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來北京時還遠遠把握不住這座城市的規律。我有一次從三裏河去東單辦事，在孤獨的站牌下等待了好久，一位偶然經過的行人告訴我：“這趟公共汽車停開了。”頭也不回地走了。我正納悶呢：是否發生什麼事情了?第二位行人提供了答案：每年春天這一天，北京舉行全城馬拉鬆運動，長跑隊伍經過的沿途路線機動車繞道而行，公共交通也暫時中斷。我隻好步行，剛走上長安街，馬拉鬆隊伍迎麵過來了，跑在前麵的運動員背心短褲，熱氣騰騰地穿行在料峭寒風中，跟在後麵的群眾則近似農民暴動，熱鬧非凡，每年這一天，他們可以享受不用規避車輛在長安待(中國的1號公路)縱情奔跑的自由。甚至不斷有路邊圍觀的群眾加入。據說每年北京的馬拉鬆長跑，都有幾千位選手(包括外國人)參加。我仿佛目睹了一支夢之隊，長安街上的夢之隊。北京城裏居然有這麼多的追夢者。這是一幅頗為壯觀的時代畫麵，我在一首詩裏寫過：這支隊伍簡直是從古希借跑過來的。從雅典到北京，人類的馬拉鬆喲!我忽然為生活在這座衝動的城市感到莫名的幸福：我並不孤獨，所有人都在奔跑，在自己的路上大步流星，這是一種停不下來的趨勢，一種熱愛運動的生活。甚至生活本質，在他們心目中都是一場偉大的運動。誰也不甘心成為落伍者，哪怕跑得最快的人隻有一個：甚至不能說他在領導著群眾，恰恰相反，是後麵的群眾在推動著他。作為一個遠足而來的外省文人，這座城市的集體精神與魅力怎能不感染我?雖然我有自己的跑道與奔跑方式，但我仿佛看見，魯迅跑在前麵，老舍、沈從文、艾青也跑在前麵，所有的人都跑在我的前麵，我是這座城市的遲到者，我要追趕他們，哪怕做個追隨者也是光榮的。我所假設的已是一場時間的長跑了，在世紀的馬拉鬆中，北京歡迎著任何人的加盟。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長安街上的夢之隊的成員。我奔跑的精神，是北京啟發並培養的。奔跑的精神甚至比奔跑的速度更為重要。
筒子樓
北京人習慣把那種老式的宿舍樓叫做筒子樓。許多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外地大學生，都有過住簡子樓的經曆。我也不例外。我住的是沙灘北街的老北京大學宿舍，又叫老灰樓，是由四棟筒子樓合圍的四合院式的建築，中間有一塊空地作為天井，可供晾曬衣被什麼的。據說這是由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設計的。這座五四運動時期就存在的筒子樓，已經很老舊了，但卻不允許拆，作為文物受到保護，而且裏麵一直住滿了年輕人。每個月輪流查電表、收水電費。樓道裏堆滿了雜物，像地道一樣昏暗，即使大白天也必須開燈，否則摸黑走難免會踢幫鄰居家牆腳的醬油瓶或大白菜。
我搬來的時候已經晚了，狹窄的樓道已被各家搶占了地盤，已經擱不下煤氣罐了。幸好我沒有煤氣罐。天天上班，都在單位的食堂吃完飯再回來。
我的對門住著一對帶小孩的年輕夫婦。妻子挺勤快，一日三餐都不含糊。有一天晚上她家炸帶魚了，香得我一夜沒睡著。我這個單身漢，無意中也分享了別人的家庭的幸福。我很羨慕這三口之家，在如此艱辛的居住條件下，仍能生活得有滋有味。
有一次單位輪到我義務獻血，從醫院回來手有點抖，開門時鑰匙掉在地上。對門的女主人正在樓道裏做中飯，見我臉色不大好，問我怎麼了。我說沒什麼，單位獻血，就進門休息了。一覺醒來，聽見有人敲門，原來是對門的女主人，替我煮了一鍋紅豆湯。她說你也沒有煤氣灶，我就替你煮了，紅豆補血。說實話那一瞬間我挺感到的。因為在此之前我與鄰居家的交流並不多，但這一鍋紅豆湯，人情味太濃了。這是那幾年筒子樓生活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記憶，筒子樓，人情味很濃。
後來她家分到了單元房，搬走了。我真心地替他們高興。
後來我也搬家了，我又替自己高興。
又有更年輕的房客，接替著我們。體驗筒子樓。筒子樓，仿佛是一個通向幸福的中轉車站。當你真正擁有幸福之後，會加倍地懷念它，珍惜它。
我懷念筒子樓，那裏麵收藏著我的青春歲月。住在筒子樓裏的我，很樸素也很單純，而且對未來的幸福充滿夢想。當人感到滿足的時候，也就不再有夢想了。
人生，不怕苦難，隻怕沒有夢想。
中戲的小劇場
位於北京東棉花胡同的中戲，有個大名鼎鼎的小劇場，據說又叫“黑匣子”。這跟它的結構有關：當舞台的燈轉暗，觀眾們激動的麵孔變得模糊，環顧四周，怎麼看都像一個方方正正的黑箱。但這隻狹窄擁擠的黑箱裏(估計僅能容納數百人，而且都是在不規則的階梯看台上席地而坐)，時常變魔術般地拉出一連串轟動京城的現代派戲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黑匣子”是神秘的，置身其中你甚至會產生某種精神上的開闊之感。莫非那裏麵確實收藏著莎士比亞不死的魂靈，像世紀末許多沒有“名份”的先鋒導演、編怖所夢寐以求的那樣?
“黑匣子”也就成了光明的化身。坐在熄燈後的小劇場裏，我聆聽著台上演員夾生地背誦沒怎麼彩排的台詞，同時暗自念叨著自己的台詞，顧城的兩行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我有意把這句著名的獨白轉贈給““黑匣子”，以及那些在探照燈的追逐下忽隱忽現的角色們。
每逢有新劇種上演，雖然沒見怎麼做廣告，但北京城裏一批最優秀的另類青年們總能口耳相傳、傾巢出動，像遠近的蜜蜂聞見花香似地爭相湧進“黑匣子”。有玩搖滾的披頭士，有上認沾滿顏料痕跡的油畫家(穿著迷彩服?)，還有到哪兒都拎著易拉罐啤酒的流浪詩人以及打扮得很“酷”的染發女孩……開幕前的十分鍾是最精彩的，我目不暇接地打量著這些個性鮮明、目光清高的觀眾們，在燈光通明的“黑匣子”裏粉墨登場。應該承認：他們比台上的演員更像演員，更富有表演欲抑或更為“專業”。甚至他們每個人諱莫如深的身世，也將比這個時代的編劇挖空心思想象出來的情節更具有戲劇性。他們肯定過著比所有的戲劇(乃至生活本身)更有激情的生活，一種特殊化的生活。也將體會到更為深切的挫折與幻滅。小劇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是為觀眾而存在的，並非為演員而存在。也就是說，舞台的概念已經延伸到觀眾席上，以及更大的範圍。這隻中國式的“黑匣子”也是如此。它蘊藏的內容及外延，比我們所能目擊到的要多得多。
我跟藝術圈子裏的朋友會麵，就多次約定在“黑匣子”。像這樣邊看戲邊等人或找人的情況很普遍，甚至不乏詩意，遲到者的目光總是先在觀眾席上搜索，又招手又打啞語的，當然會分散別人的注意力。好在大家已習慣了，潛意識裏甚至覺得：這腐化是劇情裏安排好的。在“黑匣子”裏還很容易碰見沒有事先約定的熟人，碰見了也不怎麼驚奇。北京的空間似乎就這麼小，熟人似乎又那麼多，過一條馬路沒準就能邂逅幾位詩友、畫友、酒友抑或發燒友。我還遇見過去的女友挽著別人的胳膊一起來看戲的呢，不時回頭望坐在後排的我。我目不斜視，似乎深深為劇情所吸引。但那場戲其實算白看了。第二天跟辦公室同事“侃”觀後感，我差點把孟京輝導演的這部《戀愛的犀牛》說成了《做愛的犀牛》。這算是笑話：一字之差，意義全變了。犀牛是否會談戀愛?不得而知。至於做愛，他們肯定無師自通。戲劇已經把人性之光播灑到世間萬物身上。
我是黑匣子的常客。但印象最深刻的，反倒是五年前在這裏看的第一部戲：具有解構主義色彩的《放下你的鞭子》(也許看多了，不管悲劇還是喜劇，人也會變得麻木)。前半截套用了抗戰時期一部同名的街頭戲，在小劇場門前的一塊空地上進行；後半截演繹一段歐洲某名劇，移進室內，所以看到一半觀眾也要跟演員一起“挪窩”，感受到場景的更換。演前半截時尚是傍晚，天色還很亮，無需燈光。露天表演，群眾圍觀。女主角是伍宇娟，穿了身藍印花布的小褂，雖是扮演受辱的民女，卻明眸皓齒，像根蔥一樣挺拔白嫩。我想，如果真是她的話，地主老財沒準也下不了毒手、揮不動鞭子的，還不如反過來抽打抽打自己呢，即使放下鞭子，也肯定是動了想娶她回家的心思。夕陽下的伍宇娟本人，比其影視形象還要漂亮。我一邊欣賞一邊納悶：這位當時正紅火的電影明星，怎麼有空來為現場的寥寥百餘人表演小話劇的?小話劇其實是一門徹頭徹尾洋溢著休閑味道的藝術。或者說，是為少數人服務的藝術。至於這所謂的少數人，常常嗜好古怪、身份模糊，有時候像精英，有時候又像渣滓，藝術家很容易有怪癖的。小劇場簡直就是少數人的俱樂部。詩人王家新曾有一篇文章，題為《獻給無限的少數人》。隻要大於零就可以了。就足以證明少數人的存在。
小劇場的特色在於小。小劇場，小劇場，要是能再小一點就好了。縮小範圍比擴大範圍要艱難得多，藝術需要的恰恰是提煉或篩選的過程。避免泥沙俱下，避免魚目混珠。小劇場真正的價值，應該與票房收入無關。
每次從“黑匣子”出來，需要穿過曲曲折折的胡同，才能走上大街。我邊走邊想：中國的戲劇宮殿(而且是微型的宮殿)，雖然被如此傳統、如此密集的胡同包圍著、埋藏著。直到站在寒風凜冽的午夜街頭招手等車，我尚未完全從沉醉的劇情中醒來，好在出租車會安全地送我回家。我又回到對岸的世俗生活中，像一位離開戰場的退伍兵。有點兒惆悵，有點兒失落，但也不無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