也屬於新新北京人。太陽每天都是新的(哲學家的名言)，我為自己是個新新北京人，或者說為自己是新新北京人中的一個——而驕傲。北京既是古老的城市，又是永葆青春的城市……不管怎麼說，做個北京人都是光榮的。
北京給我的是布衣卿相的印象——所以我認定這是一座富有平民精神的城市。北京的兩麵性正如其社會階層的劃分，一個是貴族化的，另一個則是平民化的——仿佛存在著兩個北京，給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感受。我本身就是個彈鋏而歌的布衣詩人，更傾向於去接觸北京的平民主義。北京的平民主義源遠流長。正如林語堂在一篇《老北京的精神》中所說：“寬厚作為北京的品格，深存於其建築風格及北京人的性情之中。人們生活簡樸，無奢求，易滿足——大約在幾百年前就是如此。這種樸素的品質源於北方人快樂的天性和粗獷的品格，快樂的天性又源於對生命所持的根本且較現實的認識，即生命是美好而又短暫的，人們應盡情享受它。現代商業活動的喧囂吵嚷在北京卻鮮為人知。在這種簡樸的生活與樸素的思想的熏陶下，人們給精神以自由，創造出了偉大的藝術……”林語堂分析的雖然是他那個時代的北京人，我們或許仍能從自己身上找到它的影子。北京是注重精神的——尤其注重精神的自由，甚至“北京人”這個概念，都標誌著某種精神評價。舉世聞名的北京文化(或京味文化)包含著極豐富的市民文化，所謂“北京人”也以市民為主體——但它遠遠區別於一般城市的“小市民”，在精神素質上顯得清高、樸素而又大氣。他們關心國家大事、熱愛政治、注重教育、遵循傳統而不排斥新觀念，重功名而不勢利，並且以思想活躍和語言幽默著稱。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重大曆史事件(譬如戊戌變法、五四運動)，都以北京為中心，自然與它作為首都的地理優勢有關，但也不能排除北京的廣大市民有拍案而起、推波助瀾的正義感與參政意識。在所有的城市中，北京的市民素質是首先上升到精神境界的——難怪林語堂要以洋洋灑灑的文字和讚美的語氣歸納“老北京的精神”。正如所謂美國精神實指美國人的精神，北京的精神也就是北京人的精神——尤其包括北京市民的精神。這是一股來自民間的勢力，但它某些時候要比官方的態度更親切、樸素、感人肺腑。因而我同樣熱愛平民主義的北京，或者換一個詩意的說法：布衣北京。
很久以前我寫過一篇關於北京城南老居民區的考察報告。我當時覺得，京腔京韻的城南，怎麼讀都像一部毛邊紙的線裝書，都像老舍的小說。“它的概念貼近於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車、大雜院、龍須溝、廉價的日用百華、蜂窩煤、二鍋頭、菜籃子工程、祖傳的手藝和鄉野風味的集貿市場。城南是與上流社會權力、財富、政治、貴族相對稱的半壁江山，是民俗的源泉，換句話說，城南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詩人的北京”。每個時代都有屬於它的一段城南舊事，跟措詞嚴謹的曆史書相比——口語化的城南舊事洋溢著過於濃鬱的人情味。它打開的是一座城市最隱秘、最繁瑣的記憶。所以在街頭聽老人說書，有時比在學院聽曆史課還要激動。至少它更容易喚醒你內心某種懷舊的情緒。
在過去的朝代中，北京的平民精神正如其平民生活，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圓地方、自成格局的四合院與胡同嗬護的。它既有被曆史感封閉的一麵，又有在獨立自主的傳統生存方式中埋藏著風起雲湧的開放的契機；它既滿足於“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的世俗生涯而其樂融融(正如孔子評價他的得意門生顏回——“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又具備“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的範仲淹式的優患意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它既有的基本問題上“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自立意識(或個人主義)，但在整體形象上又頗為重視團結精神和維護集體榮譽感(普遍信仰“國大於家、家大於個人”的家國觀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且不乏拔刀相助、雪裏送炭的江湖義氣。因而即使它的平民主義也不落俗套，遠離市井氣息與小市民心態，煥發出大大高於其社會身份的高貴、高雅、高明乃至高傲。平民的血統並不能限製其精神貴族式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哪怕一個布衣草民(如引車賣漿的販夫走卒)，在某些場合談天說地，也頗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君子風範。我在北京裏打“的”，隻要跟身邊的司機一搭腔，總能引出他口若懸河的一番宏論，命題一律很博大——不外乎世界格局、國民經濟、城市建設、演藝圈、足球、股票之類。我估計駱駝祥子的時代也是這樣。有時他們眉飛色舞或憂國憂民的神情談吐簡直令我自漸形穢——為什麼我眷戀的總是“小我”，而他們關注的才是“大我”。他們本身仿佛就是一個國家、一座城市或一個社會階層的代言人。北京人一出門，仿佛就把他們個人生活的小算盤忘在腦後或鎖進家裏的抽屜裏了，然後以一種高瞻遠矚、置身度外的社會形象出現。北京人啊，在我眼中，最有資格稱得上是城市的主人。所謂北京人，北京的主人也。否則太辜負他們身上那強烈的主人翁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