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街頭的韓國餐館
北京是一座集中外飲食文化之大成的國際化都市，繼歐風美雨之後，悄然登陸的韓國餐館(以燒烤為特色)如雨後春筍般在街頭巷尾湧現。跟朋友去吃韓國燒烤，朋友手指臨街的落地玻璃窗上用彩紙剪貼的一行大字，“身士不二”，問道：“我見過不少韓國餐館的櫥窗上都寫有這句話，不知是什麼意思?”我無法解答，於是憑空猜測：肯定不是特色菜名，也不像招徠顧客的廣告詞，倒近似於一句有典故的成語、一條有警示意味的標語，經營者以此清心明誌，同時給來往的人群以善意的提醒……
這謎一樣的四個字使我浮想聯翩。身土不二，僅僅從字麵上理解，似乎揭示了人類自身與其依托的土地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土地孕育了我們的身體，同時也給予了我們靈魂，人類對故土的依賴與眷念，不見得比植物淡薄。尤其對於身若浮萍的遊子而言，故鄉的泥土的精神上甚至比黃金還要寶貴，那裏維係著我們生命中看不見的根。我們的血統、性格以及品質，幾乎無不受到故鄉抑或過去的生活深深的影響。這是我們最無法背叛的事物與信仰。選擇遺忘(中國有句俗語叫“忘本”)就等於背叛記憶，做記憶的叛徒是可恥的。
從此我每路過風格獨特的韓國餐館便加倍留心，查找它們的門窗上是否寫有“身土不二”的字樣。我也曾向偶遇的韓國留學生打聽，說法不一，但大多接近於我的猜測。雖然未能尋找到最精確、最有依據的答案，但我堅信自己理解了它所寄拖的涵義。這個耐人靈味的謎語使我感應到一種深不可測的文化傳統，我聯想到中國的“飲水思源”之類的座右銘。韓國人不遠萬裏來到北京開餐館，為謀生而忙碌，但內心依然供奉著古老的信條對故士的思念，對故國的膜拜。這本身就是他們的尊嚴。我對北京城裏的韓國餐印象一直很好，記得離我寓的懷遠的五四大街曾有一座較著名的“三千裏”酒家，裏麵的服務員都是穿著鮮豔的民族服裝的韓國女孩，我幾年前多次在那時招待遠道而來的老家親戚。隻是那時候我沒有注意櫥窗上是否寫有“身土不二”字樣，現在想去查驗也來不及了：它的門麵已改為生意興隆的“四合裝飾城”了。每路過那幢雕欄玉砌的小樓，我總有一絲悵然：那些精於烹飪的韓國人去哪兒了?還繼續開餐館嗎?莫非因為鄉情催促而動身回國了?對於他們，北京再好，也畢竟是異鄉，難免水土不服，而故國的炊煙每時每刻都會安慰著、呼喚著遠方的遊子……哦，天人合一，身土不二!
依稀記得張明敏曾唱過一首《故鄉的泥土》：“聽說你將遠渡重洋，送你一把故鄉的泥土……這把泥土，春雷打過，野火燒過，杜鵑花曾經開過，你我曾攜手走……”這證明了人對泥土的感情，它簡直跟我們的血肉融彙在一起，構成我們幸福抑或憂愁的原因。像台灣詩人鄭愁予所抒發的：“一把黃土，塑成千萬個你我，動脈是長江，靜脈是黃河，五千年的文明是生生不息的脈搏，提醒你，提醒我，，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中國。”可見鄉愁與鄉戀是這座星球是所有遊子普遍的感情，超越語言、文字、血統抑或膚色的隔閡。不管是黃土地、紅土地、黑土地，都遺傳著祖祖輩輩、世世代代播種、耕耘以及收獲的“葉落歸根”、“身土不二”的樸素真理。難以許多遊子遠走天涯、背井離鄉之際，都要懷揣一小袋故園滾燙的泥土，作為靈魂的守護，作為精神最原始的資本。鄉土裏包容著往事的縮影。望鄉的迷惘折磨著遊子的眼神。即使生命會像日落後的石頭一樣逐漸冷卻，可供奉在心靈殿堂至高無上位置的一捧熱土。卻餘溫尚存。“為什麼我的跟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是艾青獻給土地的頌歌，詩人還抒發了不朽的情愫：“假如我是一隻鳥，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然後我死了，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裏麵。”我相信，每個民族、每個國度都流傳著類似的對土地的情歌，雖然土地本身是沉默的，在人類的記憶與現實是緊抿住堅強的嘴唇。
我仿佛看見，成千上萬的遊子像這個世界的候鳥一樣，在夢境中，在想象中，在自己的航線上飛行，無論秋去春來，花開花落，都努力向故鄉的麵影靠攏。他們在一種永遠的訓誡裏不知疲倦地飛行，經曆了高山、河流、車站、碼頭、樓群乃至獵槍的反光，尋找早年的空巢。葉落歸根，抑或“羽毛腐爛在土地裏麵”也是一生中所期待的最後的幸福。
身土不二，靈魂與土地相廝守，如同骨肉交融。上帝賦予他們一對無形的翅膀，是為了流浪的，然而更是為了回歸。他們永遠渴望著在故鄉的嘴唇上靠岸。應該說這是一種精神了，而且是人類最偉大精神之一。不僅僅出自生命的本能，更是一種高貴的信仰。
長安街上詩人夢
北京在我心目中應該是出大詩人的地方，就像唐朝時的長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誰不曾經滿腔熱血地投奔而來，在天子腳下寫過詩呢？杜甫是這樣寫李白的：“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堪稱絕唱了。長安是唐朝的大師們得誌或失意的地方。那麼北京之於今天的詩人意義何在呢？
我從外省移居首都，是1989年，其時童話詩人顧城已攜妻子謝燁去了新西蘭，但他後來的小說《英兒》裏的英兒，尚留在北京。當時我隻知道她叫麥琪，是《詩刊》的普通編輯。我常去《詩刊》找校友王家新，發現和他同一間辦公室有個穿紅毛衣的女編輯，模樣很清秀。印象中長一張甜甜的蘋果臉，笑起來有酒渦，看人時眼光淡淡的。不像職業編輯，倒像是清純如愛寫詩的女大學生什麼的。讀到《人民文學》上一組深奧凝重的《背靠黑夜》，想不到居然是麥琪寫的。後來又知道麥琪是筆名，真名叫李英。啊，北京的年輕女詩人，年輕漂亮。
過兩個月再去，她已消失了。那張堆滿稿件的辦公桌蒙著薄薄的灰塵。聽說已調離《詩刊》，好像是出國了。在這個高速運轉的城市，她纖柔如羽毛的影子很快被人們淡忘了。
幾年過後，傳來顧城在新西蘭殺妻並自殺的消息，接著滿大街的書攤都擺出了顧城的遺著《英兒》。市民們很激動。我讀《英兒》時比別人慢半拍。我這才知道所謂的英兒就是麥琪，就是李英。我與故事的女主人公有過一麵之緣呢。腦海裏不時浮現出那個穿紅毛衣的女孩清純的形象，跟紙上的文字糾纏在一起。她從我的視野失蹤之後，就直飛新西蘭，直飛這個終將被眾人知曉的宿命般的故事，和隱居於激流島的顧城夫婦會合了。
在見到生活中的英兒那段時間，我與王家新曾結伴坐火車去神農架參加過詩會，一路上他不斷在筆記本裏塗寫著思想的片斷，像一位伏在膝蓋上揮筆疾書的戰地記者。他內心的戰爭彈片橫飛，是多麼壯觀的精神景象。他麵部的表情更像個虔誠的記錄者，為內心的暴君忠實地寫傳。所以他熾烈的詩句更像是從熔爐或煉獄裏濺出的鋼花。有這樣頂風寫作的詩人，有著力與美的觀眾都是幸運的。這是我神農架之行的意外收獲。回北京後，我又應邀去參觀他西單胡同的書房，深藏於一座老式四合院的西廂，周圍的鄰居恐怕並不知曉院子裏住著一位名聲在外的詩人。我印象中他的書房沒有暖氣，而靠燒蜂窩煤取暖，兩位詩人手捧開水杯子一邊嗬氣、一邊頓腳、一邊談論美國勃萊的名句：“清貧而聽著風聲也是一種幸福。”沒多久他就去了霧都倫敦。北京出現在他回憶的篇幅中：“在北京的生活給我帶來了某種精神的東西，這主要取決於中國北方那種嚴峻的生存環境，開闊的天空，秋天橫貫而過的大氣流，在霜寒中變得異常美麗的紅葉，以及更嚴酷但也更能給我們的靈魂帶來莫名喜悅的冬天。我接受著它們的洗禮。我想這比北京的政治文化生活要更深刻地影響到一個人……如果說葉芝早年的精神幻象是一個想象中的拜占庭，那我隻能朝向那深刻地觸疼我、但又賦予我的生命以意義和形式的北京。我相信這具體、確鑿的地點和事物，一經詩歌的轉化，更會成為銘刻在靈魂裏的風景。”這就是一位詩人對一座城市的感恩。不妨將此認同、擴張為集體的方式，即每位詩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北京，一張親手描繪的北京地圖。在地圖上行走、在紙上行走，等於是一種個人化的巡禮。我們通過文字與北京越走越近，直至成為它精神城廓的一部分。
我來北京的那一年，詩人們都在談論著海子。同年春天，這位北大畢業、執教於郊縣某學校的赤子詩人剛剛在山海關鐵道線上臥軌。從此他的詩篇浸透了血的概念。許多人都把他當做這個時代年輕的詩歌大師來看待。據說他死時已兩天沒吃飯，胃裏隻有幾瓣清香的橘片。又聽說他生前一直是處子，甚至沒正式談過戀愛。這也是一種清潔的精神吧。可他卻寫過一首纏綿悱惻的情歌《三姐妹》，把自己在不同時期暗戀的三個女孩比喻為草原上的三位女神。還有一首在戈壁灘上寫的《姐姐》，結尾是“今夜，我不想人類，我隻想你。”這就是海子，單純而又豐富。讀讀他的作品吧，那裏麵延續著他的心跳與脈搏。可以忍受海子離開我們，但我們無法離開海子的詩，他的抒情品格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