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牌樓
最能體現老北京風格的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就是街頭巷尾無處不在的牌樓。而如今消失得最徹底的也是老北京街道上的牌樓了。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皆是著名的鬧市，我們卻不知如何理解這地名的含義。當年可不是這麼稱呼的，它們的詳稱應該叫東單牌樓和東四牌樓、西單牌樓和西四牌樓，可見是因為此地有牌樓而得名的。後來，牌樓作為建築物被拆除了，地名中的“牌樓”二字也就省略了。念起東四、西四等，也就不知所雲。念起來方便了，理解起來卻困難了。同樣被拆除的還有許多曾深深烙印在老北京市民記憶中的華美的牌樓，臂如正陽門大街五牌樓，堪稱是北京麵孔上頗威風的胡須；還有東長安街牌樓、西長安街牌樓，相當於雙耳或髮角，至於東單牌樓和西單牌樓，無疑屬於眉毛的位置。仿佛一夜之間，北京的臉被刮幹淨了，變得年輕了，但也失去了那種滄桑的味道。朝陽門外神路街南麵，孤零零地屹立著一座帶圓穹的石頭牌樓（上麵鐫刻有文字），屬於碩果僅存的一類，跟兩側的棄華商廈並排站在一起，如同穿著生鏽鎧甲的武士，不言自威地陪襯著錦衣華服的紳士淑女。
牌樓即牌坊，是中國古代建築中極有代表性的一種典型。在組合的建築群落中，它雖屬於起點綴作用的裝飾品，但也相當於“門麵”；書要封麵人要臉，牌樓就是街道或建築群的身份證。我們自己不珍惜牌樓，但在外國人眼中，它是中國建築景觀的文化符號，清末訪問過北京的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在其《變化中的中國人》一書中寫道：“隻要有石頭的地方，沿途你就會看到一些橫跨主路的紀念性拱門。這些建築就是經過官方許可後建立的名聞遐邇的牌樓。人們以此紀念某種行為或某人高尚的一生。但隻有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文人學士死後才能受此殊榮，那些榮立戰功的兵士死後卻享受不到這樣的禮遇。牌樓中門兩側各有一個或兩個與中門樣式十分接近的小門。所有的門都十分精美。由於結構牢固的牌樓可以聳立幾個世紀，還由於建立這樣的紀念物是那些博愛的中國人的幾種原始的資金消費方式之一，因此，牌樓越積越多……”可見牌樓相當於西方的紀念碑，隻不過帶有更濃鬱的民間色彩。
北京的牌坊成百上千，隻有一座是為一個外國人立的。然而僅此一座，已構成國恥了，它簡直就是大清帝國的恥辱柱。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曾參與鎮壓義和團而雙手沾滿鮮血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趾髙氣揚地於4月20日路過東單牌樓，因其言行專橫觸犯了眾怒，被當地軍民打死。德國以此為借口向清廷施壓，先是要求高額賠償（以及許多苛刻的條件），後來據傳還是靠與洋人有交情的名妓賽金花從中斡旋她跟克林德遺孀說中國人一般是為死去的大人物立牌坊的，這是死者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德國最終提出在克林德被打死處立一石牌坊，清廷隻得滿足其無理要求，在東單總布胡同西口修築了屈辱的牌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戰敗，而中國屬於戰勝國的陣營，這才挽回了點麵子，遂將這塊顛倒黑白的紀念碑改名為“公理戰勝”坊。1919年，將此石牌坊從東單鬧市區移至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解放後又再次更名為“保衛和平”坊，由郭沫若題字。這座三間四往三樓的廡殿式牌坊，全部以漢白玉石為材料，銘記著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恥辱與自尊。
如今，大大小小的牌樓已拆得差不多了。北京城內幸存下來的牌樓，主要是壇廟寺觀門前的，像地壇的牌樓，重新刷上了鮮豔的油漆，反而顯得媚俗了。之所以盡拆街道上的牌樓，主要為了交通的緣故，馬路要拓寬，車流量要增加，不得不為之。這頂舊時代的帽子顯小了，戴不上了。應該開辦一所露天的牌樓館！應該把那些被拆的牌樓，轉移到一個更開闊、更安全的地方，重新組裝、恢複原樣，集中起來展覽，並一一標明原有的名稱和原先的地址，供大家參觀。人們一方麵可以憑吊其昔日的風采，一方麵可以揣摩其在曆史中占據的位置。這可都是些寶貝啊，照此下去，若幹年後連影子都找不到了，孩子們也將不知牌樓為何物，更無從想像自己的祖輩，曾經是怎樣在高聳的牌樓下行走並且生活的。老北京的牌樓，難道真的隻能在舊照片裏見得到？至少目前，它們甚至已從地名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