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憐見，我家春天醃的一小罐鹽蛋少了。我心裏明白，是母親拿給饑餓的小姑娘們吃了。但是妻子以為是母親和大伯共食了，心裏不滿。
從此，婆媳之間感情上有了裂痕。
這使我很為難。
唯一能使我鼓起生活勇氣的是，文學創作事業。
熊佛西先生在桂林主編《文學創作》月刊，約我寫稿。
我把寫成的長篇《湛藍的海》逐章寄往桂林，在《文學創作》上連載。
熊佛西先生是老一輩戲劇家，編起刊物來像嚴格的導演，精益求精。
我不負老前輩的栽培，一筆不苟地把《湛藍的海》一章一章地寫成。
長篇小說《湛藍的海》寫的是中國南海漁民的鬥爭生活。南澳島，海天藍，海風吹。島的周圍風帆映日，椰林裏有遊擊隊。
我幾乎廢寢忘餐，日夜醉心寫作。
風吹入窗，夜燈凝江。母親和妻女已經洱沉入睡，而我還在燈下搖著筆杆。院後竹林蕭蕭，遠村傳來雞啼，我才伸伸懶腰，打著嗬欠上床。
而白天，在授課之餘，我就跑到山徑邊的一個古墳頭，在祭台上鋪開稿紙寫作，一直到晚霞滿天，映紅群山，鴉雀歸林，紛紛叫噪，我才抱著稿紙回家。
家庭負擔重，婆媳之間時好時壞。
母親個性強，終於離去。
我們夫妻一早過江去學校授課。母親收拾了簡單的行裝，把她積存多年、帶著體溫的一塊銀元，輕輕地放在孫女的小枕頭底下，吻了吻熟睡著的孩子的臉蛋，灑下了幾滴眼淚。
母親去找老伯，說：“她去場上買一點油鹽，要老伯照看f下她的孫女，然後就悄悄地走掉了。
我中午回家來，鍋空灶冷，孩子坐在床上，用小手指摳著破席窟窿裏的稻草玩。
我抱起孩子問：“奶奶呢？”
孩子還不會說話，隻張開小嘴露出幾顆奶牙對我笑。
我抱著孩子找老伯。
老伯抖動著花白胡子逗孩子：“小懶蟲，你睡醒啦？”顯然，他去照看過孩子的。。“我媽呢？”
老伯說，一大早去伏牛場買油鹽去了，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我終於發現孩子小枕頭底下的一個閃亮的銀元。
我失望地低聲叫了起來：“媽媽走了！”
妻子又心酸又悔恨地坐在一邊流淚。
我把孩子塞到妻子的懷裏，然後跑出大門，沿著綦江岸邊的小路去追趕母親。我跑到義渡碑去問老艄翁，可曾看見我的母親過江？
老艄翁白胡須一飄，“今天逢九，是趕場的日子，過渡人多，我哪能認出你的娘親？”
我向去縣城的綦江上遊趕了一陣，又向江津方向的綦江下遊追了一程。我猶疑，母親是走哪一條路呢？是走這岸還是走那岸？
綦江在流，船帆映日，水鳥在飛。
母親走後，日子過得更加黯淡。我心中憂慮，千裏關山，母親能平安回到故鄉嗎？妻子心中不安，是她氣走了婆婆？孩子辦人照管，隻有小狗陪她玩，老伯忙裏偷閑照顧她一下。
真是禍不單行，母親走後，我家又失竊。
老伯回深山老家去了。小狗貪涼，臥在院子裏，進不了房門。它吠了半夜，我和妻子都睡夢沉沉。
可是一覺醒來，天已大亮，屋子裏變了樣窗框被卸掉了，留下一個大洞。箱籠被翻，衣被不見。除了我身上穿的一條褲衩之外，什麼都沒有了。
鄉場派人查勘，窗台上隻留下一些腳印，竹林邊丟下一個燈托。
查勘隻能說明，昨夜我家失竊，是盜賊用悶香把我全家悶過去的。
更使我氣惱的是，學校學年終了考試之後，沒有給我夫妻下聘書。原因查出我是個“作家”，思想“赤化”，不可靠。
我家失竊，工資被盜，無衣無食。妻子抱著孩子和帶著小狗在江灘上消散悶氣。她用一根祜樹枝在沙灘劃著，我偷偷走上去在背後一看，她重複寫著一個“恨”字。小狗調皮，追著枯樹枝跑來跑去，擦掉了“恨”字。
我怕她神經太受刺激，主張及早離開綦江。
幸好學校同事給了我們一些援助，湊點錢，送點衣物，幫助我們上路。
我們本來就沒有什麼行李。一個裝有書稿的箱乎，一個塞著破爛的網籃。
我們回重慶去另謀生路。老伯送我們去縣城搭乘長途汽車。
小狗長大了些，也能幹了些。我們留下小狗，過江走東路。小狗遊水趕到對岸，跟著老伯走，有時蹦跳著向孩子叫幾聲。
江上，時有上水的木船水手呼喚我們上船去縣城，但是我們身上隻有幾個錢，怕付不起船費，還是徒步趕路。
我們到了綦江縣城的長途汽車站。離開車的時間還早。老伯怕我們餓著了，特地拿出他積賺的錢，買了葉兒粑粑給我夫妻充饑，而且還買了兩個菜包子給小狗吃。他自己舍不得花錢，什麼也不吃，卻給孩子買了一碗豆腐腦，抱著她一口一口地喂。
回到重慶，群益出版社曾經出版過我的長篇《風砂之戀》，有點交情。我找到總編輯詩人屈楚，他很爽快，在書庫裏搭上一張床，讓我夫妻和女兒住了出版社。
渝南中學同事們贈送的錢，一趟車費就幾乎花完了，身上所剩無幾。一回到重慶，恰巧是女兒的周歲生日。為了祝福她的小生命在貧窮中健康成長，我們花盡餘錢，在“精神堡壘”附近的商店裏給女兒買了一件皺紗童裝，然後抱她到七星崗照像館照了一張像。沒有一塊蛋糕，沒有一塊餅，就算是給女兒做了周歲生日紀念。
詩人屈楚豪爽，他要出版社供我家夥食。雖是粗茶淡飯，但能果腹就算很幸運了。
女兒的像片取回來了：像圓月似的臉，像黑寶石似的眼睛，像青螺似的自來卷頭發，我們爭相欣賞。在貧困中，這是我們唯一的安慰。
我們吃住都在群益出版社，屈楚看出我們心中不安，不僅勸我們安心，而且有時還送給我們一些零花錢。
在困苦的處境中，大家“相濡以沫”，我並不知道朋友們在悄悄地為我找職業。
有一天，翻譯家荒蕪給我送來了口信，說：“暑假快完了，新學年開學，巴縣女中需要聘請教員，叫我去某大旅社和校長洽談。
校長名叫藍碧英，是個中年婦女，有點黑胖。
一見麵，她就給我下聘書。原因很簡單，巴縣女中怕日本飛機轟炸，從重慶搬到鄉下去了，地處偏遠，很少有人願意去任教。
我的全部家當，還是一個舊箱子，一個破網籃。
巴縣女中離重慶好幾十裏，在冷水場附近，群山環抱，雲遮霧繞。
校址原是封建王朝的一座“探花”第。“探花”是殿試第三，有功名。
主人“探花”郎富有，這大宅第隻是他家的二處避暑山莊。
高門廣廈，左右石階攀登，石鋪大院，廳堂宏偉，居室華麗。即使是時世變遷，“探花”第仍然呈現豪華氣派。
“探花”第在高山腳下，山上鳥雀婉轉啼鳴。宅第周圍縈繞著一條清清的溪流，一座古樸的石頭小拱橋橫臥溪流之上，風景清幽。
別看巴縣女中地處偏僻，但遠在涪陵、璧山、內江的地主老財，都高興把他們的“掌上明珠”送到這山鄉來讀書。
當然，巴縣女中也有窮家小戶的學生，但為數極少。我教高中班的黃通玉和陳代芳就是其中的兩個。她們都是高材生。黃通玉穿一件陰丹士林布旗袍，有補丁，但風姿優雅，她聰明外露，很有才幹；陳代芳穿一雙人家丟棄的過大的皮鞋，但風度灑脫，她沉默安靜，內藏智慧。她們都是我的好學生。
這個女中比較自由散漫，一清早，有的學生為了改善夥食加餐，跑十裏冷水場，買一料豬肉趕回來，在課堂上一掛，就聽課。
女學生重感情，全班在一方手帕織上美麗的花邊，繡上每人的名字，寄給她們懷念離去的老師。即使師生遠在天邊，兩地相牽。
在這幽美的環境裏，我執筆寫《沒有花的春天》，這是一部描寫我的故鄉韓江上遊大山區客家人民悲慘生活的長篇小說。
曙色臨窗，全校我第一個起床，在妻女仍然睡夢沉沉的呼吸聲中，我就開始了新的一天的寫作；下午課畢，我爬上後山，坐李石頭上動筆，一直到晚霞映紅稿紙；深夜，在孤燈下，我不知剪掉了多少吐蕊的燈花，寫作到山村傳來了雞啼。
學生們感於我的勤奮，要求讓她們抄稿子。我把長篇的上半部分散給她們謄抄。姑娘們感情豐富，當我收回稿子的時候，卻發現稿紙上有不少淚痕。
忽然，有一天晚上，房門發出一種奇異的輕輕的響聲，好像貓抓門。我噓了一聲，但一會兒響聲又起。我吹熄油燈，窗前的月光把枇杷樹枝葉的影子映上了紙窗，沒有動靜。我走上去輕輕開門，突然有人撞進來，隨即門被反掩。在透著月色的亮瓦下，我看出站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姑娘，但卻認不出是黃通玉還是陳代芳。
姑娘呼吸急促，斷斷續續地低聲說：“老師，快……快走！……”
我猶疑，為什麼我要快走？
原來有兩個三青團學生在集體宿舍半夜私語，說：“是天亮前縣裏就要派人來逮捕我。是黃通玉還是陳代芳，假裝睡熟偷聽。三次偷偷起身，三次悄悄臥倒。最後，她聽見那兩個三青團學生睡著了，在打小鼾，才摸下床，光著腳，順著月光照不到的蔭影，人不知鬼不覺迅速地走到我的房前，學著貓兒輕輕撓門。
天未明，我就出走了。
感謝黃通玉或陳代芳，是她們兩人之一，多少年後，我深心裏一直珍藏著對她們感激之情。
年輕姑娘真純，熱愛生活，追求真琿。從抗日戰爭末期到大陸解放，我輾轉打聽她們的下落。戰爭歲月，我東奔西跑，盡管我沒能打聽到她們，但心裏總是抹不掉她們的影子。真金經得起火煉，終於，我打聽到了黃通玉在蛾嵋山腳的交通大學分校教政治，陳代芳在上海市靜安寺區教育局任領導。我為她們遙致祝福。
有趣的是，事隔四十年後，黃通玉還領著她的丈夫從大渡河來武漢訪問過我這個老師；而陳代芳也從上海托她的，女友小傅路過’武漢向我這個老師致候。
人生就是這樣，幾十年的道路走過來，形形色色，有的親者變疏，有的疏者變親。不論親疏，但願都有一顆純潔的愛心
我悄悄地離開那好山好水的巴縣女中。太陽還沒有中天，高班學生就結隊把我的妻女護送到冷水場。在浮屠關，我們全家聚合，進入重慶市，到了群益出版社，投奔詩人屈楚。
屈楚不在，夜色降臨。徒步了一天，腰酸腿痛。我把舊報紙鋪在編輯室地上，和妻女餓著肚子勉強入睡。
忽然外邊傳來了一陣腳步聲，編輯室燈光一亮，把我弄醒了。屈楚和他的夥伴們吃過飯，喝過酒回來了。
我渾身酸痛，還沒有來得及起身，就聽見屈楚的聲音“啊，是碧野！看看，這就是我們中國作家的遭遇！”
屈楚帶著酒氣，和他的夥伴們七手八腳打掃書庫的一角，安上床，把他的被褥抱來給我用。然後，到街上買了幾碗夜宵給我和妻女充饑。
屈楚撫摸著我女兒的頭，歎息著說：“小蓉蓉長大多啦。天冷，還沒有棉衣穿！”
群益出版社支給我一小筆版稅，借給我一個小爐子和一口小鍋。
這一個爐子和這一口小鍋，我還請新華日報的何其芳和劉白羽吃過飯呢！
我感謝新華日報的一位青年編輯，發表了有關我的兩個中篇小說《烏蘭不浪的夜祭》和《奴隸的花果》的評論：《從幻想到現實》。
在這期間，我給胡風先生寫過一封信，談藝術問題，表達了我的看法。胡風先生認真地回了信，給我教導和鼓勵。
同時，桂林三戶圖書社出版了我的長篇小說《肥沃的土地》。這本書是我在成都應艾蕪之約寫的，裝幀樸素大方，我很喜歡。此書獲得茅盾大師的好評。。我聽屈楚說，陽翰笙先生曾說：“過我這個人有點奇怪，為什麼胡風對我批評，茅盾卻對我表揚？其實，這兩位都是文學大師，采取不同的角度，對一個青年作家的幫助和培養。
山城寒玲，高崗低穀流蕩著濃霧，十步之外不見人，這是，有名的“霧重慶”。
冬天過去了，春天跚跚來遲。霧氣消褪，隔江可以望見南山頂上的文峰塔。
花兒在被轟炸後的殘磚碎瓦間開放了，一星星，一點點，但總算聞到了春天的氣息。
在我來說，重慶雖好，但不是久居之地。
感謝老詩人王亞平通過年輕詩人考蒂克，給我在遙遠的江津縣白沙鎮找到了教席。從重慶走水路去江津，輪船必經風波險惡的“小南海”。
邵瓊陪送我父女倆到了女子師範學院附中，就折回重慶去了。她在《商務日報》找到了記者的工作，以後她就一直成為新聞界的人物了。
白沙鎮傍臨浩浩蕩蕩的長江，是人文薈萃之區。鎮上學校林立，有女子師範學院，台靜農和李何林等在該院佳教；有大學先修班，詩人考蒂克任教，作家丁耶當年還是一個小夥子，當學生。
而女師院附中，在鄉間“紅豆樹”。這是一座地主莊園，楠木撐天，四季花開。園中有碧波蕩漾的湖泊，周圍遍植青鬆翠柏，是一個清淨優雅的地方。
紅豆樹莊園麵積廣闊，師生數百，駐地寬敞。在楠木林裏，有一座高大的空摟房。聽說：“前任女校長終難獨守，跟一個工役私奔了。這樓房空蕩蕩，沒有人敢住，由它空度歲月。
沒想到我卻在這座樓房裏遇故知。他是我在洛陽認識的演劇十隊的劉維誠。一張帆布行軍床擺在大樓底層的大廳裏，旅途疲勞，他在行軍床上休息。
他發現我到來，立即下床，狂喜地緊緊抓住我的雙手，握了又握，搖了又搖，久久不肯鬆手。他鄉遇故知，尤其是在這邊遠長江之濱，我們怎能不興奮！
這是劉維誠的臨時住處，無桌無椅，他讓我並肩坐硨帆布床上。
大樓久閉不開，摟廳裏散發著一股零氣。
久別重逢，話很多，但劉維誠卻著重告訴我一個消息：“我的妹妹和我路過寶雞的時候，就住在寒玲的家裏……”，我沒等他一句話說：“完，就急忙插嘴她嫁給了什麼。？”劉維誠頓了一下一個銀行家，是寶雞銀行的行長。”
我眼前忽然映現普集車站當年那一幕，一個老工人問我每月能賺多少錢？寒玲是個孝女，她的婚姻大事屬從於乃父的意旨。
劉維誠可能是看出我鬱鬱不樂的神色，立即把話題一轉：“我住她家那幾天，我妹妹夜夜和她同床，她對我妹妹傾卩一衷腸，談得最多的是你！……”
我苦笑無言。
劉維誠唏噓。
就在他兄妹倆逗留寶雞時，正碰上寒玲分娩，她被送進了醫院。
沒想到寒玲剛住進產科病房，立即驚動了醫院。寒玲長得太美了，醫生、護士都爭相跑來看她。
我惆悵無言。
在紅豆樹女附中，我任首席語文教師，劉維誠任首席曆史教師。我們既是知交，又是好友。
我帶著女兒教書，忙裏忙外。除了在課堂講課，我在家每天三餐要給女兒煮粥。劉維誠的到來，像一塊石子激起了我心中的波瀾，但我看著一縷炊煙飄出牆去，心想讓過去的一切都像煙一般淡忘吧！
在我居住的園中茅屋的旁邊，有一株地名由來的紅豆樹。紅豆春來開花，幾年才結一次紅豆。紅豆莢高掛枝頭，剝開莢兒，紅豆堅實而鮮紅，人人喜愛。王維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我每過紅豆樹下，總是低聲吟詠。這給我孤寂的粉筆生涯增添了幾許樂趣。
我帶著一歲多的女兒教書，真是像公雞帶小雞。一邊要教兩個高班的語文，一邊要帶好孩子，真不容易。幸好有幾個女學生，閑時輪流跑來照管孩子，解除我過度的勞累。
隻有孩子熟睡了，在燈下，我才能鋪開稿紙繼續寫《沒有花的春天》下半部。
校長劉英舜，長得清秀，為人精明，是個才華出眾的女性。她治理學校，井井有條，善於團結老師，對學生寬嚴共濟。附中的學生多是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女青年，學校供食宿。
女校長同情我單獨帶孩子，每當她有空，就把我的孩子抱到她的房裏，給吃給喝，逗孩子玩。有時，她夜裏到我茅屋裏聊天，因為是同鄉，她用潮州話交談，倍感親切。
據學者文懷沙說，劉英舜目前在美國，時常想念當年紅豆樹的師生。
說：“起當年的老師，其中最引人喜歡的是青年詩人李根紅。他性格狂放，在學校大門口打竹板唱蓮花落，歌頌北方，聲音粗礦、悠揚；在黑板上貼兩張白紙講課，說：“是世路崎嶇，黑白分明。
詩人是翻譯家曹靖華先生介紹來紅豆樹教書的。他並不知道校長劉英舜容允他，而且還在暗地裏保護他。
尤其是高年級的女生，對詩人幾乎達到了崇拜的程度。學生們流亡在外，生活困難，除了學校供食宿之外，沒有一個零花錢。唯有詩人可通融，他每月的薪金變成了姑娘們縫縫補補的針線。
姑娘們窮，連一塊肥皂也買不起。有一天，有三個姑娘在長江岸腳洗衣服。衣服破了，有補丁，在她們說：“來，能遮蓋就是寶貝。 ”
長江浪急，水聲嘩嘩。忽然，有一個姑娘洗的衣服漂遠了，她連忙伸手去抓，可是，一失腳，掉進了江裏。第二個姑娘急忙去拉，連帶滑進了波浪裏。接著是第三個姑娘，不但沒能救起姐妹，反而最後也被卷進了波濤。
洶湧的江流一瞬間就奪去了三個年輕姑娘的生命！
經過幾天的忙亂，才從下遊撈起浮出水麵的三具屍體。即使姑娘們被淹死了，還是緊緊地手牽著手。
長江岸邊的樹林裏搭起了祭壇，校長劉英舜淚漣漣，領著全校師生向三個姑娘致祭。
詩人寫了祭文燒化，嚎啕大哭。
幾百個師生哭聲哀哀，震動江岸。
隻有同甘共苦，命運相同的人，才會珍惜這人間的感情。暑假即將到來，一個學年即將結束，高中最高班即將畢業。
最高班的姑娘們畢業後何去何從？世路艱險，前途茫茫，哪裏是她們的出路？哪裏是她們的歸宿？
我寫了一篇幾千字的散文，抄成大字壁報，貼在紅豆樹大莊園的長長的圍牆上。這篇散文題名《奔流》，是我的力作之一。寫的是知更鳥引導著澗水彙入山溪、大江大河，最後彙入狂風暴雨的大海，鼓勵她們勇敢地參加戰鬥的生活。即使幾十年後，這篇散文仍為全國電大的讀物。
正在高中畢業的姑娘們像奔流似的離開學校的時候，我的妻子卻從重慶到紅豆樹來分娩。
重慶生孩子花費大，付不起接生和住院費，而這紅豆樹有校醫，可以不費分文。
妻子終於生下了一個男孩，可是不滿月還沒有給他起名就送給人家了。
這天傍晚，日落西山。沿著長江邊的石徑，我抱著孩子在晚霞中往前走。在半路拐彎的一棵大樹下，一個守寡的老婦人交給我一小簍雞蛋，接過了我的孩子，沒有說話，就匆匆地走掉了。
我提著小簍雞蛋，茫然地望著腳下流淌的長長江東流遠去，浪花濺濺。
一小簍雞蛋換去了一個新生的小生命！
這簍雞蛋是送給做月子的妻補養身體的，但又怎能養好她一顆破碎的心？而作為一個貧困的父親，又怎能丟棄自己親生的骨肉不傷情？
我對著長江灑下了眼淚，願我的淚珠化作長江水。
我在暮色蒼茫中回轉身子，步履蹣跚，回到紅豆樹。除了傷心臥床的妻子之外，誰知道我偷偷地送掉了初生的嬰兒？
“貧賤夫妻百事哀。”知識分子尤其貧賤。隔白沙鎮隻幾十裏的江津縣，作家王魯彥先生的遺孀覃穀蘭大姐在那裏的一所小學教書。學校欠薪，覃大姐拖著幾個孩子艱難度日。每天，
她隻能買一碗餛飩，像烏鴉哺食，輪流喂著孩子。孩子們饑餓地張著嘴巴，一人一個餛飩。最後，覃大姐隻好向賣餛飩的老頭多要了半勺湯，灌進自己的喉嚨，就算是打發了一天的生
活。
茅盾大師壽辰，全國許多作家紛紛前去重慶祝賀。日本帝國主義雖在作垂死掙紮，但勝利的火光已經照亮全國人民的心。八年艱苦抗戰的歲月即將結束，為茅公祝壽慶典，是凝聚著中華民族的複興希望和表現中國作家的大團結。
我和覃大姐不約而同在一條輪船上相遇，我們都是去重慶向茅公祝壽的。
在長江邊的一座大茶館裏，坐滿了來自全國的作家和藝術家。茅公夫婦這一對壽星，坐在上首，兩對千百同行，笑顏紅燦燦。
老舍的祝辭帶著幽默，但這幽默裏帶著眼淚。他講的是阿Q臨刑時坦怨自己畫的圈不圓。
這也許是諷刺國民黨夢難圓。
茅公微笑，大家歡笑。
長江浩蕩，茅公萬壽。
葉以群約我在他主編的《文哨》上寫了一篇祝壽文章。也正在這個時候，覃大姐奔忙，在向一些書店乞討王魯彥的著作版稅。王魯彥的版稅屢被拖欠。她這次本想為嗷嗷待哺的孩子們討得一筆錢。但經理們躲避她，賴帳不見麵。最後，幾個好心的店員湊了一點錢，隻夠她回江津買船票的費用。
我和覃大姐搭伴，她回江律，我回白沙。
水程百裏，船逆水過小南海。屹立江心的孤山，潛藏江底的礁石，激起浪千疊。輪船穿行小南海，船身猛烈抖動，好像就要散架似的，波湧浪翻，險象環生。乘客們驚心動魄，不敢出屍。
輪船終於擺脫了險境，駛過了小南海。人們在餘悸中慢慢蘇醒過來，有了談話聲。
我歎息著說：“大姐，人世上好像處處都有‘小南海’……”大姐沉靜而又堅毅地說：“比‘小南海’還要凶險，當心浪打船翻。看準水路，掌穩舵盤，即使船行艱難，也能脫險！”我沒想到覃穀蘭大姐胸懷這樣開闊，性格這樣豁達。
這一次來回同行，我才真正結識了單大姐。以後多少年來，她一直是我的良師益友。
回到白沙，紅豆樹正結紅豆。
抗戰即將勝利，妻已做完了月子，校長劉英舜眼看留不住我了，送給我兩顆血一般鮮紅的紅豆。
“紅豆又叫‘相思子’，留著，長相憶。”我抬頭看了看風華正茂的劉英舜，眼如晨星，挺拔俊秀。
怪不得若幹年後，學者文懷沙談起，劉英舜在美國仍然思念老朋友。
我當時低頭凝視掌上的紅豆，光澤紅亮，堅如鐵。
我把其中的一顆寄給了覃大姐，作為珍貴的紀念。
“八一五”日本投降，我帶著妻女回重慶。心中唯一的遺憾，就是我們的那個棄兒，行前沒能再見一麵。失去親生的譜親，他能成活嗎？
我們回到重慶，暫時棲身觀音岩文協。
身任文協秘書的作家梅林，還是那麼熱情地接待我們，給我們安了床鋪。
在文協小小的客廳裏，經常擠滿了作家開會。馮玉祥先生也經常與會，他個頭高大，身體把藤椅填得滿滿的。
女詩人白薇經常來文協串門，她睥氣大，別去惹她。新搬來了艾蕪全家。艾蕪瘦骨嶙峋，他寫作勤奮，每天第一個起床掃院子。我的長篇《肥沃的土地》就是由他在桂林編輯出版的，我們之間有半師生之誼。
嘉陵江彙入長江，幹波萬浪，浩浩蕩蕩。日本帝國主義剛投降，嘉陵江萬船競渡。長江江心珊瑚壩機場上，國民黨飛機日夜繁忙起飛和降落。
探照燈光柱白花花地交織夜空。萬民慶喜日本侵略軍覆滅，慶幸中華民族新生。
中華民族像火中鳳凰在展翅。
可是誰想到，國民黨在進行戲劇性的假演出：舉行全國各黨派協商會議、毛澤東從延安飛來重慶與蔣介石和平談判。全國人民寄希望於共產黨，祝禱國運昌隆，人民安居樂業。
但國民黨企圖摘取勝利果實，在暗地裏磨刀，準備內戰。
飛機起落珊瑚壩，艦艇穿梭長江，國民黨急於運兵搶占失地，忙於派接收大員奪取勝利果實。
最後，國民黨終於撕破了“雙十協定”挑起內戰。
在這期間，葉以群通過一個牛奶商人把我介紹到南岸黃桷埡的廣益中學教書。
私立廣益中學是一座貴族學校校長楊芳齡起了一個女人的名字，但卻是個身材高大的老洋奴。文峰塔後的大片山林和土地、甚至黃桷埡一條街，很多都是他的私產。他威風凜凜，
赫赫有名，既是廣益中學校長，又是市三青團大頭目。前來上學的；青少年，多是官僚子弟。教員當中有洋人。他結交的多是“將”字號的軍界人物。
肥水不流外人田，楊芳齡一家都在學校任職。大兒子是訓育主任，腰藏手槍；老婆是校醫，專收高價醫藥費。楊芳齡私欲難填，他還雇了一批零雜工，養豬的、開館子的。食堂裏的剩飯喂豬，豬養大賣給食堂，循環得利；你怕食堂菜飯不好嗎？那好，有館子設在鬆林裏，湯圓、擔擔麵、紅油餃子，小食應有盡有，把師生口袋裏的錢吸收到校長的私囊裏。
邵瓊仍在《商務日報》當記者，我帶著女兒住在廣益中學小學部一角的披間裏。房屋旁邊是一條上下山的石徑。不要看這裏幽靜，但此去山頂的文峰塔，卻曾有吊死鬼，午夜貓頭鷹咕嚕嚕叫，猛禽也在訴說人間的不平。
女兒快要兩歲了，唯一使她感到興趣的是，山坡上被雨水衝刷成的一條流水溝。我沒錢給她買玩具，她把流水溝當成滑板，一天不知有多少次在上麵滑溜著玩，弄得渾身泥巴。
我困守高山，無人過問。邵瓊已經去上海，任《世界晨報》記者。年頭春節，三廳的錢遠鐸陪同女詩人陳敬容遊南山，到我家找荼水喝。陳敬容笑錢遠鐸嘴饞，把我父女倆可憐巴巴過年的一隻鹽水公雞都吃進他的肚子裏了。
平日裏，在授課之餘，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能讀到一張《新華日報》。每天，總有一張《新華日報》偷偷地塞進我的麵臨山徑的窗子。這份報紙我沒有訂，是贈閱的。報童常因偷送遭禁的報紙被特務毆打。
很有幾次，我看見有一隻又黑又瘦的小手把報紙塞進我的窗子。可是當我跑出門去看，卻不見報童的蹤影。有時，我偶然發現他走進鬆林深處的瘦小身影，但卻始終沒有見過他的臉孔。
我感謝報童，是他解除我山居的寂寞，是他增進了我的智慧，是他加強了我對生活的熱愛，是他堅定了我對未來的信念。
通過報紙，我在國是宣言上簽了名。
通過報紙，我去參加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聞一多先生和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
通過報紙，我用筆向社會控訴較場口慘案和滄白堂事件。全市各中學的外省籍教員聯合大遊行，要求國民黨政府發給返鄉費。抗戰八年，這許多外省籍教師不作亡國奴，顛沛流離來到大後方，含辛茹苦，教書育人。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達官貴人東返南京，把他們視若蔽履，丟棄山城不聞不問，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國民黨迫於社會輿論，答應發給外省籍教師少許返鄉費，但是需要各校用印，才能領取，
廣益中學校長楊芳齡非常刁頑，出於他的反動本性，壓製外省籍教師，不但不肯用印，而且讓全校師生都能看見他家在岩頭精舍大擺筵席，招待戴金板領章的眾多將領，耀武揚威。同時，叫他當訓育主任的大兒子把藏身的手槍掛在腰外圍，以示強硬。最後，他還放出兩隻凶惡的狼狗，咬傷了一個外省籍教師。
我們外省籍教師團結一起，開始罷教，並在市內舉行記者招待會，由我列舉廣益中學校長楊芳齡老學，的所作所為克扣教職員工夥食、唆使狼犬咬教員、體罰學生、刁難發放外省籍教員返鄉費等等事實。
第二天，重慶有好幾家報紙登出了記者招待會所列舉的廣益中學楊芳齡的劣跡。這引起了重慶各界的注意，而且轟動了廣益中學。
楊芳齡氣急敗壞，他召集我們罷教的老師在他家華麗的客廳開會。他的大兒子亮出手槍向我們示威。他的家人開鎖放出狼狗。但是我們正襟而坐，不為所動。
老學閥責問我們舉行記者招待會，報紙登出的全是“捏造事實”。
老洋奴中文不佳，經不起我這一句話的反駁：“既是事實、怎麼能捏造別看你楊芳齡是校長，連用詞都不通！”楊芳齡臉色蒼白，氣咻咻，啞口無言。
還是他豢養的幾十個學生打手，在外麵亂喊亂叫，打救了他。
我們聲言學校不用印，政府發不了返鄉費，後果由楊芳齡負責。
楊芳齡本來就是一個吸血鬼。如果全校外省籍教員的返鄉費落到他的頭上，可不是一筆小數目。他愛錢如命，哪能舍得？
最後，他隻好在我們每份申請書上蓋了朱紅的校印。
極大多數的學生是同情我們的，但因久經楊芳齡學閥家族的壓製，不敢公開和我們接近。但還是有偷偷保衛我們的，甚至我們離校時，也有偷偷護送一程的。
七 萬裏奔波
我帶著兩歲的女兒離開黃桷椏廣益中學。南山頂的文峰塔為我和女兒遠遠送行，“藍媽媽”和“藍爸爸”送我和女兒下山。
藍媽媽是蓉兒的好保姆，勤快、能幹。她撫養蓉兒一年，孩子的離去，使婢傷心。她手扶滑竿哭泣著跟隨下南山，一直送我父女到龍門浩上輪渡，把眼淚滴落長江，化作波濤。
而藍媽媽的丈夫，蓉兒把他叫做“藍爸爸”，是楊芳齡雇來喂豬的一個老實頭。他家就是楊芳齡恩賜的一棟小竹樓，竹樓上住人，竹樓下養豬，日夜臭氣熏天。他夫妻倆無兒無女，把蓉兒當作親生女兒看待。今朝離別，怎不肝腸寸斷！
藍媽媽獨立江岸，望著輪渡開往中流，淚灑江波。孩子在船上，遙向藍媽媽哭著伸出小胳膊，荽她抱。但江風呼呼，江水嘩嘩，藍媽媽的身影越去越遠，越遠越模糊了。
而藍爸爸陪我們一同過江，挑著我們一口箱子、一卷鋪蓋，到了觀音岩文協。他知道我是一個窮教書的，把他家積蓄的二十元錢送給我和孩子作路費，誰知道我父女將漂泊到何方？
這時，重慶珊瑚壩飛機場客機運輸機此起彼落，達官貴人東飛南京；輪船在文峰塔下紛紛東駛，豪紳富商東去上海、蘇杭。許多返鄉的窮教職員，隻能搭乘木排、竹筏冒險東下，而我也隻能買到私商的長途汽車一張座位票，抱著女兒走川、陝艱險的公路繞道西安、洛陽東行。
覃穀蘭大姐帶著她的幾個孩子住進了文協。她不僅是著名作家王魯彥的遺孀，而且她本人也是與丁玲同時代的一位女作家，受到文協秘書梅林的敬重。。覃大姐知道我即將遠行，翻巴山、越秦嶺，路途艱險。她特地買了一幅厚布給蓉兒縫製了一個背兜，讓我遇到行動困難時就背著孩子走。大姐把她的慈愛和友情密密地一針一線縫進了背兜，使我感動。
以下就是我父女倆東行的記事：
開始準備上路就遇到不幸。重慶山高坡陡，黃包車下臨江門斜坡，就發生翻車，我抱著蓉兒被甩出丈多遠，孩子被我壓在身子底下，磕破了小下巴。在困苦環境中成長的孩子，年僅兩歲，懂事太早，她從地上爬起來，嘴上流血，哭著問我爸爸，你摔痛了嗎？”我淒然一笑。我抱起她直奔聚興誠銀行，找到在該行工作的詩人吳視，由他幫助我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小醫院，塗了一口紫藥水和吃了兩顆消炎片。
第二天，就用上了背兜。我把女兒背在背上，一手提箱子、一手提鋪蓋卷，上了長途汽車。
長途汽車破破爛爛，卻坐滿了形形色色的旅客，有老人，有青壯年，有婦女，有孩子，就像裝雜物的一個破布袋。
私商隻顧圖利，並不考慮旅客的人身安全。長途汽車開動起來，各個部件都在響，像快要散架似的。果真，車剛到璧山就拋錨了。
乘客們明知道這是一輛破車，但急於離開困守的山城重慶，抱著僥幸心理，無暇他顧，隻好乘坐這種交通工具。
在璧山，修理汽車，一住就是三天。在旅行社裏，人們處於旅途中，最易相識。在我們當中，有大學教授一家，有技術工人年輕夫婦，有幾個結伴返鄉的小商人。大家互相結識，倒也不寂寞。
大學教授一家人數最多，老兩夫婦、兒子、兒媳、姑娘一大堆，準備回久別多年的東北。教授兩老夫婦，平易可親，兒子、媳婦孝順，姑娘活潑，雖經多年風雨，但不失是快樂的家庭。
小商人嗜酒，每到一站，隻要住下，就湊在一起打牌，然後酒肉飽餐一頓。
隻有技術工人年輕夫婦，也許同情我在旅途上帶著孩子顛簸，無形中和我父女結成一夥。
三天後，我們重新上路，修理了的長途汽車還在叮叮當當作響，我們心裏打鼓，一會兒加水，一會兒撥弄機器，停停走走，好不容易到了內江。
內江盛產白糖，是有名的“甜城”。但市容並不繁華，入夜電燈昏黃，市聲寂寥。
我帶著孩子，住進一家小旅社，一夜被臭蟲圍攻到天亮。我旅途疲勞，打瞌睡，又要給孩子捉臭蟲，苦極了！
同車的旅伴互相照顧，有困難都伸手支援。譬如最簡單的上下車，我的女兒總是由旅伴們給我從車窗上傳遞。尤其是技術工人的妻子，她多次傳遞蓉兒，笑著說：“羞不羞？光屁股，隻穿一條裙子！”
車到成都，休息一天。技術工人年輕夫婦拉我父女倆逛鬧市春熙路，買了兩條小褲衩送給蓉兒。
從第二天起，孩子的小屁股就不被灰塵弄髒了。
車行半月，才來到群峰如劍的劍閣。這是川北的一座險關。一條清清的河水繞城流過。日落黃昏，我抱著孩子坐在河裏的礁石上，洗了個澡。然後住進山區常見的一戶家庭旅社，吃過“冷水紅”糍粑，吹熄桐子油燈，沉沉地睡著了。
屋子黑洞洞，看不見曙光。有人在外麵大聲把我父女叫醒，走出門來一看，天已大亮。技術工人夫婦前來催我父女上車。我用背兜背著女兒，箱子和鋪蓋卷已給年輕夫婦拎走了。
有人在車上感歎沒有媽媽照管的孩子，真可憐！”
有人塞給孩子幾塊餅幹：“還餓著小肚子沒有吃早點吧？”
有人估計我窮，找便宜的地方落腳，怕我父女在途中失落，建議大家包房間，不再讓我父女倆住在另一個地方。從此，一路上，我們形成了一個小集體，不分散，夜夜住在一塊。
我們來到了川、陝交界的廣元。汽車又拋錨修理，耽誤了幾天。我身上的錢快花完了，隻好帶著孩子在街邊買粥喝。
我的“窮途”，不知道怎麼被技術工人年輕夫婦發現了。晚上，快熄燈的時候，忽然出現了年輕夫婦倆。
女的抱起了蓉兒愛撫，男的在燈影裏低聲問我：“缺錢花吧？”說：“著，他把一卷鈔票塞到我的手裏。”
我推著，不好意思接受。
“我們雖是萍水相逢，但天涯何處無芳草？”倒是女的口齒靈俐。
我含淚收下了贈款。
我對孩子說：“快謝謝叔叔嬸嬸！”
孩子倒也乖巧，學著我的口氣吐字：“謝……叔叔，嬸嬸！”叔叔說：“路上有困難，隻管說。”
嬸嬸拿出一包鹵兔腿和菜包子給孩子：“晚上沒吃飽吧？”
我身上有了錢，不再愁路上的食宿了。但這天夜裏，我反倒失眠。孩子吃飽喝足，輕輕地咂著小嘴巴，氣息均勻地睡著了。我熄了燈，望著玻璃亮瓦上藍色迷離的星光，想起了很多事。人世間就有這麼一些好人，他們為同情心驅使，好善樂施。他們心地善良，隻講給予，不求報答。這一對年輕夫妻在我困境中給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使我畢生難忘！但至今，我還不知道他倆的真名實姓呢！
長途汽車像跛腳老人，走一陣，歇一陣，好不容易我們進入陝南，來到了秦嶺群山中的留壩。這裏有一座張良廟，出沒在煙雲中。“飛鳥盡，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傳說：“漢高祖劉邦的軍師張良功成之日，他丟下被封的留侯金印，逃遁隱居於此。
雖然我們多日長途跋涉，但對名山勝跡，仍然興趣盎然。我們打過尖後，就撲向雲煙尋找張良廟。有的在廟中求簽，有的在廟的周圍采“鹿含草”。
我好玩抽了一簽。簽上寫的是：“鏡中花，水中月……”我突然想起前路就是雙石鋪和寶雞。
邵瓊原在雙石鋪……
寒玲在寶雞……
難道部瓊是“鏡中花”？
難道寒玲是“水中月”？
長途汽車爬秦嶺，懸崖峭壁、公路曲折，汽車累得像牛叫。太陽西沉，，車過雙石鋪，我凝視叢林中那小學磚樓的一角，物是人非，使我惆悵。
汽車在暮色蒼茫中終於到了寶雞。計算日子，從重慶到寶雞，整整一個月。
寶雞是西北重鎮，汽車喇叭嗚嗚叫，火車尖聲鳴笛，人潮奔湧，我用背兜把孩子背在背上，一手提箱，一手提鋪蓋卷，在暮色中四處張望，卻不見了旅伴，像一隻失群的孤雁。。找了多少家旅社，都是客滿。最後，找到一家小歇店落腳，把自帶的被褥鋪在走廊上，摟著孩子過夜。
外麵街上通宵人喊馬嘶。下半夜我一覺醒來，想起寒玲就在寶雞。寒玲好嗎？此時此刻，她睡夢正香吧？是不是去看望她呢？離別幾年，隻能在夢中相見。回想她去成都繞屋三匝，並留下“癡，血作桃花淚作枝……”哀怨的詩句，思念之情，天長地久！可是，如果我帶著孩子去看她，會不會使她增添傷感？會不會破壞她家庭的幸福生活？
最後，我下了決心理應去看望寒玲。
我給蓉兒穿上一身幹淨小衣裙，就抱著她沿街去找寶雞的中國銀行。
銀行剛剛開門營業，我尋訪寒玲。
一個中年人看似經理，凝視了我一會兒，忽然問我：“你找劉太太嗎？”
我又興奮又不安，心跳得厲害：“是！”
中年人告訴我說：“你來得真不巧，昨天她和行長才離開寶雞，調到黃河北邊新鄉上任去了！”
我茫然若失。久久我才轉身走出銀行。心想沒見麵也好，彼此避免傷情。
可是哪知從此以後，就再也打聽不到寒玲的消息了。兩地相思，生死茫茫……
風吹漂萍，散而複聚。我和孩午乘火車東去，在車廂裏，我又和旅伴們相會一起。那一天，暮色中長途汽車到寶雞，失散的隻有我父女倆。現在，伯伯、叔叔、阿姨，個個為童逢慶喜，爭相抱孩子，又是拿吃的，又是送喝的。尤其是技術工人年輕兩夫婦，把蓉兒抱了過去，又是拍，又是親，喜歡得流下了眼淚。
抗戰結束經年，但交通還是混亂。從寶雞去洛陽，隴海鐵路幾處中斷，有的地方火車還要人推。火車過西安，古城依舊淩亂；火車鋼輪碾過八百裏秦川，渭河水涸，莊稼枯黃；火車緩慢東行，華山在天外雲遮霧繞，蒼蒼茫茫；火車穿函穀，入豫西，黃土高原赤地千裏。
我們到達洛陽，九朝都會的古王城比我在時更加殘敗破落。白晝，市街冷落；黑夜，洛河嗚咽。洛陽橋傾斜，金穀園荒蕪，李村寂靜，蘇秦故裏殘破，上陽宮寂寞……
旅伴們聚居在一家旅館裏，正在探聽東去路上是否安全。教授一家在憑吊古王城，技術工人年輕夫婦在陪同我父女倆觀看市容，幾個小商人悶得無事幹，在打牌、喝譚……
乘隴海鐵路火車東去鄭州，轉平漢鐵路過黃河北到新鄉。有日本軍占領時期鋪設的一條支線通往開封。
我們夜裏來到了新鄉，車站燈火昏暗。我想起寒玲不是來新鄉了嗎？夜色濃重，哪裏去找她呢？何況火車隻停留片刻。我多希望能在迷離的燈光中發現寒玲的身影啊！當然，這隻是一個夢想。
在濃重的夜色中，火車順著鐵路支線開往開封。
曙色照臨大地，火車已經進入開封境。這列混合車裝載乘客、牛馬、豬羊，很雜亂。
隴海鐵路東段，有“八路”在活動。開封城門遲遲不開。太，陽快當頂，旅客們才受駐軍檢查，一個一個放進城。
我父女倆又和旅伴們失散了。而且這次失散，各奔西東，連最親近的技術工人年輕夫婦也沒有再見麵了。
我背著女兒，一手箱子，一手鋪蓋卷，去找在報社工作的詩人李根紅。
李根紅富於詩人氣質，豪放熱情。他讓出房午，安頓了我父女倆。
姚雪垠和王梅采正在開封，夫婦倆跑來看我。姚雪垠胸懷開朗，仍然談笑風生。《民國日報》總編輯傅恒書是我的老相識，抗戰前他在北平編《覺今日報》，登過我的文章，後來在洛陽又曾聚會。他念舊情，為我設宴，並在報紙上登出了我來開封的新聞。他的用意我明白，世亂紛紛，他把我公諸輿論，保證我的安全。
在開封，我的朋友多，還有另一家報社總編輯孫力夫為我張羅。他陪我重遊久別的龍亭，給我籌集旅費。
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反對，掀起了國內戰爭。內戰初起，開封、徐州之間遊擊隊活躍，東段隴海鐵路斷了。朋友們給我買了西去鄭州的火車票，讓我搭乘平漢鐵路的火車去漢口，轉長江水路去京滬。
沒有旅客列車，我父女乘西去的貨物列車，雖然車廂四周有護板，但沒有車篷，頂風冒雨來到中牟的花園。
抗戰初期，為了阻擋日本侵略軍進攻，國民黨不顧豫東千百萬人民的安危禍福，用飛機炸開花園口，讓滾滾的洪流淹沒豫東，造成千裏澤國，人畜漂沒，田舍蕩然。僥幸逃出黃泛區的，隻有漂泊異鄉，乞討求生。
我的鋪蓋卷已經丟掉了。我一手提著箱子，一手抱著孩子，來到花園口。黃河分流的一條河橫在天野間，火車至此不能通行，隻有過了河，搭上西段火車，才能去鄭州。
河水混濁，黃浪滔滔。有掛起巨帆的大渡船在行駛。
我直朝渡口走去。
突然野樹叢裏走出來兩個憲兵，攔住我盤問，並責令我打開箱子受檢查。
箱子被翻了個底朝天，既無可疑的東西，也無貴重的物品。最後，他們拿起我的一條黃呢軍氈：“老百姓哪來的軍用物？”沒收了。
箱子減輕了分量。我抱著孩子上了大渡船。風帆鼓鼓，到了對岸。
上了西段鐵路的鐵悶子車。火車時速最多隻十公裏，慢慢地往前爬行。
到了鄭州已近黃昏。落日映照市區渾黃，鄭州像害了病似的。
車一停，我就先提箱子跳下火車，摔了一跤。
孩子在苦難中長大，和我相依為命，雖隻兩周歲，但很懂事，她急了，連聲喊“爸爸”。我從亂石中爬起來，轉身含淚抱她下車啊啊，爸爸沒事！”於是又是一手提箱子，一手抱孩子，拖著摔傷的腿，一扭一扭地出站。
在鄭州小旅社，我碰見了畫家王寄舟。他家在湖北老河口，在五戰區和我同過事，曾照著寒玲的像片給她畫過像。我看見他和一群人在一起，有意回避我。後來，我才從旅社夥計們的口裏打聽他和他的那一夥是“犯人”，被押送來的。我想，在“勘亂”的反動口號下，王寄舟不是進集中營就是蹲獄。
我心中不平一位有才華的青年畫家，就這樣被淩辱甚至被殺害？
第二天，我父女倆就早早地趕去乘南下的火車。
我們乘的是三等車廂，，隻有幾個透氣的小窗。乘客們圍著一圈長凳，愁眉苦臉地坐著。 有幾個散兵爬上來搶座，用槍托打傷了幾個人。
我抱著蓉兒坐在我的大腿上。除了在劍閣的河裏泡了一陣和在開封澡堂裏擦洗一回之後，這些天來就沒有洗過澡。我們父女衣服汙黑，尤其是孩子臉色焦黃，頭發亂成一團。那幾個散兵沒有找我的岔，是不是看在我父女的貧窮潦倒上？
火車到了漢口，因為一天一夜孩子坐在我的大腿上，血脈不流通，我的兩條腿都腫了。
我住進交通旅館一間最便宜的房子，聽說：“東去的長江船票不好買，雖然腿腫，我也帶著孩子上街，看看能不能碰到熟人想想辦法。
漢口占全國地理中心，握東西南北水陸交通樞紐。江漢路一帶車水馬龍，人流奔湧。回想抗戰初期，文友雲集，沒想到抗戰勝利，卻煙消雲散。
猛抬頭，我看見了《大剛報》的招牌。《大剛報》抗戰初期在鄭州建立的時候，我還是她的作者，發表過文章。舊情難忘，我不由得信步進去看看。原來，邵荃麟的夫人女作家葛琴在編《大剛報》文藝副刊。
我高高興興地找到了葛琴。她的兩個孩子原是蓉兒的玩伴。在重慶的時候，我們兩家同住在文協附近小山穀的孤兒院。那時荃麟害肺病，葛琴是位賢妻良母，照顧孩子，每天還給荃麟買兩角錢牛肉，斬爛泡好煮湯給她的丈夫喝。
葛琴的女孩和男孩姊弟倆，從小和我的女兒玩在一起，一見麵就親得很，又是拿糖果，又是拿餅千。
葛琴也嚐遍貧窮的滋味。她看見我容顏樵悴、孩子痩弱，就特別關心。
荃麟剛走，到上海去了。
我告訴葛琴買船票的困難。
葛琴幾乎拿出她的全部積蓄三十元，交給我，並給我寫了一封信，讓我去南岸的紗廠找個人，那裏設有難民營，住進去，免費食宿，有了登陸艇可以照顧上船。
葛琴帶著兩個孩子生活，也不容易。我身上還有錢，怎肯接受她的贈予？
葛琴直率、熱情，她又怎肯收回她已拿出的錢？
“這世道，什麼事都可能碰上的。”葛琴苦口婆心勸我收下她的錢，“窮家富路……”
我感謝葛琴的情義。
在大街上遊蕩，不期遇見了賈先生。賈先生是謝冰瑩的丈夫，她家就住在江漢路附近中山大道繁華的三角地帶。高樓像艦首，門窗麵臨大街，人流像衝瀉的江河，人頭如浪濤滾滾。
歲月匆匆，自從那年謝冰瑩路過成都一別，攸忽四載。他倆夫婦居住漢口，樓前的人流像奔騰的長江，女作家觀察了多少眾生相，體會了多少人生的悲歡哀樂？
人家說，“湘女多情”。一別幾載，謝冰瑩還是那麼熱情。
她待我如小弟弟，又是給我父女買新衣，換洗一新；又是設家宴，酒過三巡，喁喁談心。
我把旅途的困難告訴了謝冰瑩。她性格爽怏，一下子就滿口答應解決我的船票問題。
夜晚，圓月東升，長江帆影幢幢，汽笛聲聲。在臨江大道旁的一家冷飲店的涼棚下，賈先生陪著我跟一個小少爺見麵。這人是一個少東家，他父親是船老板。在飲料和小吃的桌麵上，他借著燈光給我寫了一張白條，交給我明天一早憑條上船。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把孩子叫醒，臉也來不及洗，就匆匆趕往碼頭。
江邊停泊著一艘小輪船。
一個滿臉橫肉的船長看過我遞交給他的白條，濃眉一皺，問我還有什麼？”
“沒有什麼。”
他瞪了我一眼出門人……
我立即懂得他要敲竹杠，連忙遞給他兩張鈔票。
他看見我沒有被褥，讓我高價租了一套又髒又破的被蓋，在甲板的欄杆邊擠了一個鋪位。
幾千裏顛簸磨蹭，箱子破了。我解開捆箱的繩子，從箱子裏拿出幾塊餅幹給孩子吃。
汽笛尖銳地響過後，船開了。
江風吹來一陣陣涼爽，一兩個月的長途跋涉，我累極了，沉沉地睡著。
忽然孩子的一聲尖叫，把我驚醒了。
我一睜眼，就看見孩子吊在船欄上，兩手抓著鐵欄杆，兩腳懸空！
我跳起來，跑過去，猛力把孩子抱起。探頭往江裏一看，一條繩子縛著毛巾，在浪濤中漂遠了。
原來是孩子看見有人用繩子縛著毛巾，拋進江裏打濕，然後提上來洗臉，她學樣。可是毛巾落水，船行浪急，猛曳繩子，孩子拉不住，差一點掉迸江裏。多險！
我帶著疼爰責備她：“好啦，這一下爸爸可不能背你啦！”
我把孩子的背兜擰成一股，代替了捆箱的繩子。
毛巾給江水衝跑了，就用不著抹臉啦。
小輪船航速慢，吃水又淺。每逢有大輪船從江心開過，排浪就把它打得一浮一沉，東歪西斜。
乘客們買船票，照例船上供夥食。而我是憑白條上的船，不供吃喝。
船過九江、安慶、蕪湖，隻要船一停，我就上岸去買點吃的喝的。我跑痛了腿，孩子卻高興上碼頭。
陸路顛簸，水路同樣顛簸。什麼九江的潯陽樓，什麼安慶的振風塔，什麼蕪湖的鏡湖，我都沒有興趣去多望它們一眼。
小輪船隻到南京。我箱抱孩子在浦口上岸，直奔京滬鐵路火車站。
我和孩子占了一席座位。船上髒，一身煤灰。也許乘客們看見我和孩子身上邋遢，都避開我父女倆。我反倒樂得座位寬敞。
京滬鐵路是南京的達官和上海的巨商兩地尋歡作樂的聯接線，車行迅速，太陽剛過頭頂，我和孩子就到了上海。
在旅途上輾轉了兩個月，有人以為我失蹤了，還有登報尋我的。孩子的媽媽當然不知道我們的到來。
我找到過去通信的地址圓明園路，由一個油頭粉麵的青年把我領到北四川路《世界晨報》社。
邵瓊在《世界晨報》當記者。生活在大上海的人，市麵見大了，邵瓊看到我和孩子的到來，既無喜，也無憂。
我父女倆借住在一位湖南朋友的小閣樓裏，他僅僅是我在重慶鬧返鄉費遊行時認識的。一個人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豬窩牛棚都是他的落腳地，隻要能躲避風雨。
八 在滬寧
作家薛汕和豐村知道我來到上海，熱情地把我接到他們的住處。
這是一個停業的綢緞鋪，鐵柵欄外麵就是大街，車馳人行，裏外互相看得清清楚楚。薛汕住在原是會計辦公的高台上，上下爬梯子；豐村帶著他的小男孩在鋪子的一角擺上一張木床，就是他父子的家；而我父女的到來，隻能在一根柱子下壘磚頭，搭上一塊木板過夜。
我在《世界晨報》上連載《東行散記》，這引起了很多朋友對我的關心。
為了歡送馮玉祥先生出畫“考察”水利，也為了歡迎邵荃麟和我來到上海，中國作家協會在錦江飯店舉行了盛大的茶話會。愛國名將的行，公諸於報端是合情合理的，而《文彙報》把我的名字排在邵荃麟之前，卻使我慚愧。
老作家樓適夷看見我潦倒滬濱，就把我介紹到儲能中學教書。我教的是“小說作法”，學校本來沒有這門課程，完全是為我而設。
儲能中學不同一般，後來，我才知道她是中共地下工作站。
我的課程很輕鬆，相反，生活擔子卻很沉重。從虹口鐵柵門倒閉的綢緞鋪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後身的學校，每星期來回跑兩三趟，可是每月發給的薪金隻占一般教員的一半，糊口都困難。
閑來沒事，有時我帶著女兒到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的大陸新村去看望茅公。
茅公生活簡樸，樓房裏連一張沙發都沒有。我有時看見他橫躺在床上休息，身子周圍像波翻浪卷似的擺滿了各種報紙。他像是知識海洋上的一隻矯健的海燕，奮力飛翔。在人生的海洋上，他勇敢拚搏，不畏烏雲，不怕狂浪，不懼暴風雨……
文學大師寬懷大量，我告訴他姚雪垠在開封。姚在川北東北大學教書和在成都講學時，因茅公批評過他寫的《春暖花開的時候》三女性，對茅公頗有微言。聽課的學生記下他的講課內容，寄給《大公報》記者徐盈，徐盈轉給了茅公。大師對此，心懷坦蕩，不記前嫌，反而要我給姚雪垠寫信，說姚有才華，鼓勵他寫出好作品來。茅公識人，他的預言，終於實現。
他對後輩作家如此寬容，對小苗也如此愛護。有一次，我的兩歲多女兒蓉蓉調皮，打翻了茅公家裏的熱水瓶，把房子變成了“水漫金山”。我急得跳腳，而茅公卻抱起孩子，連聲問：“燙著沒有？燙著沒有？”接著他才拿來條帚、撮箕和拖把，把熱水瓶碎片掃走，把地板拖千。
但同時，茅公對人嚴格。他批評邵瓊在《世界晨報》發表的訪問記。那時，茅公剛返上海，各報記者紛紛對他進行采訪。“唯獨你的采訪記寫得最差！”
而對我的家庭生活，茅公公正執言，他對邵瓊說：“你把生活重擔都推給碧野挑了，你倒輕鬆！”
邵瓊熱愛新聞工作，事業心強。那時，本來有蘇聯貨船經常開往大連，有不少朋友就是坐這種海船北去參加革命的。我想走，找過胡繩、劉白羽和戈寶權。但是邵瓊認為她在後方工作更能發揮作用。我能帶著小小年紀的女兒奔走天涯嗎？茅公是非常同情我的困難境遇的。儲能中學教書難以糊口，他知道我要把女兒留在上海托兒所，輕身和邵瓊一起去南京編報。
我們怕初到南京安不了家，把女兒托在上海要交一筆錢。茅公給我寫了一封信，要我持信去見葉聖陶先生。
老舍先生已赴美講學，中國作家協會的具體領導由葉聖陶先生擔任。
我跑到南京路開明書店樓上，找到葉老。我和葉老在成都有一麵之緣，現在又持茅盾先生的信來見，葉老很重視。他看過信後，從近視眼鏡裏望我“夠嗎？”這就是在困難時期勸我們“相濡以沫”的葉聖陶！
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戈寶權來找我，秘密告訴我周恩來邀見一部分作家，要我參加。
周恩來是從南京來到上海的。在原法租界的一處日本式房子裏召見了在上海的一小部分作家，如洪深、葉以群、孔羅彌和我等。
周恩來與作家的關係不同一般，我們愛戴他，崇拜他，他是我們心目中高高飄揚的一支灑滿陽光的光輝的旗幟。
他又熱情又隨便，隻穿一件白襯衣，鬆開領帶，身子靠在房子中間的一根柱子上對我們說話。
他的話簡明扼要，用蘇北腔親切地告訴我們：國民黨在作垂死掙紮。國民黨打內仗，攫取了張家口，但張家口還是要回到人民手中來的。國民黨目前亂咬，要當心避免被捕……怪不得近些日子見不到郭沫若先生和茅盾先生，聽說他們都已被護送到香港去了。還有一些文藝界的朋友也日漸短少，有的已經去解放區，有的已經去香港。
而我還往國民黨的虎口走，去南京編報呢！
邵瓊在《新民報》當記者，我經《朝報》的總編輯謝東平介紹任該報的副刊編輯，同時，又經《和平日報》總編輯鄒若軍的介紹，任《南京人報》的副刊編輯。《朝報》是民營，《南京人報》是民盟的機關報。“身在曹營心在漢”，謝東平和鄒若軍都是思想比較進步的文化人。
上海報紙發表了一位女記者的文章，上麵寫到我的女兒。周末，父母親都把子女從托兒所接回家裏去了，唯獨有一個被遺落的小女孩，孤零零地坐在落葉紛紛的台階上望著天上的暮雲。她，就是我的女兒蓉蓉。
我看著報紙，一陣心酸。
不論兩家報紙的編輯工作多麼繁重，不論多麼潦倒貧窮，我還是決定把蓉兒從上，海接到南京。
南京，是國民黨罪惡的淵藪。日本侵略軍曾在這片土地上屠殺中國人民三十萬，鮮血染紅長江，屍骨堆滿紫金山，但國民黨達官貴人歸來，一麵廝殺打內仗，一麵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國民黨劊子手殺害十萬革命誌士，血流雨花台，已漸為世人遺忘？
南京政府開“國大”，選舉“總統”，舊戲新演，牛鬼蛇神一大堆。
我僅僅在報紙上諷刺了國民黨扮演的幾幕醜劇，就受到特務的注意。還是知道內情的鄒若軍秘密告訴我：國民黨國防部已把我上了黑名單。
於是，我第二次“失蹤”。除了邵瓊知道我的去向之外，誰也不知道我已潛往皖南宣城孫家埠教中學去了。
孫家埠在水陽江畔。水陽江發源於浙、皖邊界，江水清清，但卻流淌著上遊山民的血淚。
山民受雇於林主，漲水時，山民們飛駕驚濤駭浪上遊冒險撐木筏來到孫家埠，賺點水腳錢。
孫家埠隻有一條石街，但卻開了幾家大木行。
學校設在一座古廟裏，地方狹窄。校長把我塞進一家大木行寄居。木行大門前就是水陽江，木筏停泊了半邊江麵。木行的堂屋裏供奉的唯一神靈是財神趙公元帥，老板果真財源滾滾而來。他狡猾鑽營，食宿免費，而且一來就發給水腳錢。
食宿免費，睡陰暗潮濕的角落，吃的是糠粃穀嘴參半的碎米飯。山民們就喜歡這個食宿不花錢。孫家埠比起上遊窮僻荒涼的大山區來說，是個熱鬧的大埠頭了。食宿既然免費，當然個個願意多在孫家埠閑逛幾天。老板開設賭場，他早發水腳錢，為的是把發出去的錢詐騙回去。
有的山民雖然識破木行老板的鬼伎倆，但仍然迷戀孫家埠，也想上賭場撈點小錢，多買幾斤鹽，多買幾尺洋布，帶回山區去醃點鹹菜和討好妻子。
其實，嗜賭的，不要說鹽和布，連回去的盤纏都輸光了。
木行老板對我這個教書先生卻很敬重，我被安置在臨街的一間幹淨的廂房裏，而且每逢初一、十五，老板就招待我吃一頓好飯，不是產於水陽江的紅燒糖醋鯉魚，就是從南京買來的板鴨或從金華買來的火腿。
木行老板五十開外，挖空心思賺錢，落得個麵黃肌瘦。笑時滿口金牙，說話時，滿嘴唾沫。
老板利用我知書識字，經常要我給他抄寫些重要帳目，而更主要的是，我這個“秀才”可以給他撐門麵，抬高他的社會地位。
每逢初一、十五，我飽餐，但對木行老板沒有好感。
課餘，在窗下，我以這家木行為題材，寫了短篇小說《水陽江的沉鬱》。老作家吳組緗也許因為是安徽人，熟悉家鄉生活，特別垂愛我這篇作品，在他任教的複旦大學和北京大學，都把它當作課文對學生一再講授。
同時，我還以水陽江為背景，寫了中篇小說《饑餓的白鳳英》。也許因為內容傷感，受到文藝理論家林煥平先生的枇評。
前一篇發表在臧克家主編的《文訊》，後一篇發表在範泉主編的《文藝春秋》。
皖南並不安靜。每天夜裏，有餛飩擔子歇在我的窗下，在水汽蒸騰的燈影中，賣夜宵的老頭悄悄地告訴我昨夜江那邊山腳下傳來了槍聲，說：“是在開倉濟貧……”
我為此寫了散文《騷動的夜》，寄給了《文彙報》唐駛主編的副刊《筆會》發表。
學期還沒有結束，我忽然接到邵瓊的信，向我提出離婚，催我回南京辦理手續。
我趕回了南京。
一家人家堆滿柴草的灶披間就是我臨時的家，我和女兒睡在一起。
我回南京的第二天晚上，就被邵瓊派人叫去她工作的《新民報》社。
在《新民報》社的樓上，邵瓊遞給我兩張紙，這是離婚書，簽名，各執一紙。
千山萬水過來，粒米滴水共嚐，五年的夫妻矣係，今晚結束。我在燈下執筆簽名。
小小的孩子好像有知，蓉兒撲向我，哭著要我抱：“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樓上的編輯、記者沉默。
我抱起蓉兒下樓，回到臨時住處的灶披間。
我摟著女兒，她在夢中時不時啜泣。
人生永別，恩愛斷絕。
不必歡喜，也不必悲哀。
我一夜沒有入睡。
我在南京無職業，而更令我擔心的是，國民黨國防部的黑名單上有我的名字，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
我帶著蓉兒，但南京不能久留。
我有個名叫“國光”的年輕朋友，仗義勇為，交遊廣。通過他的關係，蓉兒進了托兒所， 每月由他掏腰包交托兒費。
我去了上海，和謝東平、司空穀、林莽等幾個年輕朋友住在北四川路底的東照裏。
謝東平每星期去一次蘇州講學，司空穀在上海一家報社當記者，林莽賦閑。
謝東平授課的學院欠薪，司空穀的報社經常發不出工資，林莽找職業身無分文。
我筆耕，大家常常以我的稿費收入勉強糊口。
不要看我們這一夥大腦發達的知識分子，當年在上海，被稱為“窮知識”、“知識窮”。
我們請了一位蘇北娘姨，名叫阿妹，她心地非常善良。她常常周濟我們，私自買米買菜。到 後來，我們才發現她戴的金戒指沒有了，原來是她偷偷兌換了給我們“渡荒”。
我寫了不少作品，《牛鬥安回家》、《小六指》、《祝福》等等多半發表在鳳子主編的《人間世》、範泉主編的《文藝舂秋》和孔另境主編的叢刊上，但是稿費有限，物價高昂，不足維持“五口之家”。
因此，有時我也寫些劇評，譬如寫了張瑞芳主演的電影《鬆花江上》評論，同時，乘興講學，譬如應作家袁鷹之約，去向青年文藝愛好者演說。
而在上海文壇最活躍的是範泉，他不僅可以預支稿費為作家們濟貧，而且經常召集作家們不是宴會解饞，就是到浦東去野遊散心。當中最受到青睞的是艾蕪、豐村、駱賓基和我。範泉為什麼特別細心照顧我們這幾個人？原因是艾蕪遠離四川，隻身在滬，生活流離；豐村妻死不娶，像公雞帶小雞似的帶著一個小男孩過淒涼的日子；胳賓基孤身一人，像漂萍無所依；而我離婚不久心情鬱悶。
經常到東照裏來看我的，男的有老作家艾蕪和許傑，女的有大姐覃穀蘭和女詩人陳敬容。
艾蕪住在浦東，幾乎每隔半月他就來上海市區走動一次，他特別喜歡到東照裏。每次，他的到來，我如迎佳賓。晚上，他睡我的床，我在床下過夜。開飯，我叮囑阿妹多做軟食給他吃。
艾蕪質樸，重視生活。我上中學時讀過他的《南行記》，生活氣息那麼濃厚，感人至深。
他著作等身，名氣很大，但卻一貧如洗。天熱他進上海市區，總是穿那件從四川帶出來的夏布長衫。當他吃飯的時候，幾次把掉落的缺牙用棉花塞緊。這麼一位大作家，生活如此貧窮，連上醫院鑲補一顆牙齒的錢都沒有，能不使中國羞愧！
許傑的每次到來，給我最大的精神鼓舞是“老驥伏櫪，誌在千裏”。他的頭發已經出現銀星，一襲灰色長袍，一雙圓口布鞋，瀟灑出脫，風度翩翩。
許傑喜歡和我談論文學。他學識淵博，見解精辟，給了我許多啟迪和教育。有一次，他對我談起抗戰中期，他在福建教大學，在課堂上，特別講到我的作品。那時，我還很年輕，作品能得到許傑的佳獎，聽來，既欣喜又慚愧。
許傑對我最大的教誨，就是要我“嚴一肅做人，嚴肅寫作”。這對我，是一輩子受用不盡的。至今，我心中還是十分感激。
而大姐覃穀蘭的每次到來，衣著雖舊，但儀表整潔。當時，她住在她弟弟家，離東照裏較近，來的次數多些。她每次來，總要帶點時鮮吃的，一小簍草莓或一小簍枇杷。
從我離開重慶時，她給我的孩子縫製背兜起，她就像大姐對待小弟似的，一方麵關心我的思想進步，一方麵關注我的生活。她既溫和又嚴格，看到我發表了一篇較好的文章，就滿懷高興地表揚，看到我溺愛孩子或做錯了事，就提出批評。
後來，覃大姐受聘去杭州教中學，寫信邀我去西湖寫作。我想，杭州離上海很近，隨時都可以去，但因迫於國民黨作垂死的掙紮，大肆捕人，我匆匆離開上海，終於沒有去成。
而有時來看望我的，是女詩人陳敬容。她年輕，圓臉生輝，黑發濃密，衣著鮮麗，薄施脂粉，輕點紅唇，手拿檀香折扇，微風帶來香味。
陳敬容的詩寫得好，情感真摯，為廣大青年所喜愛。她懂得幾國文字，尤擅長法文，是個才女。
她有時帶來幾首剛寫好的詩給我看。顯然，法國文學給了她不少滋潤。她詩情優美，清新明麗。她年近三十，但仍深藏著一顆純真少女的心。自古以來，才女多不幸。在她的心上可以窺見有傷痕。
除與友人的來往之外，有時我也和司空穀出去遊玩，逛逛虹口公園或看看戲劇演出。
劇院在演出歐陽予倩寫的《李香君》，以南明遺事影射國民黨岌岌可危的反動統治。聽說：女主角林玨演得很好。我通過李健吾要了兩張票，和司空穀一同去觀看。
林玨飾李香君，美如玉，潔如水，情思悠長，發人深思。國民黨特務屢次搗亂，但觀眾日夜守衛劇團，得以連續演出。
司空穀和林玨曾在重慶孩子劇團同過事，由他邀請見麵。
林玨下妝後，一身秀氣。她原是抗戰前南京戲劇學校的高材生，有較深的藝術造詣。曹禺、餘上阮、章泯都是她的老師，名演員牧虹、石聯星都是她的同學。
她家住南京，是歐陽予倩特地邀她來上海主演《李香君》的。她為人正派，演員們睡在陰暗潮濕的舞台底下，而她，作為演重頭戲的女主角，隻肯在舞台底下的進出口安上一張帆布行軍床。分紅，她一個錢也沒有要。她的一份優厚演出收入，分給了貧病的演員。歐陽予倩喜愛她，買了一隻絨製的玩具小貓送她上火車回南京。
在談話中，我知道我在綦江渝南中學教書時住的凶宅，那第一個跳水逃跑的“犯人”就是她的弟弟。現在，他跟母親、姐姐住在一起，瘋了。
林玨給了我一個好印象。
我的長篇《湛藍的海》出版了，拿到一筆稿費，翅膀硬了，我準備往“北方”飛。
行前，我去南京看望在托兒所的蓉兒，她已經五歲了。我將遠去，何年何月父女才能重聚？
司空穀托我給林玨帶一網袋梁山柚子。
我到了南京，從托兒所接出孩子，一塊去林玨家。
這麼一位中國優秀女演員，住的是摟板稀疏的破舊小摟房，臥室靠近後邊摟窗，窗外有一家小作坊，機器日夜突突叫，煙霧彌漫。
我看見了林玨的弟弟，一個漂亮小夥子，看來，他哪像是一個瘋子？
他和我好像一見如故，我們曾先後住過綦江邊的凶宅，他曾經讀過我的長篇《風砂之戀》。
母親疼兒子，姐姐愛弟弟。母親、姐姐都把他看管得很嚴，不讓他上街亂跑，怕發生意外。
為了不使特務注意，我不在上海購買東西，倒在南京購置行裝。
在南京，我巧遇楊季川。他就是當年我在北平潮州會館時的少年交。他為人忠誠、厚道，他好學，寫得一手好字。在四川巴縣女中，我接他的教席。他離校後，女學生為他簽名投寄刺繡花巾。
這麼一位有為的青年，渾身才氣，卻報國無門，在南京尋求職業。
我臨離開南京前夕，和住在友人家的楊季川同過一夜。孩子在托兒所，就像長年生活在樊籠中。明天天亮，我就要隻身離去，天南地北，相別萬裏，內戰烽火正濃，此生能否再見？為了給孩子留下一點快樂的記憶，睡前，我帶著女兒跟楊季川在附近的玄武湖月下蕩舟，一直到北鬥星西斜。
後來我聽說，第二天一早孩子醒來，不見了爸爸，正想哭，這忙壞了“叔叔”。楊季川又是牛奶又是蛋糕，喂她吃過早餐，然後順路買了一盒糖果送她上托兒所。
孩子到了托兒所，第一件事就是給小同伴發糖果，一人一塊，最後隻剩下空盒子。
蓉兒就是這樣的性格：自小寬容，與人為善。
我從南京回到了上海，東照裏家居空空蕩蕩。林莽早已到浙江麗水教書去了，謝東平去蘇州授課去了，隻有司空穀在窗下咬著筆杆苦苦思索寫詩。
上海學生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大遊行，作為一個有正義感的記者，司空穀同情學生，寫了幾篇報道，但報社都不采用，並且譏笑他是“共產黨尾巴尖上的一根毛”。他氣憤之下，辭了職，在家學寫詩。
我和司空穀早有“北去”的打算。對謝東平《唯生論》的著書立說，我們不滿；對他的想當官往上爬的作風，我們痛恨。現在，正好乘他不在家，我們收拾行李，買船票，悄悄離開上海，去北平。
這天清晨，秋風似剪，黃浦江水寒。我們踏上了秋瑾號海輪。送行的人，隻有站在江岸上的艾蕪。
艾蕪身體單薄，瘦骨嶙岣。他站在江岸上向我們揮手，長衫的下擺在寒風中飄。
我們揮手讓艾蕪回去。他回到哪裏？東照裏那棟小樓已空，郭沫若、茅盾已去香港。他隻有回浦東獨居，或水迢迢回四川？
秋瑾號已經啟航了。海風頻吹，吹亂了我和司空穀的頭發。我們在甲板上憑欄遠望，看見艾蕪仍然站在岸上，身影成了一個黑點，還不離去。
別了，上海！別了，友人！
九 飛往“明朗的天”
秋瑾號駛出了吳淞口，在藍天碧海間鼓浪航行。
我們欣喜，迎接我們的是，北方的瑞雪、嶄新的生活。我和司空穀都化了名，穿著整齊，住進了最高等級的特A房間。
特A房間隻有兩張床，沒有外人。
司空穀是作為我的秘書隨行的。我的油光閃亮的手提公文包裏有我的掛官銜的大名片，我的高級航空皮箱裏有我的精美西裝、高貴襯衣、金絲領帶、銀絲襪。
這些貴重行裝都是由司空穀經管的。
玻璃門窗外，有黑眼珠在轉動，那是一隻詭秘的眼睛，在窺視。
司空穀有意打開箱子，在一件一件清點衣物。嗨，多豪華！
秋瑾號日夜在大海上航行，由東海而黃海。海浪，越來越洶湧，船，越來越顛簸。
船過黑水洋了。
秋瑾，是民主革命的先驅，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以她為船名的秋瑾號，載負著我們衝過浪濤翻天的黑水洋，進入了波平浪靜的渤海灣。
北國天寒地凍，渤海灣已經結冰。尤其是船到大沽口，秋瑾號被堅冰圍困，停泊海中。
開來了破冰船，鋼鐵的船頭碰碎了冰層，開出了一條藍色的水路。
秋瑾號跟著破冰船駛進了大沽口，靠了岸。
乘客們嘈雜混亂，紛紛離船上岸。等人稀少了，我和司空穀才移步。
司空穀既然裝扮成我的秘書，當然是西裝革履。他一手提著高級航空皮箱，一手拎著公文包，跟在我的後麵。
前麵出現了憲兵和軍警，檢查旅客。司空穀機靈地越過我，快步走上前去，拿出我的大名片，遞給一個帶隊的憲兵少尉。
我的名片上印的是北京大學教授、南京《朝報》主筆。我的穿著又是這樣講究窄邊細呢帽、英國產的深灰高級大衣、一身漂亮西服、一雙鋥亮的皮鞋，手裏還拿著一根黑漆手杖，十足的紳士派頭。
憲兵少尉看過我的名片，正好我上來，他兩腳一並，馬靴碰出清脆的響聲，向我敬了一個軍禮。
我不慌不忙，捏著手指，慢慢地動了動頭上的窄邊細呢帽，露出油亮的光腦袋，輕輕地點了點頭，算是還禮。
我的“秘書”拿出鑰匙，準備打開箱子讓檢査。
少尉很客氣地向司空穀擺了擺手，再一個軍禮，目送我們過去了。
大沽口海風呼嘯，海岸線白花花的，也不知道是海浪還是冰雪。
大沽口顯得很冷清，隻有一列幾節破車廂的火車停在小站上，車頭吐著白汽直喘。
我們上了火車。車廂少，都擠滿了乘客。
有人在低聲議論：“這火車過天津，開北平。誰知道路上出不出事？”
說是平津路上有遊擊隊在活動，也許地雷爆炸翻車，也許一梭子彈打來傷人。
乘客們禁聲，提心吊膽地默默地坐著。
黃昏過去，黑夜降臨。外麵，夜霧茫茫，死一般的寂靜。車廂裏，隻點著一盞小馬燈，燈在隨著車輪的慢慢轉動搖搖晃晃。在昏暗的燈光下，乘客們裹緊身上的衣服，在迷迷糊糊地半打瞌睡。
深夜，車到北平，整座城市蟄伏在風雪下，沉浸在昏暗的燈光中。
我們住進南池子的一家旅館，一覺天大亮。我們連早點也不吃，就興奮出門去了。
南池子離天安門不遠，我們一口氣跑到天安門前。雖然天空放晴，太陽東升，照得天安門冰雪融化，但給人的感覺是，孤孤零零。曆史已經翻過了好幾頁，但天安門容顏依舊，像個佝僂的老人，仍然彎腰垂肩站立在中國大地上。
闊別十載，今天歸來，街上少車馬，人如穴居，北平比以往更加顯得破舊。
我像鳥兒倦飛歸來。楊季川把我們接到宣武門外住下。
楊季川早已從南京回到北平，在中學謀得一席教職。他預先給我們在南橫街粵東會館準備了一間偏房。
我剛把行李放下，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跑到潮州會館，去看看當年兄弟們相聚時的舊居。庭院古老，門房大嫂依舊，她額頭上增加了皺紋，見到我，驚喜交集，老淚縱橫，問長問短，拉著我的手不放。
我領她到西跨院的棗樹下。
十年後，棗樹長大了。雖然寒風刮去了它的葉子，但枝椏粗壯。這是我們兄弟當年埋書的地方。我想起大哥的囑咐，誰先回來誰先把書挖出來。
我要大嫂去借鎬鏟。
大嫂喃喃地說：“不用挖了！”
為什麼？說：“是埋書怕日本鬼子查到了惹禍。我們前腳離開北平，就有人後腳跑來挖書，當廢紙賣掉了。
我哀傷地低頭，兄弟們的心血片紙不留；我惆悵地抬頭望棗樹，透過枝椏望冰凍的藍天，兄弟們離散在何處？
南橫街粵東會館距離丞相胡同潮州會館不到百米，我們和楊季川邁腳即到，交誼日深。我們有時幹脆不做飯，到潮州會館吃他楊家幾天；我們做有好吃的，也請楊季川到粵東會館打牙祭。
楊季川父母年老，父正直，母善良。我和司空穀把倆老當作大伯、伯娘。楊家還有一位大小姐，她就是當年和我們兄弟要好的那個小姑娘楊宗英，現在長大了，端莊美麗，練達能幹，我和司空穀把她當作妹妹。
我和司空穀住是住下來了，但為了安全，我們特地去看望陳紀瀅。陳紀瀅是我的老相識，他原是《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編輯，我們是作者與編者的關係。現在，他身兼要職，既是國民黨長春市委員，又是北平儲金彙業局局長，有權有勢。
他在東交民巷的儲金彙業局接見我們，眼睛在鏡片後忽閃忽閃，第一句話就問我到北平來幹什麼？我說：“我愛北平安靜，好寫作。緊接著他問我住在哪裏？我說：“住在一個叫“崇億”朋友的家裏。他顧名思義嗯，宗億，是個經商的吧。”
得到了陳紀瀅的信任，他給了我一張名片要是有人問起，就說：“你是我的秘書。”他並且告訴我，他住在霞公府，有事去找他。
我把陳紀瀅的名片妥為保存。
本來，我約定翻譯家荒蕪一道去“解放區”，但他因處理家事回安徽去了，我們在北平等待。從冬到春，我們幾乎等了他半年。
粵東會館比潮州會館還高出一格，原是東江和韓江京官聚會之地，潮州府和嘉應州舉子京考的住處，有戲台、假山、月門、回廊。前有大院，後有花園，雕梁畫棟，飛簷高翹。
可是現在，粵東會館殘敗了。戲台倒塌，假山崩落，月門傾斜，回廊破舊，雕梁塵封，飛簷缺角。
住在粵東會館裏的隻有兼做糊裱匠營生的“長班”一家、一個退了職的西直門小火車站老站長兩夫婦、一個賣報老頭和他的瘋女人。現在，搬進我和司空穀，就是第四家了。
我們住進粵東會館西偏房，這是友人楊季川早給安排的，紙糊隔扇，這邊住人，那邊堆物。數九寒天，安上爐子也不暖，一夜間，臉巾凍成冰。我和司空穀每天擠在一張小床上過夜。
賣報老頭的妻子瘋了。每天，從早到晚，她穿梭似的在會館裏奔走呼號，有時跑到大門口，有時又跑回黑屋裏，哭哭笑笑。她的兒子被抓壯丁，一去兩年無消息。是生是死？母親憂慮成瘋。
冬季，老頭日裏賣報，晚上賣水蘿卜，艱難度日。白天，他賣完報，順便買一小布袋雜糧和一小紙袋煤球，回會館來生爐子煮糊糊給妻子吃；夜裏，他等妻子睡著了發夢囈，才出門，在寒風中賣水蘿卜，聲音發顫地喊“蘿卜賽梨”，把削破指頭流的血連同紅心蘿卜換幾個錢。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國民黨內戰方殷，國破家亡，生者如斯！
我以賣報老頭和他的瘋女人為題材，寫了一篇《高老頭和他的瘋女人》。
這篇小說是我創作的分界線，是我最後寫人民的悲慘生活的，也是我表示對舊社會的痛恨和決裂。
粵東會館有一段時間變得鬧哄哄，那是發救濟糧的日子。大院裏搭了通行夾道欄杆，衣衫襤樓的人們湧進大門，嘈嘈雜雜走過我們的房門前，然後順著夾道欄杆到西屋去領十斤二十斤救濟糧。所謂救濟糧，是從美國運來的，國民黨把它賣給老百姓隻是便宜些罷了。
發放救濟糧的多是保甲長和地痞流氓，橫眉豎眼，惡聲惡氣，氣勢洶洶。貧民常有被打的，頭破血流，哭哭啼啼。半口袋麵扮，擠得腿酸腰痛，骨頭散架，背回去，又能幾天糊口？
老作家朱自清先生鐵骨錚錚，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救濟糧。
發過救濟糧後，拆掉夾道欄杆，粵東會館又是一片寂寞荒涼。
瘋女人又出現在大院裏，前走大門，後入小屋，唯有她的腳步聲和哭哭笑笑，是這會館生命的氣息。
我們久久盼望著荒蕪回北平來。在這期間，卻經常有朋友聚會或來訪。
詩人臧克家生，日的那一天，老作家沈從文和馮至等邀我到沙灘北京大學舉行了一個小小的祝壽會。沈夫人和馮夫人都參加，清茶一杯，糕點幾碟，顯得既親切又溫暖。臧克家離我們萬裏迢迢，但至誠之心相通。我們為臧克家祝壽，也是為中國作家度過八年艱苦的抗戰，慶幸新生。
長江、黃河本都是發源於巴顏格勒山。文壇不分南北，作家詩人有如一體，兄弟情真，甘苦與共。
開國後，有的作家之間反倒疏遠淡漠了。“文革”後，我到北京，看望沈從文先生，鬥室人空，恨未見麵。據說作家彭荊風在《文彙報》曾發表文章，談到沈從文先生生前還問起艾蕪、我和李喬。他念念不忘友誼，使我銘記在心。
可能老一輩的作家重友情。來訪我最多的是謝冰瑩。她在南城和平門外師範大學任教，離我的住處近些。她知道我窮，有時帶點吃的我們聚餐；有時玩陶然亭喝茶，幾乎是無話不談。人生如漂萍，但我們在洛陽，在西安，在成都，在武漢，曾數度聚會，她扶危濟困，有如姐弟。
即使是春節，萬家爐火通紅，冰瑩姐念我隻身天涯，還拉我到她家去過節。除夕，我和司空穀在楊季川家守歲，天一亮，大年初一，我們毫無顧忌，就到謝冰瑩家和她夫婦團聚。
散文家李廣田悄悄地來看過我。我想起在成都，他的學生半夜到槐樹街來見我，催我立即離開鬼域，因而特務撲空，我得以避免牢獄之災。李廣田人如其文，質樸深沉，純真內秀。他到粵東會館來，和我一見如故，沒有客套，隻有真情。前些天，北京大學廣場舉行篝火晚會，我和司空穀都去參加了。篝火熊熊照亮夜空，演活報劇、朗誦詩歌、大合唱，熱鬧通宵。李廣田特地跑來告訴我北平複雜，要我小心。
身兼《大公報》記者的作家徐盈也來看我。他有一副顯眼的行頭水獺皮帽、水晶眼鏡、筆挺的西裝、貴重的大氅。他騎的自行車，也與眾不同，車把上有鏡子，坐墊上有流蘇。他彬彬有禮，滿腹文采，上自達官顯貴，下至販夫走卒，他都有交往。
他在眼鏡後笑成兩條縫的眼睛給人一種單純的感覺，他的飽滿的額頭是智慧的海洋。據說，他追求彭子岡的時候，從北平買了兩串“冰糖葫蘆”紅山楂果，手舉東窗外，防止融化，送到上海，感動了彭子岡。這雖是一個有趣的笑話，但足以表現他的為人真純。
徐盈的來，秘密地告訴我一個消息：國民黨近日派了許多特務來到北平。不知道他是怎樣了解到我要進解放區的，勸我盡早走。
我們終於盼來了荒蕪。
這一天，我和荒蕪來到天津，住在《大公報》副刊編輯勞榮的家裏。
第二天，我和荒蕪借了兩輛自行車，騎著去接頭。途中，荒蕪把車胎的氣門芯拔掉了，後胎癟了，他推著自行車，我隻好下車陪著他走。
來到一家自行車行，店麵堆滿自行車零件，亂七八糟，兼營修理車子。
荒蕪放下修理的自行車之後，一出口就要買若幹鋼條、若幹滾珠。這是接頭的暗號。老板一聽，就把我們讓進裏間。
老板是個黑漢子，濃眉大眼，他問我們是不是“在理”的？
他幹脆利落，說：“定下一個星期這一天，天晴上路。
我和荒蕪回到北平，計算去華北解放區的人數，除我和司空穀與荒蕪夫婦，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之外，還有楊季川和一位“軍人”。
這“軍人”是黃埔早期的學員，軍界熟人多，掛少將領章，他時而跟一些國民黨高級軍官講同學關係，時而接近中共地下黨員，是個神秘人物。他無形中是我們的護衛。
我們分別男女性別和不同的身份，在天橋買了一些化裝的舊衣服。
舊衣服就裝在我北來時帶的那口漂亮航空皮箱裏。
春天究竟到來了。北海冰層融化，雁行飄浮在金碧故宮的上空；中山公園桃花盛開，分外嬌豔。
我們結伴從北平去天津。男的西裝革履，女的旗袍、高跟鞋，個個精神抖擻，風采翩翩。
國民黨少將滿街走，不值錢；但總算是高級軍官人人畏三分。跟我們同行的軍官胖胖的，神態自若，金領章、斜皮帶、馬刺靴，呢子軍裝。他手提我們塞滿化裝衣服的漂亮航空皮箱，從北平上車，到天津下車，軍警不敢過問。
為了迷惑特務，我們兵分兩路，一路派了兩個人先到怡和公司去打聽去上海的船期，一路坐上小汽車浩浩蕩蕩去我的一位在中央醫院任高級職員的朋友家裏。
這個朋友是原先我在洛陽認識的演劇十隊攝影師，後來，他結了婚，夫人的父親是天津有權有勢的大人物。他得到庇護，職業高尚，而且住上一幢講究的大摟房。
去怡和公司打聽船期的人隨後按址趕來。我對朋友謊言我們要回上海，在他家借住兩三天。
朋友夫婦交待廚師設家宴為我們洗塵。我虛晃一槍，說：“多年不見，我來請客，找個天津名館喝幾盅。
朋友生活闊綽，出手大方，他哪肯讓我破費？一桌酒席，還是由他付錢。
盛宴設在市中心一家豪華的大飯館裏，餐廳麵對大街，街上人車交流。我們的朋友還請來了他夫人在警察局當督察的哥哥，和一個戴著金板領章的城防司令部的高級軍官作陪。
而跟隨護衛我們的少將，他的金板領章在燦爛的燈光下同輝。
佳肴美酒，舉箸碰杯，好不盡興！
即使特務窺伺，看見了這個豪華場麵，也隻有縮頭。
盛宴晚歸高摟，悄悄地跟進了一個漢子。
我們占用了一個廳和幾間房。漢子在一個房間裏和荒蕪密談了一陣，就走掉了。
荒蕪交給我們剪成了幾條的字條，讓我們各自背熟，然後燒掉。這是情報，也是介紹，由我們到了解放區，各自向組織複述。
天色未明，東方天際剛剛出現一抹藍色的曙光，我們都紛紛起了床。我們丟下了西裝、旗袍，換上了帶來的舊衣服，個個化了裝。有的短衣短褲，打扮成跑街的；有的長衫布鞋，打扮成做買賣的；有的披上頭帕、穿上花布衣裳，打扮成走親串戚的媳婦。
而我戴上一頂半新不舊的呢帽，穿上白大褂，像是一個帳房先生。
我們個個身上揣了一張身份證。楊季川手藝好，鋼印是他用粘土打的，加蓋的印章還是他用肥皂刻的。
我們悄無聲息，分批走出後門，在黎明中，往城廂走去。
我發現人馬叢中有幾天前接頭的那個黑漢子，他扶著一輛自行車。
已經有幾輛膠皮軲轆大車在等待我們。
大車上已經有不少乘客，我們分開安插上了大車。
趕車的多是壯漢，紅纓長鞭在手。驟馬驃壯，有的昂首嘶鳴。
黑漢子騎上自行車帶頭上路了，趕車的長鞭在空中甩響三聲，騾馬四蹄使勁一蹬，膠皮軲轆大車就滾動了。
黑漢子在前麵遠遠地領先，他在護送。我們的大車一輛一輛采取距離行進。
太陽冒出了地平線，雖然春天到來了，大野卻仍然顯得灰蒙蒙的，寂寞而荒涼。有一隻老鷹在高空盤旋，時而發出一聲尖叫；有幾隻野狗在覓食，有時互相廝咬。稀疏的樹林裏傳來一聲聲軍號，遠處村莊無力地升起幾縷淡淡的炊煙。
除了驟馬的蹄聲和車輪的滾動聲之外，人們沉默無聲，好像天地都凝固了。
突然，路邊的草叢裏跳出來幾個兵痞子，有的拿著步槍，有的舉著大刀，攔住了去路。
我們的趕車漢子立即把大車停住了，讓大家湊足鈔票當作買路錢，奉送給搶劫的兵痞子。
軲轆大車走不到十裏八裏，就要受到一次攔路搶劫。
這一次，是一群歪三倒四的特務，他們穿便服，裝成流氓，有的喝得醉熏熏的，有的敞開肚子露出手槍。
他們從樹叢裏竄出來，從墳堆裏爬出來。一下子就把大路堵住了。
我們大家又湊了一筆錢，說是敬送給他們喝荼抽煙的。
當中有一個額頭上有刀疤，把手槍抵住我的胸脯，眯著獨眼盤問我。我說：“回濟南去看望害病的母親。
“這條路有土匪、八路，你不怕被活埋？”
我說，東邊海路不好走，隻好走西邊的陸路。
他靈機一動，突然摘下他的爛布帽，扣到我的頭上，同時搶過我的半新不舊的呢帽，戴到他的頭上。
他嫌我的帽子小，取回了他的爛布帽，一揮手，把我的帽子丟到附近的墳堆裏。
我撿回了帽子上車。他們得了一筆錢，又散開藏進樹叢和墳堆裏去了。
一路上，大車走走停停，一共過了八道關卡。兵痞和特務，從一方麵說，他們是為了發橫財，但從另一方麵說，他們是為了檢查、扣留共產黨嫌疑分子。
但是火是不能囚禁的，它要燃燒。
這條滄州大道，在古代，曾經留下好漢武鬆的腳跡，而今天，不知道有多少腳印走向華北解放區。
這是第九道也是最後一道關卡。
我們來到一條河邊，橋梁被破壞了，隻靠一條渡船過河。河穀裏風大，雖是春天，還是寒風呼晡。
趕車的壯漢甩了三下響鞭，我們隨著大家下車；隔河也傳來了響鞭，好像是回音似的。
雖然桃花水還沒有來，但河裏波濤蕩蕩，有人用石子投入河裏，好一陣河麵才冒出泡泡，水還是很深的。
沿岸聚集著上千待渡的人。軍警檢查、搜身，翻箱倒篋，人們很難擠到臨時碼頭上去。
有人在啃幹糧，有人在燒野灶。有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堤岸上喘息呻吟待斃，有裸體的死嬰被丟棄在河穀裏。
碼頭上一片混亂，時時傳來哭聲。
有一個麻子兵，看來像個班長，擠到我們的身邊，毫不忌憚地張大喉嚨喊：“出門人是懂事的，我可不管你是不是共產黨！”
可是我們沿途被劫，身上沒有了錢，過不了這最後一道關卡。
忽然有人用胳賻肘拐了我一下，我一看，嗨，原來是騎自行車護送我們的黑漢子。他塞給我一把“關金票”。
我把“關金票”塞給了麻子兵。
麻子兵二話沒說，用槍托開路，把我們引上了渡船。
渡船橫渡，我們從河的北岸到了南岸。
南岸也聚集著一大群待渡的人和車馬。其中有一輛結結實實的騾馬大車在等著我們。趕車的漢子好像認識我們似的，招呼我們趕快上車。
華北多沙河，前麵黃橙橙的十裏河灘，是空白區。這邊是國民黨統治，那邊是解放區。空白區，留下緩衝地帶，兩邊的軍警都不到這裏來。
趕車的漢子從車轅上抽出紅纓長鞭，高高地舉起，打了一個清脆的響鞭。
響鞭震耳，轅騾邊馬同時起步，拉著大車往十裏河灘奔馳而去。
眼力所及，那河灘盡頭，在明朗的天空下，綠樹如煙，村舍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