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街
一個中國人，走在長安街上的心情，是怎樣的難以描述啊！寫下這第一句話，我懷疑自已幾乎會以政治教員的麵目來進行本文的創作。誰也無法排除心靈深處的愛國主義激情，它並不完全是教育的結果，而是與生俱來的，就像我們對待自己的性別、名字乃至腳下這塊朝夕相處的土地所特有的某種依戀與歸順。黑頭發，飄起來，一次次地遮蔽我們鳥語花香的視線，這是命中注定的顏色，構成我們性格中值得驕傲的基調。有誰會想到篡改它呢，誰又願意呢？那等於扭曲渾然天成且洶湧不息的宿命。雖然我熟知這塊熱土上迸發的水與火、榮與辱以及一望無際的五千年曆史，但我絕非政治教員，與之相比我更願意做個攜琴遠足的抒情詩人，歌頌自己所希望歌頌的事物。譬如此刻，我正走過全中國最寬闊的一條街道，周圍是旌旗、車輛、綠樹紅牆、白玉蘭吊燈、人聲鼎沸的廣場，這一切很容易給人以節日的錯覺。在一個哪怕最平凡的日子裏，再沒有什麼地方，能像長安街一樣，每時每刻都帶給你歡樂、率福、驕傲的離受。
作為一位普通公民，走在長安街清潔的人行道上，我有寫詩的願望。
我想把它命名為中國的一號公路。它也確實是這個萬平方公裏的國度裏的第一號公路。翻譯成英語就是“no.1”——容易使人聯想到一種充滿榮譽感的美國香煙的商標。但我要說：車水馬龍的長安街，足夠喚醒每一位路過此處的中國人對民族的良知與集體榮譽感。這畢竟是最能體現五千年滄桑、最接近祖國心髒的一條動脈。
似乎已經很長時間了，我在寫作時不怎麼使用“祖國”這個字眼，僅僅因為它在過去的時代裏曾經泛濫過、曾經修飾某種做作與誇張的崇高感？抑或，是擔心渺小的自我不配和這個偉大的詞彙相提並論？總之我不能原諒自己的忽略與健忘。尤其是驀然抬頭，看著千古容顏不變的天安門城樓一一這個一向出現在電視、報紙、繪畫乃至課本裏的舉世無雙的建築景觀的時候，它在我心目中頓時成為祖國的化身。祖國出現了。“祖國”這個漢語詞彙，像閃電一樣出現在我腦海中。我就像因一記棒喝而猛然恢複了記憶的人一樣，重溫著往事裏的喧天鑼鼓、旌旗招展、節日的氣球、遊行的隊伍以及街上每一位路人臉上洋溢的對一個共同對象的熱愛、感激與讚美一一同時，血一點點熱起來，促使我認識到自己身上應該具備的責任與義務。祖國，和母親、故鄉之類詞彙一起，構成每個人的生命之根本。我們不會忘記自己的性別、出身、籍貫，填履曆表時造成的重複記憶。但在個人化的生活中卻很少想到祖國這個概念以及這個概念的具體存在，僅僅因為它太博大、太理念化了嗎？無論如何，對於一個民族而言，健忘不是一種值得稱讚的品質，尤其是對宿命之根的淡忘與忽略……
時代在發展。世俗生涯中埋首趕路的人們，越來越多地考慮金錢、自我、個性與自由，卻很少有閑暇仰望萬裏無雲的天空，撫慰傷痕累累的土地一一對於僅僅擁有個人追逐的他們來說，祖國是無形的，祖國這個概念也就是跑道之外虛設的風景。這是一種何其悲哀甚至恐怖的自私啊，不僅僅對借錢的鄰居，甚至對祖國都表現出情感上的吝嗇。這簡直是一種精神偷稅。我多想呼喚他們：從個人主義的鳥籠裏飛出來吧，到長安街上、到祖國的公路上走走吧，你會覺得自己正佇立在一整張中國地圖的中心，你會發現，熱愛祖國，是人性中多麼重要的一條交通規則，永遠不會過時，誰也沒有權利嘲笑這份真摯與忠誠，除非他是一個沒有國籍的人。連難民都懂得懷念水深火熱中的祖國，並且把祖國的苦難視作個人生命抗爭的對象。
屠格涅夫通過《羅亭》中人物之口說過：“俄羅斯可以沒有我們當中任何一個，照樣存在下去，可是我們當中任何一個卻不可以沒有俄羅斯。”他甚至以那首散文詩《俄羅斯語言》，來頌揚母語的古老、美麗以及對心靈無微不至的概括力。可以說，在我們咿呀學語的時候，祖國就巳是我們精神上的家庭教師，它的智慧、關懷、力量滲透每一顆成長的心靈一一並且伴隨一生。祖國會老嗎？母親會老，但祖國不會老。至少，我們不能容忍衰老侵蝕它的容顏，因為祖國的衰老，等於宣判一代人青春的失敗。
我很幸運，生活在北京，黃昏散步時可以到長安街上走走。在中國這條最偉大的公路上，做個行人也很幸福，不信你試試。至少你可以在遠方想象那種幸福，想象那種幸福就等於擁有了那種幸福一因為你畢竟還懂得去愛……
東交民巷
東交民巷是作為北京最早的使館區而出名的。明朝時接待各國來京的外交使節及留學生的賓館就設置於皇城正門以南的東江米巷，鄰接著中央各部署衙門集中的辦公區(包括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禮部和鴻盧寺)。清朝時縱然奉行閉關守國政策，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國門還是被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英、法、德、俄、美、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等帝國主義國家爭相在東江米巷一帶開設使館，形成比較集中且初具規模的外國使館區。為追求地名的審美效果，東江米巷也就根據諧言改為東交民巷。但東交民巷被正式劃為使館區，文字記載還是見諸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政府簽訂的屈辱的《辛醜條約》，明文規定“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外，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準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於是這一區域的清政府名衙署及土著居民全部拆遷，各國使館還建立了駐紮本國軍隊的兵營，並構築了耀武揚威的炮壘與界牆。這是中國大地上最早出現的“華人與狗不得擅入”的禁區。
據說義和團運動時各國就以保護使館為名，抽調大量兵力入京，在東交民巷各路口張貼“往來居民，切勿過境，如有不遵，槍斃爾命”的布告，並無辜槍殺過路百姓。這導致了義和團攻打使館達五十六天的戰鬥。東交民巷也就在《清史》裏留下醒目的一筆。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東交民巷才真正地收歸國有。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與世界各國陸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新的使館區在建國門附近的雅寶路及三裏屯兩處平地而起。印象中三裏屯的使館區以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居多數，而美國、蘇聯等國家使館都駐設在雅寶路。記得中蘇關係緊張時，我還是個外省的學童，卻聽過許多大同小異的反間諜故事——開頭總是說“從夜深人靜的蘇聯使館大鐵門裏，悄悄駛出一輛神秘的伏爾加轎車……”陰森的故事氛圍使作為聽眾的我渾身發冷。成年後來北京了，偶然路過前蘇聯使館，發現並不像想象中那麼神秘。那些道聽途說的克格勃故事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現在最令人注目的是美國使館，據說每天清晨等待辦理簽證的人群能排成長陣了。出國熱愈演愈烈，十幾年來，那麼多人頂風冒雨排隊去美國，還不禁令人想到閉關自守的清朝——恰成鮮明的對比，那時候國門是被撞開的(自外向內)，現在則是主動開放的(自內向外)。這是門的兩種姿態。
北京的廟會與寺廟
寺廟本是神聖的地方，而廟會則使之世俗化了。有廟會的日子，估計神也放假了，而寺廟則充滿市井的氣息。人們跨進山門，不再是為了燒香許願、求神拜佛，純粹是挑貨購物甚至看熱鬧,就跟逛商場、逛公園似的。心情肯定輕鬆了許多。
我一直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神的腳下，為什麼出現了最早的跳蚤市場?或者說，在神的眼皮底下討價還價、斤斤計較，居然也能做到理直氣壯?
可能因為寺廟裏的空地較大，便於擺攤設點、堆放商品。要知道，那畢竟是超市尚未出現的時代。況且，總不能在大馬路邊或天安門廣場上練攤吧,那多妨礙交通、影響市容啊!不管怎麼說，廟會提供了最平民化的節日。
市民們熱衷於逛廟會的話，就不會上街遊行、搞政治運動去了。所以當時的執政者也是很支持廟會的：廟會不僅是集貿市場，簡直還帶有“群藝館”的性質，豐富老百姓的業餘生活嘛。廟會除了買賣白貨與零食，還有算命測字的、耍江湖把戲的、說拉彈唱的……
張中行寫過一篇《北平的廟會》：“每旬的九、十、一、二是隆福寺，三是土地廟，五、六是白塔寺，七、八是護國寺，幾乎天天有；如再加上正月初一的東嶽廟，初二的財神廟，十七八的白雲觀，三月初三的蟠桃宮，你會說北平真是廟會的天下。就按我自己來說，是非常愛廟會的，每次都是高高興興地去，我想旁人也應該是這樣。人生任有多少幻想，也終不免於過小家日子，這是快樂的事，也是嚴肅的事，而廟會正包含這兩種情調，所以我愛它，愛每一個去廟會的人。有一次，我從廟會裏買回兩隻鳥，用手提著向家裏走，路上常常有人很親切地問：這隻鳥還好哇，多少錢？我一個個地答複，有時談得親熱了，不得不佇立在道旁，聽他的批評，他的意見，有些人甚至嘮嘮叨叨地說起他的養鳥曆史，熱切地把他的經驗告訴我，看樣這些人也是常去廟會的。廟會使人們親密，結合，係住每一個人的心。”
諸多寺廟輪流值日，排得可真夠滿的。不知道寺廟的主持們，是否會戴著紅袖章值勤，收取一定的管理費或場地租金?這點市場經濟的觀念，估計他們還是懂的。
白雲觀的春節廟會連開數天，以正月十九最為熱鬧,因為這是老掌門邱處機的生日，故稱“燕九節”。
清代的一首《竹枝詞》描繪道：“京師盛日稱燕九，少年盡向城西走。白雲觀前作大會，射箭擊球人馬蹂。”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一些體育競技項目。聽老人說，扭秧歌、踩高蹺等民間表演更是年年都有。
北京郊區還有專門的“花會”：張燈結彩，跑旱船、耍獅子、擂太平鼓呀什麼的。
豐台鎮看丹村有一座藥王廟，每年舊曆四月二十八(相傳是藥王孫思邈生日)，開廟三天，好戲連台。
有一年，把紫禁城裏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後都吸引了去看熱鬧。“老佛爺”想不到民間還有如此的樂趣，當場封藥王廟的太平花鼓會為“皇會”，並賜龍旗，以資鼓勵。“老佛爺”肯定不是微服私訪，而是坐著八人抬的大轎，有大批的保鏢追隨,有點像下基層體驗生活。而藥王廟的花鼓會被評為“先進”，其檔次該如同當代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了吧?
還是張中行總結得好：“市場是摩登，廟會是過日子，過日子與摩登大有分別，所以廟會的貨物不求太精，隻取堅而賤，由堅而賤中領略人生，消磨日子，自然會厭棄摩登，這是住家的可取處，也是廟會的可取處。由住家去廟會，買鍋買爐，買鞋買襪，看戲吃茶，挑花選鳥，費前不多，器用與享樂兩備，真是長久過日子之道。摩登不解此，笑廟會嘈雜，卑下，左右無著，然後哭喪著臉，怨天尤人，皆是不解廟會，離開住家之病也。廟會專為住家而設，所以十天中開上兩天也就夠了。住家中有老少男女，色目不同，趣味各異，廟會商人洞明住家情形，預備一切住家需要的東西，不管你是老翁、稚子，或管家的主婦、將出閣的姑娘，隻要你去,它準使你有所欲,或買或玩，消磨半日，眉開眼笑地回去。我總以為北平的地道精神不在東交民巷、東安市場、大學、電影院，這些在地道北平精神上講起來隻能算左道；摩登，北平容之而不受其化。任你有跳舞場，她仍保存茶館；任你有球場，她仍保存鳥市；任你有百貨公司，她仍保存廟會。”
解放以後，北京傳統的廟會陸續被取消了。半個世紀裏，北京的寺廟是否感到寂寞?是否還能回憶起傾城轟動的廟會,以及那些逛廟會的人?
改革開放後，北京的廟會又恢複了，越來越熱鬧。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本是形容江南佛廟之眾多。我一直以為杜牧歸納的這個數目帶有誇張的性質。(“四百八十”是唐人強調數量之多的一種說法)。
然而北京的寺廟，比之毫不遜色，甚至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數量之多居全國之冠，並不亞於日本的京都、奈良；尼泊爾的加德滿都；泰國曼穀等被號稱‘寺廟之都’的城市。”(鬱壽江語)《北平廟宇通檢》一書記載：北京舊城內及近郊區有寺廟八百四十餘處。這還算是比較保守的統計。其實在鼎盛時期，已超過了一千座，可謂“十步一寺，五步一廟”。
細細地數一遍，都夠費勁的。
其香火之旺盛，恐怕會使煙雨南朝汗顏的。
隻可惜很少有人替北京的這道風景作詩罷了。看來北京人自古即不太重視廣告效應。
當然，皇家的建築太多，分散了遊客的注意力。又有誰來北京，是專門為了看廟呢?
尤其在君主製的時代，神的殿堂再偉大，其豪華程度也不可能超越皇宮吧?天子腳下，寺廟再多、再輝煌，依然是一種陪襯，作為對盛世的裝飾與點綴。畢竟，中國的任何朝代，宗教都受製於政治，或者說都是為政治而服務的。難道不是嗎?
皇帝即使尊神，也不能說沒有一點私心：希望神保佑自己坐穩了寶座。
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將喇嘛教奉為“國教”，並且下令修建了集皇權與神權的象征於一體的大聖壽萬安寺(即今“妙應寺”)大白塔，本質上仍是為了貫徹“以佛治心”的政策。“坐鎮都邑”的白塔再高，也高不過忽必烈汗的王冠。
又譬如，清順治帝為接待達賴喇嘛五世來京朝覲修造了東黃寺(作為其駐錫之所)，雍正帝又允蒙古部落之請興建西黃寺，“東黃寺與西黃寺，同垣異構，時稱雙黃寺”，也是為了加強“民族大團結”(滿、漢、蒙、藏諸民族和睦的象征)。雍正甚至將自己登基前的私宅捐出，作為黃教的上院(即雍和宮)，夠慷慨的。到了乾隆年間，為禮待來京祝壽的斑禪六世額爾德尼，在香山仿後藏日喀則紮什倫布寺形式創建大昭廟，供班禪郊遊(俗稱“班禪行宮”)；後班禪因病圓寂，乾隆帝敕建清淨化城塔於其臨終前居住的黃寺之西，同樣是為了紀念彼此
的情誼。
北京的不少寺廟，都映射著帝王的影子。要麼是遵奉聖旨而修築，要麼則留有一代代皇帝的履痕或墨寶。至於與之相關的傳說就更多了。像潭柘寺的那棵遼代所植銀杏樹，就因為寺內老方丈告訴乾隆：“聖祖(康熙)和皇上駕幸潭柘寺這棵老樹都生出一側枝，以示慶祝。”乾隆一高興，當場“禦封”為“帝王樹”。可見寺廟裏的一草一木，都可能因為皇帝的青睞而身價百倍，更何況寺廟本身呢?
覺生寺是因懸掛有明永樂皇帝敕令鑄造的巨型銅鍾而改叫大鍾寺的。自乾隆初年起，這裏成為清朝皇帝鳴鍾求雨的場所。民眾仰慕這座寺廟，純粹為了看一眼那口皇氣逼人的永樂大鍾。
現代人來北京遊覽，故宮常常是直奔的主題，其次才會去看佛廟。看廟，在拜神之餘，若能探聽到前朝王者的風流遺韻，更不失為一項額外的收獲。這，似乎才是遊客們真正的興奮點：更關注的是人而非神，一種以人為本位的獵奇心理。畢竟，北京在大家心目中，是一座皇帝們住過的城市，這也正是“古都”之意義。皇帝的生活終究比神的生活離我輩更近一些，更容易引發起興趣。何況，在曆史上，皇帝的形象一向也是被神化的。
所以北京寺廟雖多，若論門票的銷售業績，注定比不上故宮或十三陵。皇帝的生與死，是最令人熱衷的話題。這多多少少衝淡了寺廟的吸引力。
其實，北京的寺廟，很值得好好看一看的。假如你相信：神是不死的，這種願望會尤其強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寺廟本應該比故宮呀十三陵呀之類更接近永恒。
看故宮、十三陵，隻要有好奇心就可以了。
看廟，更需要的是虔誠。
北京的內外城及郊區寺廟林立，若逐一抄錄，足可以排列成長長的一卷花名冊。隻是不知該以何為順序，以名氣大小呢，抑或以年代遠近?俗諺“八刹三山”，就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基本上屬於論資排輩吧。
先說三山：位於太行山餘脈寶珠峰南麓的潭柘寺，位於門頭溝馬鞍山麓的戒台寺，以及位於房山區石經山的雲居寺(亦稱西峪寺)。絕對算元老了。
“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多好的廣告詞啊!形容其古老：始建於西晉(距今已一千七百多年)，初名嘉福寺，至清代曾改叫岫雲寺。然而還有另一句民諺：“火燒潭柘寺，水淹北京城。”仿佛潭柘寺與北京城冥冥之中有某種因果關係，或神秘的呼應。甚至給皇帝當教師爺的翁同和也如此迷信，他在鹹豐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感歎：“雨複至，殊無晴。直諺雲：火燒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去年九月潭柘寺佛殿毀於火，今年恐有水患矣。”
難道潭柘寺會發布氣象預報?那麼其寺後龍潭山上的柘樹稱得上消息樹了?
始建於隋開皇年間的戒台寺(距今已一千四百餘年)，因有規模居全國之首的戒台而得名(素有“天下第一壇”之稱)。唐代稱慧聚寺，明代英宗賜名萬壽禪寺。所謂的戒台是共三層的正方形漢白玉台座，底層邊長約十一米，四周長約五十米。各層外圍均雕有鑲安戒神的石龕，合計113龕。頂層供奉釋迦牟尼坐像，殿頂正對處有金龍藻井。
至於雲居寺，由隋代幽州智泉寺靜琬法師創建，遼金時因石刻經板而聲名遠播。
再說八刹——可分為內八刹與外八刹。
內八刹位於內城，包括柏林寺——創建於元代至正七年(1347年)，嘉興寺——始建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廣濟寺——創建於金代，法源寺——唐貞觀十九年(645年)太宗李世民敕建，龍泉寺——創建年代無法考證(明代重建)，賢良寺——創建於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廣化寺——創建於元代，拈花寺——始建於明萬曆九年(1581年)。外八刹位於外城或近郊區，包括覺生寺——始建於清雍正二十一年(1733年)，廣通寺——始建於元至元年間，萬壽寺——創建於明萬曆五年(1577年)，善果寺——創建於梁乾化元年(911年)，南觀音寺——創建於金代，海會寺——創建於明嘉靖十四年(1533年)，天寧寺——創建於北魏孝文帝時(距今已一千五百餘年)，圓廣寺——始建於明隆慶五年(1517年)。
開列了這麼一份時間表，便會發現：還有一些同樣古老(甚至更為古老)的寺廟，並未列席內、外八刹之中。
譬如宣武區白廣路西側崇效胡同內的崇效寺——創建於唐貞觀元年(627年)，香山北麓壽安山腳下的十方普覺寺(即臥佛寺)——創建於唐貞觀二年(628年)，複興門內的鷲峰寺——創建於唐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廣安門內的報國寺——始建於金代，香山的碧雲寺——創建於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西城的護國寺、西直門內的永泰寺——皆創建於元代……
究其原因，恐怕與規模之大小、香火之興衰也不無關係。
像宣武區南橫西街路南的白馬寺，創建於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年)，遼金時極其繁榮，可至元代因都城北移，而淪為郊野，門可羅雀；明代雖重振旗鼓，至清初再度頹廢：惟餘殘碑斷壁。康熙年間的文化名人朱彝尊目睹後長歎：“仁壽千年寺，今存半畝宮。落鍾橫道北，瓦塔限牆東。客至愁嗥犬，僧寒似蟄蟲。夕陽留未去，雙樹鳥呼風。”他詠歎的又豈止是一座白馬寺，這難道不是代表了諸多古刹由盛而衰、直至湮滅的命運?評比熱門的旅遊景點，白馬寺一類自然要落選了。白馬寺最終被夷為平地，連一磚一瓦皆未留下，除了一個空洞的地名。
鄰近東西牌樓的隆福寺，有“東廟”之稱；而距西四牌樓不遠的護國寺，也相應地被叫作“西廟”。這東、西二廟的境遇，不比白馬寺好到哪裏。始建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的護國寺，被清末的一場大火燒得僅剩下金剛殿和寺西北角的廊房以及垂花門後一層殿三處。而隆福寺，如今已無影無蹤。
即使是內、外“八刹”榜上有名的寺廟，也不見得全能避難免災。我查閱鬱壽江先生的考察報告，發現他用哀婉的筆觸描述了其中一些古刹的現狀。
西直門外高梁橋西北的廣通寺：“今為北下關小學使用”。
廣安門內的善果寺：“今已蕩然無存。其址已被工廠、學校招待所占用”。
永定門外大紅門路的海會寺：“現已無存，舊地址為橡膠廠占用”。
廣安門外濱河路的天寧寺：“隻剩下中路院落，且已荒廢不堪，並淪為工廠和民居”。
阜成門外南營房的圓廣寺：“今剩大殿五間，為該地居委會使用”。
廠橋的嘉興寺：“八十年代中期已經全部拆除，於舊址興建了北海賓館”。
陶然亭西側龍爪槐胡同內的龍泉寺：“已改成居民大院”。
金魚胡同的賢良寺：“自1987年始，寺內建築多被拆除”。
大石橋胡同西口的拈花寺：“今尚存，由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占用，因缺乏維修，顯得破舊不堪”。
最令人悵然的是南觀音寺：“今已無存，其址難尋”。簡直比白馬寺還要悲哀。我們好歹還能按圖索驥查找到白馬寺舊址(解放後在原地興建了北京衛生學校和北京工業大學)。對於曾為“京畿講院之冠”(有高僧說法弘揚經典)的南觀音寺，則徹底隻能捕風捉影了。
這些磚石或木質結構的古刹，陰晴圓缺的古刹，毀於風，毀於雨，毀於火，毀於雷電，毀於兵戈，也毀於建設(街道的拓展、城市的發展呀什麼的)，說到底是毀於時間。時間才是真正的敵人。
這些失去了神的佑護的古刹，最終隻能停留在紙上，發出被手指掀動的沙沙聲。這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
很多的情況下，它們以傳說的形式存在。幻影取代了實體。
那一代代的僧侶，一代代的香客，一代代的建設者與毀滅者。
偶像。碑刻。燭台。經卷。鍾鼓。禪房。橋梁。園圃。階梯。池塘。牌匾……還有像鎮紙一樣沉重的寶塔。麵對著你，我不得不屏住呼吸，我不得不放輕腳步。
我是怕驚動了遠古的夢境吧?
北京的寺廟，除卻辟作旅遊景點(需買門票進入)的那部分，其餘，恐怕已所剩無幾了。
以什刹海為例，因其周圍有十座古刹而得名(據說全盛時增至五十八座)，包括瑞應寺、普濟寺、龍華寺、淨業寺、豐泰庵、彙通祠、火神廟、永泉庵、淨海寺等等，如今惟一留存下來的是後海北沿鴉兒胡同內的廣化寺(今北京佛教協會所在地)。廣化寺占地一萬三千八百平方米，有山門(門外為影壁)、鍾鼓樓、天王殿(三間)、大雄寶殿(五間)、菩薩殿、方丈室以及後院的二層藏經樓。
北京的寺廟在明清兩朝估計是最興旺的。尤其明代，一些太監參予進這項“公益事業”，紛紛捐資創建或修複。
譬如安定門內的慈隆寺是禦馬監太監高勳、張進等人讚助興建的，並且請得動萬曆皇帝題辭；魏公村的大慧寺是正德八年(1513年)司禮監太監張雄創建，供奉著高達十六米的銅製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立像；左安門外的弘善寺是正德年間一位姓韋的太監投資興建，作為郊外的別墅，因而俗稱“韋公寺”,莫非他將寺廟作為房地產來經營了?還有舊鼓樓大街的廣濟寺，是成化元年(1465年)神宮監太監劉嘉林拆房賣地興建的，真夠舍得的；京西的崇化寺是太監吳公亮集資修複，也有皇帝題寫的招牌；法海寺是曆事五朝的老太監李童於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集資創建的,那位導致英宗皇帝在“土木堡之變”中被瓦刺騎兵俘虜的權宦王振，居然也是讚助商之一(在青銅佛鍾上鑄刻有其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山碧雲寺，本由正德年間禦馬監太監於經斥資擴建，並在寺後預留了墓地，想作為死後葬
身之所；誰知權宦魏忠賢也看上這塊風水寶地，搶奪過來，選作墳址,據說製作規模和豪奢程度不亞於皇陵。當然，隨著他身敗名裂，這一計劃也破產了。他隻給碧雲寺留下一件半成品。
由上述可見：明代的太監很有錢的。其次，這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太監，不曾捐款興辦“希望小學”呀什麼，而更熱衷投資於修造寺廟,估計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希望工程”吧?或許與其榮辱觀念、生死觀念有關吧? 當然，這僅僅是我個人的猜測。
北京田園詩
鬱達夫說過：“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鄉村景像之田園都市。”此言不無道理。很多朝代以來，北京在精神上仍然像一座大鄉村。或者說，是田園詩一樣的城市。譬如曲裏拐彎的胡同，無異於村巷；可容納四世同堂的四合院，保留著北方農舍的風格，頂多算地主的豪宅；甚至環護著昔日輝煌的長城，也不過是農耕文明的一道有始無終的圍牆罷了。波光瀲灩的頤和園、圓明園，在收歸國有、開辟為公園之前，也隻能算皇帝的後花園。鍾鼓樓雖然身姿偉岸，卻令我聯想到村頭老槐樹下懸掛的鏽跡斑駁的銅鍾，僅僅做了一回曆史的更夫。至於地壇、社稷壇、先農壇之類，又跟鄉下的土地廟有什麼區別，隻不過裝修得更高檔一些。紫禁城縱然畫棟雕梁(據說擁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房)。在我這個現代人眼中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像個落伍的村公所。那些妻妾成群的皇帝，也就是封建家長製時代的村長，死後照樣要埋進村後頭的公墓裏，隻不過公墓的名字較好聽，叫十三陵……北京，一個古老的夢。同時也是古老的中國的縮影。一個做了幾千年的夢啊。睡獅的夢是無法解析的。
當然，我這裏說的主要指老北京。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北京的麵貌大有改變，早已換了一套裝束：高樓多了，馬路寬了，商場與酒店雲集，某些街景頗神似歐美電影裏的鏡頭……但是，許多古樸的地名仍保留著，念起來琅琅上口，喚醒了我們鄉村生活的記憶。譬如五棵鬆、大北窯、積水潭、蘋果園、三裏屯、十裏堡、沙灘、長椿街、水碓子……充滿了鄉情野趣。其實，中關村已是高科技產業區，亞運村更是富人區。這些地名起得好啊，不管是古人起的，還是今人起的。比大觀園裏那些樓堂院館的名稱要樸實且謙和多了。每天念叨著這些粗糙的地名，我們就不會忘本了，我們又找回了鄉下人的感覺：日出而作，日落而棲，雞犬之聲相聞……有著豐富的曆史積澱。如果你在上海，十裏洋場恐怕找不到幾個類似的地名。你會覺得城市一開始就誕生在水泥地麵上。你會找不到自己的根乃至城市的根。我熱愛北京街頭巷尾那些帶著泥土氣味的地名，它們都是城市無法割舍的根須。
想起老北京，我就像回憶一座正在消失的鄉村。回憶它曾經一路搖曳的駝鈴，以及駱駝祥子們的往事。回憶老舍茶館裏的大碗茶和堂倌的吆喝。回憶天橋一帶贏得滿堂喝采聲的京劇，令我聯想到魯迅筆下南方水鄉的社戲。回憶提籠架鳥抑或懷揣蟈蟈籠的老人，他們長著一顆童心啊。回憶四合院上空起降的鴿群以及廣場上的風箏，如果廣場上能擺一副磨盤或碌碡，那就更像那麼回事了……隻是，記憶中的鄉村，已經像泰坦尼克號一樣沉沒。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會：立交橋、霓虹燈，以及一座俱全的現代化設施。在有中央空調的高層建築裏，我卻懷念著露天庭院的故事會，還有那把祖傳的芭蕉扇。人類永遠渴望恢複鄉村的記憶，否則也不會創造出“地球村”這麼個概念。幸好我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一座留著最後的田園情調的都市，至少它那野趣盎然的地名(哪怕僅僅寫在站牌上)。可供現代人在鋼筋水泥森林裏望梅止渴。
在林語堂的時代，北京的田園情調還比較明顯。他說過：“北京城寬展開闊，給人一種居住在鄉間的錯覺，特別是在秀木繁蔭的庭院，在那鳥雀瞅瞅的清晨，這種感覺更加強烈。和繁忙的大道不同，胡同縱橫交錯，彼此相通，有時會出其不意地把我們引到某座幽深靜謐的古刹……胡同的名稱最能體現其具有鄉土氣息的特色與風格。它們的名稱多由當地居民所起，因此總是那麼生動形象。名字用詞全是方言土語，並不求風雅。如羊尾巴胡同、牛犄角胡同……”明明是城市裏，卻能給人以“居住在鄉間的錯覺”，這肯定是一種很美好的錯覺吧。正如我有時候聽見那些大智若愚的街巷名稱，同樣會神情恍惚，甚至懷疑自己是否確實置身於一座現代城市。
若再追溯到馬可·波羅來元大都的時代，他眼中的北京城(時稱汗八裏)，不僅僅是座大鄉村，而且是鄉村的大集市：“十二座城門外各有一片城郊區，麵積廣大。每座城門的近郊與左右兩邊的近郊相互銜接，所以城郊寬度可達三、四英裏，而且城郊居民人數的總和遠遠超過都城居民的人數。每個城郊在距牆約一英裏的地方都建有旅館，可提供各地往來商人的居住之所，並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的住所……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也都會集中在這個城裏，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寶石、珍珠、藥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國其它地方，凡有值錢的東西也運到這裏，以滿足來京都經商而住在附近的商人的需要。這裏在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多，因為僅馬車和驢車運載生絲到這裏的，每天就不下千次……”這在當時堪稱是全世界最大的集貿市場了，各個國家的商人都不遠萬裏來這裏趕集。可以想象出那摩肩接踵、以物易物的熱鬧場麵，人氣兒太旺了。
恐怕因為曆史上幾度的遊牧民族所占據，此地的人民，也頗具遊牧民族遺風。譬如飲食方麵，鼎鼎大名的涮羊肉，自然是蒙古風格。烤羊肉串也是一度很流行，街頭巷尾常有維吾爾族人燒烤的攤檔，北京人坐有長腳凳上，左手幾串羊肉串，右手一瓶小二鍋頭，有一種彎弓射大雕的豪情。有了這兩樣，日子似乎就變得挺滋潤了。北京人喜歡烈酒，對價廉物美的二鍋頭情有獨鍾，在這方麵他們可以說沒什麼虛榮心，二鍋頭是與他們最親近的一尊酒神，不見得就比茅台或人頭馬遜色。二鍋頭的滋味，也就是正宗的老北京滋味，它仿佛已成為北京平民生活的化身。北京人是很能平民化的，若是在上海人眼裏，肯定顯得有點土氣，像鄉下人。北京是座大鄉村，北京人在精神上也保持著村民或牧民的傳統，很難進化為穿燕尾服的紳士。但這正是其魅力所在：他們豪爽、大方、熱情、健談、超然物外，有原始的血性，在天地間響當當做人，他們無形中具備開闊的視野與開闊的胸襟。所以：“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壯士”，司馬遷所作的評價，估計今天也未過時。北京人，雖然以居住在首都而驕傲。骨子裏卻延續著鄉村的血統：生活方式不僅不夠新潮，相反還顯得有點古典。他們是一群守舊的或者就叫懷舊的城市人。他們對過去的記憶充滿眷戀。
對於北京這座城市也是如此。這座城市的想象力也許不夠豐富，但記憶力絕對驚人。它不像暴發戶，不像官僚，甚至也不像知識分子，在品質上它更像一個咀嚼著如煙往事的隱士。大隱隱於朝。大隱隱於市。絢爛之後歸於平淡。它真正是一座都市裏的村莊：都市的軀殼裏，卻隱藏著鄉村的靈魂……
名人故居
舊時代北京城的風俗民情，在今人的回眸中已籠罩著濃重的煙雲。難怪林語堂在異鄉追懷北平生涯而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要以《京華煙雲》命名。冠蓋滿京華，象征著權貴與名流的寶馬香車以及冠蓋如雲，曾經遮蔽過六朝古都的街道與天空，掩飾了數不清的英雄業績、文壇佳話、風流韻事乃至官場現形記……我們也隻能以憑吊的心情，抽蠶剝繭地借助歲月之手梳理發生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的如煙往事——屏住呼吸，放輕腳步，生怕驚散了紙張般單薄的塵封的夢境、凍結的繁華抑或逝者的囈語。究竟現實是往事的翻版，或者往事是現實的投影?若隱若現，忽暗忽明，以至我在文字的迷宮中驀然回首之際，不禁懷疑自己也是古人的替身，在延續他們的進取與失落、喧囂與躁動、恭順與抗爭、彷徨與呐喊……久久不能自拔。作為城市，北京是不朽的；但對於在這座曆史舞台上演過的悲歡離合、陰晴圓缺而言，一切都是瞬間，一切都是過客——無論什麼聲名顯赫的人物，轟轟烈烈的事件。
北京的名人故居多。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故宮(皇帝們的故居)，其次屬形形色色的王府，雍容華貴的程度確實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南池子有睿忠親王府，正義路有肅親王府，什刹後海有醇親王府(其西花園後來又是宋慶齡故居)，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我在寬街的板廠胡同住過，黃昏散步路過胡同深處一座破落的四合院，發現苔痕斑駁的灰牆上，鑲嵌一塊文物局立的牌子，走近一瞧，居然是僧格林沁王爺的舊宅——而當時我恰恰在讀這位驍勇善戰的蒙古王爺的傳記。真使人感概於世事莫測：想當年這裏肯定門庭若市、貴賓如織，而今蛛網密布，門可羅雀。若隨便在街上問一個手持大哥大的年輕倒爺，他恐怕不知道僧王是誰。這對於我有時也難免：某次應邀赴虎坊橋一家叫晉陽飯莊的老店聚餐，酒過三巡，多虧東道主介紹，我才知道這幢翻修的樓即是紀曉嵐的閱微草堂——乾隆年間他在此地寫過著名的《閱微草堂筆記》。再飲酒，覺得滋味似乎醇厚了許多。——這杯酒的源頭可上溯到清朝，且有文化味。
香山腳下有個古樸的農家院落，被發現為曹雪芹故居(但又有部分紅家學反對這種考證)。我是買了門票進去參觀的。帶著將信將疑的態度——聽憑導遊講解得天花亂墜：石碾、棗樹、牆上模糊的字跡、一盞生鏽的油燈，都是有來曆的。但我內心還是希望它是真的：曹雪芹在這裏嘔心瀝血給中國文學留下了一部殘局：而我，佇立在《紅樓夢》誕生的地方，也算是沾了古人的光。以後再讀紅樓，我腦海裏總浮現著那堵斷牆，牆頭沒心沒肺地瘋長的荒草……
八道灣的魯迅故居卻是明確無誤的。有半個院落，又是周作人的苦雨齋——他著文時屢屢以苦雨齋主自命。不知為什麼，與貴族、政客、將軍、巨商們的府第相比，我對文豪的故居更感興趣。畢竟，他們給後人留下了一部部百讀不厭的名著——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書本身也算他們靈魂的故居。讀其書如見其人。
梅蘭芳故居在北京有多處。從李鐵拐斜街(出生之地)、百順胡同、鞭子巷三條、蘆草園，到無量大人胡同、護國寺街、西舊簾子胡同。他多次遷徒。其中無量大人胡同的宅第最有名，瑞典皇太子以及印度詩人泰戈爾等都來做過客。那個年代，一批又一批國外慕名者，都把“遊故宮、登長城，到梅蘭芳家做客”列為主要活動日程向外交部提出。至於蘆草園的房子，是把兩所四合院打通內牆合並起來的，梅蘭芳經常邀齊白石、徐悲鴻等來這養有牽牛花的院落吟詩作畫。
北京的大小名人故居多得幾乎無法——列出，大多數並未專門辟作參觀場所，而改作單位辦公地點，或由平民居住。在北京生活過的曆代名人太多了。譬如張自忠的歐陽予倩故居，由多家市民合住，門洞裏停有自行車，走廊推有蜂窩煤，窗台上晾曬儲存過冬的大白菜，如果不看臨街牆上所立文物局的字牌，你怎麼能想象到原先的主人誰?我有個朋友，就住在史家胡同的賽金花故居裏。我去做客時跟他開玩笑：“小心，做夢時別沾上那濃得化不開的脂粉氣。”他也詼諧地說：“我在這兒住了幾年，越來越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
張中行在《畫夢集》中屢屢述及豪華的曆史舊跡：“限於人而有文名的，其故居，隻是宣南，就可以找到幾十處吧?人而有豔名的就更容易引起思古之幽情，如鐵獅子胡同有明末田畹府，從門前過，我們就禁不住想到陳圓圓。這樣的幽情也許不該有嗎?人生就是這麼回事，我們是俗人，俗是本分事，不矯情，也可以說無傷也。”是啊，想到陳圓圓，又會輾轉想到吳三桂、李自成乃至清兵入關，想到“衝冠一怒為紅顏”的警句。更主要的是想到曆史——曆史居然是這樣演繹的。
中南海有毛主席故居，我進去參觀過，極平常的院落，一代偉人在這裏影響過中國的當代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桌上、架上、半張床板上堆滿了書籍——這更像文豪的書房。寫字台上一本翻開的書用鎮紙壓著，可能正讀到一半……說到這裏，在這篇文章中——關於北京的名人故居，我還有必要再舉其它例子嗎?
舊跡尚存，往事如煙，在這座有三千年曆史的城市，我們觸及到的永遠是它曆經歲月衝刷的部分。更多的已消散為紙張、傳說、記憶之外的煙雲。那無法記載的人類的心情。從空白中來，又返回空白——這“空白中的空白”(詩人莫非的句子)。空白使我們獲得真正富有的感覺。而每一個頑強的墨點、線條，都作為時間的證據，喚醒我們更為豐富的回憶。每個人的回憶，都是一部個人化的曆史；而曆史本身，則是整個人類的回憶，是集體回憶的總和。所以寫過《京華煙雲》的林語堂要說：“巴黎和北京被人們公認為世界上兩個最美的城市，有些人認為北京比巴黎更美。幾乎所有到過北京的人都會漸漸喜歡上它。它的難以抵禦的魅力恰如其難以理解和描繪的奧秘……所有古老的城市都是經曆若幹世紀成長演變的產物。它們飽經戰爭的創傷，蘊含曆史的積澱痕跡。它們是已經的人們的夢想的見證……一個城市絕不是某個人的創造。多少代人通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創造成就給這個城市留下寶貴遺產，並把自己的性格融於整個城市。朝代興替，江山易主，可北京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如故……城市永在，而他們的人生歲月轉瞬即逝。可見任何城市都要比一時主宰它的人偉大。”他把這段文字命名為“老北京的精神。”精神比物質更能達到不朽的境界。
公園
我不知道做這樣的判斷是否準確：北京是公園最多的一座城市——至少在中國是這樣的。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與數據，僅僅憑借在這座城市裏多年的生活經驗和對它的主觀印象就匆忙地得出以上結論。但我相信，即使治學嚴謹的園藝專家恐怕也反駁不了我的觀點。在這方麵，或許隻有以園林藝術飲譽天下的蘇州能與北京相提並論。蘇州園林，在古代大多是達官貴人的宅邸，曲橋回廊，假山魚池，亭台樓閣，精致有餘，審美空間卻過於緊湊且狹窄，給人的印象如盆景，是大自然精神的縮影，需放大若幹倍來想象才能體會到天地萬物的自由呼吸；若是跟北京西山腳下雍容華麗的皇家園林相比，頓時顯得小氣。這可能也體現了南方與北方性格上的差異或陰陽互補。拙政園與獅子林已算蘇州最大的園林了，走在雕梁畫棟、粉牆黑瓦的布景中，覺得天空是低矮的，縱然賞心悅目，但視野仍不無壓抑——可見它是封閉性的，充分映證了封建時期地主階層的心態。北京的公園則洋溢著傲視群雄的王者之氣——每當我走進頤和園或圓明園，湖光山色如同折扇豁然敞開，總有一咱令人蕩氣回腸的感覺。天圓地方，風起雲湧，它呈現的開放性使你覺得風景君臨於萬物之上，而曆史君臨於風景之上。香山、景山、北海、昆明湖、玉淵潭……北京公園裏的山水充滿真實性，不像蘇州園林——隻能靠假山石與金魚池來模擬與代替。所以我認為，北京的公園是寫實的，蘇州園林則是象征意味的。
從地理位置上看，景山就像紫禁城的後花園，北海則是皇族和嬪妃休閑時溜出宮牆劃船戲水、享受自由的地方。如果時間更寬裕或心情更好點，皇帝、太後會在文武大臣以及儀仗隊的擁護下去路程稍遠的頤和園、圓明園，那帶有去效外踏青的意味了。至於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在明清兩季完全作為禦駕光臨祭祀神仙及祖先之聖地，皇氣逼人，戒備森嚴，市井閑人莫敢輕易踏入一步(那可是殺頭之罪)……改朝換代之後，它們雖然全成為平民化的公園，買幾塊錢的門票即可喜笑顏開地進去瞻仰、遊覽一番。作為布衣百姓，看來我們生在今天這個推翻了王權的民主時代確實是幸福的——風景麵前人人平等。當代作家史鐵生對地壇公園是有感情的，他那部膾炙人口的名作《我與地壇》，就是描述自己每天黃昏坐著輪椅在地壇的花圃裏遊逛，在天與地的庇護下進行都市隱士式的哲思。做地壇的鄰居是有福氣——那裏的每一塊泥土都積累著大地的神氣，期待著人類紮下生存與思想的根。樹根是大地隱蔽在黑暗中的胡須，思想者的觸須則構成深入地層的閃電。前些年，北京的許多公園都流行月票(譬如我毗鄰的景山)，供本地居民早晨鍛煉(打太極拳、舞劍、跑步、練氣功)，空地上經常能碰見老太太們扭秧歌或京劇迷在帶露水的樹陰下練嗓子。我剛來北京時感到詫異——我一直以為月票是公共汽車以及地鐵的專利呢。持有北京某家公園的月票是值得驕傲的——你精神上已與它聯姻了，你對於它不再是陌生人，它賦予你特殊的通行證。這種便民措施不知今天是否還在延續?我已很長時間沒有閑情逸致逛公園了——除非為外地來的朋友導遊。但那時候我僅僅是陪客而已。獨自路過公園我總是腳步匆匆，過其門而不入，一邊為日常瑣事忙碌一邊感歎：生活的節拍要是能慢下來該有多好，我真想進去重溫一番閑庭漫步的感覺——或許那才是我們期盼的真正的生活。北京的許多公園，似乎專門是為遊客預備的——或者，是為情人預備的。誰沒曾經把一段一段零碎的熱戀時光拋擲在公園的花前月下呢?
公園屬於旅遊、休閑、戀愛、回憶、約會、寫詩的時光。但不是談生意的最佳場所，不是追名逐利的地方。那樣會煞風景的。北京的公園也不例。世俗生活中的“加班族”(如我)，不得不遺憾地成為公園的門外漢。縱然一牆之隔，但麵對市聲塵囂的壓迫，風景如畫的公園仿佛伊甸園一樣在麻木的心靈中變得遙遠了。不帶任何目的地逛公園，對於我輩是奢侈的(時間上的奢侈)，正如公園的門票普遍都漲價了。在封建時代尊貴如天堂的紫禁城，自本世紀以來也對外開放了(改叫故宮)，堪稱中國最重要的公園、另一種意義上的公園。它不僅僅體現在空間上，更令人感慨的審美效果在於對時間、對曆史的漫遊——所以說它是屬於回憶的公園。這裏沉積了中國的一段回憶。故宮接待的中外遊客人次，累計起來肯定是天文數字了。故宮的門票，如今也漲到五十元人民幣一張了。
北京的公園啊。不知為什麼，我尤其偏愛天安門西邊的中山公園，置身鬧市中心，園內的環境卻分外清靜，遊客不是很多，路畔的灌木修剪得極整齊，像被遺忘的一方淨土，大隱隱於市——對於公園難道也如此?中山公園有五色士社稷壇——江山社稷，皇帝時也要頂禮膜拜的。但與現實聯係得最密切的是它的音樂堂，我多次在那清高的殿堂裏聽過音樂會——而且是西洋交響樂團的演奏。聽交響樂就需要類似的與塵世既親密又疏離的外部環境。城南的陶然亭公園也很有名士風采，有山有湖有亭子，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據說陶然亭美景不可或缺的一項條件是還要有雪。在下雪天去逛陶然亭才能體會到它本質的神韻，所以陶然亭的雪景出名了。又有一種說法：陶然亭其實沒有亭子，它所謂的亭子隻是高基上一個南北略長的方形院子——至少不能算做亭子。張中行老人告訴我們：“陶然亭是清朝康熙年間江藻所建，所以又名江亭……每到秋風送爽的時候，銀灰色的葦梢隨風擺動，伴隨著斷斷續續的蟋蟀的哀吟，使人不能不感到春光易盡，綺夢難償。這正是文人墨客願意經曆的，所以二三百年來成為京城士女的吊古傷懷之地。這麼說陶然亭是憂鬱氣質的——以此區別於其他公園。憂鬱也是一種貴族的品味。陶然亭，陶然亭，從清朝起就這麼叫了，越叫越順口。難道一代代才子佳人都被它的名稱欺騙了?所以我寧願相信陶然亭是有亭子的。它那感傷的夢就是一座無法取締的空中樓閣。亭子永遠是它的製高點。
紫竹院公園、團結湖公園、水碓子公園、紅領巾公園……北京的大公園大得嚇人，譬如香山公園，那因紅葉而出名的山區就是整個公園的麵積；但最小的公園仿佛也隻有巴掌般大，或者套用福克納形容自己故鄉小鎮的比喻：小得像一張郵票。北京的公園大都是古老的，但也有極年輕的。南郊的大觀園建於80年代末，是仿照《紅樓夢》小說中的建築格局設計的，憑空而起(據說原址是一片農民的菜地)，卻很有勇氣地給自己取了個經典的名字：大觀園。它有瀟湘館、怡紅院、稻香村等等，於是林妹妹寶哥哥便從讀者的想象中遷居此地了。甚至有不明內情的外地遊客信以為真：一部世界名著的故事就是在這裏誕生的。作為公園的大觀園實際上相當於重複表演才子佳人悲劇賺觀眾眼淚的戲園子。北京最年輕的公園要算是豐台以南的世界公園了——它的名稱也最大氣。裏麵按比例縮小地仿造了從埃及金字塔到巴黎聖母院等全球名勝古跡。它既是對遠方的模仿與企及，又是對世界的縮寫：世界在這裏變小了。也許世界本身就是一座大公園。在這座最博大最廣義的公園裏，我們不是短暫的遊客，而是永恒的居民。世界的意義有一半是它自身具備的，而它的另一半——世界的文明，則是人類創造的。
是北京的公園使我聯想到這麼多。
逛公園，逛著逛著，我就走神了，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的遊記寫著寫著就跑題了。我要盡快返回原先的思路——北京的公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