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京派與海派
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古都，上海則是一座女性化的新城，正如男性越滄桑越有成熟的魅力，女性越青春越有驕傲的資本。北京與上海，都可以說是性別特征明顯的城市，當然，這種特征更多地表現在精神上。北京人的政治情懷和上海人的生意頭腦，都可以說是發揮到極致了。北京以政治為中心，上海則以經濟為根本，自近代以來，北京的洪鍾大呂，和上海的風花雪月，一直形成鮮明的對比。它們也就分別成為中國的北方文化與南方的文化的最佳代表。在客觀形態上，北京是精神的天堂，適合男人胸懷遠誌、建功立業；上海則是物質的樂園，適宜於女人消費、購物，玩昧一番小布爾喬亞的情調，如果說北京的雕梁玉砌間洋溢著英雄主義的空氣，令有誌者俯仰之間欲聞雞起舞、技劍四顧，那麼上海的燈紅酒綠裏則酒滿浪漫主義的香水味，在霓虹燈下做個冷靜的哨兵都很難的，會叫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
表現在文學上也是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北京出了個老舍，屬於土生土長的京味作家；上海也不甘落後，推出了張愛玲，文字的肌理光滑圓潤，而又柔若無骨。這是兩座城市當時分別推出的文學偶像。男人愛看老舍，女人愛看張愛玲，老舍是粗礪的，符合北人的欣賞趣味，張愛玲則是細膩的，迎合了南方人的審美觀點。至於當代，寫上海得最好的還是女作家(甚至給我這樣的錯覺；上海搞文學的大多是女人，至少在男女比例上是如此)。譬如王安憶，專門為上海的繁華夢寫了一闋《長恨歌》，有貴妃傷逝之感。譬如頗與此地風水吻合的所謂“小女人散文”。又譬如以新人類自命的衛慧(代表作就叫《上海寶貝》，)還有棉棉……在北京文學則一直是男人的霸業，繼王蒙、劉心武之後，獨領風騷的要算是王朔了，以北京痞子自稱，作品也有地域特色，如《頑主》、《動物與凶猛》等。上海人的小說太像輕音樂，受鴛鴦蝴派毒害太深，北京人的小說一向以口語化取勝，很容易改編成電視劇或話劇什麼的。仔細比較還能發現：上海製造的小說大都籠罩著悲劇的氛圍，北京生產的小說則塗抹喜劇的色彩，連苦難的歲月在記憶中都會變成陽光燦爛的日子。上海總是在懷舊，蹙眉捧心作怨婦狀，顧影自憐。北京人最關注的則是現實(幾朝的富貴對於他們都是不屑於繼承的遺產)，因為他們憧憬未來。這或許就是悲觀主義者與樂觀主義者的區別。在上海，隻有一百年曆史的名宅、教堂、老飯店，似乎都值得當地文人們去憑吊、徘徊、撫今思昔、涕淚交錯。而北京有那麼多貨真價實的名勝古跡，主要是用來吸引外地遊客的，本地人沒事很少去閑逛或傷懷的。北京，連女人都有點大大咧咧的，落落大方，心直口快，一切全寫在臉上，爽朗有餘，含蓄不足，繼承了太陽的性格。至於上海，則充滿了月亮的特點，陰晴圓缺，雲籠霧罩，連男人都難以避免這種影響，他們溫和細致，禮貌文雅，習慣在咖啡廳角落綿綿私語，不太勝任在大庭廣眾之中慷慨陳詞；當然，涉及到利益的問題他們又帳目清晰、纖毫不亂，絕對算稱職的商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天之驕子，也各有千秋。上海人身上，也不無值得北京人學習的地方。商界的一位高手對我說，他喜歡跟上海人做生意，跟北京人做朋友。跟上海人簽合同特讚助，討價還價至少要好幾回合，經常為小數點後麵的數字爭吵得麵紅耳赤，像家庭婦女買菜時所為，斤斤計較。但有個好處：一旦雙方達成了協議，就不用擔心了，一定會兌現。上海人輕易不承諾，而兌現承諾時的認真態度，不比討價還價時遜色。他們真正繼承了商人的傳統：重信譽。北京人重的則是信義，因為他們講的是江湖義氣。他們意氣用事時樂於助人，喜歡承諾，而不考慮兌現的難度。即使談買賣，營造出的也是朋友的氛圍，而不願分清合作夥伴的關係。經常感情用事：“咱兩誰跟誰呀?”或“你還信不過我嗎”但衝動的說的大話，有些酒醒後就忘了，有些則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你可千萬別當真呀。否則你會有某種受騙的感覺：這人怎麼說話不算數呀，口口聲聲是朋友，這也太不夠朋友了。其實他並不是存心騙你的。他就是這麼個馬馬虎虎、咋咋呼呼的性格。跟北京人做朋友有樂趣，總能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江湖大一統，像守著個火爐似的。跟上海人做生意則很清爽，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涇渭分明，不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上海人做生意，時刻遵守遊戲規則。北京人的生意，則容易演變成無規則遊戲。所以北京出熱血的政治家，上海出冷靜的生意人。城市對人的影響，有時是不可逆轉或違抗的。但如果能把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則是更大的勝利。關於這一點，魯迅早就說過：“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是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人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背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在美學上也是如此：陽剛之氣與陰柔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京派與海派之爭，久矣。在魯迅的時代就沸沸揚揚地鬧過。北京人與上海人，堪稱北人與南人的典型，也是其成功者，但一直似乎都有點互相看不順眼的意思。或許，雙方都過於自尊了。在當代也是如此。這似乎就不太順應潮流了。幸虧上海的王安憶評點得好，未帶什麼偏見：“上海和北京的區別首先在於小和大。北京的馬路、樓房、天空和風沙，體積都是上海的數倍……即便是上海的寺廟也是人間煙火，而北京人的民宅俚巷都有著莊嚴肅穆之感……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於藝術感，後者則更具實用精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讓北京變成另一個上海，或讓上海變成第二個北京，都會有遺憾。差別中才有美，才有價值。
北京話
我愛北京，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因為北京話好聽。在南方時看電視聽廣播，覺得那種字正腔圓的語調既規範又令人陶醉。後來到北京了，一坐公共汽車，發現周圍的人個個都像播音員(從售票員開始)，而且日常的口語另有一番生動活潑的效果。跟當地人交談(哪怕僅僅問一次路)，確實能帶來聽力上的享受。在瀏覽北京諸多著名的公園、街道、建築之前，我便完整地感受到一個聽覺中的北京。或者說，北京最初是以聲音的形式進入我的聽覺，用最快的速度占據了我內心。我像一滴方言的水珠，融入北京話的汪洋大海中。我興致勃勃地加以模仿，當然這不得不努力克製方言的慣性。在北京話的誘惑中，我下意識地改變著自己。北京啊北京，如此輕易地就從口音上改造了一個外鄉人。
嚴格地說，北京話也是一種方言，不過是最接近普通話的方言。它也有被改造的時候：普通話是在北京話的基礎上改良的，作為全國人民的標準語言。中國地域廣博、風俗複雜，能講一口普通話，似乎就獲得了語言上的通行證。尤其在北京這種包容了各地移民的國際大都會，普通話(或北京話)是有優勢的。幾乎每個外來者，都會麵臨這種口音上的改造。
我有位湖北來的朋友叫古清生，寫過一篇《帶著方言闖北京》。他起初打算用三個月學會說北京話，在小旅館裏關起門窗拉上窗簾坐在電視機前悄悄地練習(挺羞澀的樣子)，後來發現播音員的語速太快了。緊追快趕也跟不上，於是便像被一趟火車甩在半道上一樣沮喪：“北京話難煞我也!”據他自己說過去夢想過到中央電視台說相聲，現在再不敢做這種夢了。有一次文友們在鼓樓聚餐，在座的有一位研究漢字的美國博士生，古清生剛跟他交談幾句，便有人舉筷指出：你的北京話沒有這位美國朋友說得好。此言一出引起哄堂大笑，古清生尷尬極了：“那位攜著北京小妞的牙買加裔美國佬居然能說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這個事實說明，我在語言學上是愚鈍之至已經超越國界。”他上街購物時常遇見賣方問：“您是外地人吧?”很納悶：“你怎麼知道的?”這把別人逗樂了：“您開口說話我不就聽出來了嘛。”老古便感歎：語言啊語言，你是人身上唯一難以改變不可醫治也掩藏不了的一件致命的小玩意兒。從此他一刻也不敢放鬆操持方言可能招至傷害的警惕性，每次“打的”甚至在必要地交待目的地之外，還額外補充一句：上班真個兒沒勁。其實這位自由撰稿人上的哪門子班嘛，不過是提防司機從口音分辨出他外地人的身份而搞點什麼貓膩(繞路之類)。時間長了才發現，北京其實是較少方言歧視的城市，擔心純屬多餘：“與北京人交談中，他們很多人願意在談話的間隙猜測一下我是哪省人。如果我說猜中了，他們甚至會為此表現出一種天真的快樂。”
像古清生這樣曾努力學說普通話而失敗的人不在少數。賈平凹也進行過類似的嚐試：“我曾經努力學過普通話，早最是我補過一次金牙的時候，再是我戀愛的時候，再是我有些名聲，常常被人邀請。但我一學說，舌頭就發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兒的一字步，有醋溜過的味兒。自己都惡心自己的聲調，也便羞於出口讓別人聽，所以終沒有學成。”他出門不大說話，是因為不會說普通話。據說一口秦腔的賈氏不怎麼多來北京，也是因為說不慣普通話加上不願意更換語言環境。在異鄉的他總是給人沉默寡言的印象，其實這位小說家在其鍾愛的西安城裏還是極健談的(如魚遊回水中)，甚至自稱擅長罵人的藝術，“用家鄉的土話罵，很覺暢美。”這種所謂的罵並沒有恨的意思，相反還浸透了對如影隨形的母語的愛。非如此似乎不能淋漓盡致地與母語相親相愛?方言也有普通話無法取代的魅力與感情色彩。賈平凹棄學普通話的理由是，“毛主席都不說普通話，我也不說了。”
北京就是這樣一座富於樂感的城市：在這裏，你會聽見最標準的普通話，也有遭遇種類最豐富的方言。這裏除了沉默的天壇、地壇、日壇、月壇之外，還另有一座嘹亮的人類的講壇，雖然它是無形的，卻供俸在我們每個人的口音裏。各地方言的加入，也在擴張著它的輪廊，並接受著它的考驗。不管怎麼說，正宗的北京話還是好聽的，這種“好聽”還包含著易懂的意思。北京人說話，也是很藝術的。我對北京話沒有什麼抵觸情緒，雖然在學說時也難免流露模仿的痕跡。這注定我永遠隻是北京話的模仿者。當然換一個角度來理解；越來越多的模仿者，(帶著各自的口音)，不也正是北京話得以強大的原因?如果說我是因為愛聽北京話而來此地的，那肯定太誇張。但北京話好聽，也使我更愛北京了。聽覺中的北京，似乎比視覺中的北京更為深遠、廣博(甚至能把我帶回老舍那個時代)。北京話啊北京話，究竟是古老的，還是年輕的?一個世紀以來，北京的街景、居民、建築以及風格在變，唯獨琅琅上口的北京話沒變，在一代又一代講述者的口中繼承著，語言是否才是最不容易被歲月改變的事物呢?才是一座城市最明顯、最本質的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北京話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