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房不用一點木料幾乎不可能，蓋大殿不用一點木料，更是讓人難以相信。而皇史歲就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石頭宮殿，全用磚石砌築而成，無一根木枓。皇史宼總麵積達8460平方米，主要建築有皇史宬門、正殿、東西配殿、禦碑亭等，四周圍以朱牆。皇史菝門額由滿漢兩種文字書寫。正殿建在高2米的石台基上，繞以漢白玉護欄，麵闊9間，黃琉璃筒瓦廡殿頂，拱券式無梁建築。額枋、鬥拱、門、窗均用漢白玉雕成，額枋上施描金旋於彩畫。殿門5洞，均為兩重。地麵築有142米高的石台，其上排列152個外包銅皮雕龍的樟木櫃，俗稱金匱，恐怕算最棄華的書架了。山牆上有對開的窗，便於空氣對流。整個建築與裝具設計完美做工精良、功能齊全、華貴耐用，既能防火、防潮、防蟲、防霄，且冬暖夏涼，溫度相對穩定，極宜保存檔案文獻，是一座藝術性、科學性、實用性三者兼備的重要文物建築。皇史宼除了存放聖旨、玉牒等宮廷資料之外，還藏書，如《永樂大典》副本及後來的《大清會典》等。
皇史歲是研究“石室金匱”的實物，其曆史、藝術、實用價值卓異。我國早在秦、漢時期，就有“石室金匱”的製度。《漢書高帝紀下》記載：“與功臣刻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所謂“金匱”，即是銅製的櫃子，“石室”就是用石頭砌築的房子，其目的均是為了防火，讓存放的珍貴檔案能永久地保存下去。爾後曆代檔案庫，均因襲秦、漢舊製，而又各有所發展，供保存各朝皇帝的實錄、聖訓、玉牒之類的皇家檔案。曆史上曆朝曆代都建有類似的檔案庫，但多數已毀，像皇史宼這樣保存完整的，已十分罕有了，這就越發顯示出這組建築的特殊價值。
會館
北京的會館最早出現在明朝初年，據考證，京城最老的會館是明永樂年間的江西南昌會館0會館有點像今天的各地駐京辦事處，它是進京趕考的舉子、在京城待命的官員以及做買賣的同鄉寄居或聚會的地方。會館的營建來源不外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種是在北京的本籍、本行業工商業者集資興建，借以集會、祭祀、酬神、聯絡感情和開展業務活動，亦稱行館；第二種是本籍在京官員捐建；第三種是本籍的地方官和工商業者的資助，且多與以上兩種方式結合，作為家多的支持。許多會館除了接待舉子應試之外，還兼做本地官員來京時的招待所。在當時，各地沒有今天這樣的駐京辦事處，會館自然就是外地官員在京城的落腳點了。
據北京解放後市民政局對391個會館的建館時間的調査，建於明朝的33個，建於清朝的341個，建於民國初年的17個，最晚者如建於1936年的湖北大冶會館和建於1928年的湖北潛江會館。
會館的規模則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經濟實力和熱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進院落和幾層跨院，有的還建有聚會、設宴的會所，以及祭神仙、祭魁星、祭鄉賢的廟宇。有的會館附有花園、遊廊，還有的建有戲台供聚會演出助興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種附產、義園、學校等，規模就更大了。如宣武門外後孫公園的安徽會館，為同治七年（1868年）李鴻章兄弟首倡，淮軍將領集資興建，規製宏大，為3路9個套院，房屋60多間，並有一座大花園。全館占地8800多平方米。又如北半截胡同的湖南會館，有館舍36間，有戲台、文昌閣、客廳和集會用的場地，還有十餘處附產房舍出租，此外，有義園4處、學校1所。坐落在虎坊橋西南的湖廣會館，曆史上曾是清代徐乾學、嶽鍾琪等人的故居。清道光年間集資重修，曾國藩又再次修建。該館前部有戲台，中部為供奉司文運的文昌帝君的文昌閣，以及供奉全楚先賢的鄉賢祠（每年正月同鄉團拜祭禮）。還有一口據說隻在子午時甘甜可口的水井。最後部分為供會議的寶善堂、供宴飲的楚畹堂和會客的風雨懷人館，花園則竹木成蔭、花草豐茂，全館麵積為4300多平方米。一般規模的會館大都是建有20間左右的四合院。較小的會館如位於手帕胡同的齊魯會館，隻有一個小院，房屋13間。更小的如棉花四條的江寧惜字會館，僅有一小三合院，房屋9間。
會館在北京的曆史上曾起過重要作用，推動了北京的文化、經濟、政治的發展。今天，大多數會館已經麵目全非，在城市房屋成片改造當中，不少館舍被夷為平地，園林被毀，碑碣散失。少數會館因被當成曆史文物，才得以保存下來。在北京的近代史上，許多人物的活動同會館有著密切的聯係。宣武門外上斜街的番禺會館，曾是我國近代進步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的故居。他麵對清末的衰畋局勢，不隻一次提出變革圖強的建議。現在番禺會館已作為龔自珍故居，成為宣武區文物保護單位。
福州會館原在福州館街，為明萬曆年間葉向髙私宅捐建。1813年林則徐初入京，官犖俸低，寄住於賈家胡同的莆陽會館。當他得知福建籍刑部尚書陳望坡辭官告歸，捐出私宅建立福建新館時，毅然將代人書折寫文的潤筆費全部捐出，用於新館裝修。林則徐此舉得到閩籍旅京人士的稱讚和響應，他們紛紛踴躍捐噌，促成了新館的建立。
米市胡同的南海會館，建於清道光四年（1824年），之後又不斷擴建，到光緒三年《1876年）已發展成有13個院落、190多間房舍的大會館。光緒八年（1882年）康有為來京應考，就住在館內的一個小跨院中。因為院內有七棵樹，故稱七樹堂；院內北房也被命名為汗漫舫。康有為在這裏同維新黨人策劃變法的方案，寫過很多維新變法的詩文。光緒二一年（1895年）四月，有名的“公車上書”的萬言書就是康有為在這裏起草的。變法維新運動失畋時，“戌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就是在南海會館被捕走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故居莽蒼蒼齋，即瀏陽會館，在宣武區北半截胡同。他在那裏寫文章、發書信，提出廢枓舉、興學校，開礦藏、築鐵路、造輪船、辦工廠、改官製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政府派兵到瀏陽會館捕走譚嗣同，不久就將其殺害於菜市口。戊戌變法中，同康有為齊名的梁啟超住過的新會會館，在宣武區粉房琉璃街。變法失敗後，梁逃亡日本。1916年，梁在新會會館起草策動蔡鍔組織護國軍反袁世凱的《保國會章程》。梁晚年任教清華，號書齋曰飲冰室。他的許多著作都是在新會會館完成的。
孫中山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街的香山會館參加集會，並在南橫街的粵東新館出席歡迎大會。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等組織在虎坊橋湖廣會館舉行歡迎孫中山的儀式，同時召開了國民黨的成立大會。
米市胡同的涇縣新館，建於清乾隆年間。五四運動時期為著名刊物《每周評論》編輯部所在地。李大釗等曾任該刊編輯。該刊於1918年12月22日創刊，至1919年8月30曰被北洋軍閥封閉。胡適和陳獨秀都曾為該刊撰稿。
紹興會館在宣武區南半截胡同。魯迅1912年搬入紹興會館，一住便是8年。《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許多不朽之作，就是在那個時期寫下的。
爛漫胡同的湖南會館，為清光緒初年幾位湖南籍進士集資興建。1920年2月，毛澤東來北京曾居住於此，並在此召開千人參加的湖南各界驅逐軍閥張敬堯大會。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會館大都集中在城南呢？這全是清朝政府的規矩所致。清政府規定：滿漢分居，城裏一律不準住漢人，即使像大學士紀曉嵐這樣的官，也隻能住在城外。清朝的北京城規模遠遠比現在小得多，正陽門外已屬郊區了。這樣一來，集中在崇文宣武兩區的會館自然成了京城的一道風景，而宣南文化也成了最地道的京味文化。假使沒有清政府這道律令，不知道還有沒有《城南舊事》和《駱駝祥子》這樣的經典作品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