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子麵窩頭。傳說這一宮廷小吃品種是慈禧太後當年吃過的小窩頭，做小窩頭用的是上好的新玉米麵，過細籮，再摻上好黃豆麵，蒸的時侯加桂花白糖，吃著又暄又甜。一斤麵要蒸出一百個小窩頭才夠小。
羊眼包子。相傳康熙曾食用過羊眼包子，故而出名。此物因其個頭小似羊眼，所以人稱羊眼包子。別看包子小，但餡料多樣，深受人們喜歡。
驢打滾兒。即豆麵兒糕。黃黏米麵蒸熟後，在案板上攤開摁平，裹上紅糖或豆沙餡一卷，再滾上炒熟了的黃豆麵，吃時澆黑糖桂花水。至於為什麼叫驢打滾兒，有一種解釋是：毛驢打滾之後，地上即有一塊一塊的“肥料”，其形狀、顏色都和此豆麵兒糕相似。這意象終究算不得美，不知道吃者的感受如何？
新青年
所謂新青年，是伴隨新文化運動而成長的。在帝製被推翻之後的春天，身穿灰布長裳、係白圍脖的一代新青年，與長袍馬褂、墨守成規的遺老遺少相對立儼然兩大陣營。新青年的源頭，可追溯到譚嗣同、陳天華、鄒容（革命軍中馬前卒）、徐錫麟、秋瑾等一係列以死相爭的先驅，他們用血肉之軀為後繼者開辟了道路。於是，追隨烈士的血泊與足跡，走來一代新人。而這一代新人則以筆、以遊行的標語和呐喊的口號為投槍與匕首，對殘留的舊製度、舊事物施以致命一擊。因此，五四運動堪稱是一次大決戰。陳獨秀無疑是其中的一員急先鋒。甚至他創辦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籌辦《青年雜誌》，並在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的寄語，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項建議。一年後，刊物正式改名為《新青年》。在讀者中，有個叫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人，萌發了特邀陳獨秀擔任北大教授的願望。陳獨秀來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顧茅廬，都因陳在睡覺而未見成，最後索性搬一隻小板凳坐守於門口一一此求賢若渴之舉，終於使陳獨秀應諾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隨之遷至北京。1917年2月號發表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即主張文學變革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他隨即又打造了《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複辟與尊孔》等一係列檄文。尤其是他在1919年1月為《新青年》撰寫的《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指出：“擁護那德莫克拉和賽因斯（5116)兩位先生……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喑。”公開張揚起民主、科學兩麵真理的旗幟。
那一代新青年，幾乎都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學生，臣服於民主與科學的光輝。而搖旗呐喊的陳獨秀，怎麼也相當於這一支麵貌一新的“學生軍”的班長，率領大家苦讀、操練、實踐。那一時期的陳獨秀，真正是羽扇綸巾、雄姿英發。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著思想界的風雲變幻，也為1919年5月4日爆發的學生運動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門前的三千人集會、示威遊行，以及火燒趙家樓，堪稱是一代新青年的集體亮相：一張張稚嫩而憤怒的臉，被標語與火炬所掩映著，仿佛一夜間就長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釗共同領導學生運動的陳獨秀被捕，《新青年》暫時停刊。第二年5月，被釋放的陳獨秀趕赴上海發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新青年》也隨即轉戰上海。一本雜誌，與一個時代共命運；一個人（譬如陳獨秀）身上，也倒映著一個時代的影子。陳獨秀曾經選擇北京為戰場，而北京也確實為之提供了可發揮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絕妙舞台。
北大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李大釗，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運動前夕，他還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當遷回上海的《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小組的機關刊物，李大釗留在北京也發起組織了共產主義組織。與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紅樓授課之餘，經常去圖書館主任室與李大釗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別人不容易碰見）：“在第一院的隻有圖書館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辦公時間必定在那裏，所以找他最適宜，還有一層，他頂沒有架子，覺得很可親近……”李大釗參與《新青年》編輯工作時，尚不滿30歲，是個很謙和的年輕知識分子。然而1927年，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張作霖大帥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護李大釗的兒子在自己家裏住了一個多月，並與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遺孤去日本學習。
新青年的革命意識，與遺老遺少們的守舊觀念針鋒相對。作為主戰場的北大，彌漫著這兩軍對壘的硝煙。校長蔡元培善於兼容並蓄，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又有點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納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新鮮血液，又舍不得放棄辜鴻銘、梁漱溟、林紓等保守派。胡適卻是個特例。胡適屬於“改良派”的新青年，他接觸《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學博士生的胡適（時年25歲），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發表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一與陳獨秀書》，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項主張，數月後又發表了幾首白話詩（後收入《嚐試集》中）。1917年底，鍍金歸來的胡適出任北大哲學教授。不久即與李大釗、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共同策劃、輪流值班。胡適在擔任主要編委期間，還發表過《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總體上而言，胡適“雖然也有一些激烈攻擊舊傳統的言論，而且也不無偏激，但認為這種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張挑起文學革命論戰”。這造成了他與陳獨秀在思想觀念乃至辦刊方針方麵的分歧，也導致他最終與《新青年》分道揚鑣。若按年齡來說，胡適比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都要年輕。可惜，其思想的鋒芒反而有所減弱。後來，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為遠離政治、莫談國事的學術刊物，簡直與風起雲湧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胡適，就這樣由開闊的廣場退縮回狹隘的書房。從此時起，胡適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種蛻變。可以說，《新青年》促成了魯迅的誕生。周樹人是在參與這本雜誌的編務之後，才開始寫小說的。《狂人日記》1918年5月發表於《新青年》，首次署筆名魯迅。1919年4月和5月，《新青年》又先後刊登了魯迅的小說《孔乙己》、《藥》，等等。當時的讀者，是通過《新青年》而認識小說家魯迅的。魯迅後來寫的雜文，同樣帶有“新青年”的影子：熱血沸騰，鋒芒畢露、摧枯拉朽。魯迅到老、到死，都是愛憎分明的熱血青年，保持著“新青年”的激情與銳氣。難怪他會成為青年的導師。
魯迅與胡適，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兩大趨向。是做書生，還是做鬥士？是做改良派，還是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發，還是在沉默中夭亡？是以筆為劍，還是解甲歸田？
真正的新青年，是不會老的，更不會退卻。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頭斷血流，都不推辭”；用魯迅的話即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屬於“人的萌芽”、“個人的自大”、“超過祖先的新人”。
真正的新青年，必將是永遠的呐喊者，即使在彷徨的過程中，也不會閉目塞聽、裝聾作啞。他們以呐喊、以控訴，為呼吸的方式。
真正的新青年，不是阿Q、孔乙己、閏土、祥林嫂，而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狂人僧惡並且棄絕種種國民劣根性。是在沸水裏燙過、血水裏泡過、堿水裏煮過的，是剝皮削肉、脫胎換骨的。他們是《早春二月》裏的蕭澗秋，《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是柔石、胡也頻、蕭紅、郭沫若、巴金……
在那一代新青年中，還出過一位偉大的人物：毛澤東。
蔡元培廣招天下名士，原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倫理學教師楊昌濟，也舉家北遷，出任北大教授。不久，他的得意門生毛澤東、蔡和森也自湖南趕來，了解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暫時落腳在鼓樓東豆腐池胡同九號（今十五號）恩師的寓所。青年毛澤東，首次出現在北京的胡同裏是否也穿一襲藍布長袍、挾一柄油紙傘，大步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