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
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魯迅
責難辜鴻銘誤人子弟，他內心是祈望著文化“辮子軍”們早日斷子絕孫。這簡直像一場魚死
網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一根辮子，擋住了新青年的道。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魯迅，也正是
靠與辮子(封建禮教與國民劣根性)決鬥而出名的。
辜鴻銘被世人視為守舊的遺老不僅在於他自己留辮子，還在於他主張女人纏小腳(三寸金蓮
在其眼中有一種銷魂的美)，主張男人納妾(或者說娶小老婆)。
有洋女士反駁其一夫多妻的觀點，說未嚐不可實行一妻多夫製。辜鴻銘悠然道出著名的“茶
壺理論”：一把茶壺可配四隻茶杯，未嚐見一隻茶杯配四把茶壺的……他某些觀念頗像封建
社會的大地主(大紅燈籠高高掛?)，令人難以置信他居然留過洋，並且精通西學。
但你若認為他完全受儒家傳統熏陶，他也會說一些讓孔夫子汗顏的話，譬如曾跟英國同行大
肆鼓吹中國妓女的文化品味：“一個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他必須去‘八大胡同
’親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優雅、殷勤及其嫵媚嬌柔，但又不失尊嚴的風度，特別要注意汙言
穢語會多麼讓她們臉紅……”連來自自由社會的西洋人，都震驚於這位舊中國遺老思想上的
開放與新潮。有學界怪傑之稱的辜鴻銘，是遺老遺少中極特殊的例子。這位有文化的遺老的
發言，在今人聽覺中——怎麼有點像“後現代派”?看來遺老遺少也不容小瞧。
辜鴻銘是鐵杆保皇派，但不願像王國維那樣以死相殉，他偏要活得津津有味，讓自己的對手
難受。他一有機會就大肆宣傳忠君思想，幾乎達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譬如五四時期蔡元培
校長曾有辭意，北大教授們開會挽留；輪到辜鴻銘發言，講出的道理最簡單，也最“另類”
：“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他教授聽了，目瞪口呆。怎麼也弄不明白：
教育與帝製有什麼關係?居然被老辜一線相牽。
辜鴻銘挽留不了帝製，隻能苦苦地捍衛著自己的辮子。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訪華。
國際通訊社的約翰斯為之“導遊”：來北京不看紫禁城沒關係，但不可不見辜鴻銘。芥川去
辜宅時，恰巧穿一身中式服裝，給主人留下頗佳的第一印象：“你不著洋裝，難得!”繼續
打量，又覺得少了點什麼——辜鴻銘不無遺憾地說：“隻可惜沒有發辮。”弄得日本客人啼
笑皆非，下意識地伸手自己腦後：“約翰斯真不欺我。此公確是個人物!”(詳見靳飛《辜鴻
銘其人其事》一文)
辜鴻銘，一個文化怪物。辜鴻銘的生，簡直比王國維的死，還要像是奇跡。都是一根辮子在
作怪。〖LM〗
〖BT1〗永遠的新青年
所謂新青年，是伴隨新文化運動而成長的。在帝製被推翻之後的春天，身穿灰布長裳、係白
圍脖的一代新青年，與長袍馬褂、墨守陳規的遺老遺少相對立——儼然兩大陣營。我的想像
中，新青年有如下特征：首先，已從心理上剪掉了封建禮教的辮子；其次，高舉著民主與科
學兩麵大旗；還有——則是以知識分子(包括學生)為主體，乃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寫作呀什
麼的……
新青年的源頭，可追溯到譚嗣同、陳天華、鄒容(“革命軍中馬前卒”)、徐錫麟、秋瑾等一
係列以死相爭的先驅。他們用血肉之軀為後繼者開辟了道路。於是，追隨烈士的血泊與足跡
，走來一代新人。而這一代新人則以筆、以遊行的標語、呐喊的口號為投槍與匕首，對殘留
的舊製度、舊事物施以致命一擊。”五四運動堪稱是一次大決戰。
陳獨秀無疑是其中的一員急先鋒。甚至他創辦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這一概念。
1915年9月，他在上海籌辦《青年雜誌》，並在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的寄語，向青年提
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項建議。一年後，刊物正式改名為《
新青年》。在讀者中，有個叫蔡元培的人(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萌發了特邀陳獨秀擔任北大
教
授的願望。陳獨秀來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顧茅廬，都因陳在睡覺而未見成，最後索性搬一隻
小板凳坐守於門口——此求賢若渴之舉，終於使陳獨秀應諾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隨之
遷至北京。1917年2月號發表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即主張文學變革的三大主義：推倒
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
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隨即又
打造了《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複辟與
尊孔》等一係列檄文。尤其是他1919年1月為《新青年》撰寫《本誌罪案之答辯書》：“擁
護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
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開張揚起民主、科學兩麵真理的旗
幟。
那一代新青年，幾乎都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學生，臣服於民主與科學的光輝。而搖
旗呐喊的陳獨秀，怎麼也相當於這一支麵貌一新的“學生軍”的班長，率領大家苦讀、操練
、實踐。那一時期的陳獨秀，真正是羽扇綸巾、雄姿英發。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著思想界的風雲變幻，也為1919年5月4日爆發的學生運動提供了
精神燃料。天安門前的三千人集會、示威遊行，以及火燒趙家樓，堪稱是一代新青年的集體
亮相：一張張稚嫩而憤怒的臉，被標語與火炬所掩映著，仿佛一夜間就長大了……同年6月
，和李大釗共同領導學生運動的陳獨秀被捕，《新青年》暫時停刊。第二年5月，被釋放的
陳獨秀趕赴上海發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新青年》也隨即轉戰上海。一本雜誌，與一個時
代共命運。一個人(譬如陳獨秀)身上，同樣倒映著一個時代的影子。陳獨秀曾經選擇北京為
戰場，而北京也確實為之提供了可發揮其能量、烘托其形像的絕妙舞台。
北大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李大釗，是1918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運動前夕
，他還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當遷回上海的《新青年》成為中國共
產黨上海發起小組的機關刊物，李大釗留在北京也發起組織了共產主義組織。與其是北大同
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紅樓授課之餘，經常去圖書館主任室與李大釗聊天(
因《新青年》同仁中別人不容易碰見)：“在第一院的隻有圖書館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
辦公時間必定在那裏，所以找他最適宜，還有一層，他頂沒有架子，覺得很可親近……”李
大釗參予《新青年》編輯工作時，尚不滿三十歲，是個很謙和的年輕知識分子。然而1927年
，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張作霖大帥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護李大釗的兒子在自己家
裏住了一個多月，並與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遺孤去日本學習。
新青年的革命意識，與遺老遺少們的守舊觀念針鋒相對。作為主戰場的北大，彌漫著這兩軍
對壘的硝煙。校長蔡元培兼容並蓄——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又有點像是“糊稀泥”的，既
吸納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新鮮血液，又舍不得放棄辜鴻銘、梁漱溟、林紓等保守派。
胡適是個特例。胡適，屬於“改良派”的新青年。他參予《新青年》甚早。1916年10月，尚
是留美哲學博士生的胡適(時二十五歲)，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發表著名的《文學改良
芻議——與陳獨秀書》，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項主張。數月後又發表幾首白話詩(後收入《嚐
試集》中)。1917年底，“鍍金”歸來的胡適出任北大哲學教授。不久即與李大釗、魯迅、
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共同策劃，輪流值
班。胡適在擔任主要編委期間，還發表過《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鈕岱峰先生曾說：
“胡適針對《新青年》同仁實效至上的功利主義傾向、論述調子極端偏激和絕對主義傾向，
希望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強調思想啟蒙和學術研究的意義，
希望雜誌暫時和政治保持遠距離，為此他主張把《新青年》交由他一個人主辦。”當然，這
遭到魯迅等人的拒絕。總體上而言，胡適“雖然也有一些激烈攻擊舊傳統的言論，而且也不
無偏激，但認為這種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張挑起文學革命論戰。”這造成了他與陳獨秀在思
想觀念乃至辦刊方針方麵的分歧，也導致他最終與《新青年》分道揚鑣。
若按年齡來說，胡適比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都要年輕。可惜，其思想的鋒芒反而有所
減弱。後來，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為遠離政治、莫談國事的學術刊物，簡直與風起
雲湧的時代潮流背道而弛。胡適，就這樣由開闊的廣場退縮回狹隘的書房。從此時起，胡適
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種“蛻變”。
可以說，《新青年》促成了魯迅的“誕生”。周樹人是在參予這本雜誌的編務之後，才開始
寫小說的。《狂人日記》1918年5月發表於《新青年》，首次署筆名魯迅。1919年4月、5月
，《新青年》又先後刊登了魯迅的小說《孔乙己》、《藥》，等等。當時的讀者，是通過《
新青年》而認識小說家魯迅的。魯迅後來寫的雜文，同樣帶有“新青年”的影子：熱血沸騰
、鋒芒畢露、摧枯拉朽……魯迅一直以青年為民族的希望，倍加愛惜。魯迅到老、到死，都
是愛憎分明的熱血青年——保持著“新青年”的激情與銳氣。難怪他會成為青年的導師。
魯迅與胡適，恰恰是那一代新青年的兩大趨向。是做書生，還是做鬥士?是做改良派，還是
做革命家?是在沉默中爆發，還是在沉默中夭亡?是以筆為劍，還是解甲歸田?
真正的新青年，是不會老的，更不會退卻。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是頭斷流血，都不推辭
。”用魯迅的話即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屬於“‘人’的萌芽”、“個人的自大
”、“超過祖先的新人”。
真正的新青年，必將是永遠的呐喊者，即使在彷徨的過程中，也不會閉目塞聽、裝聾作啞。
他們以呐喊、以控訴，為呼吸的方式。
真正的新青年，不是阿Q、孔乙己、閏土、祥林嫂，而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狂人——憎
惡並且棄絕種種國民劣根性。是在沸水裏燙過、血水裏泡過、堿水裏煮過的，是剝皮削肉、
脫胎換骨的。他們是《早春二月》裏的蕭澗秋，《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是柔石、胡也頻
、蕭紅、郭沫若、巴金……
新青年啊新青年，排成長隊、赴湯蹈火的新青年，以血肉築成長城的新青年，改變了自身也
改變了曆史的新青年——離我們很遠了嗎?
其實你我，都是那一代新青年的後裔。
在那一代新青年中，還出過一位偉大的人物：毛澤東。
蔡元培廣招天下名士，原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倫理學教師楊昌濟，也舉家北遷，出任北大
教授。不久，他的得意門生毛澤東、蔡和森也自湖南趕來，了解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暫時落
腳在鼓樓東豆腐池胡同九號(今十五)號恩師的寓所。青年毛澤東，首次出現在北京的胡同裏
——是否也穿一襲藍布長袍、挾一柄油紙傘，大步流星(如同那幅“毛主席在安源”的油畫
所描繪的)?
楊昌濟是《新青年》的支持者，也是他最早將《新青年》介紹給毛澤東等進步學生閱讀。在
其眼中，毛澤東、蔡和森正屬於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新青年”，前途無量。他預言“毛
、蔡將來必是中國的棟梁。”他1920年病逝前給章士釗寫信，還舉薦毛、蔡二人：“吾鄭重
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重二子。”
青年毛澤東在北京，不僅有理想，也有愛情。他借宿於楊宅南房靠院門的單間，每天都能看
見恩師的女兒楊開慧的倩影。這一對誌同道合的青年男女，經常在胡同裏散步、在四合院裏
聊天——並且給庭院內新植的棗樹培土、澆水。這棵棗樹是二人內心萌動的情感的見證。據
說建國後，本院的住戶特意給中南海毛主席的居所送過新采摘的鮮棗。不知毛主席是否品嚐
了?他目睹數十年前邂逅的一棵老樹結出的新果，肯定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回憶起被重
重時光帷幕阻隔的秋水伊人?我參觀鼓樓一側的楊昌濟故居，看見前院東牆邊的那棵沉默的
棗樹，耳畔頓時響起毛主席詩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我失驕揚君失柳，楊柳輕■，直
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
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蝶戀花、蝶戀花——毛主席懷念早逝的愛妻時，特意
選擇了這副好詞牌?他還囑托李淑一：“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請到板倉代我看一看開慧
的墓……”(引自《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也是因楊昌濟的介紹。他與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
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今為吉安左巷8號)，與另外六位年輕人(皆是來京的新民學會會
員)合租了三間北房，共擠一張大炕——火燒得很旺吧?毛澤東曾寫道：“八個人居三間很小
的房子裏，隆然高炕，大被同眠。”這恐怕已構成他青年時代難以磨滅的記憶。譚伊孝對此
曾有點評：“當年寓此的年輕人，大概誰也沒想到他們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後會掌握全中
國的命運，主宰中華大地的沉浮。”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期間，常與李大釗、鄧中夏等暢談國事、家事、天下事——天
寒地凍的北京，曾燃燒過他們火熱的青春。毛澤東還去過八道灣造訪魯迅，可惜失之交臂，
隻遇見留在家中的周作人。
毛澤東在1949年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曾兩度踏上北京的土
地：1918年8月19日是其首次抵京的日子，住了半年多；第二次則是1919年12月，他率領湖
南各界“驅張”(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請願團，頂著嚴寒北上，投宿在北長街九十九號(今
為二十號)福佑寺後殿——次年4月，他南下去上海。他與北京再見麵，要等到二十九年之後
了。
二十九年之後，昔日的熱血青年，已是這泱泱大國之領袖。他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致意——
既是麵對操練的士兵(閱兵式)以及歡呼的群眾，同時，也是麵對昨天的自己……
彈指一揮間，他由客人變成了主人。
舉國之元首，是從數十年前新青年的行列裏走出來的。
新青年啊新青年，果然成了民族的未來、國家的棟梁。〖LM〗
〖BT1〗紹興會館裏的魯迅
在老北京大大小小的數百所會館裏，我最早聽說的是紹興會館。因為它和魯迅先生有關。
1912年，魯迅作為名不見經傳的外省青年遷往北京，就落腳在宣武門外南半截相同的紹興會
館，一住就是七年。魯迅跟紹興會館挺有緣分的：三十年前他降生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的新
台門周家府邸，祖父周福清點翰林，恰巧在京中的這家會館待考候補。魯迅無意識地追隨了
老祖父的足跡。到北京的第一個晚上，三、四十隻臭蟲為他舉行了“歡迎儀式”：咬得他無
法安眠，隻好挪到大方桌上去睡。不知那期待著金榜題名的祖父大人，是否也曾遭受過類似
的“款待”?紹興會館的臭蟲，因為吸過一位大文豪的血，也就出名了。
當時魯迅僅僅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掛著閑職(當個小科長呀什麼的)，終日生活於苦悶與彷徨
之中，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這是他一生中最難熬的“蟄伏”期：青燈黃卷，愁眉苦臉
。他經常夜飲。一街之隔的廣和居，一年中就去了多達二十餘次。(葉祖孚曾聽一位在廣
和居遺址附近居住了數十年的老大媽講述：“這裏還常來參觀的人，有日本來的，他們說要
瞧瞧魯迅吃飯的地方。”)借酒澆愁愁愈愁，魯迅或許是從那時候真正理解了阮籍、嵇康之
流的魏晉風度，理解了黑暗年代裏人性的掙紮?前來訪談的錢玄同發現魯迅案頭堆滿了古碑
抄本，便善意地責怪他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魯迅環顧悶熱的陋室：“中國原本是一個沒有
門窗的鐵屋子。假如這座鐵屋子萬難破毀，裏麵又躺著許多熟睡的人們，這些人最終都要被
悶死——在不知不覺中由昏睡轉入死亡，誰也感覺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聲喊叫
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讓他們盡管醒來卻依舊無可逃脫，讓這些人知道痛苦和將
死的悲哀，而你又無力拯救他們，這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引自鈕岱峰著《魯迅傳》)
紹興會館裏那些頹敗的老建築，使魯迅產生了這個著名的關於“鐵屋”的比喻。不是在沉默
中爆發，便是在沉默中死亡。恰恰是紹興會館的寂寞與壓抑，打造出一位未來的呐喊的戰士
。紹興會館建於清道光六年(1826年)，原名“山陽會稽兩邑會館”，主要招待山陰、會稽兩
縣進京趕考的舉人。魯迅來的時候，科舉製度已廢棄了，但他們仍然能嗅聞到封建的殘餘，
舊中國那腐朽的氣息。他知道自己病了。他知道整個中國都在生病。1916年10月，姨表兄弟
阮久孫自山西逃到北京，投奔住在紹興會館的魯迅，說是被人追殺，並且寫了遺書——學過
醫的魯迅，知道這位惶恐癲妄的親戚患了“迫害狂”類精神病。他通過一個人的遭際而窺察
到一個時代的病情。於是創作了《狂人日記》——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一發而不
可收，接著又寫出《孔乙己》、《藥》、《一件小事》、《我之節烈觀》等等。紹興會館，
是魯迅早期作品的搖籃，它也最清晰地目睹了這一代文豪從抑鬱、沉淪到覺醒的過程。可以
說，魯迅是到了紹興會館之後，才成為魯迅的，在此之前他僅僅是文學青年周樹人——一個
逃婚的外地人，一個不會搞人際關係的失意的小職員，一個毫無鬥誌的悲哀主義者。
魯迅在紹興會館，先住在藤花館(院內的那根花枝招展的古藤曾被他寫入小說)，又遷入補樹
書屋——原有棵開淡紫色花朵的楝樹，不幸折斷，就補種了一棵槐樹，故名。鈕岱峰在《魯
迅傳》裏寫道：“補樹書屋畢竟太古舊了。嚴密少窗的北方民居有時以陰涼見長，而在真正
的悶熱來襲之時，卻顯出更加深重的壓抑憋悶感。這兒壁虎很多。周樹人發現它並非像人們
所說的那樣是五毒之一。在夏天裏，他甚至養起了壁虎，養在小盒子裏，而生法捉一些蚊蠅
之類喂它。抄寫石碑疲倦的時候，周樹人往往會受不了老屋的悶熱，到古槐樹下手搖蒲扇納
涼。”傳說這棵古槐吊死過某財主的姨太太，因而許多人對補樹書屋敬而遠之。魯迅卻不怕
。在我想像中，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頗像聊齋裏的落魄書生，背井離鄉，寄宿於荒宅古廟
，雖無紅袖添香，潛意識裏卻並不畏懼美豔如夢的狐仙造訪。他在樹蔭下搖動著芭蕉扇，是
否還聞見了那隱形的佳人吹氣若蘭?我曾經說過：在弱不禁風的書生們(包括蒲鬆齡)身上，
幻想就是一種戰鬥，就是飽經磨難的生命力的體現——尤其是對於善與美的幻想。魯迅比蒲
鬆齡進步的地方，在於他幻想之餘，還學會了直麵人生的慘淡，直麵現實中的醜與惡。他雖
然也有過短暫的逃避與妥協，最終還是選擇了對抗，選擇了夢碎後的出擊。
繼錢玄同之後，劉半農也去補樹書屋看望過魯迅，發現他仍在臨摹《六朝墓誌》，便問他為
何執迷不悟?魯迅這次的回答要清醒得多，積極得多：“這不過是在吃鴉片而已。不過就要
吃完了。”果然，不久之後他就開始寫投槍與匕首一樣的小說、詩歌乃至雜文。
魯迅住藤花館時，北側的嘉蔭堂住著好友許壽裳兄弟二人。總算有個伴，可以一起去廣和居
聚餐，去琉璃廠淘書。當他從家鄉來信中聽說同仁範愛農溺水而死，便懷疑他是因社會的黑
暗而自殺。範愛農身上的那種絕望仿佛也傳染給他了。他連忙冒著傾盆大雨去嘉蔭堂找許壽
裳兄弟，以緩解內心無限的悲涼。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上班，下班，拿薪水，付房租，吸煙，喝酒，讀古書，練毛筆字，發
牢騷，養壁虎(這可比八旗子弟養鳥、養蛐蛐另類得多)。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沒有愛情，不修邊幅，鬱鬱寡歡，甚至會想到死(在床褥下藏有利器)
。孤獨的根子在他心底埋下了，無法自拔。他曾經跟許壽裳透露：我搜集和翻譯這許多書，
不是為了求學，而是為了替代美酒和女人。後人恐怕難以想象：鐵骨錚錚的魯迅，居然也曾
有過如此脆弱的一麵——在紹興會館，生活著一個頹廢而陌生的魯迅。
當然，魯迅也正是在紹興會館麵壁、磨劍、修煉並探求真理的。從自我封閉的鐵屋裏爆發出
一聲驚世的呐喊。一個沉默寡言的漂泊者，居然成為一個時代的男高音。
紹興會館是個好地方啊，是培養鬥士的溫床。在魯迅搬進來之前，一位叫徐錫麟的老鄉也曾
在這裏住過。僅僅相隔六年。徐錫麟回到南方後，於1907年刺殺安徽撫巡恩銘，發動安慶起
義。失敗後，心髒被剜出祭恩銘，又供恩銘和保鏢們煎炒後分食。徐錫麟是跟秋瑾齊名的紹
興烈士，魯迅住在紹興會館時，不可能不想到這位悲壯的鄉親(當然也會想到“秋風秋雨愁
煞人”的鑒湖女俠)。他在《狂人日記》裏批判舊中國人吃人的現象：“從盤古辟天地以後
，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麟)。”而他的另一篇小說《藥》
(以革命者夏瑜被砍頭為背景)，則很明顯是哀悼秋瑾的。
徐錫麟生前曾為紹興會館(時稱山會邑館)慷慨捐款——其時他擔任安徽巡警學堂副辦。在會
館內鐫刻捐款者名單的石碑上，能找到徐錫麟的名字(魯迅肯定關注過)。隻可惜這塊石碑，
十幾年前失蹤了。
1917年，應魯迅的推薦，北大校長蔡元培同意聘請周作人為北大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員。周
作人抵達北京即雇一輛洋車直奔紹興會館，與自己的兄長會合。哥倆“翻書談說至夜分方睡
”，這一其樂融融的情景在魯迅日記裏有記載。而周作人的日記也寫道：“至四時睡。”
魯迅幫周作人在補樹書屋隔壁的王家租了一所房子。你來我往，頻繁走動，而且經常一起會
見共同的朋友。兄弟倆並肩在北京創業，多多少少抵銷了長期折磨著魯迅的孤獨感——周作
人的到來，確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魯迅的生活麵貌和精神狀態。紹興會館時期，也是周氏兄
弟關係的黃金時代。“從1917年開始，在紹興會館，兩顆文化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運動給
周氏兄弟帶來巨大聲譽，也帶來穩定的高收入……”(阿憶語)於是，他們合力在西直門內八
道灣購置了一套四合院，喜遷新居。
魯迅是1919年11月21日搬離紹興會館的。他在北京共居住了十四年，其中有一半時間是在紹
興會館度過的。在這漫長的暗夜般的七年裏，他像一隻成蛹的蠶，艱難而執著地咬破束縛著
自己的厚重蠶殼，咬破無邊的夜幕，最終蛻變為一隻自由的蝴蝶(或者說是撲火的燈蛾)。他
一生所提倡並身體力行的“韌的戰鬥”，其實從紹興會館時期就開始了。
在紹興會館，寢食不安的魯迅醞釀了自己的未來。
在紹興會館，魯迅還是一柄藏在混沌的鞘裏的寶劍，但已經常作壁上鳴。他的個性漸露端倪
：叛逆性格，批判精神，以及烈士風度。至今在我心目中，魯迅仍是個老“另類”。
與其後期的堅強、穩健與成熟相比，魯迅早期的脆弱、孤獨與稚嫩甚至更令我感動。紹興會
館時期，魯迅還是一個舊時代的青年的影子，是困頓無奈的弱者，是手無寸鐵的一介書生，
是運行在地層下、尚未爆發的岩漿——當他終於擁有活火山的發言權之後，就徹底告別了寂
寞，告別了苦澀的青春。
紹興會館時期的魯迅，哀聲歎氣，借酒澆愁，黯淡無光，衣冠不整，反而顯得無比真實。而
這些，恰恰是曆史喜歡刪去的內容。
與光輝奪目的太陽相比，我更喜歡猜測月亮背麵的風景：是野草叢生，還是一片荒漠?〖LM
〗
〖BT1〗周作人的苦茶庵與魯迅故居
說起八道灣，很自然要想到周作人，以及他的苦茶庵。八道灣仿佛是因為苦茶庵出名的。梁
實秋曾寫過聞一多、潘光旦、宋春舫等人的書房，當然，也無法回避苦茶庵而不談：“周作
人先生在北平八道灣的書房，原名苦雨齋，後改為苦茶庵，不離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橫額
是沈尹默寫的。是北平式的平房，書房占據了裏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裏麵一間是知堂老
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幾淨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的文房四寶井然有致。外
麵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文筆簡
約，像建築師般把苦茶庵的橫截麵臨摹在紙上——這仿佛也是周作人半明半昧的一生縮影。
所以寫到這裏，梁實秋也不禁扼腕可惜：“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麼會掉進了泥淖一輩
子洗不清!”沒用任何感歎詞，但我分明聽到了一聲曆史的歎息。苦茶庵後半個世紀的穿堂
風都是由類似的歎息造成的。
沈尹默書寫的橫額，早就毀於煙火，據傳說內容為“請到寒齋吃苦茶”——是周作人原詩中
的一句。他為什麼要以這樣的辭令與語氣邀請訪客呢?我查閱了有關資料，抄錄全詩如下：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老去無端玩骨董
，閑來隨分種胡麻。旁人若問其中意，請到寒齋吃苦茶。”依然語焉不詳。隨你怎麼猜測吧
——就像茶葉的滋味高深莫測。或許隻有滾沸的開水才能不斷衝淡、稀釋它——千言萬語，
盡在杯中。
我又想，周作人為什麼把好端端的苦雨齋易名為苦茶庵呢?或許表明天意與人事的變遷：早
年一封封《雨天的書》，無法逆轉地誤入旱季，需要人工兌水，沏成薄暮的晚茶，來刺激板
結的舌苔?更關鍵的還是心情。心如枯井，抑或死水，借載沉載浮的一枚巧葉苦渡餘生。入
世與出世，是兩種態度；文質彬彬的齋主與蕭瑟憔悴的庵主，也自然是兩種身份。山陰道上
的一代名流找個趔趄，就這樣拖著長長的背影遁入空門。
八道灣實際上也和魯迅有關，1919年底魯迅攜全家從北京菜市口的紹興會館搬來，周氏兄弟
及家屬亦同時遷抵。所以解放後，八道灣胡同11號院，一度被稱為魯迅故居。而苦茶庵的名
稱，則幾近於失傳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國人都在回避周作人這個名字。甚至努力將他的
文本從記憶中淡化掉——曆史以這種措施處理尷尬。其實1923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當時文
壇上一場著名的家庭內戰就是在八道灣鬧起的，幾天後魯迅收拾行李和母親遷出，搬到西四
磚塔胡同61號；也就是說魯迅隻在此生活了幾年，周作人居住了近半個世紀，並以此為一生
的歸宿。但八道灣依然算魯迅故居。誰也沒有勇氣在院門口立一小塊紀念性的牌子：苦茶庵
。
張中行老人說：“我由上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起，其後若幹年，常聽人說，我自己也承認，
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剛勁，一衝淡，平分了天下。”他兼而分析：“提到觀照人
生的高度說，兄是偏於信的一端，弟是偏於疑的一端。各有所向，哪一種近真?也不好說。
但從受用方麵看，疑總難免小有得而大失。”如此裁判已堪稱勇敢了。更勇敢的是，張中行
在周作人從南京老虎橋監獄出來後，還多次以學生的身份前去拜訪：“人不是當年的了，坐
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庫八道灣的苦雨齋也一變而淒情冷落。住房隻剩內院北房的西北部；東
半部，愛羅先珂住過的，中門外南房，魯迅先生住過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間，
靠西間是臥室，日本式布置，靠東一間書房兼待客。客人來，奉茶是自己或羽太夫人。”苦
茶庵給張中行的印象是蕭條困頓的，他甚至引用了“門可羅雀”的成語——其風格大大迥異
於梁實秋眼中的。畢竟是兩個時代了。就像有兩個苦茶庵一樣。那麼，哪一種真實呢?這同
樣不好說。
我在北京，好幾次路過八道灣，很想下車去那一大片低矮密集的胡同地帶找一找11號院。誰
若問我：究竟是想找魯迅故居呢，還是周作人的苦茶庵?肯定無法回答了。私心裏恐怕更傾
向於查看苦茶庵模糊神秘的麵貌——以及究竟頹敗到什麼程度。因為自家書架上畢竟重金購
置了一整套新版《魯迅全集》，金碧輝煌，以供奉敬仰與懷念。而庭院一角的苦茶庵呢，則
肯定夕陽衰草，無人問津——我為什麼不去踏訪那些閑適恬美的文字的產地，以打破持續多
年一紙之隔?要知道，周作人的一係列著述，幾乎都是在八道灣寫下的。後來一想，即使置
身於落葉遍地的庭院深深，難道真能看出點什麼嗎，空惆悵一番物是人非又有什麼意義?最
好模仿那種魏晉風度吧：“乘興而來，盡興而去，何必見戴?”就像提起周作人這個名字，
令文人難免心情複雜，我路過八道灣，總是繞道而行。
後來從電視上看到，采訪魯迅故居在八道灣拆遷區中的存留問題，鏡頭捎帶著拍了一下周作
人的苦茶庵，灰牆斑駁，光線昏暗，原來和普通老百姓的舊宅沒有二樣，惟一的區別是屋簷
下鑲嵌了一排褪色的磚畫，有那麼點文化氣息。想當年苦茶庵的主人曾凝視著這典雅的畫麵
品茗吧?品出什麼滋味了嗎?那一切都被風吹走了。正如主人指縫間寄出的雨天的書，在中途
就擱淺了。還是魯迅的《野草》說得好：“院子裏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
。”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遺憾的是，棗樹兄弟也鬧過矛盾。”是否在暗喻兄弟二人?遺憾的
是，棗樹兄弟也鬧過矛盾。這就是寂寞，這就是孤獨。風雨中搖搖欲墜的苦茶庵，不再是惟
美主義的空中樓閣，斯人往矣，如今有幾位居委會老太太在電視鏡頭前一邊晾衣、洗菜，一
邊回答記者提問：連魯迅故居都要拆，怎麼向後人們交代呢?到哪兒重新蓋一座呢?(大意)八
道灣，曾旁聽過周氏兄弟恩恩怨怨的院落，作為兩位文化名人的物證，已瀕臨淪為廢墟的邊
緣。
再後來據報載，北京市規劃局發函至負責東冠英危改小區規劃建設的房地產公司，要求調整
原規劃方案，保護好八道灣11號院(魯迅故居)。魯迅之子周海嬰對此舉則持異議：“據我了
解，國家文物部門經費很困難，撥出巨款來修繕11號院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就現在這麼一副
破舊不甚的樣子，將來和周圍小區建築對比起來，那是一番什麼景象!春節期間，我和周建
人(魯迅的弟弟)的兩位女兒對此交換了意見，一致同意不保留八道灣11號院。我們認為，再
以保護魯迅故居的名義來保留11號院是不合適的，可能產生一些負麵效果。”記者分析：“
周海嬰先生之所以認為‘不合適’，其中還有一層客觀曆史原因……魯迅在此僅住了4年，
而周作人則前後住了48年，並且周作人的一生主要創作都是在此完成。那麼，保留11號院是
在搶救誰的故居?”
關於八道灣，我還能說些什麼嗎?〖LM〗
〖BT1〗徐誌摩：詩壇的賈寶玉
印度詩人泰戈爾曾於1924年訪華，估計留下過不少照片，刊登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大
小報紙上——可我隻記住了其中的一幅。那是他4月23日抵達北京後拍攝的，畫麵呈眾星捧
月之勢：以白發、白胡須的老詩人為中心，其餘人物分別是徐誌摩、梁思成、林徽因及其父
林長民……他們的身後是密集的樹叢與花盆。僅僅依靠這模糊的背景，無法確切地辨別攝於
什麼地點。是故宮、西山，還是北大校園?都有可能，總之是在北京吧。
出於禮貌，還是別有深意?徐誌摩站在泰戈爾左首的最邊上，中間隔著一襲旗袍、身材婀娜
的林徽因，這三位詩人並肩聯袂形成的完美格局，如同老樹、鮮花與青藤，交相輝映。畫外
音或解說詞，可參考李歐梵《浪漫一代》裏的語句：“許多人因泰戈爾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獲
得者慕名而來。而他的翻譯、天才詩人徐誌摩的吸引力也無疑是一個因素。徐誌摩讓徽因在
泰戈爾在北京期間充當副翻譯，當泰戈爾在歡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時地轉來轉去時，這兩
人就成為泰戈爾經常的陪同者。泰戈爾本人的訪問造成的浪漫氣氛籠罩著他們。同他在一起
，他們也成了公眾人物。這對出色的青年伴著一個高個子、白頭發的聖者傳為一時佳話。”
(轉引自費慰梅著《梁思成與林徽因》)
在泰戈爾的另一側，站立著未來的優秀建築學家梁思成等人。
徐誌摩是泰戈爾在華訪問的全程陪同，最先於4月12日抵上海的碼頭迎接來自印度的老詩人
。這老少兩代詩人之間不僅毫無代溝，而且一見之下即引為知己，成為二十世紀詩壇上著名
的“忘年交”。在來北京之前，徐誌摩還引導泰戈爾去杭州看西湖，在一艘槳聲悠揚的舳舨
上通宵達旦地賞月、吟詩、談心。誌摩甚至向老詩人吐露了自己對一位叫林徽因的北京姑娘
的暗戀。以至泰戈爾見到林徽因本人後，都忍不住想扮演中國神話裏的月老，替心有靈犀的
一對青年男女牽起紅線。泰戈爾倚老賣老，很仗義地替誌摩去做徽因的“思想工作”，可惜
一番好心最終並未促成好事：少女的情懷像深潭般矜持，沒有答應。
這段感情雖是徐誌摩單方麵的，已足以感染作為旁觀者的泰戈爾了，他相信自己麵對的是中
國的一位情聖。年輕的詩人即使在單相思，也依然噴湧出照亮夜空的岩漿與烈焰，這燃燒的
激情，本身就是無字的詩篇。泰戈爾甚至比林徽因更快地讀懂了(說起來有意思)。而林徽因
未嚐沒有讀懂，並非心如止水，隻不過作為傳統女性，她不得不要求自己盡可能保持冷靜：
徐誌摩是有過婚史的男人，他的浪漫令女人們著迷，他的多情又令女人們畏懼……
其實早在兩年前，誌摩就親口向徽因求過婚，並表示願與元配夫人張幼儀離婚。“這些年徽
因和她傷心透頂的母親住在一起，使她想起離婚就惱火。在這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
的妻子被拋棄，而她自己卻要去代替她的位置。”(費慰梅語)這是善良的林徽因無法做到的
事情。甚至比讓她愛上一個人更難。即使徐誌摩真是所向無敵的情聖，也闖不過林徽因這道
關的。因為這是一道林徽因自身同樣無法闖過的關：她有著先天性的禁忌與顧慮。林徽因選
擇了那張與泰戈爾合影裏的另一個人：梁思成(梁啟超之子)。她後來果然成了梁啟超的兒媳
(1928年正式舉辦婚禮)。
徐誌摩還是於1922年3月離婚了。梁啟超作為其恩師，聞訊後特意寫了封信加以譴責，勸誡
誌摩不要“追求幻夢中的極樂世界”，不要“把自己的歡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誌摩
給恩師複信：“我將在茫茫人海中尋找我靈魂的伴侶。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運氣；要
是我找不到她，那是命該如此。”
泰戈爾代誌摩求情時，林徽因已名花有主。因而是徒勞的。老詩人隻能一聲長歎而作罷
。他特意為林徽因賦詩：“天空的蔚藍，/愛上了大地的碧綠，/他們之間的微風歎了聲‘哎
’!”可否這麼解釋：藍天隱喻誌摩，綠地暗示徽因，而作者本人則在兩者之間扮演了微風
的角色?傳情的微風，最終發出的是一聲歎息。唉!
這首詩或這個故事，使徐誌摩顯得更浪漫了，使林徽因顯得更純潔了，使泰戈爾顯得更偉大
了。也就是說，這段純粹停留於情感與想像層麵上的情史，並不至於貶低相關的各位人物，
反而使之上升到藝術化的境界。詩意本身，或許比愛情更重要。因為世間的每一樁愛情，不
見得都是有詩意的。更不見得都能成為膾炙人口的故事。能擁有林徽因這樣的知音或紅顏知
己，雖然未成眷屬，也是徐誌摩的幸運!
誌摩與徽因，陪伴泰戈爾會晤梁啟超、胡適等文化精英，陪伴泰戈爾去大學裏演講，如影隨
形。這是那個貧乏的時代裏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三人行”!我想老詩人回到印度之後，仍
時常回想起那其樂融融的情景——兩位異國的青年男女，多多少少使之恢複了青春活力。
那張照片裏的泰戈爾，美髯飄拂，頗像民間傳說裏的老壽星(或西方的聖誕老人)。泰戈爾的
六十三歲壽誕，恰巧也是在北京度過的。5月8日是泰戈爾生日，徐誌摩新創辦的新月社，為
之主持了生日慶典，共有數百位北京各界名流前來捧場。徐誌摩真是熱愛泰戈爾。泰戈爾的
代表作有《新月集》，誌摩就把自己的文學社以新月命名——誌摩與徽因，都成了中國現代
文學史上鼎鼎大名的新月派詩人。在這次晚會上，新月社隆重上演泰戈爾的名劇《吉特拉》
，頗受賓客歡迎。劇情中的愛神由誌摩飾演，公主由徽因飾演。他們聯手演了一出愛情戲—
—在舞台上。借助劇情，徐誌摩總算可以淋漓盡致地渲泄出內心飽受壓抑的情感——而不用
擔心遭到觀眾譴責。他一定覺得：泰戈爾的這幕愛情戲劇，簡直是為自己與徽因量身訂做的
；《吉特拉》的台詞，更是與自己的心靈獨白不謀而合……莫非泰戈爾真是來自異域的預言
家?更重要的，是在誌摩眼中，公主就是徽因，徽因就是公主——正如人生就是舞台，舞台
就是人生。他是在演戲，還是在做夢?這是夢境，還是實景?現實、夢幻乃至戲劇，全混淆在
一起了。
一切都像是奇跡。《吉特拉》的劇中人，居然在遙遠的異國尋找到各自的化身。一位中國的
愛神，和一位中國的公主。
徐誌摩確實是愛演戲的——要在今天，他沒準能成為演藝圈明星。沒準他會不寫詩了，改行
當演員，進軍百花獎或奧斯卡什麼的。其實在中國詩壇上，他也照樣是明星式的人物：有諸
多的緋聞，以及層出不窮的崇拜者(追星族)。
我看過另一張老照片。是徐誌摩的劇照，劇本已非《吉特拉》了——更主要的，是女主角也
換了。不是窈窕淑女林徽因，而是一個叫陸小曼的少婦。在劇照裏，徐誌摩與陸小曼身穿戲
裝，眉目傳情。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梁山伯與祝英台、賈寶玉與林黛玉乃至羅蜜歐與朱麗葉等
古今中外的經典情侶。
在我想象中，徐誌摩就是二十世紀的怡紅公子。北京有他的大觀園。正是在這裏，他遇見早
已嫁為軍人婦的陸小曼，一見鍾情。雖然羅敷已有夫，誌摩照樣窮追不舍——沒意識到這是
在“破壞軍婚”嗎?陸小曼頗具上流社會的貴婦人風韻，熟諳琴棋書畫，加上天生麗質，因
而令新月詩人傾倒。兩人一拍即合，共同辦沙龍、演話劇、詩酒唱酬。陸小曼心中也頓生“
恨不相逢未嫁時”之感。
新版才子佳人，不亦樂乎，直弄得滿城風雨。小曼這樣時尚、開放的女人，其實更適宜生活
在巴黎，而非北京。社會壓力越來越大。1925年，誌摩隻好遠足歐洲半年，避避風頭，但在
旅途上又不斷把熾熱的情書寄回這座令其魂縈夢繞的城市。陸小曼，就是那本著名的《愛眉
小劄》的收信人。誌摩隱秘而溫柔地稱之為“眉”。有點酸吧?更酸的是誌摩寫他與小曼兒
女私情的一首詩，標題竟然叫《別擰我，疼!》——活脫脫勾勒出那位一顰一笑皆風情萬端
的俏佳人。
第二年誌摩回到北京，小曼已與豪爽有餘、細膩不足的夫君解約，守候著歸來的詩人——恐
怕也隻有她，能拴住那顆酷愛雲遊的赤子心。柔情化作千尺線。
徐誌摩與陸小曼的故事，如今已成獨領風騷的一段驚世情史，當年卻是北京城裏的一樁醜聞
。誌摩的審美觀挺雜的，既傾慕林徽因這樣的冰雪淑女，又癡迷於陸小曼那交際花式的嬌媚
魔力。
我還瀏覽過誌摩與小曼的結婚照。雖隻一瞥，卻牢牢記住了畫麵裏戴金絲眼鏡的白麵書生，
和他的明眸善睞的新娘。甜蜜的笑容永遠留在了紙上。真不忍心驚動這一對金童玉女的春閨
曉夢!
這一對傳統道德的叛逆者，於1926年10月3日舉行婚禮。地點好像在北海公園。數十年
後，有一首新中國的流行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就是在北海的水麵誕生的：“小船兒輕
輕——推開了波浪，迎麵吹來了涼爽的風……”每逢聽見這熟悉的旋律，我鬼使神差般回想
起一場遙遠的婚禮：徐誌摩與陸小曼，也曾在北海蕩起雙槳——蕩起愛的雙槳，婚姻的雙槳
。隻可惜，其中的一隻槳意外地折斷了(過早地夭折)：1931年因飛機失事，徐誌摩墜亡於上
海飛往北京的途中……
那場早已消失的婚禮，證婚人是梁啟超。有他的書信為證——白紙黑字，足以證明空中的鵲
橋非虛構也：“昨天我做了一件我不願做的事——在徐誌摩的婚禮上當證婚人。他的新婚夫
人以前是王守慶夫人。她愛上了徐誌摩，同王離了婚。這是極端不道德的。我罵過徐誌摩好
幾次，可是沒有效果。由於胡適和張彭春一定要我擔任這個角色，我就在婚禮上發表了一篇
演說，嚴厲批評了新婚夫婦。年輕人往往受到自己的感情所驅使，不能控製自己，破壞了傳
統的安全保障。他們掉進了使他們遭受苦難的陷阱。這確實是可悲和可憐的。徐誌摩真是很
聰明，我很愛他。這一次我看著他沉淪，很想救他。我真的在盡一切力量來救他。”那是一
次尷尬的婚禮，威嚴的證婚人把一對新人訓斥得麵紅耳赤。據說梁老前輩的祝辭別具一格：
你們都不是第一次結婚了，希望你們這是最後一次結婚(大意如此)……作為恩師，他當然有
權利在愛徒的婚禮上耍耍威風。隻可憐誌摩與小曼——再沒有比他們更難為情的新郎新娘了
。好在這跟兩人感情一路上遭遇的諸多磨難相比，隻能算小菜一碟。況且這無疑已是最後的
壓力——畢竟，勝利在望，期盼已久的婚姻帷幕就要正式拉開了。而新生活的帷幕，正是他
們以眼淚、以心跳、以錦繡的文章和陶醉的囈語共同編織的。不容易啊!
說實話，我個人倒是很同情徐誌摩與陸小曼的。無情未必真豪傑。多情，又如何不丈夫?人
生在世，能轟轟烈烈地愛一場——愛得死去活來，不為虛度也。芸芸眾生如我輩，羨慕還來
不及呢：隻苦於想愛卻無合適的對象、絕妙的機緣，當然，更無與生活拚個魚死網破的勇氣
——隻好老老實實地作觀眾，替別人的生離死別流淚、感歎。大半個世紀前的徐、陸二人，
真賭
徒也——居然還賭贏了。要知道，當時的中國尚是半封建的社會，儒家禮教能壓死人的。徐
誌摩與陸小曼，比受縛於陳規戒律的羅蜜歐與朱麗葉幸運之處——在於他們排除萬難、衝破
黎明前的黑暗，成功舉辦了以訂終身的婚禮。但由證婚人的唇槍舌劍，以及滿城的風言風語
，可以看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不亞於刑場上的婚禮了。徐、陸二人在婚禮上，還必
須繼承承受傳統道德的刑訊、世俗勢力的鞭撻。好在他們頂住了!頂住了一切壓力。也許他
們確實背叛了全社會——卻是為了忠實於自己，為了不辜負對方。可見，誌摩在情感上，絕
非文弱書生也，有一股燈蛾撲火的勁。而小曼，亦非膽怯的弱女子。隻要其中某一人稍為示
弱，頭頂的月亮就圓不起來，就將與烏雲同歸於盡……
雙槳還是蕩了起來。推開烏雲，推開波浪，推開那些勸阻的手，和嘲諷的眼神。在北海，徐
誌摩與陸小曼，接受了風雨最後的洗禮。
由於天妒英才，誌摩早逝，他們的婚姻是短命的。或許愛神施舍給旁人終生享用的甜蜜，也
隻夠他們揮霍四年的。他們的四年婚姻(已是超常的蜜月)，其實濃縮了別人一生的幸福。再
延續下去，恐怕囊空如洗的愛神也會技窮的。
如此一想，又覺得愛神是公正的。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
徐誌摩遺詩：“擁抱我直到我逝去/直到我閉上眼睛/直到我飛、飛、飛向太空/變成沙、變
成光、變成風。/啊!苦痛!苦痛是短的/暫時的。快樂是長久的/而愛情是永恒的/我、我要睡
了……”寫給誰的?寫給陸小曼的吧?他至死都在呼喚著小曼的擁抱。
陸小曼也確實一直擁抱著徐誌摩的靈魂。她的後半生，以淚洗麵，以編纂徐誌摩的遺稿度日
——與其原先的社交明星生涯形成鮮明對比。她在1943年《愛眉小劄》重排本序文中說：“
我現在正在重新打起我萎頓的精神，要把這個計劃自己來實現……等這部全集出版時，我對
誌摩所欠良心上的債務才算清債，那麼我死了也是瞑目了。”
大概是在解放後，這一代名媛寂寞地病卒於北京城的一所醫院。
誌摩與小曼，死後會化作蝴蝶嗎?他們的靈魂，是否能在天堂裏會合——繼續擁抱?
還有一張老照片：一對青年夫婦，男穿白襯衫與背帶褲、手持太陽帽，女穿碎花旗袍，並肩
依偎於北京天壇的祈年殿前，背景是九龍回音壁、硫璃瓦及木質梁柱之類。這是梁思成與林
徽因。攝於1936年——他們結婚已八年了，琴瑟相和。他們是婚姻的另一種幸福榜樣。
十二年前他們與泰戈爾合影時，還都是少男少女的模樣。可在這幅照片裏，彼此都很成熟了
。用一位美國友人的話來形容：這是“一對探索中國建築史的伴侶”。誌同道合，相敬如賓
。他們的家安在北總布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裏。
徐誌摩曾經進出過這個院落：“北總布胡同的房子成了徐誌摩的第二個家。每當他的工作需
要他去北京時，他就住在那兒。他既是徽因的，也是思成的受寵愛的客人。在他們的陪伴下
，他才會才華橫溢，而他也樂意同他們一起和仍然聚集在他周圍的那些氣味相投的人物交往
。”(賈慰梅語)
然而自1931年11月19日以後，徐誌摩再也來不了這裏。其實那天，他本想來的。結果卻殞落
在向北京飛來的途中。
誌摩的死，對徽因也是一次打擊：他永遠地失去了一個高山流水的知音。她沒有像伯牙那樣
摔琴。從此卻很少寫詩了。
林徽因在給徐誌摩寫的悼詞中說：“朋友，你不要過於看輕這種間接的生存，許多熱情的人
他們會為著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識的。傷心的僅是那些你最親熱的朋友們和興趣相同
的努力者，你不在他們中間的事實，將要永遠是個不能填補的空虛。”
徐誌摩像一隻仙鶴般飛走了。令陸小曼空虛，也令林徽因空虛。令愛過他的女人空虛，也令
他愛過的女人空虛。
誌摩的愛，是怎樣的一種物質啊!是閃電、火焰與海水。是清風、明月與詩篇。
愛是誌摩的生與死，是誌摩的幸與不幸。是他存在與消失的理由。
他愛過的女人，愛過他的女人，都將永久地生活在對他的懷念之中。
在一係列當事人都已離開這個世界之後——二十世紀末，中國推出了一部叫《人間四月天》
的電影。所有的觀眾，都沉浸在對詩人徐誌摩的懷念之中。
徐誌摩是黃磊演的，林徽因是周迅演的，陸小曼是伊能靜演的。
愛演戲的徐誌摩，終於等到了由別人來扮演他的時候。
他的靈魂，會在地下——抑或在空中，偷偷地看這部戲嗎?〖LM〗
〖BT1〗梁思成與林徽因
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曾著力研究過北京周圍的古代建築，並合著《平郊建築雜錄》一書，其
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
的古建……無論哪一個巍巍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或歌唱
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這不像是理論性的文字，簡直為北京地區的古代建築唱了一首情
真意切的讚美詩。在他們的理解中，那些飽經滄桑的亭台樓閣、寺廟塔院也有其靈魂，為昔
日的繁華吟詠著纏綿悱惻的挽歌，而且是神秘的曆史最可信賴的證物。
正是基於這份刻骨銘心的愛，新中國成立後，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
，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國首都的建議：1.北京市應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
心；2.必須阻止工業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汙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3.嚴
格保持紫禁城；4.在老城牆裏麵的建築物要限製在兩層到三層；在城西建造一個沿南北軸向
的政府行政中心。隻可惜除了保留紫禁城這一條得到采納外，其他的都被政府否廖。彭真市
長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南望對梁思成說：“毛主席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他說他希望從
天安門上望去，下麵是一片煙囪。”梁思成大吃一驚。他不敢想象那個煙囪林立的北京城—
—那對於他太陌生了，也太遺憾了。
其後，北京城的麵貌便開始了自明清以來最大的演變。古城牆全被拆毀，除了保留南麵的前
門和北麵的德勝門以及東南角樓——其餘的城門樓子也都被夷為平地……梁思成在他一生的
最後二十年裏(他1972年逝世)，一直遺憾地關注著這一切。在當時的北京，他恐怕算最心疼
的一個人了。尤其城牆的拆毀，對於他肯定比拔牙還要痛苦——但他也隻能無奈地接受現實
。“文革”中他在筆記本裏如此排遣自己的積鬱：“在思想上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飛躍前進，
我實在跟不上。奈何!奈何!”令我聯想到霸王別姬時的慷慨悲歌：“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真是四麵楚歌、十麵埋伏啊。他曾被作為複古主義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他
隻能在內心堅持自己的觀點。直到今天，人們才認識到並承認他的用心良苦。
梁思成一直認為建築是一本石頭的史書，忠實地反映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
，不能否認曆史，更不能切斷曆史：“我對北京市的城市規劃正是從這個曆史觀的角度提出
來的。對北京這個曆史留下來的傑作，我們不能輕舉妄動，它是封建社會的精華，它完整地
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是一個巨大的博物館。我並不是認為北京城就
不能動了，我們就不能建設了。但是首先應當有一個嚴密完整、有遠見的總體規劃，才能行
動。像龍須溝這樣的地區當然必須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長安街上金代慶壽寺雙塔，為什麼一
定要把它拆掉?為什麼不能把它保留下來做為一個街心綠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還不遲
嘛，這就是要慎重。”隻是在當時破舊立新、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麵中，他的聲音太弱小了，
很快就被推土機、起重機的喧囂給淹沒了，但這弱小的聲音也是很寶貴的，曆史會感激他的
。真難得他能保持局外人般的清醒——也許不是清醒，而是出於對北京城的似乎狂熱的愛。
梁思成在“文革”期間曾遭受揪鬥，據說他當時胸前掛著一塊黑板，上麵用白字寫著打了一
個大×的“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跟跟蹌蹌地遊行。但他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傑出的建築學
家，最終還獲得了姍姍來遲的肯定。他的老友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
結尾時記載：“梁思成於1972年1月9日逝世，終年七十歲。十四年後，在本來該是他八十五
歲生日之際，清華大學舉行了對他一生事跡的紀念會。一大批同事、學生、家屬和朋友，以
及一些官員參加了會。麵對差不多七百名參加者，約有四十人致詞頌揚他的人格和成就。這
些頌詞都刊載在清華大學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的題為《梁思成八十五周年誕辰紀念文集》的
白皮書中。”
梁思成出身名門，他是梁啟超之子。但他又是北京之子——北京忠實的兒子。他雖然對中西
建築文化了如指掌——並且曾經留學美國，但他在北京，一直喜歡住在老式的四合院裏。靠
近東城牆的北總布胡同三號的一座四合院，就是他和林徽因三十年代的舊居。
林徽因原是新月派詩人，後受夫君影響在建築學方麵也有造詣。她參加過天安門廣場人民英
雄紀念碑的設計，以及國徽的設計。1948年，女學生林洙是梁家的小客人，林徽因經常給她
講北京城的規劃，談建築，培養了她對建築的興趣。林洙一直記得林徽因特意向她看了哪些
北京的古建築，最喜歡哪幾處，她回答最喜歡天壇和太廟，因為天壇經過長長的神道到達仰
視晴空的潔白的圜丘，真正給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覺；太廟門內的大片古鬆是那麼寧靜肅穆…
…說來也巧，林徽因病逝七年後，林洙成為梁思成晚年生活的最後伴侶。她一直認為：“林
(徽因)先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生活的領路人。”
林徽因是1955年離開梁思成也離開這個世界的。用美國學者史景遷的話說：“在寒風凜冽的
北京，在最後一堵龐大城牆頹然倒塌之時死去的。“史景遷為《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寫了
“前言”：“我還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車，坐卡車，甚至駕騾車跋涉於人跡罕至的
泥濘之中，直至最終我們一同攀緣在中國曆史大廈的梁架之間，感受著我們手指間那精巧的
木工和觸手即得的奇跡，以及一種可能已經永遠不可複得的藝術的精徽。”對於梁思成與林
徽因而言，古代建築不僅是曆史大廈的梁柱，也是藝術的祭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