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至元十九年（1283年）發生的事情。當囚車駛往柴市口，老百姓紛紛趕來為忠貞不屈的文丞相送行，僅刑場周圍就集合了一萬餘人。行刑官怕市民造反，鑼鼓開道時一再宣稱：皇上有旨，隻要文丞相肯降，立即收回成命，榮任本朝宰相！“文天祥戴著鐐銬，神色坦然地來到了刑場上，他問旁邊的百姓哪一麵是南方。百姓指給他看了。文天祥恭恭敬敬地朝著正南方拜了幾拜，然後從容就義，時年四十七歲。”（引自方彪著《北京簡史》）文天祥的丹心，跳動在史書裏。
臥佛寺
位於西郊香山腳下的臥佛寺始建於唐貞觀二年〔628年）。至於這尊53米長、16米高的釋迦牟尼臥像，則是元至治元年（1321年）冶銅50萬斤鑄成的（總重量約54噸），為我國現存最大的銅鑄臥佛。算起來，它已經不變姿勢地躺了七百餘年。
臥佛之存在，是有典故的：紀念涅槃於拘屍那國城外娑羅樹下的釋迦牟尼。這是無比漫長的最後的瞬間。一兩千年過去了，神依然保持著初入睡的姿勢：頭衝西、麵朝南，微抬起上半身，以右手托腮，左手則平放在腿上，仿佛正在閉目養神，抑或考慮什麼問題。
娑羅樹為釋迦牟尼遮擋過陽光，便由此而出名了，成為佛教徒公認的聖樹。臥佛寺原種有三棵古娑羅樹，兩棵在天王殿前，早已不存在了，另有一棵在三世佛殿前，1949年5月4日被大風吹折，現存的一棵是1954年補種的，實際是和娑羅樹近似的一種七葉樹，並非印度產的娑羅樹。所謂的臥佛寺，僅是約定俗成的稱謂，老百姓叫順嘴了。畢竟，臥佛是其最大特征，可寺廟的本名反而被逐漸淡忘了。在三世佛殿前月台左側，有雍正禦製十方普覺寺碑；而山門殿懸掛的金匾上麵，也寫著“敕賜十方普覺寺”，這是雍正皇帝的賜名。
那麼，在雍正之前，該怎麼稱呼呢？
臥佛寺的曆史，簡直就是不斷改名換姓的過程。唐代叫兜率寺；元代叫昭孝寺，後改作洪慶寺；明代正統八年《1443年），英宗賜名安齊禪寺：至崇禎年間，又改叫永安寺。據說英宗、憲宗、武宗、世宗、神宗這五位皇帝，都曾親自來拜謁臥佛，並為寺廟的幾度重修捐噌過財物。英宗送了一部大藏經，陳列在佛殿內；憲宗敕命於寺前蓋了座高六丈九尺的如來舍利寶塔及其左右二殿，並額外賜地五頃二十五畝，作為香火錢；神宗甚至拿出宮內的“私房錢”作為重新裝修的費用，同時賜大藏經及錦被等物。
到了清代，帝王們來得更為頻繁。三世佛殿的門額上，懸掛著雍正禦筆“雙林遼境”木匾，兩側又有乾隆題寫的對聯：“翠竹黃花禪林空色桐，寶幢珠絡梵宇妙莊嚴”。院內那座四柱七樓式五彩琉璃牌坊，正麵寫著“同參密藏”，背麵寫著“具足精嚴”，均為乾隆的書法。與雍正禦製十方普覺寺碑相對的，還有乾隆詩碑。至於作為本寺靈魂的臥佛殿，內懸乾隆題詞“得大自在”之匾額；殿外門匾上的“怯目恒明”，及楹聯“發菩提心印諸法如意，現壽者相度一切眾生”的字句，均是慈禧太後的手跡。
乾隆不僅留下了墨寶，甚至連自己也留下了。三世佛殿因供奉木質漆金三世佛像(唐代遺物）而得名，“兩壁列置清代泥塑彩繪十八羅漢像，所不同的是，十八羅漢中有十七位都是身著袈裟，出家人打扮，惟獨東南角的那一尊卻是穿靴戴盔，身披結甲，一副武將裝束。據說這是乾隆帝搞的名堂，奉他的旨意，取消一個真羅漢，換上自己的聖容。在中國佛寺建築史上，恐怕是僅此一例。”（鬱壽江語）乾隆也真是的，明明當著皇帝，還想搞“第二職業”，親自出馬來給佛爺做衛士。
寺廟兩側，有三座以遊廊連接的院落，係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宮。而寺廟東側相對稱的院落，則是僧侶們的“集體宿舍”：大齋堂、大禪堂、霽月軒、清涼館等，以及為本寺開山祖師爺所虛設的祖師院。
臥佛寺，大抵由牌坊、山門殿、鍾鼓樓、天王殿、三世佛寺、臥佛殿、藏經樓等構成，顯現為坐北朝南的三組平列的院落。建築大師梁思成說，這種講究對稱與平衡的布局方法，為唐宋時期伽蘭七堂製度之遺範。
四大天王、哼哈二將、十八羅漢什麼的，其實都是陪襯，那尊高枕無憂的臥佛，才是真正的主人。即使皇帝來了，它也懶得睜開眼瞧一瞧。再顯赫的皇帝，也不過是曆史甬道上的匆匆過客。
戊戌六君子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後發動戊戌政變，維新變法失敗。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梁自超脫險出逃，而被捕的譚嗣同、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六人於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慷慨就義，史稱“戊戌六君子”。六君子中，譚嗣同係湖南瀏陽人，曾協助湖南巡撫陳寶箴辦理新政，任南學會會長，“百日帛胃”時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合稱“軍機四卿”，他就義時高喊：“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大義凜然。康廣仁乃康有為胞弟，曾在浙江為官，在澳門辦《知識新報》，又在上海辦大同譯書局，並發起過不纏足會。
光緒皇帝主張變法革新，下詔令譚嗣同從速進京賽與新政，並賜其軍機章京“四品卿銜”。他下榻於城南北半截胡同的瀏陽會館，然而他不坐轎子，總是步行穿過宣武門，到紫禁城去。他的任務是拆看各省的奏章和上疏，擇善而從，批駁守舊。變法失敗後，他本有機會像康有為、梁啟超那樣逃離北京、流亡海外的（某國使館的外交官數次登門請其“政治避難”），然而他認定“中國的新舊兩黨，非鬧得流血遍地，國家才有希望”，故有以血自薦軒轅之誌：“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倡也。有之，請自嗣同起！”譚嗣同等六君子，使北京的菜市口也出名了。
據《北京日報》報道，作為戊戌變法這一重要曆史事件的紀念地，宣武區根據市政協委員的建議，決定建立戊戌六君子群雕。或許不久後，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當年的英雄氣概，這對於當代人而言，無疑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