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瓢忽，遺老遺少已不僅僅指一種身份，還可用來形容某種脾性、習性。在北京城裏，說起提籠遛鳥、養蟈蟈鬥蟋蟀、泡茶館、捧戲角，就會想到玩物喪誌、千金散盡直至最終斷送了江山的八旗子弟，以及當初那些誇奇鬥富的盛世軼事。舊中國居然滋養過如此之多衣食無憂的寄生蟲。遺老遺少則是曆史的遺腹子，很不幸他們生存在一個尷尬的年代，既無法回歸舊世，又不見容於新政~隻好邁著垂危的步履，徘徊於夾縫之間。他們自視甚高，保持著豪奢的作風（隻不過在現實的擠壓中難免心虛），掌握著生活的藝術（講究趣味與品味），靠吃老祖宗的遺產（包括精神遺產）度日，但骨子裏卻散發著某種腐朽的氣息。他們注定是一些悲劇性的人物，是對青春與生命的巨額浪費，是一聲漫長而解不開的歎息。他們的性格因素，影響或感染了周圍的北京市民一一所以揮使在北京的俗俚市井，遺老遺少的遺風，也未能絕跡。虛榮，一度是古都裏的流行感冒一一俗話說“宰相門前七品宮”住在天子腳下的仆民，自然遠非平庸之輩。其實他們效忠的是早已不存在了的皇帝。從另一個方麵來理解：皇帝很容易地被推翻了、而遺老遺少們心理上的封建帝製卻非徹一夕即可摧毀。259
遺老遺少已是一種氣息。在北京城呆久了，多多少少會有所感染。譬如讀周作人，我仿佛看見了遺老遺少的影子雖然他並非八旗中人，從紹興遷至北平時已是1919年底（五四運動發生之後）。他寓居在八道灣的苦雨齋裏，以齋主自命，表麵淡泊超脫，實質上已沉浸於遺老遺少之頹廢氣象一一與其兄，“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先生，恰成鮮明對比。1934年他寫《五十自壽詩》引來群公相和，肉麻吹捧一連魯迅都聽不下去了：“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仿佛一群遺少在爭相吹捧一個文化遺老從此眾人皆以“知堂老人”稱之。而且正像魯迅無意間預言的那樣，周作人及其周圍的遺老遺少，身不由己地成了亡國奴——而知堂老人在國破家亡的命運中，也未能保持住自己的晚節。失去了政治貞操的知堂老人，自己壞了自己的一世名聲。這是一個小事精明、大事糊塗的遺老。1967年5月6曰，鬱鬱寡歡數十年的周作人，孤苦伶仃地病卒於八道灣小屋的鋪板上，死時身邊無一人。他遺囑中有一句“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確實，自抗戰勝利後，他一直是這個社會上“多餘的人”一世人皆以“漢奸”視之。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雖然活著，但已形同行屍走肉。據說1953年第一次普選時，他連選舉權都沒有：“有一年值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年，街道上照例用紅紙貼出基層居民的選民姓氏光榮榜，我曾親見選民榜上八道灣11號選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則榜上無名。”（引自張鐵錚《周作人晚年遺事》》周信子和周芳子是分別嫁給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的一對日本姐妹。可見周作人的政治身份連她們都不如。苦雨齋主的餘生，都在默默吞咽自己種下的苦果。
謝興堯曾談及這一現象：“在曆史上常常看見許多半截人，前半段是好的，後半段則很差，特別是變革時代，稍一不慎便會改變初衷，甚至失足跌倒。如近世康有為係戊戌變法中心人物，至民國多年還以遺老自居，自稱保皇黨，一貫如此可以不論。嚴複(幾道）譯《天演論》、《原富》等書，亦主變法維新，及袁世凱擬稱帝，他竟充當洪憲六君子之一，與其初衷相背何遠。最大的典型莫如汪精衛，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被捕……何等悲壯。後來竟成了頭號大漢奸。”金下野的袁世凱在安陽隱居，獨釣寒江雪。這個混帳也想模仿薑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