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黎明曲
—初來北國
出現在我人生道路第一站的是“欺詐”。跑出北平前門火車站的馬車，在得得的蹄聲中，兩分鍾就把我送到正陽門外的家小旅館。馬車夫欺我年少，連虛假繞道也不，就向我強索兩個銀元的車費。
我抗聲：“這點路就要兩塊錢？”
馬車夫耍蠻：“我不吃？我的馬不吃？”老板做好做歹，拉拉扯扯，讓夥計把我的箱子、包裹提進了小旅館。
小旅館破舊不堪，小房間黑洞洞的。長途疲勞，再加上氣悶，我連晚飯也沒吃，就早早上了床。
可是，入夜，我被“臭蟲王國”的千軍萬馬重重圍攻。
臭蟲把我咬得渾身發癢。我開燈一看，臭蟲四處逃散，我快速殺死它！十幾個，滿是血。
我把一張破藤躺椅放在床上，想隔離臭蟲，少挨咬。可是剛熄燈，又是渾身奇癢。我被迫又開燈，這才看出臭蟲對我進攻的來路很多，有從床上往躺椅上爬的，有從牆縫往外鑽的，有從破頂棚往下掉的……
這陣勢使我精神緊張，頭皮發麻，身子顫抖。
我隻好亮著燈，坐在破窗前，盼望天明。
天剛蒙蒙亮，我就像被大赦似的跑出小旅館。
摸摸纏在我腰上的布帶，癟了一些。這是家裏的賣豬錢供我逃亡在外的費用。我不想再雇車上當，隻想提著箱子、背著包袱，問路去北京大學尋找一個高班同學求助。可是年輕人好動，我想時間還早，先觀看一番北平街景再說：“。
我順著正陽門南去的大街觀光，比商店林立、五光十色的潮州太平路熱鬧繁華多了。一直到半上午，我才溜達到一處大雜耍場。一打聽，這地方叫“天橋”。天橋，是北平平民的遊樂場所，有說：“相聲的，有賣小吃的，有摔跤的，有耍把戲的，真是人間百戲紛呈。在故鄉潮州，我久居貧民窟，現在，來到北平天橋，這地方很有貧民窟的韻味，我喜歡這個去處。我年輕，好奇心強，精力飽滿，竟忘記了一夜臭蟲的圍攻，看看小戲園的滑稽演出，聽聽相聲的打情買俏，竟在天橋留連忘返。
昨天沒有吃晚飯，今早又沒滴水入肚，餓了，我歡歡喜喜買了兩個燒餅吃。
年輕人不知道憂愁，正在我盡情享樂的時候，忽然有人在背後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是一個低班同學，叫朱道明。他也是因參加鬧學潮，被學校開除了的，卻比我先一步來到北平。
他鄉遇故知，喜不自勝。他拉住我問：“你住在哪裏？”
我這才愁眉苦臉地說：“我還沒有找到落腳的地方呢！”
朱道明和我一道回到正陽門小旅館。我提箱子，他背包袱，把我領到他的住處。
原來，他住在沙灘的一家小公寓裏。他房子裏正好有一張空鋪，我就和他同房間住下了。
北京大學的紅樓就在沙灘。沙灘也叫“漢花園”。我有了落腳處，就不麻煩去找那個高班同學了。
初到北平，好奇心特盛。光吃早點，燒餅油條，就覺得別有風味。尤其是馬蹄白麥餅夾糖心油餅，味更香甜。馬蹄和糖油餅分大小套，我和朱道明每天早上要各吃兩大套才能填飽肚子。
朱道明是個忠厚樸實的青年，我和他相處得很好。
北平初秋的天空透藍，有時出現幾縷雲紗，天空更是藍晶晶，簡直像是一塊藍寶石。我和朱道明雖然流落在這座古都名城，但心情美好，白天經常到附近的故宮、景山、北海遊逛，夜晚我們喜歡逛東安市場，買一斤大棗回來狂啖大嚼。
我們住在公寓的後院。小小的院子，幾間鬥室。我們的隔壁房間住著兩個東北流亡學生，一個瘦長，一個短粗。他們遠離白山黑水，流落北平，生活來源隻靠一個年輕女人。她僅屬中姿，有幾分風韻。我們猜想她是個有錢人家的姨太太。她每星期來一次這個小公寓，一頭鑽進隔壁房間，隨即那個短粗的小夥子就出門去了。過了個把時辰，短粗小夥子滿抱燒雞、醬肉、麵包、水果回來。我和朱道明看在眼裏，傷在心裏。袓國啊，母親！我們好端端的東北淪陷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手裏，我們同代的東北青年流落關內，生活無著！……
目睹耳染，幸好這種日子我們過得並不長。朱道明考上了大同中學，搬到學校宿舍去了。而我卻搬到沙灘的另一家公寓，和同班同學黃穀農(就是後來的民俗學家和作家薛汕）同
住一個房間。
黃穀農也是被金山中學開除的領導學潮的左傾分子。他也是窮孩子出身父親是個製造木屐的工匠。
我的腰帶輕了，藏在裏邊的銀元越花越少了。黃穀農也囊中羞澀。
黃穀農用假文憑考上了中國大學。一方麵是為了靠近學校，另一方麵是為了節省，我們一同搬到西城的貴人關。“貴人關”原名“鬼門關”，地處偏僻，房屋低矮破爛。我們租用了一家小公寓西曬的房子，房租便宜，連同燈水和日食兩餐，每月隻收費三元。當然，夥食兩餐雷同，都是兩個饅頭、一碗小米稀飯和一碟子綠豆芽炒韭菜。和我們同住的還有一個高班同學詹昭源，其實房租水電連同吃飯，都是他掏的腰包。他的哥哥在天津師範學院教書，每月給詹昭源寄來一筆費用，等到他知道他的弟弟把他辛辛苦苦吃粉筆灰賺的錢，分給了我們一同維持生活，寫信時屢有煩言。但詹昭源很有義氣，對窮同學一如既往熱情地支持和幫助我和黃穀農生活和學習。
生活太窮困，我異想天開，把高中作文競賽冠軍獲獎的《暴風雨之夜》寄給了報紙副刊，心想高中獲獎的作文總能被采用，哪料到卻被編輯部退了回來。我恍然大悟，這才知道北平是全國有名的文化城，文學水平高，我這海濱來的小青年才疏學淺，哪能插足藝術之林？
那時，黃穀農喜歡寫詩。有一天，詩人林庚突然來到小公寓找黃穀農。他坐在床上，對我們侃侃而談。林庚不僅是詩人，而且還是大學教授，一點架子都沒有。
我和黃穀農受到林庚的鼓舞和啟發。我開始舞文弄墨，寫點時事小評論、小散文、小品文，有時被發表在報屁股上，一個月也能得到幾角錢的稿費，補助生活。
營養不良，用腦過度，最使我痛心哀傷的是，忽然接到我的一個同學從故鄉潮州寄來的一封信，傳來我父親的死訊。說：“是那一天，縣長路過貧民窟，我父親積恨動刀砍貪官，卻給縣長的馬弁開槍擊倒，傷重死亡。我想到人亡家散，大嫂被賣到韓江上遊大山區，哥哥阿劃埋骨潮州北郊竹竿山。現在，父親被凶殺，隻留下母親一個人，她失去了老伴，失去了賢媳，又失去了大兒子，小兒子流浪在北方，她隻好離家，重度過去在韓江兩岸流浪打短工的淒苦歲月，但她已年過五十，做不動許多活，孤孤單單能爭得一碗稀飯糊口就算不錯了，多半時候，她以乞討為生。
接到我父親死訊的那一刻，我正在寫一篇社會短評。我含淚寫完最後一段，然後才擲筆，悄悄地哭了一陣。也許因為哀傷過度，一夜之間，我竟頭生白發！
詹昭源經濟上較前困窘，顯然是他的哥哥嫌他支持幫助我和黃穀農的生活費用，加重了他的負擔，因此，有意克扣他的弟弟，少彙錢。詹昭源是一個誠實青年，為人耿直熱情，但此時對我和黃穀農也愛莫能助。
我和黃穀農陷入了生活的困境，幸好這時轉往香港讀書的同學陳章序（即後來的南海海洋專家陳史堅）也許知道了我喪父，同情我流落北平，每月給我寄來了五元港幣，賴以為生。
終於，詹昭源搬進了二龍坑中國大學宿舍，而黃穀農也拿著一本“化緣簿”風塵仆仆奔波街巷，四處乞求旅平同鄉簽名，呈遞潮州會館得到一年僅幾十元的“助學金”。
偏偏在這個時候，在香港上學的陳章序也許是力不從心，斷絕了資助。
在貧窮潦倒中，我忽然想起在北來的海輪上那個複旦大學生給我的那張名片。我從破箱子裏找出了名片，去我同鄉教授羅柏麓先生。這是我的唯一希望。
一個星期天，我按地址跑到東城找到羅家。羅柏麓教授四十開外，是個胖子，廣東很少有這樣身材魁梧的人。見麵時，我忐忑不安。沒想到羅教授是個慈善可親的人，他一眼就看出我是一個流浪青年，衣衫不整，頭發粗長。他上下打量我一會兒，然後細看名片，溫聲和氣地責備我說：“你為什麼這麼晚才來找我？”
是的，從名片上寫的日期可以看出，我到北平已經快半年了。我怎麼回答羅教授呢？是說：“我不願麻煩他？是說：“我不肯求助於人？
羅柏麓教授問明我的身世和怎樣來到北平的，然後留我吃了一頓飯。臨別的時候，他記下了我居住的小公寓地址：“鬼門關”。
還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忽然接到一張明信片，是羅教授要我在這個星期六下午到他家裏去。去幹什麼呢？我又疑心，又驚喜。
我遵照時間來到東城羅教授家。羅先生熱情地接待我，又是讓座，又是倒茶。這一次，我才注意他書房的擺設，一套沙發，一張鑲大理石的圓桌，幾把紅木椅子，四壁圍一圈裝滿法文和中文書籍的書櫃，簡直像一座書城。牆上掛著他和夫人的，放大像片，一抹斜陽照到像片閃射出一片美麗的光輝。
為了不使我感到生疏寂寞，羅教授親切地和我談話，問我韓江家鄉的情況，同時想引起我的興趣，給我幾本畫報看。他的夫人親自下廚房，端上來的是豐盛的晚餐。這些菜肴，我不僅沒有吃過，見也沒有見過。
羅教授一連把菜夾進我的碗裏，勸我多吃。
他的夫人很苗條，正和他的胖大成對比。她向我致意歡迎，然後，走進隔壁房間，彈起了鋼琴，琴聲悠揚，音韻優美。夫人用音樂來慰藉我的窮途，而羅柏麓教授卻用他的語言來鼓勵我努力上進。
傍晚，庭院靜靜，送來花香，有兩隻黃鸝在枝頭叫。
羅夫人停下鋼琴鳴奏，給我一杯香茶。
羅柏麓教授笑問我：“抽煙不？”
我搖頭。
他微微一笑，賞識我是一個純潔的青年。
因為我住在西城，路遠，飯後稍息，柏麓教授就讓我回公寓。
教授送我出大門，遞給我一個信封，低聲說：“一點敬意，請哂納。”
出得門來，走出小巷，北平已是滿城燈火。
我滿心歡喜，像夢遊似的在長街闖蕩。
我回到“鬼門關”小公寓，黃穀農不在，我扭開十五支光昏黃的電燈，看見桌子上還擺著小公寓老廚師留給我吃的兩個冷饅頭、一碗冷小米粥和一小碟鹹菜。我已經撐飽肚子，又疲乏又舒坦地躺上了床。
我忽然想起教授遞給我的那個信封，霍地跳下床，掏出信封，湊近昏暗的燈光，從信封裏抽出信箋，呀，信裏還夾帶著一張五元的鈔票！
信的宇體端正剛健。教授在信中勉勵了我一番，意思是要我刻苦努另，正直為人。
在昏暗的電燈下，我不知道把信讀了多少遍，隻覺得眼前一遍比一遍模糊，淚珠巳經滴濕了信箋。
從此，每月最後一個星期我都收到羅桕麓教授寄給我的明信片，約我星期六下午一定到他家作客。
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六下午，我都吃到一頓好菜飯，而且從羅柏麓教授的手裏接到一個信封，裏麵裝著教授對我勉勵慰問的信和五元鈔票。
我想起在韓江流域孤苦流浪的母親，每月都從五元當中分出兩元寄給她，希望母親能減輕生活的娘辛。但是，後來我才知道，我寄的錢卻多次被人侵吞了，母親仍然漂泊貧窮。
為了節約，我和黃穀農從每月房租、水電、飯食三元的“鬼門關”小公寓搬到附近的南章胡同一家民宅居住。這家民宅有個大四合院，房東僅有兩個老夫婦和一個守寡的兒媳，住在西屋，其他全部出租，顯然這是個破落戶，靠房租收入為生。
北房和南房住著西單有名的雲翔服裝店老板全家，生活闊綽；東房西曬，住著一家在西單商場擺書攤的漢子和他的寡母和未出嫁的妹妹。漢子精明，母親慈祥，妹妹是個溫柔、善伺人意的大姑娘。
而我和黃穀農租住的是東北角一間低矮的小屋，看來原先是堆雜物的，現在，稍加打掃，租給了我們。屋裏隻能擺上兩張小床、一張小桌子、兩張凳子，月租五角錢。
我們在房門外安上一個煤球小爐子，自己做飯。我們吃的菜很簡單，經常是包白菜，不用洗，切了就炒。有時嘴饞，就到胡同北口的肉杠買五大枚銅板的豬肉。肉杠老板不嫌我們花小錢，要肥要痩，要肉丁，要肉絲，他都隨我們的意，切切割割，還用荷葉包好交給我們。
黃穀農天天到二龍坑中國大學去上課，而我也天天去北海邊的國立圖書館去看書。
中國大學在清代是鐵帽子鄭王府，宮院深深，大殿巍峨，宮柳飄拂，藍琉璃瓦閃光。
國立圖書館位於北海邊，也是綠琉璃瓦東方式古代建築，閱覽廳寬敞，環境幽靜，是全國藏書最多的一座圖書館，古今中外書籍倶全。
我有時也到二龍坑中國大學、和平門外師範大學、沙灘北京大學去旁聽名教授講課。我不圖大學畢業文憑，隻圖充實學問。我經常選聽的是李達、鄭振鐸、吳承仕、高蹈和孫席珍的哲學和文學課。使我最感動的是，正規學生不歧視校外青年，誰先到誰先選座位，有時我坐下了，正規學生卻靠牆站著聽課。
而更多的時間我去國立圖書館閱讀自修。八時開館，我七時半就到了圖書館紅漆大門口等待。我身藏兩個燒餅，進樓交給管理員，他並不小看讀者，雙手接過燒餅，鎖進大櫃的小格子裏，遞給我一枚號碼小銅牌，以便對號領取。那時，作家嚴文井就是該圖書館的管理員。
每次，我在大閱覽廳填好借書單，然後由一位工友用手推車分送來我想讀的書籍。中午餓了，我拿著銅牌去取燒餅，然後就著自來水吃燒餅充饑。
整個下午，我都沉浸在書海中。在這個時期，我讀了舊俄眾多的古典文學作品，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作家是我所喜愛的，十月革命前後的高爾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富曼諾夫等作家的作品鼓舞和加強了我的戰鬥意誌。其餘外國作秦，如法國的雨果、福樓拜、巴爾紮克、莫泊桑、梅裏美、喬治，桑、羅曼，羅蘭等的作品，如美國的馬克，吐溫、傑克，倫敦、辛克萊等作家的作品，如英國的肖伯納、狄更斯以及西班牙塞萬提斯的作品、日本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我大部分都讀了。除了潮州貧民窟的生活給我以文學創作的豐厚土壤之外，這兩年讀世界名著給予我文學創作打下了十分堅實的藝術基礎。
幾乎每天，一直到日落黃昏，圖書館關大門，我才依依不舍地離去。
我和黃穀農都是不到二十歲的青年，血氣方剛。我倆生活在一起，有時也發生矛盾。譬如說，桌子靠門，兩人並排坐著看書寫字，你占寬了，我被擠了；或者下雨，我要關門，你要開門，就互相對罵，甚至動武，不是你把我摔在床上，就是我把你摔在地上。然後，好幾天不說話、不共夥。
可是，究竟我們是難兄難弟，貧苦相憐。沒過幾天，我們又和好如初，情同手足。
於是，我們一同遊白雲觀廟會，一同看雍和宮嘛嘛“打鬼”，一同遠足去頤和園散心，一同逛廠甸。
我們苦中作樂，怎麼也擺脫不了一個“窮”字。
譬如說，我們連寄信的郵票都買不起。黃穀農比我愛活動，喜歡交友。他給上海等地寫信，一枚郵票塗上一層薄薄的漿糊，約好寄信共用。收到回信之日，輕輕洗去漿糊上的郵戳，郵票再用。一枚郵票不知用過多少次，等到郵票洗薄了，最後一次，才讓我貼在信封上給母親寫信。
每天，黃穀農上中國大學聽課，我到國立圖書館閱讀。除此，我的有個秘密，就是和同院東屋的中年書商交上了朋友，他的書攤秘密出售禁書，經常把一些革命書籍偷偷地借給我們閱讀。
還有一個秘密，就是黃穀農和書商的妹妹相愛。大姑娘早已是出嫁的年齡，也許哥哥經商太忙，留下她服侍年老多病的母親。姑娘多情，我經常看見她和黃穀農在大門口的槐樹下喁喁而談。
我們的生活越來越貧困，經常一天隻吃一頓紅糖湯麵。紅糖少少的，麵湯稀稀的。紅糖麵是潮州人喜歡吃的一種麵食，我們雖然饑餓，但自慰嚐到家鄉的風味。
有一個金山中學的高班同學在輔仁大學讀書，他知道我和黃穀農貧窮，有時好心在信封裏放上一元鈔票寄給我們，錢雖然少，但卻為我們解困濟貧。
夏天，這個高班同學有時趁假日來看望我們。他帶來了豐富的食品，香腸、麵包、果子醬，足供我們三個人美美地飽餐。
入夜，高班同學留下。我們用兩張破涼席鋪在大院的磚地上，躺著望星星，看月亮，海闊天空漫談到深夜，也是人生一大樂趣。
我和黃穀農太窮，拖欠房租，房東開攆。我們打聽到同鄉住會館可以免租。潮州會館在宣武門外菜市口的丞相胡同，我和黃穀農行李簡單，提著背著就來到了潮州會館。
潮州會館三進院落。前邊大院有兩棵老槐樹，濃蔭匝地；左右花壇種著一棵海棠和一棵丁香。大廳寬敞，掛著“沛韓堂”三個蒼勁大字的匾額，據說是清朝潮籍大臣曾剛甫的墨跡。
二進有藤蘿架和梨樹。春天，梨花如雪，藤蘿花開滿庭院。在藤蘿架下和梨樹蔭中，東西廂房門窗透碧。
最後一進是長排平房，庭院深深，冬天紅梅傲雪，夏日蟬鳴永晝，是家居的好地方。
整座潮州會館雅潔、幽靜。
我和黃穀農搬進了大廳邊廂的一間大房子，房子裏正好有一張烏木大床，我們牢牢地紮下了根。
門房是個健婦，她的丈夫倒是一個清秀的中年男子。她的男人隻管坐在躺椅上看守大門，抽抽煙，喝喝茶，清閑得很。而她卻要天天打掃大院、打掃大廳，抹洗花格子窗欞、抹洗玻璃窗，忙得團團轉。
門房大嫂熱心腸，咋咋呼呼。她主動借給我們一張桌子、兩把椅子，而且要我們在她家的煤球爐上煮飯炒萊。有時，她抱去我們的髒衣服，洗幹淨疊得整整齊齊送回來，衣服破了，還用細針細線給我們縫補好，不要我們一分錢。
她的熱情幫助，我們窮得沒法回報。潮州會館離和平門的師範大學不遠，我們經常去學校澡堂免費洗澡，順便洗衣服。隻有衣服破了，才求助門房大嫂補一補。
其實，我們很少使用門房大嫂的爐子。黃穀農在家的時候，我們買兩個窩窩頭就是一餐。如果隻有我一個人在家，為了省錢，就買半個窩窩頭充饑。
胡同北口菜市口的小飯鋪夥計用刀切開窩窩頭，一邊交給我半個窩窩頭一邊戲耍地問：“幹嗎隻買半個窩窩頭？”
我一板正經地說：“喂貓！”
有時，我身上沒有分文，連半個窩窩頭也買不起。圖書館管理員同情我好學，發給我借書證。冬天，大雪紛飛，天氣奇冷，我擁被晝讀《赤戀》、《鐵甲列車》、《一周間》、《保衛察裏津》、《不走正路的安德倫》……
大院的簷頭上掛著尺多兩尺長的冰溜兒，玻璃窗上結滿了冰花。黃穀農徒步進宣武門，去二龍坑上學，即使腳上的破皮鞋加上鞋罩，還是凍瘡發作，痛得走路，歪扭扭，也不肯花錢買一雙棉鞋穿。但當他知道我身無分文，卻在桌子上留下一角票子，讓我度日。
有了黃穀農的資助，中、晚兩餐我就有了著落。我冒雪跑到胡同南口的南橫街一家小麵鋪去，吃五分錢一碗的湯麵條，不僅覺得身子發熱，而且心裏更是暖烘烘的。
二《泡沫》與《浪花》
由於友情的溫暖和鼓勵，我開始正式寫作。第一篇文章就是以我的父親為模特兒的散文《窯工》。這是我的真正的處女作。
我端端正正謄抄好《窯工》，寄給了我最喜歡閱讀的在北平出版的文藝月刊《泡沫》。
幾天後，我接到《泡沫》編輯部的一封信，約我談話。潮州會館在城的西南角，《泡沫》編輯部在城的東北角，距離十多裏。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徒步前往。
《泡沫》編輯部在東城史家胡同一個雜草叢生的荒涼院子裏，堆著破磚爛瓦。靜悄悄的，隻有幾隻麻雀在屋簷上跳著吱喳叫。
接待我的是一個年輕編輯，容貌端莊，眼光炯炯，一看就知道是個聰明能幹的小夥子。
他給我讓座，遞給我一杯冷開水。我趕路趕得渴極了，一伸脖子，就把一滿杯水灌進了喉嚨。
他看見我滿頭大汗，擰了一把濕毛巾給我抹臉。我穿一件舊長衫，下擺撲滿了塵土，藍不藍，灰不灰；腳上的布鞋張了口，露出了腳拇趾。y
他看出我是一個流浪青年，眼光炯炯地注視了我好一會兒，然後問起我的生活情況。
當他知道我是從廣東跑出來的，寄居會館，生活極度困，難，就對我更加同情。
他從抽屜裏拿出我寄給編輯部的那篇文章，平鋪在桌子上，問我《窯工》的寫作過程。我告訴他，這是以我的父親為模特兒寫成的。
他低聲地歎了一口氣，然後對我說：“你這篇作品，下一期就發表！”
我得到他熱情的鼓勵，高興得心跳。
他勉勵我努力寫作，歡迎我繼續給《泡沫》寄稿。他看我貧窮潦倒，給我預支了兩元稿費。
後來，我才知道《泡沫》是北方左聯辦的刊物，跟我談話的是北方左聯黨團書記穀牧同誌。由他介紹，我參加了北方左聯，參加了《泡沫》文藝社，成了該社的骨幹，並且成了《泡沫》的特約撰稿人。
《泡沫》社有一二百成員，有大學生，也有高中學生，我是社會青年。他們多是文學愛好者，當中也有已在文壇初露頭角的。人多，我們社員公開在北京大學紅樓開會，有一次，《雜文社》（後改為《質文社》）的魏猛克、張香山、林林和陳北鷗等作家從日本東京回國，來到北大紅樓和我們見麵談話；人少，骨幹開會，我們往往在平大法商學院和中國大學學生宿舍秘密聚會。
骨幹當中，我認識了魏伯、柳林、呂熒、魏東明、司徒裕和亞蘇等。
魏伯，原名王經川，河南省汜水縣人，北京大學西語係學生。他的身體壯實，像一門野戰炮。穀牧在後台，活躍在前台的是魏伯，他實際上是《泡沫》的主編。他寫的小說、散文，有時在上海的《中流》、《光明》發表，已小有名氣。他很有膽識，很有魄力，是個忠於革命事業的地下黨員。
魏伯極富同情心，他關心我的生活。有一次，我去找他。他看見我麵帶饑色，立即拉我到東安市場邊上的一家小吃鋪，買了八個燒餅、四碗餛飩、兩盤熏魚，兩人共食，讓我飽餐。我沒吃過熏魚，吧唧著嘴，津津有味。
又有一次，我到北大東齋，魏伯看見我的布鞋又髒又破，就從床底下拿出一雙皮鞋說：“要是能穿，就送給你。”我活到十八、九歲，還沒有穿過皮鞋呢。我硬把雙腳塞進皮鞋裏去，連聲說：“能穿，能穿！”可是我從沙灘徒步回丞相胡同，腳趾被夾痛了，腳跟被磨破了。我在路上後悔過早丟掉了破布鞋，沒得換的，隻好一扭一扭地回到潮州會館，脫掉皮鞋一看，兩腳都被血染紅了！
後來，在延安時期，魏伯是陝甘寧邊區米脂縣縣長；解放戰爭時期，他是東北遼陽市市長；開國後，他是柳州市市長，後調武鋼任副總經理、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北京鋼鐵學院黨委書記。召開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他是全國文聯第一副秘書長。那時，“四人幫”垮台不久，文藝思想難於一致，由於準備工作細致，會議得以勝利召開。但是文代會結束後，魏伯卻無緣無故被解除了全國文聯副秘書長職務，後任國務院城市建設規劃總局副局長，死於癌症。他一生奉獻給黨和人民！給國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柳林，原名王勁秋，也是河南省人。他租住沙灘一家小民宅，平時為人謄抄文稿，夫婦一貧如洗，一碗鹽煮黃豆當菜吃一個星期。他為人正直不阿，寫文藝評論，對好作品讚揚，對壞作品鞭策，文筆尖銳，公正無私一二，九學生運動，他騎著一輛破自行車賣進步的《學聯報》，左拐右彎，車行如飛，路線莫測，反動軍警對他沒辦法。後來進入延安，任賀龍一二〇師宣傳科長。因征糧路遇日本侵略軍，敵眾我寡，他把糧食埋在地裏。延安整風，他說：“不出糧食埋藏的地方，被誣為資敵，手銬腳鐐入獄。可是賀龍不相信柳林犯罪，一直到解放戰爭進軍西南，賀龍責令重新查勘，才發現當年掩埋的糧食，真相大白，西南局任命他為西南農村工作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柳林受到“四人幫”的嚴重摧殘，神經錯亂。“四人幫”垮台後，他被送到北京，住在清華大學女兒家。冬天洗澡，他身穿棉衣進澡盆，泡濕了，水淋淋爬出來，就算是洗了個澡……
呂熒，原名何佶，安徽省天長縣人。北京大學曆史係學生。他身材細高，長得清秀，外表文質彬彬，但卻是個運動健將，北大全校跳高第一名。他寫詩，也寫文學理論，有時搞搞翻譯。他原先是筆名叫倪平，後改呂熒。
我和呂熒交情甚篤。他寫的張天翼作品評論長文，就是我給他一筆不苟抄下來發表的。
呂熒倜儻，才氣橫溢，為女性的追求對象，但他潔身自守，不為異性所動。有一次，一個女同學把他騙到家中去見她的父母，拉他認親，呂熒一驚，奪門而出，從此斷絕了交往。
我窮，有時到處找飯吃。有一天，我跑到北大找到了呂熒，他重義氣，帶我到沙灘小館子吃了一頓飽飯。後來，又有一天我去找他，他樂嗬嗬地對我說：“前些天我餓了一天飯，覺得也沒有什麼。’’殊不知他身上有錢，今天不吃明天吃，肚子餓，心不慌，泰然自若；而我呢，這頓吃了沒下頓，今天吃了沒明天，不像他那麼有恃無恐。
呂熒是北大全校跳高第一名，我是生長在廣東韓江上遊的大山區，都善於爬越跳躍。我們年輕好勝，相約比賽登景山的萬春亭。那一天，斜陽西照，我們這兩個小夥子從景山腳下同時起步，直奔最高峰，同時氣喘喘地登上了萬春亭。我們手拉手高舉胳膊對著北平城歡呼。
抗戰初期，來自全國的大批文化人聚會大武漢。我和呂熒流浪到武昌。他住在羅烽、白朗夫婦租賃的一個木板小樓裏，我去找他，十有八九他不在家。白朗的母親笑著對我說：“隻要他口袋裏有了幾個錢，腳跟就硬了！”
為了團結抗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召開成立大會。會後，呂熒拉我到江漢關附近的一家冷飲店去喝冷飲。他口袋裏的錢隻夠買兩杯冰淇淋，多一塊蛋糕也吃不起。就是這兩杯冰淇淋，我們當飯吃。一直到江漢關大鍾敲響八下，我們才混在人群裏免票渡江回武昌。
抗日戰爭時間，呂熒二十六歲就在雲南大學任教授，真是青年得誌。但是當年大學欠薪，教授過的也是窮日子，連洪深那樣的名教授，也因貧病自殺過。
呂熒和胡風先生交誼甚深，但文藝思想並不完全一致。呂熒和詩人何其芳經常在報刊上發表論戰文章，為社會所矚目，給文壇造成了活躍的氣氛，助長了大後方文藝創作的繁榮。
日本投降後，接著解放戰爭勝利，全國歡騰，可是呂熒四處奔波，身體日益羸弱。開國後，他任教山東大學，然後調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在他堆滿書籍的房間裏，冒出陣陣藥香。他帶病工作，身子更加單薄，伏天也要加蓋被子。有一年春節，他忽然來訪，身穿皮大衣，一進屋就奔向火爐烤火。大衣裹身，爐火取暖，但他仍然冷得發抖。
我的妻子楊靜連忙給呂熒沏了一杯糖茶暖暖肚子。老友這樣病弱，使我心傷！
呂熒為胡風問題上台講話，我為他擔憂。果然風雨掃到他的身上，他受到了牽連。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呂熒當然躲不過災難，他被押送到清河勞改農場。行前，他抱著一股創作熱情，帶上了一箱稿紙和一箱蠟燭，準備在勞動後的夜裏點燭寫稿。誰知道他的這一點點願望也破滅了，沒想到他的近視眼鏡被人惡狠狠地踩碎在泥濘裏。
他悲憤臥病，再加上饑餓和得不到醫藥，不久，為文學事業勤奮一生的詩人作家呂熒就含恨離別了人間。
是難友們用一張蘆席把呂熒卷了埋到野地裏。難友們把他帶來的一箱蠟燭在墳墓周圍插成一圈，一支支點著了，然後把他帶來的那一箱稿紙當作紙錢燒化了。燭光照大地，紙灰飛滿天。這比擬著呂熒一生的光明磊落，這比擬著呂熒一生的漂？
魏東明，是燕京大學的學生。燕京大學，垂柳倒影未名湖，是富家子弟的樂園，收費最高。但是魏東明家貧，是親戚資助他上的燕京大學。本來，他投考沒有被錄取，是地下黨交給他的任務，他寫了一封英文信給校長司徒雷登，被允許試讀，然後才成為正式生。
魏東明極重友誼。他每次從未名湖進城，必來找我。我有時不在會館，他就追蹤三個地方北海國立圖書館、沙灘北京大學和西單書市。他風塵仆仆，不怕疲勞，找到了我，我倆歡天喜地，到處遊逛。
魏東明雖然是個窮大學生，但有親戚資助，不像我身無分文。他有時拉我去前門煤市街“餡餅周”解饞，吃幾塊又膩又香的餡餅，喝兩碗又甜又稠的豆粥。然後，我們心滿意足站在前門大街大柵欄人行道邊高談闊論文壇消息，談張天翼、蕭紅、肖軍、舒群、通木蕻良、羅烽、白朗等青年作家和他們的新作。路人看我們是尋常大學生模樣，連特務也不注意。
最有趣的是，我和魏東明喜歡去逛什刹海和天橋。
什刹海在北海後門，像個荒湖，垂柳飄拂，睡蓮蕩波。夏天，堤上搭滿蘆席棚，家家小吃店，賣碗裏放上山楂一點紅的杏仁豆腐的、賣創絲涼粉的、賣冰糖水泡雪白蓮籽的，還有賣大碗茶的茶館，賣德州沙瓤西瓜的。
蟬在長堤柳樹上叫，水鳥在什刹海裏漂，這是一個多好的避暑地啊。
魏東明身上的錢有限，我們走進茶館，隻要了兩碗涼白開水，憑窗欣賞什刹海風光。海上吹來陣陣清風，真是爽心悅目，心身舒暢。
我們默默地對坐著，北平民風純樸，茶館老板不嫌我們是窮學生，接連不，斷給我們灌足涼開水。
年輕人容易恢複疲勞，我們在小茶館歇腳後，日剛過午，我們就離開什刹海，奔向天橋。
天橋，是貧民的娛樂場所，小買小賣，百戲雜陳，有耍拳賣藥丸的，有敲小鼓說：“書的，有彈單弦清唱的，有玩魔術變戲法的。還有許多小吃攤，什麼褡褳火燒，什麼餛飩餃子，什麼燒烤羊肉，什麼切糕炸糕，煙熏火燎，油煙彌漫，人聲嘈雜。
天橋是舊社會的寫照，是人生悲歡的樂章。
魏東明經常把我留在雜耍場邊或說：“書攤上，然後就悄悄地溜掉了。過了好一會兒，他才從後邊拍拍我的肩膀，帶我離開天橋。
“我問你到哪裏去了？”他隻微微一笑。天橋人多混雜，也許是地下黨接頭的好地方？……
亞蘇，山西省姑娘，喝汾河水長大的。她是安子文理學院學生，曹靖華教授的高足。夏天，她愛穿一件黑紡綢旗袍。冬天，加上一件狐皮舊大衣，脖子上多一條白綢圍巾，顯得灑脫、美麗。她天生麗質，潔白皮膚，黑發披肩，身材苗條，姣好端莊，是一個美人兒。
亞蘇本是大戶人家的嬌女，父輩勾結地方軍閥，要把她許配給軍閥當小姨太太。她一氣之下，脫離家庭，逃奔北平。
亞蘇是《泡沫》社唯一的女骨幹，文章寫得好，感情豐富，文字如行雲流水。她的文學修養較高，寫的作品不失女性的柔情，但思想境界高，內涵剛健。
亞蘇不僅是“石宮”（女子文理學院在石駙馬大街）的高材生，而且是個社會活動家。她居住無定，有時在校內，有時在女友家。她不僅是《泡沫》的撰稿人，而且是《學聯報》的編輯。
抗戰開始，蘆溝橋的炮聲把她送回山西。她參加了犧盟會費和決死隊，新舊軍事變，她到了晉綏邊區，任婦聯主任。
戰爭年代，婦聯工作繁重，既要動員婦女支援前線，又要發動婦女生產糧食。有時要配合部隊作戰，有時要幫助老幼轉移。
戰爭歲月艱苦，饑餓吃黑豆，困乏鑽山溝。亞蘇經常帶病工作，身子慢慢羸弱消瘦了……
司徒裕，是個“廣廣”。他祖籍廣東，是個精明能幹的小夥子。他是《泡沫》的“經理”，除了發行工作之外，還跑印刷廠，做校對工作。他任勞任怨，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灌注在《泡沫》上，是《泡沫》社的無名英雄。
看來，司徒裕家庭富裕，他穿著比較講究，翩翩年少。但是他工作起來，看原稿、跑印刷廠、校對，無日無夜。。他忙於工作，很少參加我們的公開、半公開或秘密的集會，但我們知道有個姓司徒的青年在為我們的文學事業不息地戰鬥。
就是這麼一位為革命文學事業作出貢獻的青年，既沒有死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裏，也沒有死在特務的黑槍下，但卻死在“文化大革命”中。
解放後，司徒裕任《廣西日報》經理，為黨報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可是在南寧市，“四人幫”的爪牙私設公堂，把他吊打逼供。他以革命氣節為重，毫不屈服。極端分子把他拖到市中心，捆綁放倒，驅駛載重汽車，從司徒裕身上輾壓而過。血濺街心，慘不忍睹！
司徒裕一生清白，從青年時代就一直為革命奔忙，可是他的下場卻如此悲慘！
我向蒼天呼號！……
從以上魏伯、柳林、呂熒、魏東明、亞蘇、司徒裕等人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那一代青年的風貌。他們艱苦樸素，毫不為個人爭名奪利，忠心耿耿為革命。
他們為革命事業奔走呼號，隨時都有被投進監獄的可能，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危險。但是他們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用他們蘸滿心血的筆，為祖國的興起鼓氣，為人民的覺醒呼喚，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歡呼。
他們孜孜不倦地學習，他們不分晝夜地辛勤寫作，他們送走一個不眠的夜晚，他們迎來一個陽光燦爛的白天。
祖國在危亡中，人民在苦難中，他們責無旁貸，有責任救亡，有責任扶危。
為什麼馬列的學說：“在我們心中發光？為什麼井岡山的號角在我們心中回響？為什麼克裏姆林宮塔尖上的紅星光芒照在我們心上？為什麼二萬五千裏長征的紅旗飄揚在我們心中。
我們的戰鬥歲月永遠有一個明天，我們的戰鬥季節永遠有一個春天。
我們饑餓，但鬥誌昂揚；我們貧病，但戰鬥不息。
艱難困苦在鍛煉我們的意誌，真理的火光在引導我們勇敢前進。
三潮州會館的一群
黃穀農以薛汕的筆名在留學日本東京的張香山、魏猛克等作家主編的《雜文》和《質文》上發表作品，小有名氣。也許他為了藝術的追求，離開北平，去文人聚集的上海。
失去了一位好友，我感到孤單。
黃穀農並沒有忘記我這個窮朋友，經常從上海給我寫信。有一次，我精神恍惚，出了一點差錯，寄給了他一紙空白信箋，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害得他焦急萬分。他千思萬想，猜疑我還不是因為一個“窮”字？立即給我彙了一筆款子。
黃穀農知道我個性強。因為我有時寫稿得點兒稿費，早已不肯麻煩羅柏麓教授資助了。
不久，黃穀農給我的書信中斷。後來我才知道他去了江西，再後來，我才知道他獻身革命，在江西任中共中心縣委書記。
正在我懷念摯友，夢中頻頻出現黃穀農的時候，我的金山中學高班同學黃俊士搬進了潮州會館，和我同居一室，這才解除了我的孤單和寂寞。
黃俊士高大個子，絡腮胡，沉著幹練。他多讀多思，筆不停揮。
我和黃俊士同睡一張床，同吃一鍋飯，情同手足。
黃俊士真像一塊吸鐵石。不久，就陸陸續續來了一批又一枇小夥子和姑娘，都是潮州同鄉，人數竟達十五個，幾乎把潮州會館的空房子都塞滿了。
黃俊士年紀三十，是我們的大哥，也是我們的領袖。
我們這一夥，在大哥黃俊士的領導下，過的是原始共產主義生活有衣同穿，有飯同吃。
我們這一夥，大部分來自亞熱帶的潮汕平原，皮膚黝黑；小部分是歸國的華僑子弟，來自熱帶的暹羅(泰國）、安南(越南）、印尼和新加坡，皮膚刷漆似的，像黑人。但共同的語言，是潮州話，像腳上的木屐似的，咭哩呱啦，風趣橫生。
在我們這一夥當中，有一大半人窮得口袋裏沒有一個銅子，隻有一小半人有僑彙。僑彙來了，集中在一起，錢大家花。
我們尊重大哥黃俊士和愛護十五妹洪輝，除他倆之外，我們以摔跤論排行，勝者為大。我排行第三，兄弟們喊我“老三”，因為長得粗壯，綽號“山豬”。老二是羅天（解放後，曾任廣東省副省長），綽號“大鑼”。還有“猴子”老四，“水手”老八。“秀才”老九，“烏橄欖”十一，“德國笠”十二等等。
我們這些“山豬”、“大鎊”、“猴子”、“水手”、“秀才”、“烏橄欖”、“德國笠”生活懶散，襪子穿髒了不洗，穿破了不補，一股腦兒丟在床底下，臭氣熏天。
大哥生了氣，叫最調皮的“猴子”和“水手”鑽進每張床底下去搜集臭襪子，用大腳盆清洗，然後拉起長繩晾滿大院。各色的破襪子像雜耍場的彩旗，在風中飄動，同住會館的婦女不得不掩鼻低頭而過。
可是我們學習認真，金仲華主編的《世界知識》、鄒韜奮主編的《生活》、王統照主編的《文學》、黎烈文主編的《中流》、洪深主編的《光明》、黃源主編的《譯文》、孟十還主編的《作家》，擺滿了書架，堆滿了床頭。
為了樹立大夥的信念，大哥有時帶我們去陶然亭。陶然亭是一座“城市山林偏僻荒涼，破落幽靜。大哥帶我們穿葦塘、登亭台，最後站在高君宇墓前憑吊。高君宇是革命的先行者，墓碑上刻有“我是火花，我是寶劍……”
陶然亭周圍有賽金花墳，有鸚鵡塚，但我們卻久久站在高君宇墓前，肅穆地敬仰為革命犧牲了的先烈英靈。
後來，我知道大哥就曾經領著羅天和“老十”吳廷民在高君宇墓前宣誓入黨。
為了讓大家散散心，大哥有時也帶我們出北平城西南角的西便門，在風沙中聽那叮鐺的駝鈴，好像我們已經置身在塞外；在麗日下看大野那碧綠的莊稼，好像我們麵向著遼闊的海洋。
大哥知道我已開始在寫文章，於是笑著說：“老三，你捉摸一下，此情此景，你可以借此起個筆名。”
在大哥的啟發下，我望著無邊碧綠的大野，這才真正確定了我今後的筆名：“碧野”。
從這以後，我用“碧野”這個筆名在全國性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章，如在《文學》上發表過《出奔》，在《光明》上發表過《燕紅江畔》和《迫害》，在《希望》上發表過《夏令營》等等。
每當我寫好一篇作品，先是送給《泡沫》社的朋友們輪流審閱，提出意見，經過再三修改，然後才十分虔誠地雙手將稿子投入郵筒。
我所得到的報答是，《文學》主編王統照先生的親切回信和《光明》主編之一李蘭先生的熱情答複。王統照先生以他剛健端正的筆跡一寫就是蠅頭小字的六七頁道林紙信箋，他教我寫作態度要嚴肅，要一絲不苟，連上下句都不要重複出現同一個字眼，他的教導使我受用終生；而李蘭先生以她女性的細致耐心，約我分析作品的優點和缺點。
白天，潮州會館大院靜悄悄，我們都在嚴肅認真地讀寫；可是一到傍晚，三進院落就突然歡天喜地，我們自娛自樂。有的拉起了小提琴，有的在大廳裏手拉手團團狂跳哥薩克舞。
這時，我們最喜歡唱兩支歌子，一支是詛咒舊社會生活的，一支是歌頌祖國新貌的。這兩支都是蘇聯歌曲。
我們唱前一支歌：
生活像泥河一樣流，
機器吃我們的肉，
煤煙塗黑了我們的臉，
火酒燒焦了我們的心窩！
酒後引起心中煩悶，
無處泄恨可奈何？
曾見父親打他的兒子，
丈夫敲他們的老婆！
我們唱後一支歌：
我們的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二進院子裏種有兩棵梨樹，梨子長大了，但沒有成熟。老四“猴子”跳哥薩克舞跳得口幹舌燥，跑去摘了一個梨子吃，想解解渴。咬一口，梨子苦澀，就丟掉了。恰巧住在二進的一個胖大嬸看見了，開口就罵：“物各有主，偷吃我家的梨子爛腸子！”
這一來，她可惹惱了“齊天大聖”。“老四”猴性不改，夜裏，他約好了“水手”、“烏橄欖”、“德國笠”他們幾個搗蛋鬼，把兩棵梨樹上的梨子全摘了，一個梨子咬一口，丟了一院子。
天亮，胖大嬸出來一看，臉都氣白了，但從此以後，她倒不敢惹我們了。
如果有好電影，譬如說，《大路歌》、《桃李劫》、《夜半歌聲》，大哥就讓我們去看。買票的錢不夠，就把夏天不蓋的被子，一2。拿到菜市口的當鋪裏去當，等到天冷了去贖。
我從家鄉帶來的被子，是我少年時蓋的，又短又窄，當鋪不收。秋風一起，我每晚用褲帶梱緊被腳，鑽進去度過寒夜。大家看著好笑，“猴子”給我畫了一幅滑稽的“山豬睡眠”圖，貼在我床頭的牆上，我覺得好玩，並不撕掉它。
我們的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我是“老三”，有權威，大家一致公推我管錢。肴時錢多，有時錢少，有時無錢，全由我負責。有錢時我不敢多花，錢少少花，無錢卻要我張羅吃飯。不論是潮州的彙款還是海外的僑彙，都交給我保管和支配。我們輪流值日，兩人一班，買菜、做飯、洗衣，每天清早，他們提著大菜籃到菜市口買菜，可以多領四大枚吃早點，買兩碗豆漿和幾根油條。而沒有輪到值日的，隻能吃到中、晚兩餐。
我們有一個紫銅大鍋，一煮七、八斤大米，足夠我們十五個人的飯食。
我們當中那個“德國笠”，他的哥哥在北平經商，家有錢財，我唯獨要收他的夥食費。從秋到春，天氣寒玲，每月他都雇一輛黃包車運回來半邊牛肉，高高地掛在牆上，讓大家隨吃隨割。
北平駐著蔣介石的侄子蔣孝先的憲兵三團，蔣孝先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時聞有進步青年失蹤。我們這一群住在潮州會館的小夥子和姑娘，打鬧嬉笑，在大哥巧妙的掩護下，沒有引起警憲特務的注意。
我們的大哥黃俊士像一匹識途的高頭大馬。他關心教育我們，不僅從生活上對我們十分關心，而且從思想上對我們盡心盡力引導。他讓我們過著同甘共苦的原始共產主義生活，使
我們親如兄弟；他督促我們學習，鼓勵我們向上，做一個胸懷遠大理想的青年。
大哥以身作則，生活儉樸，住在潮州會館人家的公子哥兒西裝革履，而他的大褂有補丁。他對自己要求嚴格，每晚，全潮州會館的電燈都熄滅了，庭院靜悄悄，他卻在燈下夜讀或寫稿到深宵。
大哥給我們無微不至的溫暖，遇到我們當中誰受餌誰害病，大哥總是攙扶著或背著去小醫院就診。
誰犯了錯誤，即使是有一點鬆懈情緒，大哥都要嚴厲評。我因為醉心於創作，對弟妹幫助少，就受到大哥的批評，“你知道你是老三，排行大，你不能不照管大夥，隻顧自己成名！”
其實，我們的大哥為人善良，極富同情心。潮州會館分南館北館，北館在和平門附近的延壽寺街。大哥經常告誡我們，年紀還輕，應該多學習，要以事業為重。但他年已三十，有血有肉。有時，他偷偷跑北館，愛上了北館的一個姑娘。那姑娘身世不幸，母親是從良的妓女，生下她是個獨眼。獨眼姑娘難出嫁，可是大哥偏偏愛上了她。
“一二，九”、“一二，一六”學生運動，我們的大哥忽然在北館被捕，上了手銬。我在延壽寺街遇見他，他穩健沉著，泰然自若，向我微微一笑。
抗戰開始，大哥和獨眼姑娘結了婚，雙雙回到廣東。黨指派大哥任粵東中心縣委書記。環境惡劣，飄忽無定，有時躲藏山林，有時棲息古廟，渴飲山泉，饑食野果，宣傳抗日，組織革命武裝。後來，東江縱隊組成一真武裝抗戰力量，在潮梅一帶打遊擊，日本侵略軍和漢奸害怕，國民黨地方反動武裝和特務，仇恨。大埔縣的高陂中學是地下黨的聯絡點。有一天，黃俊士來到高陂，被特務發現，夜圍中學，緊急中，大哥跳樓，腳扭傷，跑不動，持務開槍，當場犧牲了。
他的妻子雖是獨眼，但隻眼看世界，卻特別銳利。她繼承夫誌，複仇心切，聽說：“參加了遊擊隊，出沒在韓江上遊的大山區和潮汕平原，狠狠打擊日本侵略者、漢奸特務和國民黨反動派。
故鄉潮梅的人民給先烈黃俊士樹立了豐碑。巍巍的豐碑迎著冉冉東升的旭日，屹立山頭；豐碑濱臨蕩蕩的流水，照影韓江。
我們的大哥黃俊士永垂不朽！……
綽號叫做“大鑼”的我們的老二羅天，大臉盤，像聞名海內外的“潮州大鑼”。
羅天熊腰虎背，在我們這一群中力氣最大，摔跤排座次，數他第一。
“一二，九”學生運動中，北平學聯在師範大學操場上開大會，萬頭攢動，大會正在熱烈進行。忽然，一大群被唆使的誌誠中學的學生，個個手執童子軍棍，跑進師大校門，衝擊會場。
學聯組織了糾察隊，為了防止特務和警憲搗亂，在會場外圍設了一層警戒哨。大鑼體壯，有虎威，站在最靠校門的地方，第一個受到衝擊。
眼看帶領著一大群中學生衝在頭裏的一個體育教員模樣的壯漢，掄著童子軍棍高聲呼喊著最先衝到羅天的跟前。說：“時運，那時快，羅天一個鷂子翻身，雙手奪過蓋頭蓋腦劈下來的童子軍棍，彎身猛力往下一掃，立即打倒了那個壯漢，再猛一轉手，又掃倒了跟著衝上來的兩個中學生。
被掃倒的中學生從地上爬起來，就跟著體育教員模樣的那個漢子往校門外跑，後邊的一群中學生看見事情不妙，也就蜂擁地退出了校門。
別看羅天五大三粗，凶猛勇捷，但他的頭腦裏裝滿了智慧。
他愛讀哲學，深入思考，吸取精華做筆記；他讀過不少馬列經典著作，圈圈點點。每一本書，他都分粗讀、細讀、精讀，咀嚼吸收，化成自己的血液。
抗日戰爭開始，他就回到了廣東，在潮梅一帶打遊擊；解放戰爭，他配合正規軍消滅了國民黨潮汕一帶的頑敵；建國初期，他帶領民兵在韓江上遊大山區剿匪。
人民政權建立，他先任汕頭地委組織部長、書記。潮汕農業在他直接指導下，稻穀平均畝產千斤，為開國初期全國之冠。
後來，他調往省城，任副省長。
“四人幫”垮台後，他任海南地區黨委書記，再調回廣州任省人大主任。
羅天在位時，特別注意愛護人才。有一個曾在潮州會館共度艱難歲月的頑童，開國後被劃為管教對象，羅天很了解他，為他解除了管教，讓他走上工作崗位，發揮才智，為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