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賽金花
賽金花是一百年前的“北京寶貝”，比當代所謂的“上海寶貝”還要先鋒，還要另類。“上海寶貝”們提倡“用身體寫作”，可賽金花的步子不僅邁得更早一些，而且邁得更大一些：她是用身體搞外交（抑或外貿）。可見古今的“寶貝”們異曲同工，都無師自通地掌握了行為藝術的真諦。想當年賽金花穿過刀山火海拜見攻占北京的八國聯軍元帥瓦德西，也充滿了以酥胸抗衡列強的堅船利炮之勇氣。她為聯軍籌措過軍糧(可從糧商那兒吃點回扣），但畢竟曾經勸說敵酋不要對平民百姓施暴，效果好像還挺明顯。賽金花的挺身而出，“使不可終日之居民頓解倒懸，至今猶有稱道之者”。（引自1922年出版的《賽金花事略》）
將賽金花稱為“北京寶貝”，是詩人劉半農的創舉：“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臉。”（轉引自葉祖孚著《燕都舊事》）當然，我們必須注意，他所說的“寶貝”，是帶引號的。有亂世活寶的意思。
與慈禧相比，賽金花的經曆更充滿了亂世佳人的意味。至少，尚有可同情之處。慈禧畏洋人之鋒芒，逃往西安避難去了，而作為一個煙花女子，賽金花自然隻能繼續留在紅塵裏苦苦掙紮。她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起，被惜命的太後拋棄了。她又能怎麼樣呢？難道必須像聖女貞德那樣慷慨就義？如果非要以花木蘭、穆桂英等古典女英雄的品質來比照賽金花這樣的弱女子，就近乎苛求了，或者說是不太現實的。賽金花的政治覺悟不可能那麼高，她在亂世裏也必須混口飯吃，而自己其他的生存技能早已退化，因此隻能幹老本行。然而，賽金花千不該萬不該把八國聯軍當成自己的主顧，因此沾上了永遠洗刷不清的汙點。畢競，在中國的妓女階層，也曾經出現過李香君這樣的人物。《桃花扇》是血染的風采，而賽金花呢，則隻配被寫入《孽海花》之中。
曾樸以賽金花為模特兒著述的小說《孽海花》，將許多虛構的情節安在賽金花身上，對讀者造成了誤導。譬如說她隨洪鈞出使德國時，“浪漫放蕩，天天交際，夜夜跳舞”，並且勾搭上了瓦德西，以致瓦德西後來率軍侵占北京，公務之餘四處査找老情人賽金花的下落，終於重續前緣。“賽金花出入禁城時，與瓦帥攜手以行。或結發辮，頭草帽，足緞靴，拉一白馬，招搖過市。人遂以賽二爺呼之。”瞧她還著男裝、穿皮靴、騎戰馬，與敵酋並駕齊驅，並且喜歡別人以“爺”相稱，這不跟後來的川島芳子似的嗎？幸虧賽金花在戰前即是一代名妓，否則人們非懷疑她是女間諜不可。
瓦德西與賽金花，都是因緋聞而遭到街談巷議，就像百年後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萊溫斯基一樣。因為緋聞的緣故，後人才記住了八國聯軍的統帥叫瓦德西，他的相好叫賽金花。緋聞，居然比慘痛的曆史本身更有感染力。更恥辱的，是居然還有人津津有味地編造瓦、賽二人在儀鸞殿同床共枕的情節。
對賽金花這樣的女性，我們為什麼不能再寬容一些呢？從根本上來說，她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在天災人禍麵前，她們同樣也有求生的本能。在那個非常時期，賽金花縱然千錯萬錯，說到底仍然不過是一位鐵蹄下的歌女。她替南城的商賈與平民說情，也算是盡了一己之力了。
1934年，劉半農向得意門生商鴻逵倡議寫一本賽金花的傳記。采取口述實錄的方式，由劉親自出麵，約請賽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專家鄭穎蓀的私宅訪談，由商執筆記錄。這樣的會晤共進行了十幾次。其時賽金花已是美人遲暮，但仍操著一口吳語儂腔，將往事娓娓道來。這本署名為“劉半農初纂、商鴻達纂就”的《賽金花本事》，由北平星雲堂書店出版，暢銷一時。結果引得影後胡蝶也萌動了飾演賽金花之心，函請商鴻逵陪同賽金花赴上海，談判拍攝電影之計劃，卻遭到婉拒。看來，知識分子的商業頭腦並不是隨便就可以開發的。
三裏屯
提到北京城，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第一反應是三裏屯。三裏屯是一道中西結合的風景，緊臨使館區，自然成了老外們的天堂。每天都有許多外國人開著車或打車到這裏來，特別是在晚上，外國人會蜂擁而至，感受這裏的別樣情調。
這條位於北京市西三環路長虹橋西邊的酒吧街，儼然成了北京的一扇嶄新的窗口。酒吧街的營業時間從每天下午到第二天淩晨，來京旅遊的外國人幾乎都知道這裏。在他們眼中，三裏屯大略應該等同於我們眼中的唐人街吧？
當然，三裏屯不僅僅是外國人的三裏屯。經常光顧三裏屯酒吧街的主要有三類人：國際人士、外企白領和文化體育界的人。
從服裝、汽配到酒吧，三裏屯一條街的曆史已近十年了，在北京，其實很多地方的酒吧從建築風格、設計規劃上都要比三裏屯好，但最繁華、最熱鬧的還是三裏屯。這裏已經形成了“酒吧街”的品牌，知名度高，很多泡吧的人習慣性地在這裏消費。
因為在居住區內，酒吧對周邊居民的噪聲侵擾比較嚴重，同時還牽涉到占地、綠化以及街麵建築樓層高低的問題，而各個酒吧的管線老化更是亟待解決。
為此，有人提案要把酒吧街搬出三裏屯，但幾經周折都沒有實現。傾注了無數人感情的三裏屯酒吧街依然燈火闌珊。
夜深了，若還無意睡下，那就給你的夜貓子朋友打個電話，“走，三裏屯！”
紹興會館
1912年，魯迅作為名不見經傳的外省青年遷往北京，就落腳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一住就是七年。魯迅跟紹興會館挺有緣分的：他30年前降生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的新台門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點翰林，恰巧在京中的這家會館待考候補。魯迅無意識地追隨了老祖父的足跡。到北京的第一個晚上，三四十隻臭蟲為他舉行了“歡迎儀式”：咬得他無法安眠，隻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著金榜題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過類似的“款待”？紹興會館的臭蟲，因為吸過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廣和居，他一年中就去了多達二十餘次。借酒澆愁愁愈愁，魯迅或許是從那時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晉風度，理解了黑喑年代裏人性的掙紮。前來訪談的錢玄同發現魯迅案頭堆滿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責怪他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魯迅環顧悶熱的陋室：“中國原本是一個沒有門窗的鐵屋子。假如這座鐵屋子萬難破毀，裏麵又躺著許多熟睡的人們，這些醒在魯迅搬進來之前徐錫麟（後來與秋瑾齊名的紹興烈士）也在這裏住過。他生前曾為紹興會館慷慨捐軟。
當時魯迅僅僅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掛著閑職，終日生活於苦悶與彷徨之中，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這是他一生中最難熬的“蟄伏”期：青燈黃卷，愁眉苦臉。他經常夜飲，一街之隔的人最終都要被悶死在不知不覺中由昏睡轉入死亡，誰也感覺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聲喊叫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讓他們盡管醒來卻依舊無可逃脫，讓這些人知道痛苦和將死的悲哀，而你又無力拯救他們，這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引自鈕岱峰著《魯迅傳》）
紹興會館裏那些頹敗的老建築，使魯迅產生了這個著名的關於“鐵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中爆發，便是在沉默中死亡。而恰恰是紹興會館的寂寞與壓抑，打造出了一位未來的呐喊的戰士。
紹興會館建於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陽會稽兩邑會館，主要招待山陰、會稽兩縣進京趕考的舉人。魯迅來的時候，科舉製度已廢棄了，但仍然能嗅到舊中國封建殘餘的腐朽氣息。1916年10月，魯迅的姨表兄弟阮久孫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紹興會館的他，說是被人追殺，並且寫了遺書。學過醫的魯迅知道這位惶恐癲妄的親戚患了“迫害狂”類精神病，他通過一個人的遭遇而窺察到一個時代的病情，於是創作了《狂人日記》一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寫出《孔乙己》、《藥》、《一件小事》、《我之節烈觀》等作品。紹興會館是魯迅早期作品的搖籃，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這一代文豪從抑鬱、沉淪到覺醒的過程。可以說，魯迅是到了紹興會館之後，才成為魯迅的，在此之前他僅僅是文學青年周樹人，一個逃婚的外地人，一個不會搞人際關係的失意的小職員，一個毫無鬥誌的悲哀主義者。
魯迅在紹興會館，先住在藤花館（院內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寫入小說），後又遷入補樹書屋一原有棵開淡紫色花朵的楝樹不幸折斷，就補種了一棵槐樹，故名。魯迅住藤花館肘，北側的嘉蔭堂住著好友許壽裳兄弟二人。總算有個伴，可以一起去廣和居聚餐，去琉璃廠淘書。
1917年，應魯迅的推薦，北大校長蔡元培同意聘請周作人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員。周作人抵達北京後，即雇一輛洋車直奔紹興會館，與自己的兄長會合。哥倆“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這一其樂融融的情景在魯迅日記裏有記載。而周作人的日記也寫道：“至四時睡。”魯迅幫周作人在補樹書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來我往，頻繁走動，而且經常一起會見共同的朋友。兄弟倆並肩在北京創業，多多少少抵消了長期折磨著魯迅的孤獨感，周作人的到來，確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魯迅的生活麵貌和精神狀態。紹興會館時期，也是周氏兄弟關係的黃金時代。“從1917年開始，在紹興會館，兩顆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運動給周氐兄弟帶來巨大聲譽，也帶來穩定的高收入……”（阿憶語）於是，他們合力在西直門內八道灣購置了一套四合院，喜遷新居。
魯迅是於1919年11月21日搬離紹興會館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時間是在紹興會館度過的。在那漫長的暗夜般的7年裏，他像一隻化蛹的蠶，艱難而執著地咬破束縛著自己的厚重繭殼，咬破無邊的夜幕，最終蛻變為一隻自由的蝴蝶（或者說是撲火的蛾）。他一生所提倡並身體力行的“韌的戰鬥”，其實從紹興會館時期就開始了。
在紹興會館，寢食不安的魯迅醞釀了自己的未來。
在紹興會館，魯迅還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裏的寶劍，但已經常作壁上鳴。他的個性漸露端倪：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風度。
社稷壇
老北京有句誇耀本埤名勝之流行語：“東單、西四、鼓樓前，五壇八廟頤和園。”所謂五壇八廟，五壇指天壇、地壇，日壇、月壇、社稷壇，八廟指太廟、奉先殿、傳心殿、壽皇殿、堂子（古稱國社，祭祀土穀神）、曆代帝王廟、雍和宮、文廟(孔廟）。這些都是要有勞皇帝大駕、需周期性拜謁的聖地，不允許布衣草民隨意進入的。
社稷壇名列排行榜，皇氣逼人，勾起世間百姓的無窮想像。直到1914年10月10日，籠罩著社稷壇的神秘感才首先被打破：定名為中央公園，正式向全社會開放。其時清帝已退位，蜷縮於紫禁城之一隅（依照辛亥革命後與南北軍代表訂立的“含同”，本應遷居頤和園的），而三大殿以南各處皆劃歸民間政府管轄。後由段祺瑞等人挑頭，各界人士踴躍捐款，讚助修理社稷壇，以辟作新時代的公園。開放的那天，第一批遊客肯定覺得像做夢一樣：隻需掏錢買一張門票，即可自由進出於這皇家禁地，要放在從前，絕對是殺頭之罪。
他們看見了什麼？看見了拜殿（即今中山堂）與戟門（明代叫具服殿），看見了存放神牌、祭器及製作祭品的神庫、神廚宰牲亭、退牲房，看見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修建的“辦公室”（值宿待漏），看見了供奉關公雕像的壇神廟〔後改建為工字形的四宜軒）。最重要的，是看見了大名鼎鼎的社稷壇：係用漢白玉條石堆砌的台型建築，高兩層，另加築壇麵五色土一層。底層方1782米，上層方1687米，壇麵五色土方1492米。五色土是社稷的靈魂，依照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方位鋪設，中央是黃土，東麵是青土，南麵是赤土，西麵是白土，北麵是黑土。正中必有一方石柱埋入土中，微露棱角，此即“社主石”，以土為肉，以石為骨。社稷壇啊社稷壇，是江山的縮影。這小小的台麵上陳列著人類對天地萬物的折禱與感激。“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則社與稷固不可分。”（引自《山堂考察》）稷生於土，而人是吃五穀雜糧成長的，追根溯源，人本身說到底還是受泥土嗬護、由泥土捏成的。帝王將相，也知道自己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