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同誌身體孱弱。重慶時，他是黨的地下領導人，住在觀音岩低穀廢棄的孤兒院。那時，他害肺病，葛琴同誌溫存照顧著他，每天隻喝二角錢的牛肉湯養息。
解放後，荃麟同誌健康情況好轉，但仍不時患病。除非他害病臥床，隻要能下地，他就不停地工作，直到他再臥床。
作為一位老領導，荃麟同誌對同誌熱心腸，聽說：“我從新疆來京，立即扶病接見。
荃麟坐在躺椅上，葛琴給他泡了一杯參湯。他舉杯呷了一口提神，聲音緩慢地和我談話。
他第一句話就說：“碧野，你去新疆寫了不少好散文！”
我受到荃麟同誌的鼓勵，心裏感動。於是，我把妻子在邊疆扶牆走路的苦情向他作了詳細的彙報。
荃麟在病中，體會到楊靜的痛苦，對我深表同情。他說：“你倆和孩子都回來！”
我想，新疆需要作家，要是維吾爾自治區黨委不批準呢？
荃麟同誌雖在病中，但仍然這麼銳敏。他看出了我的疑慮，接著提高了一點聲音說：“先禮後兵。中國作協可以用兩位作家換你一個回來，答應了最好，不答應就請中央下調令！”
烏魯木齊離北京萬裏迢迢，為了搬家，我連全國第三次文代會都沒有參加。
離開新疆，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妻子可以避免高原低氣壓，有利於恢複健康；憂的是我和孩子們又將天各一方，撩我夢中思念。
路過鄭州，得到作協河南分會的接待。I960年，正是國家困難開命，作協分會給我全家炒雞蛋飯端到房子裏來，而從窗口望食堂，卻看見分會的同誌們在吃野菜充饑！
我愛新疆，舍不得那豐富多彩的大自然，更舍不得同甘共苦建設祖國邊疆的朋友們。
我把過冬的毛毯和皮衣都留在烏魯木齊，原想把妻子兒女送回北京以後，自己一個人再到新疆繼續深入生活。
剛回到北京，忽然湖北省委領導同誌來京開會，打聽到我剛從新疆回來，立即向中國作家協會要我去鄂西北漢江丹江口水利建設工地生活，那是祖國南水北調的巨大工程。
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劉白羽同誌找我談話，鼓勵我去丹江口。
還是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郭小川同誌，幾經周折，才把我留在新疆的行李，運到武漢。
，我去鄂西北水利工地。隨後，1961年春，我全家落戶丹江口。山區偏遠閉塞，與外界極少相通。我雖然寫信詢問關露的下落，但毫無音訊。
時間整整過了六年，歲月像漢水流逝。我把家從丹江口搬回武漢，開始寫反映水利建設的長篇《丹鳳朝陽》。可是“文革”的邪風惡雨漫天襲來，我先在武漢被批鬥幽禁，後被押送江漢平原農村勞動。即使在那艱難的日子裏，我和楊靜仍念念不忘關露。每一想起她孤身隻影，流落何方？心中憂慮。
1972年，全國有一批幹部被“解放”，門開一縫。周恩來總理和鄧小平同誌抵製“四人幫”，湖北省委調我回武漢。但我回武漢後，“四人幫”勢力猖狂，叱喝之聲不斷。
電影劇作家田莊由北京來武漢，幫助部隊作家馬吉星修改劇本。他時常從漢口過江來武昌探望我全家，給予友情的溫暖。楊靜知道田莊是電影界的，問到關露，意外地得到了滿意的回答。當天晚上，楊靜就激動地寫了一封長信，第二天一早就寄給關露。
我們很快就得了關露的回信，壓在心頭十年的一塊石頭，終於落地。關阿姨有了消息，孩子們歡笑，我揮淚，楊靜感動得哭泣。
粉碎“四人幫”後，楊靜探親，我陪她回北京。落腳的第二天，我就急急忙忙去看望關露。
關露住在京西的香山，是已故畫家司徒喬留下的幾間破屋。門牆低矮，庭院狹小。
見麵的時候，關露變得更加老練，更加沉著。“文革”期間，她被作為“重犯”，整整八年被關禁在秦城監獄。
關露一生經受多少酌誰，尤其是秦城獄中的長期監禁，鍛煉得像一塊鋼。她外冷內熱，隻要輕輕撥掉冷灰，就顯出一顆火熱的紅心。
她正在這“香山一號”的小庭院裏寫自傳。
她得知我和楊靜從武漢來京，前兩天就買了二隻北京肥鴨，煮熟鹵好，迎接我們。
她眼光溫柔，嘴角含情，問我：“楊靜為什麼沒來？”
我告訴她，武漢缺電，楊靜晚上摸黑下樓，摔了一跤，跟骨粉碎，雖然現在好了，但仍行動不便。
關露和楊靜深交，她急了，“我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進城去看她！”
闊別十年，相見半天。關露並沒有多談她的過去，隻談她的未來。她雄心猶在，告訴我她要整理她的文集，留下清白在人間。
為了迎接關露的到來，一大早，在細雨濛濛中，我在西單汽車站等候。
一輛接一輛的公共汽車開來了，又走開了。人們下車，擁擁擠擠，但卻看不見關露的影子。是她誤車了？不來了？我知道關露是一個非常守信的人。
終於，車門口影子一閃，關露下車了。
我連忙迎了上去。
我們住在季川家。
楊靜擁抱關露，淚濕胸襟。她倆有如姐妹，人海茫茫，離別十載，今日相見，訴說：“衷腸。
關露忽然問道：“你家過去住的潮州會館，西院裏的那兩棵銀杏可長高了？”
楊靜緬懷過去，不勝唏噓：“聽說，我家成了個大雜院，院子裏搭了許多小窩棚，那兩棵銀杏樹早被砍掉了！”
那兩棵銀杏都是她倆最喜愛的。楊靜把它們從花盆裏移栽到地上，讓它們吸足地氣；關露給它們澆水，讓它們長得更加翠綠。
可是，現在，那兩棵心愛的銀杏都沒有了！
人與樹的命運何其相似！我默默坐在一旁，關露和楊靜相對歎息。
當天下午，關露乘進城機會，順便去看望她的妹妹。她的妹妹是潘漢年夫人。潘漢年受冤屈，獄中多年。現在釋放，和夫人棲宿東城，共度餘年。
我打著雨傘，把關露從西城送到東城。
分別又經年。
我出席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來到北京。聽司空穀說，關露住在東四頭條中央文化部宿舍。大會中間，我特地抽空去看望關露。
關露住在文化部舊大樓腳下的一間小房子裏，肮髒雜亂，臭氣熏人。關露臥病，躺在角落裏的一張帆布小行軍床上。照顧她的，是一個不懂事的鄉下小姑娘。關露本是一個愛潔靜的女性，現在，蓬頭垢麵，破被爛枕，落得一個身世淒涼。關露初中十幾歲就參加組織，把青春和生命全部獻給了黨。幾十年如一日，艱險勞累拚命地幹革命。可是當她病重的時候，為什麼孤身臥床，竟會沒有一個人顧念她，前來慰問她一聲？
會後，我帶著一顆淒愴的心回到武漢。我把關露的近況告知楊靜，她隻有在燈下靜靜地流淚。
為了想要稍解關露的寂寞，我把剛剛出版的中篇小說集《紅豆之思》寄一本給她，希望她在纏綿的病痛中能得到一點友情的溫暖。
不久，忽然傳來關露逝世的噩耗。
我全家哀悼。
三十年來，關露走過多f悲慘坎坷的道路！她的母親是大戶人家的丫頭，官僚地主糟蹋了她，生下關露，還是當大戶人家的丫頭。
是遠房親戚憐恤這個小姑娘，把關露贖出來，上了學。初中時，她就參加了黨。
抗戰開始，關露走香港，是葉帥命她回上海，打入日本軍部，在潘漢年單線領導下做地下工作。
就是這樣一位對黨忠心耿耿的女子，卻孤苦無援地離開了人間。
即使後來《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紀念關露的座談會紀錄，但這已是身後事。關露生前寂寞、孤單，屢受冤屈和被“四人幫”惡毒摧殘，但她誌不移，從她在秦城八年所寫的獄中詩就可以看出她的高風亮節。
在關露臥病漫長的日子裏，誰給她送來一點溫暖和慰藉？春天沒能敲她的窗子，酷暑把她悶在行軍床上，秋風蕭瑟使她饑寒，冬季的白雪覆蓋了她的忠骨！
北望雲天，我和楊靜隻有心祭關露，願她在天之靈得到安息。
十 丹鳳之歌
自從五七年“反右”，全國有不少作家被擴大化打成“右派”，湖北亦然，弄得全國失去了音韻和色彩，像一片空空蕩蕩的沙漠。為此，中國作協駐會作家都已分散各地，丁玲、艾青被送到北大荒，沙汀、艾蕪回四川，趙樹理、馬烽去了太行山，周立波、康濯回到了湘江，嚴辰、逯斐去黑龍江，陳學昭回錢塘江……就連被打成“右派”的秦兆陽也被要到廣西去了。有人勸阻秦兆陽是右派呀！”來人說：“不要緊，到了廣西，我們給他摘帽！”
湖北省委宣傳部長曾惇同誌到北京開會，向中國作家協會要人。
中國作協當然沒有辦法給湖北輸送作家。
正好這時我從新疆攜家帶眷回到北京。
曾惇高興地對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劉白羽同誌說：“碧野不是從新疆出來了嗎？”
白羽同誌找我談話：“外國朋友路過重工業城市武漢，要讀一本寫工業的書也拿不出來。湖北歡迎你，你去吧？”
我和曾惇見了麵，問道：“去哪裏？”
曾惇笑容滿麵：“去丹江口水利建設工地！”
我知道丹江口是南水北調的巨大工程，關係著我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繁榮。
我欣然接受調令。
從烏魯木齊到北京，再從北京到武漢，兩次長途搬家，幸虧新疆文聯司機老鍾和中國作協的幫助。前者幫我把箱箱籠籠運往隻通到哈密的火車站，後者助我綁紮桌椅家具，使我全家順利到達武漢。
1961年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火車到達武漢，搬行李時，卻失掉了新疆朋友送的一大口袋葡萄幹、北京友人送的一大口袋鹹魚。
葡萄幹甜，孩子哭失葡萄幹；鹹魚佐餐，妻子痛失鹹魚。
武漢有老友李蕤和姚雪垠，但他們都被劃成“右派”，在東西湖農場勞動。我們全家受到老友家人的盛情款待。李蕤夫人宋映雪“宴請”我們的是一鍋蒸南瓜，姚雪垠夫人王梅采為我們“洗塵”的是幾塊包穀烙餅和幾碗小米稀粥。
人情喝水甜！
在東西湖農場，李蕤是個強勞力，但是生活艱難，他曾給在武鋼任副總經理的魏伯寫信求援一雙雨靴。我剛搬家到來的那一天，在文聯大院遇見一個俊秀的小姑娘，戲問她你的爸爸是誰？”她低頭跑掉了。困難時期，文聯大院種滿紅薯、玉米、黃豆、瓜菜，第二天，有個維糞的女人從我身邊走過，忽然唱了一句《黃水謠》“妻離子散天各一方……”我立即意會到她是李蕤夫人宋映雪。原來我和李蕤共事洛陽的時候，她住在老家，沒見過麵。想來，那天我遇見的小姑娘是她的女兒了。
王梅采是我早年在她家鄉鄧縣認識的。當年，在河南省，年輕人口頭上流傳著一句話：“娶妻要如王梅采！”可見她才貌出眾。
姚雪垠在東西湖農場管理農具，每天早上發放鐮刀犁耙傍晚收，有空閑時間，寫他的曆史長篇《李自成》第一部。尤其在夜晚的油燈下，他孜孜不倦筆耕。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是用燈油滴成的，更是用心血滴成的。回想起那年因戰事緊急撤離老河口，船到青山港，姚雪垠在戰亂中無人居住的木樓上，秉燭夜讀野史，為《李自成》作準備的情景，至今仍曆曆在眼前。
一種奇怪的氣氛籠罩著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僅淡漠，而且有的對人刻薄。我初來乍到武漢，人地生疏，頗受欺淩。單說：“我到機關食堂買飯，不知道是誰乘機偷跑了我的大碗，我跑家去再拿一個碗趕來。困難時期，粒米如金，一個幫廚的幹部掌勺，有意對我克扣斤兩，卻少給我一勺。我家這頓飯，少了一個人的口糧。妻子問我為什麼不吃？我說：“吃過了！”
來到武漢，我先參觀武鋼。副總經理魏伯因訪蘇帶回來“一長製”，犯了“錯誤”，被降職為總支書記。
魏伯是我年輕時的好友，也是《泡沫》社的主要成員之一。久別重逢，魏伯特別高興。為了接待我，他從專家招待所買回來幾個菜和一瓶酒。
我們對酒啼噓。他告訴我亞蘇因戰爭年月經常臥地，風濕侵骨，病入肝髒。
突然，魏伯把話頓住了。
我覺得有異，連忙問她：“現在怎樣了？” ，
魏伯從牙縫裏迸出了這句話：“她逝世了！”
我的心一陣絞痛，淚濕眼睛。亞蘇的死，為什麼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去新疆回北京，不是在王府井大街和她相遇麼？那時，她不是身姿健美、容顏姣好麼！年輕時未能相隨，中年死別，增我傷悲！
抗戰初期，要不是魏伯在石家莊阻攔，我不是早就到太原和亞蘇在一起了麼？人生變幻莫測，我能埋怨魏伯麼？
現在，在淚眼模糊中，我好像看見了一束盛開的石榴花枝，花枝後麵朦朧地出現亞蘇的麵影。好像她在微笑地對我說：“你不知道有的石榴花是不結石榴的麼？”
我心有所笑，默默無言。
我哀悼亞蘇英年早逝。我燃起心香一瓣，遙祭亞蘇！……我因為要深入水利工地生活，所以去拜望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同誌。
在武漢的林一山同誌和在丹江口的任士舜同誌，都是周恩來總理在水利戰線上的左右手。林一山領導水利工程設計，任士舜指揮水利工程施工。
林一山抗戰前就讀於北京大學，擔任過遼寧省省委書記。心懷像長江一樣坦蕩，性格像行雲一樣樂觀。
他十分熱情地接見我，先是坐著說話，接著站起來，在辦公室走來走去高聲侃侃而談。
他給我談水，談大陸架石油的開發，談新疆塔克拉瑪幹大戈壁，原先是大海，要不蘊藏有那麼多石油，石油是海生物遺骸的沉積物；談運河引長江水北調華北平原，家家門前流水，戶戶庭院垂柳。
沒有水就沒有生命。林一山是一位遐邇聞名的水利大設計師，他的生命和水溶化在一起。
他的鼓動性很強的長談，不僅使我增長了很多知識，而且鼓舞了我對中國水利事業發展的信心。
忽然他把話停住了，問我“你看，應該怎掛去寫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
我誠懇地說：“先了解，然後做結論。我總不會把工程師寫成歪戴帽子加墨鏡！”
林一山點頭。
聽說，這次長談我走後，林一山同誌還查問過Z碧野是不是共產黨員？”
“不是呢！”
“為什麼？”
那時，我還沒有入黨。參加革命以來，長期沒有條件參加組織。
林一山對人就是這樣關心，這麼待人以誠。
他對水利事業一片忠心。他患了眼癌，是周總理批準挖去他那隻眼睛的，另一隻眼睛視力很弱，幾乎失明。但他還是積極樂觀，親‘自視察水利工地，不要人扶，一步一拐地爬上山頭，手舉望遠鏡，用獨眼微弱的視力察看河灣、峽穀、壩軸線。
他對朋友無限關懷。有一年春節，他來看望我和徐遲。臨走，他在我們的院子裏，幾乎是摸瞎打了一陣“鷹爪拳”，然後握手，手勁很大，哈哈大笑而去。 。一個月後，我把家安頓在武漢，就隻身去丹江口水利工地。
丹江發源於陝南龍駒寨，流經豫西，彙入漢水。大壩興建在丹江彙入漢水處，因而叫做丹江口。
丹江口夾峙在伏牛山和武當山之間。發源於陝西潘塚山、流經漢中平原，從秦嶺、巴山穿流群峰到鄂西北的三千裏漢水，至此，有一座凶險的老虎灘，大壩就陳在這老虎背上，奔騰叫晡，浪濤拍天。
老虎灘下遊，水勢逐漸平緩，是老河口的丘陵地帶，再下遊是古城襄陽，襄陽以下，是遼闊的江漢平原，漢水彙入長江，奔流入海。
在老虎灘以下，水勢逐漸平緩，左岸是古時駐紮過沙陀兵的沙陀營，右岸是一大片金黃的江灘。傳說，很久以前，有一隻火紅的鳳凰黎明飛來，在這片江灘上飲水、理翅、迎著朝陽起舞。“丹鳳朝陽”的吉祥典故就出自這丹江口。
現在，好像鳳凰又飛回了丹江口。大壩出現在漢水上，壩體就是鳳身，秦嶺、巴山就是雙翅。
丹江口巨型水利樞紐工程，是一座鋼筋混凝土重力大壩。它南引長江水，北濟黃、淮、大運河解除華北大平原的幹旱，一直流到北京。
到那個時候，水田千裏泱泱，豆麥萬頃豐收，家家庭院流水潺潺，戶戶門前風吹垂柳飄楊。
十裏工地熱氣騰騰。白天，群炮轟鳴，飛石穿空，煙柱衝天，變成一朵朵白雲，這是爆破工人們在炸山。混凝土大壩的導流底孔浪花奔騰，要是落進去一根木頭，也會立即被撕裂成碎片，隨波逐浪漂浮而去；壩頭上爬滿了人，小火車運來裝滿混凝土的吊罐，起重機的鋼臂提起吊罐升空，把吊罐裏的混凝土傾瀉進澆築倉，倉裏人潮奔湧震搗器嗡嗡；攪拌混凝土要大量的骨料，上遊的采石場用木船運來了石塊，木船掛起風帆，在水麵上乘風破浪疾駛而來，下遊的采沙船，發出鏗鏘的鏈鬥聲，用拖輪把裝滿細沙的輸沙船拖到江邊的攪拌樓來
入夜，起重機群不論是門式起重機還是塔吊，都在大壩上閃著紅燈旋轉；江上的航船掛著燈，像流星在飛過夜空；兩岸，探照燈、聚光燈、照明燈，繁密的光柱倒影江中，在波浪中像無數金蛇在遊動；大壩在邊開挖邊澆築，在開挖壩基的深槽裏，鑿石打炮眼，抬石出槽，人喊馬嘶……
整個十裏工地，為了澆築攔江大壩，人們個個在忙碌。空氣壓縮機在轟鳴，風鑽在呼嘯，震搗器在嗡嗡，工程師的地質錘在岩石上敲響，潛水員戴頭盔、穿鉛鞋在深水裏爬行，測量隊的花竿和標尺在山巔崖角樹立……
由省長兼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指揮長的張體學同誌，像他原先在紅五師指揮作戰一樣，性子急，個性強。他頭戴柳條安全帽，腰掛鐵碗，在工地上巡視，走到哪裏吃飯喝水在哪裏。他極關心工人的生活，工地滿天遍地灰塵，湯菜裏落有灰塵，他要求加蓋，後方夥房送飯冷了，他親自設計製造飯車。
他要求加快工程建設，十年九淹的江漢平原需要防洪，多少工廠需要用電！
在工地上，他拉住一個老工人說：“兩年大壩建成，三年發電！”
老工人說：“那麼質量呢？”
“出了問題，砍我的腦袋！”
“你的腦袋幾斤重？我們建的大壩光是水泥就要用幾百萬噸，是百年大計，是要進入共產主義的大工程！”
指揮長是一位講究實際功效的領導同誌，他經常告誡人們說：“廣人生百歲，又有多少工作日？”並且他經常鼓勵人們說：“一輩子能做幾件好事，就對得起國家和人民了！”
因此，第二天他又碰上這個老工人，緊緊地拉住老工人布滿老繭的大手說：“你的批評我完全接受，我們澆築大壩一定要講究質量，可不能讓它在社會主義時代就垮了！”
老工人樂嗬嗬，從腰裏拿出一個軍用水壺，然後從指揮長腰上摘下鐵碗，把軍用水壺裏的酒倒了半鐵碗。
老工人用軍用水壺碰了碰鐵碗說：“老張，真有你的！”
而我們的黨委書記任士舜同誌卻是一位水利專家。如果說，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是水利建設的設計師的話，那麼任士舜就是水利建設的施工員了。他們都是周恩來總理在水利戰線上的得力助手。
任士舜抗戰前上過大學，是知識分子出身。參加革命後任中心縣委書記，是“三人談判小組”紅五師的代表。解放初，他任孝感地區專員，後調華中水利學院當黨委書記，為人精明能幹。他肯學習，吸收新鮮事物快，對水利建設重實踐，蠻有學問。凡是正確的水利設施和建議，他都支持，得到工程師們的敬重和工人們的愛戴。
大壩施工最艱難的時刻是午夜轉點，工人們上零點班容易“心血來潮”，發生事故。因此，任士舜通宵巡查工地，有扣在鐵工房掄錘打鑽頭，有時在廣播站講話，鼓舞士氣。
黎明前，他站立山頭，望工地的燈光如海，傾聽整個工地鋼鐵轟鳴的合奏曲。一直到燈光與晨星一同沉沒，第一線陽光照得他全身通明，他才回總部。
連星期天他都不休息。有時，他搬出砧板、錘子、剪子、割刀、皮張、細麻繩，擺個攤子，把住在附近的工人們穿破了的鞋子搜集了來，縫縫補補；有時帶著幹部、工人的孩子跑到江裏去遊泳，讓小家夥們熟識水性，培養水利戰線的後一代對水的感情。
在任士舜居住的山頭上，可以瞭望全工地，漢水滔滔，懸索大橋橫江，鋼筋混凝土大壩日益升高，像長龍臥波。
在小山腳下，公路通向大壩，車輛日夜飛馳，上下班人流奔湧。
小山頭有“書記花園”，這是任士舜日常勞動的成果。他的九齒釘耙發揮了功能，山坡上有他播種的油菜、包菜和白菜，山頂上有他栽培的桃杏和葡萄。
一樹樹桃杏，一架架葡萄。樹樹桃杏掛滿果子，架架葡萄一串串。桃杏熟了，他分給孩子們吃；葡萄熟了，他一戶一串，分給工人們嚐鮮。
任士舜格外喜歡孩子，尤其這些小家夥是水利事業的接班人，他更加愛護。困難三年，孩子們都餓瘦了，他看著心疼，每月分給他補養身體的兩個肉罐頭；自己舍不得吃，都打開了，給排隊站在他麵前的孩子們一口一口地輪流喂。
任士舜唯一的娛樂是跟總工程師下象棋，一個星期難得來一次。但下起象棋來他有點耍賴，能贏不能輸，總工程師雷鴻基，外號雷公，火爆脾氣，喜歡打雷，兩人經常因為下棋爭得麵紅耳赤。
總工程師是個孤兒，小時隨著守寡的母親住貞節堂。貞節堂本是慈善機關，但並不慈善。寡婦進貞節堂受救濟，日夜苦熬，縫紉、編席、製鞋、織襪。每天，除了兩餐薄粥，兩塊鹹菜之外，勞動所得全歸主人。寡婦們終生不能出貞節堂，除非死了從後門抬出去。
雷鴻基就是在貞節堂度過他的童年的。母親死後，有兩老夫婦可憐他，用不多的積蓄把他贖出來當兒子。不久，義父義母相繼貧病去世，雷鴻基隻身流落江湖，被一家書香門第招為書童。名為書童，其實除了陪讀貴人家的子弟之外，還要幹活，給老爺深夜捶背、晨起倒尿壺、燒鴉片煙泡，日夜忙個沒完。好在主人家藏書很多，他偷偷地在深更半夜微弱的油燈下讀了不少書。
窮少年勤奮，書讀得多，開智。海河大學初創招生，免收學雜食宿費。他投考，錄取新生第一名。幾年後，他又以第一名結業。那時，國家沒有什麼水利建設，他畢了業，隻能幹些挖渠、護坡一類零星的小工程。
他省吃儉用，積蓄了一些錢，就跑往外國考察水利。外國水利工程建設不許他走近工地。在美國，他隻能在幾裏遠處看密西西比河建設水電站；在荷蘭，他隻能遙望人家在填海。有限的積蓄很快就花完了，他不能不中途回國。回來後，他看著祖國破碎的山河，看著農民兄弟在水旱中掙紮，他隻有悲歎。
抗戰結束後，國民黨也修水利，雷鴻基被任命為烏江局局長。可是當他知道修烏江是利用他開發水路運輸，把鹽運進雲貴高原，去高價剝削西南少數民族的時候，他憤然掛冠而去。
新中國成立，雷鴻基才真正發揮他的才華。興建黃河三門峽大壩，他是總工程師，曾因含沙量的問題和蘇聯水利專家激烈爭執。蘇聯專家認為黃河的含沙量不足危害大壩，而雷鴻基測得含沙量在4%以上，幾乎一半水一半泥沙。大壩建成，水輪發電機組被泥沙淤塞，如何能發電？
他的爭辯，受到上級的批評。
果然，黃河含沙量太高，大壩建成後機組發電，就被泥沙淤塞，水輪發電機組轉不動，幾天內大壩上遊的河道就被黃色的泥漿覆蓋了！
雷鴻基來到丹江口，從漢江兩岸山頭的地質情況，以至鑽探船在壩軸線上取的岩芯，都一一仔細過問。他手拿地質錘爬山越嶺，滿頭大汗；他穿著長筒腰靴上下鑽探船，渾身岩漿。
丹江口大壩已經放炮開工，萬炮齊鳴，飛石穿空，炮煙彌漫江上，總工程師心花怒放。從朝陽升起到夕陽西下，從月亮東升到晨星沉落，不論霜天雪地，不論風雨交加，雷鴻基總是在施工現場。如果他深夜上床睡覺，也要把電話機放在枕邊，隨時詢問施工的進度。如果天寒地凍，即使他在病中，也要把溫度表掛在油毛氈的房簷上，一夜幾次披衣起床，用手電，筒照看低溫幾度？工地施工三大要件風、水、電。他打電話到施工現場，吩咐要防止管道破裂，提醒攪拌混凝土該用熱水加溫……
總工程師雷鴻基對工作要求嚴格，雷厲風行，在高幹會議上，有誰疏忽了工程的某一細小環節，哪怕還沒造成損失，他批評起來也毫不容情。
所以大家在背地裏叫他做“雷公”。雷鳴電擊，就是雷鴻基的性格。
但是雷鴻基的性格還有細致、溫情的另一麵。
雷鴻基家裏養著一隻花貓，他愛之如子。有時，它卷著身子睡在他的藤椅上，他讓它睡覺，不肯弄醒它，自己另外坐到硬板凳上去審閱圖紙。
總工程師工作細致，思路縝密。他有時坐在桌邊，伸出手指一邊敲著桌角一邊思考問題。看一看吧，在他經常用手指敲過的桌角上，出現了一條凹痕。
他搞理工，但熱愛文學，在他的床頭桌角，堆滿了文學書刊。油毛氈房蘆杆糊泥的牆上，貼著他描寫工地的兩句詩：
十裏明燈照，
清輝滿江城
總工程師有兩個得力的助手，她們是混凝土大壩澆築的女施工員小趙和小孫。
這兩個姑娘從水利學院畢業分配到丹江口工地，日夜在施工現場，食住在前方。她們腰掛搪瓷碗，在車上買飯吃；她們同住前方一個簡陋的圓形工棚，頭頂望天，下雨掛上一塊油布，蘆席離地兩尺，僅為遮羞。
提起小趙，是個潑潑辣辣的姑娘，年紀才十八歲，就指揮千軍萬馬澆築鋼筋混凝土大壩。她對每一寸混凝土澆築質暈都要求非常嚴格，有一點差錯都必須返工。她頭戴安全帽，壓住羊角辮，穿一身塗滿混凝土灰漿的工人服，在大壩爬上爬下，像猿猴那樣敏捷。開頭，有的工人欺她小，但她令出如山，以身作則，跳進澆築倉就掄動震搗器，不由得使人不敢不服從。
有一次，預測百年一遇的洪峰將要到來，她跟著指揮長和工程師進入大山區調查，加固小水庫，防止山洪暴發衝垮丹江口工地圍堰。夜裏，山村人家為她點上一盞圍了一圈燈芯的“菊花燈”，表示對她特別歡迎。月照山村分外明，她吹熄菊花燈，讓月光照進她的窗子，聽著錯把月夜當成白晝的鳥兒婉轉鳴唱。姑娘工作雖潑辣，但心裏一片柔情。
從深山裏，小趙特地給雷鴻基弄回來一根竹節手杖，讓總工程師年老邁步如履平地，而且給一個澆築老工人帶回來一瓶荃根酒補養身體。
而對她的女伴呢，她低價買回來一串綠鬆石項鏈，親手掛在女伴的脖子上，祝賀女伴的生日。
可是小趙自己呢，十年後，當她二十八歲晚婚的時候，她的唯一的一張小圓桌，是那位老工人贈送給她的結婚禮物，用鍋蓋反過來刨光、安上四條腿做成的。
而總工程師送給她貼在牆上隻是兩句詩：“荒山野嶺就是家，攔江發電獻年華。”
而談起小孫，她初來工地的時候，也才十九歲。她細高個子，苗條身材。她個性溫柔，輕聲細語，柔能克剛。她不僅能征服窮山惡水，而且能征服人心。澆築工人們看見她的笑臉，就服服帖帖地聽從她的命令。
小孫細致耐心，澆築隊裏有個很有心竅的老技工，在他的指點下，大壩高空棧橋剪刀撐，多一根就牢固，少一根就垮，全記算在這位老師傅心中。小孫遇到澆築的困難事，總是誠心誠意把他當作老師請教。可是這個老技工整天難得說：“上三句話，是個金口玉言的角色。 有時，小孫問他一個問題，不知道他聽進去沒有，一言不發，連頭也不點一點，也不搖一搖。可是兩三天後，冷不防他給小孫吐幾句，小孫向他請教的問題她自己早忘了，他卻正而八經作了回答。小孫從老師傅身上學會了謹慎，也學會了耐心。
小孫值零點班的時候，黎明前，總覺得“心血來潮”，不好過。她坐在壩頭上喘喘氣。這時，澆築工人中，不是有人從篝火邊的灶上拿著一個烤得焦香的牛舌餅給她充饑，就是有人在篝火邊的鍋裏給她端來一搪瓷缸糖開水解渴。
她對大壩的混凝土澆築質量跟小趙一樣要求嚴格。盡管指揮部領導同誌前來檢查，一定先要清洗長靴，才允許進入澆築倉。要是發現誰的長靴沾有泥土或草屑，她就請你走，不許進倉。這條準則，連指揮長張體學和黨委書記任士舜也得遵守。
我們的丹江口大壩，嚴格把住質量關。而它的迅速上升，靠的就是一個“幹”字。
有一天，我上完零點班，在交叉行駛的車輛和滾滾的人流中，忽然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這時正是交接班，人多擁擠，看不見喊我的是誰。又是，聲叫喊，我尋聲望去，是一個戴安全帽的小個子，仔細一看，才認出是基建局的局長，他像個普通工人，走在隊伍中。
這位局長叫謝直，少小離家投軍。抗戰南京淪陷，他泅渡長江，還是個連長。日軍侵占黃河北岸風淩渡，他帶領少數部隊，固守南岸的潼關。他是工兵出身，建渭河大橋。朱德總司令出延安，路過西安。大橋剛建成，還未通車。他前導朱總過橋，引以為榮。
他智勇雙全，升為將軍，戰車千輛，銳炮百門。
他有個當醫生的哥哥，是中共地下黨員，引導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在成都揭起義旗，調舟山群島建築防禦工事。
最後，他以工兵出身參加了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建設，為祖國重振山河。
作為一個局長，他戴著安全帽，一清早就跟著工人一同來到大壩的施工現場。
跟謝直友好的錢遠鐸，是湖北省文化局長，為了水利工程建設將淹沒鄖陽和均州，他經常到來指揮搬遷古文物。
這位錢大哥，就是我在重慶長江南岸廣益中學教書時，他隨女詩人陳敬容春節到我家，狼吞虎咽吃掉了我的一隻鹽水雞的那一位。
錢遠鐸，在重慶的時候，名義上是郭沫若的副官，實際上是黨派他保衛郭老的。
黨的理論家錢爾石是他的父親，錢瑛是他的姑姑。他的妹妹是音樂家冼星海夫人。
為黨的事業，錢遠鐸舉家忠烈，有的犧牲在袓國的黎明前，他的父親錢爾石原是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犧牲後埋於上海烈士公墓，墳塋在五卅慘案顧正紅烈士墓旁邊；有的犧牲在“四人幫”罪惡的黑手下，他的姑姑錢瑛，周總理年歲比她大，但卻尊稱她為“錢大姐”，她原是中央領導同誌，被“四人幫”逼進醫院，默默地離開了人間。
一輛小吉普車翻山越嶺在鄂西北，錢遠鐸不怕辛勞，為保護祖國的珍貴文物而奔波。在他的指揮下，均州故行宮的大石板運到了丹江口地麵，武當山腳百噸重的巨大石龜搬到了丹江口庫區。
這些國寶，給丹江口留下了有意義的曆史紀念，增添了大壩和水電站的光彩。
我在丹江口水利工地深入生活，大壩基礎的開挖、大壩的澆築、沙石骨料的開采，我都必須了解。開挖大壩基岩，石壁深槽，高溫四十度；大壩混凝土澆築，倉裏悶熱難熬；采沙采石，水深浪急。
除了參加勞動之外，我吃住在前方，住工棚，吃紅薯幹，每月隻有四個星期天齒到總部吃小灶，整理整理寫作素材。
工地黨委書記任士舜感歎我了解的情況比他多。他熱情地支持我工作。
有一次，我在民工連。因為生產用電多，生活用電就少了。山溝裏，入夜一片漆黑，民工上班，不是杠子打腦袋，就是鋼鍬敲脊梁，尤其是大食堂，在小油燈下切菜，炊事員經常手指流血。
我給任士舜同誌打電話，不到兩分種，山溝裏一大片光明，像浪潮似的，一聲高過一聲歡呼。
有一天，我到潛水班，看見潛水員在江裏潛水，很快就浮上來。我問原因，說：“是有潛水任務的時候，才補充營養，體力差，不能在深水經久作業。
我把這一情況向書記彙報。任士舜同誌批評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是克扣軍糧，不能容忍！”
幾天後，我又去潛水班，潛水員個個向我笑臉相迎。我看著他們潛水入江，很久都不浮上來。
在國家困難的三年中，丹江口水利樞紐建設工程收縮而停工。全部機械停止下來，整個工地變得靜悄悄的，隻有漢江的流水發出一聲聲歎息。
為了維持十幾萬職工和家庭的生活，各分局工人被派出去支援友好的周家和兄弟省的建設。澆築隊赴國境東北，為朝鮮建築圖門江大壩；開挖隊赴外地為兄弟省開礦；沙石隊遠去西南邊疆架設大橋。
他們以艱辛的勞動所得，養活自己和家口。
正在這時，國家開大慶油田。中宣部和中國作協點名要我參加大慶會戰，采訪報道。
丹江口工地黨委書記任士舜同誌找我談話。他善於做思想工作，很有說服力，力勸我仍留丹江口。
他說，我在丹江口深入生活幾年了，很有基礎，半途離去，很可惜。說：“丹江口大壩也是國家大工程，水電和石油一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動力，同樣是艱苦創業，藍天為帳，大地為床，創作素材同樣豐富生動。最後，他給我出主意，在丹江口停工期間，可以去鄂西北大山區和江漢平原走走，了解與丹江口大壩有密切關係的山區和平原的人民生活。
我沒有去過艱險的鄂西北大山區，也沒有去過富饒美麗的江漢平原。任士舜說動了我的心。
因此，我沒有去大慶，仍留丹江口。後來有人說我怕吃苦，不願去冰天雪地的東北。當時，我聽到這種批評，心裏不服，難道在華中第一峰神農架下的險灘惡水間生活，就不艱苦？
雖然，有時有的批評使人感到心情壓抑，但有時有的批評卻使人奮進。
十— 神農架
我徒步進神農架。
神農架是華中第一峰，海拔高，雲遮霧繞，大自然特異，每一步都藏著一個艱險。山上有虎豹威脅，有狗熊撲人。山高入雲，溝深千仞。懸崖上苔蘚打滑，隨時都有跌落深溝的危險，林地上積年落葉陷腳，隨時都有被掩埋的可能。
神農架，傳說：“是神農嚐百草的地方。周圍千裏，在川、陝、鄂三省邊界處，遍布原始森林。古老的大樹，有的高出十丈，有的幾人合抱。原始森林，無邊無際，枝柯交叉，濃蔭蔽日，像是暗夜的海洋。
山上夏季如秋，一朵雲一陣雨。
神農架藥物豐富，金釵、石斛、頭頂一顆珠，千種萬種。山上沒有人家，卻有采藥人住的藥棚。據記載藥聖李時珍在這裏采過藥。
神農架是個大動物園，出產珍奇的動物，有雲豹，有白熊，有金絲猴。
樹種就更多了，以冷杉著稱。
山上、山穀，溪流縱橫，由於山勢不同，流向各異，東流、南流的不說，還有西流、北流的。山泉水清，一眼見底，溪流裏的娃娃魚、岩娃、泉魚，自生自長，千千萬萬。
神農架唯一的大鄉鎮是獅象坪，夾於兩座山峰之間，一如吼天獅子，一如奔象，造物巧妙，真是集天地的精靈。
神農架多野味，獅象坪每逢趕集的日子，野豬肉、野羊肉，燉成幾大鍋，每塊上斤重，就著荃根酒，大嚼大吃。有的山凹裏的人家多養豬，製成火腿外運，車過小河，連火腿帶竹夾翻車入水漂流，也不可惜。
神農架高寒，即使夏天屋子裏也燒火塘，整根樹架在火塘上日夜燒著取暖，是尋常事。山中人家燒林種包穀，更是尋常事。
千層底的北京布鞋，我穿一雙帶一雙。等到我走出神農架，丟掉了腳上磨穿底的一雙，換上的一雙也磨穿底了。有人說，我在遊山玩水。請他去試試看，看他會不會衣服掛破、身上布滿血絲？看他會不會，穿爛，腳底板層層打起血泡？
我在陽日灣住了幾天，整理素材，寫成了一篇《神農架之行》。
一直到今天，林業局長和他的女兒雷英子的形象，仍然記在神農架林業工人的心間。
現在，神農架已經有長途汽車順著公路進山，也有高級賓館迎賓。因而，有時有作家、畫家進神農架，就會有林業工人惦記問起：“碧野什麼時候再來？”
我感謝工人們對我的關心。
使我最懷念的是獅象坪的區委書記文藻同誌，當年區委設在鎮上的一片山林下，石屋石廳堂。文藻書記是位很有風趣的山區幹部，從獅象坪去房縣開會，飄著紅綢帶的盒子槍掛在腰上，日走二百裏，夜走一百八，爬山越嶺，過河跳澗，不怕虎狼出沒，行走如飛，是個典型的山區幹部。
別看文藻是個土生土長的山區幹部，但由於好學，學識淵博。他從年紀輕輕起就開始用一支鐵筆在沙盤上勾勾劃劃，寫得一手好字，真是龍飛鳳舞。他又喜歡京劇，聽收音機，學唱起來，字正腔圓，無師自通。
在獅象坪居住那幾天，文藻同誌給我各種野味品嚐。房縣出白木耳，也叫銀耳，海內外聞名，叫做“房耳”，潔白、朵大。他天天給我燉銀耳吃。
還有神農架出雲霧茶，清香爽口。他把他親自采摘焙製的雲霧早茶，天天沏給我品味。
總之，他把他的一切好吃的都拿出來款待我。
“秀才人情紙一張”。為了感謝文藻同誌熱情好客，我給他留下詩一首：
莫道深山不計歲，
雲霧山中日月長；
故園主人情意切，
添燈送炭熱茶忙。
不知道現在我的這首打油詩還在不？
在鄂西北，山青水秀。我喜戀山川，不願離去。
鄂西北最聞名的除了神農架之外，就是道教聖地武當山。
武當山七十二峰，主峰天柱，巍然矗立高空。另外七十一峰，峰峰朝天柱，像七十二把青 鋒寶劍直插藍天，神奇壯麗。
山腰有一座紫霄宮，宮殿巍峨，藍色琉璃瓦，莊嚴肅穆。在四周圍山色的襯托中，像一 顆綠珠。紫霄宮後麵是父母殿，背靠展旗山，是當年紅三軍賀龍元帥的指揮部。殿下，有一股清泉，不涸不溢。大自然巧合人意展旗山在風雲中高舉義旗，清泉流向人間解民饑渴。
武當山天柱峰頂，有一座金殿，俗稱“金頂”，黃銅鎏金，渾然鑄成一體，殿角崢嶸，飛簷高翹，日出日落，金光燦爛，照耀百裏。每逢雨後放晴，空氣清新，纖塵不染，連丹江口都可以遙望得見。
金殿，是國寶，原先國內隻有兩座，一在武當，一在峨眉，為了避免像峨眉金殿被雷擊燒毀，周總理命令為武當金頂安上了避雷針，永保安全。
武當山傳說很多，說祖師修煉，心誌不堅，偷跑下山，路過磨針井，看見一個姥姥在磨鐵杵，怪而發問。姥姥說：“我要把鐵杵磨成繡花針！”祖師一聽，了然省悟，急急返山繼續修煉。
而現代，更有一個美麗的傳說：紅三軍在十八盤擊退國民黨和地方反動武裝後，撤離武當山。有的負傷的紅軍戰士隱蔽在當地赤衛隊員家裏，拿起了鋤頭種地。反動派搜山，一無所獲。但武當山一年比一年多了不少花木，這是山民們思念賀龍元帥，想念紅三軍，年年增栽花木，春看花開遍山野，秋望掛果滿枝頭，盼望紅軍早日回武當。
現在，紅旗已牢牢地插上了武當山，在展旗山上迎風飄揚。武當山開辟了劍河，劍河如帶，出現了清清的水庫，同時，武當山建立了牧場，水草豐美，牛羊成群。有的老紅軍在水庫養魚，有的老赤衛隊員在牧場放牧。
我寫了散文《武當山記》和《武當春暖》。
我幾乎走遍了鄂西北的山山水水。在十九裏崗的花果山，高華堂就像是花果山的“猴王”， 引水上山，修路下山，真是像孫悟空七十二變，帶領著山民建設新山鄉。
鄂西北山區出產馬頭羊，體重、肉厚；還出產良種黃牛，身高力大，善於在陡坡耕耘。
鄂西北礦產豐富，有一種寶藏綠鬆石，是世界綠鬆石兩大產地之一。綠鬆石礦藏像雞窩，零零散散，一窩隻有幾個蛋，難以發現。產量少，年產不過幾噸。綠鬆石可以水磨製成綠珠項鏈，價值連城。
鄂西北山城房縣，十字街頭屹立著一座麗譙。據說，房縣過去叫房州，是唐代武則天女皇的兒子廬陵王謫居之地。這座麗譙雕梁畫棟，足見當年的豪華。
房縣占地狹長，通神農架，一線千裏。城外有漢代丞相蕭何的妻子製粉的粉河，河水分流入城，城裏暗渠水聲淙淙，譽為“銀線穿珠”。
山水靈秀，市街整潔無纖塵。誰要是不信，即使把手伸到櫃台下丟摸，也發現不了有灰塵。
從縣城去神農架，路過一座古代石橋。橋上行人背簍，橋下溪流嘩嘩。就在這裏，前些年有人夜行發現野人，後來組織追捕，卻又杳無音訊。
在這一帶險峻的高山中，自古以來，不少奇跡。樊梨花駐兵的梨花寨，也許是後人杜撰的女英雄，但薛剛反唐逃離長安到此練兵卻是曆史的真實。
進入九湖，群山中的一個盆穀。當年，薛剛在這裏操練兵馬，然後率軍進攻長安。
當年薛剛安營紮寨的九湖，現在水草豐美，已是一個大牧場，牛欄羊圈遍湖岸，尤其是豬群徜徉湖邊，更像烏雲一片片。
過去鄂西北山區產一種叫做“野雞啄”又低又矮的包穀，現在生產出一種叫做“冷水紅”稻穀。
鄂西北有花果山，有屈原《桔頌》裏寫的亞熱帶產的柑桔，有用野生植物釀造的荃根酒，有冷杉、香樟、漆樹、拱桐，有白熊、金絲猴，有大鯢、岩蛙，有鹿茸、麝香……真是一座動植物大玉庫。
我為鄂西北山區寫了讀者喜愛的散文集《情滿青山》。這部作品，即使在“文革”期間被撕掉了書的封麵，也還在讀者中流傳；粉碎“四人幫”後，感謝中國青年出版社重印，印數累計三十萬冊以上，至今，仍有讀者來信索取。
《情滿青山》，有情有景，寓情於景，景色迷人，真情動人，因而能感動讀者。
《情滿青山》是我深入鄂西北大山區的成果。我付出了大量的汗珠爬山涉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構思寫作，這是我的汗珠和心血的結晶。
在《情滿青山》中，山川如詩如畫，尤其是得到畫家彥涵的插圖，更加增添風采；同時，刻劃人物的筆觸如小說，生動活潑。這就形成我的散文與眾不同，既有詩的風韻，又有小說的情調。
而我的小說，如描寫丹江口水利建設的長篇《丹鳳朝陽》，也有散文和詩的韻味。
人家說：“我是個多產作家，其實是我肯艱苦深入生活，從生活中吸取營養，產生激情。
我從鄂西北大山區回到丹江口，水利工地仍然日夜空寂寂的。半截大壩在流水中，門式起重機和塔式起重機懸空不轉，、采沙船的鏈鬥不打跟鬥，小火車停駛，攪拌樓無聲。
許許多多熟悉的工人遠在他鄉打工，還沒有回來。
從武漢搬家來丹江口工地生活的妻子兒女，在山前養雞種菜。孩子們根據雞兒的體態起了很多綽號，什麼禿老鷹，什麼小媳婦，什麼麻婆，什麼花姑娘；妻子身體單薄，可是她種的娥眉豆爬滿籬笆、西紅柿掛滿青枝、金瓜垂架、南瓜滾地、茄子又圓又紫、向日葵花盤金黃……
水利工程中斷，我就在這鄉間小屋寫了大量的散文《神農架之行》、《武當山記》、《月夜青峰》、《掛劍山前》、《情滿青山》、《漢江上遊叢山間》等等，紛紛發表在《人民日報》、《人民文學》、《長江文藝》等報刊上，真是繁花滿枝，蜜果累累。後來結集為《情滿青山》，受到讀者的歡迎。
十二 江漢平原
我來去鄂西北大山區，真是不虛此行。既然水利工程中斷，我又嚐到了生活的甜頭，轉而去江漢平原。
在上初中的時候，我就知道江漢平原是古雲夢澤，神女薦席楚襄王美麗傳說：“的產生地。
江漢平原稻麥青青，沃野千裏，是我國一大糧倉。
但是原先漢江泛濫，諺雲天門沔陽州，十年九不收天門、沔陽是江漢平原主要產糧地，但水災頻繁，洪水一來，田園淹沒，廬舍蕩然。因此，又有諺雲魚遊樹梢，鳥無著落。”有的遠走他鄉，以打三棒鼓乞食，甚至有的離國流落異域，以剪紙、挑牙蟲為生。有的居留故土，門前係小木船，隨時準備在洪水中逃難。有的逃荒歸來，大水後屋倒牆傾，家裏一切都空了，牆角隻剩下一個空鹽罐在積水中漂浮，這就是他們的唯一財產。有的遠走異鄉，永不回來，他們對故鄉失望，對生身之地絕情，連撒泡尿也背朝故土，傷心落淚。
現在，江漢平原河渠成網，棉花如銀，稻麥金黃。待到丹江口水利工程完工後，江漢平原更加確保年年豐收。最令人矚目的是，腳底下的人工河行駛輪船，頭頂上的大渡槽木船的風帆如飄動的白雲。
江漢平原的水利設施成龍配套，旱澇保收。長江水漲，可以分洪漢水；漢水泛濫，可以分洪長江。
我就坐過天門“縣河”的輪船去“月亮湖”，訪問一位原在丹江口水利工地任民工團政委的天門縣老區委書記。因為丹江口水利工程暫停，他閑不住，跑回縣裏來開發“月亮湖”魚牧場。
月亮湖接連河渠，湖汊縱橫，我在蘆市附近下船，幸好區委書記接到通知，駕著小船來接。
老區委書記還是那個模樣，水鄉出生他這麼魁梧的漢子少見，方臉，濃眉大眼，人到中年，還英氣勃勃。戰爭年代，他當過遊擊隊員。現在，他回到戰爭年代打過遊擊的地方，把月亮湖建設得美麗富饒。
輕舟搖蕩，湖汊裏的水草在雙槳下漂曳。岸上，稻穀已經金黃，傳來“章雞”的啼唱。
月亮湖，圓如滿月，白雲飄飄，湖水蕩蕩。
湖上，出現一群群雪鵝，天鵝，大雁也飛來混群，嘎嘎地叫著嬉戲。
老區委書記劃著小船，迅速地穿湖而過，到了彼岸的養魚場。無數井形的精養魚池，整齊劃一。有幾輛卡車在等待裝運魚苗。詢問之下，才知道這一水簍一水簍魚苗將運往武漢，然後用飛機運往祖國的東北和西北。
老區委書記樂嗬嗬地對我說：“看看，我們的魚兒就要穿雲駕霧，落戶黑龍江和新疆！”
沒想到月亮湖的良種魚苗，竟為天下所重視。
老區委書記駕船技術高，日未中天，我們就來到草色青青的牧場上。多少水牛和黃牛在牧場上遊蕩吃草，把肚子都吃得圓圓的，有的在磨肩擦癢癢，有的在嬉戲牴角。
我驚歎：“好一群群牛兒，膘肥體壯！”
老區委書記笑著說：“這一片牧場，草肥水美！”
他告訴我，正因為這片牧場水草好，場部還設有獸醫。不論隔山隔水隔縣的病牛，都送到牧場上來醫治。等到把牛兒的病治好了，養得肥肥胖胖，然後才牽回去犁田種地。
在場部，果然掛滿了錦旗。這是各縣各鄉送來道謝的。
因為我和老區委書記是老朋友，在丹江口水利建設工地，曾經心交在一起，汗流在一起。他為我設宴款待，新鮮的美味湖魚、野味濃烈的章雞、雜糧釀造的醇香“村酒”。
夜色漸濃，不久，一輪明月照著月亮湖，天上、水中，兩個月亮渾圓，詩意盎然。
在燈下，我這才發現牆上掛有一支洞簫，洞簫發亮，這不是在丹江水利工地工棚裏掛的那一支嗎？
我知道這支洞簫是老區委書記打遊擊時吹的。我在水利工地聽過他優美的洞簫聲。現在，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他吹洞簫了。
老區委書記在燈下看出我渴求的神色，他從牆上摘下洞簫，拂拭了幾下，就悠揚地吹了起來。
簫聲在夜空裏回蕩、飄揚。圓月吐放清輝，湖水泛著微波。我和月亮湖周圍的人！門在靜靜地傾聽。
我聽出簫聲中有戰爭年代篝火的劈啪聲，聽出簫聲中有今天輕柔的湖水聲。
不要以為湖北是千湖之省，水多。但有的地方，在過去，卻是滴水無存。
在江漢平原，我去過“枯崗”。過去，那裏終年少雨，漢水滔滔流過，但濕潤不到崗地。 地近江流不能灌溉，人臨江水幹渴。
現在開渠引水上了山崗，水滿山田，照得見流雲，綠樹成蔭，鳥雀鳴唱。夏天，蛙鼓聲聲。因此，“枯崗”改名為“蛤蟆坑”。
山崗還是那麼陡峭，但平戊盆穀的田地水分充足。
山崗上生長著密密的林木，人們把櫟樹砍成一段段，架在低穀，讓水氣浸潤，讓花花太陽曬，生長木耳。木耳一朵朵，就像一群群天真的黑孩子，擠眉弄眼朝著你笑，惹人喜愛。
而砍下的一節節鬆樹點上了菌種，生長出一顆顆香菌。香菌綻開圓圓的臉孔，像撒嬌的小姑娘，在迎著人們嘻笑。
如今，不管過去叫做“枯崗”，還是現在叫做“蛤蟆坑”，春種秋收，水稻金黃，麥浪滔滔，棉花過頭，瓜菜清香。
為此，我寫了一篇散文《水之歌》。
《水之歌》寫的往日的苦情，今天的歡樂。
古代的雲夢澤給今天的的江漢平原留下了眾多的湖泊，洪湖、長湖、汈汊湖、黃蓋湖、梁子湖、沉湖、排湖，藍空碧浪，水天一色。
我由沔陽縣仙桃鎮入排湖。
排湖如明鏡，上照流雲，下托菱蓮，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湖泊。
排湖水清見底，細浪粼粼，菱角莖葉在湖中漂動，遊魚，出沒在甸甸的蓮葉間，清晰可數。湖麵上，白蓮、紅蓮，花開億萬朵，給這優美的水國增添，嫵媚；湖岸上，水鳥聲聲，給這幽靜的水域增添了生意。
這碧水連天的排湖，盛產蓮菱，尤其是排湖生產的白蓮，粉而香。荊州有一家百年飯莊，第一個掌勺的原是皇宮的禦廚師，因得罪皇族逃離北京，落腳荊州城。荊州這家飯莊的八寶飯久負盛名，用的蓮子，就是出自排湖，甜而不膩，香而軟，流傳至今。不論是水路陸路過荊州的旅客，都聞名前來品嚐。
排湖的蓮子譽滿天下，尤其是所產的白蓮，銷往海外，為祖國贏得聲譽。
而排湖的水鳥繁多，本地產的雪鵝和野鴨就不必說：“了，天鵝、大雁寒玲季節飛集前來越冬，更是彩翼蔽空。
我為排湖寫了一篇散文《靜靜的排湖》。
有一位仙桃的青年農民動員我：“你再去一次排湖吧，今天巳變成熱鬧的排湖了！”
但不管怎麼樣，我始終在懷念美麗的排湖。
如果說，鄂西北大山區是一幅水墨畫，那麼，江漢平原是一幅水彩畫。
我流連江漢平原三月，然後才戀戀不舍回到丹江口。水利建設工地仍然靜悄悄。
外出奔波搞勞務的水工隊伍還沒有回來。老母倚門望眼欲穿，兒想父，妻盼郎。我失群，像魚遊淺底，鳥落空山。
借此機會，我寄情文章，寫了大量的散文《月亮湖》、《紅蓮記》、《四望山下》、《金水銀河話南漳》、《水之歌》、《白金之鄉》等，結集為《月亮湖》。
描寫鄂西北大山區的《情滿青山》和描寫江漢平原的《月亮湖》，是我的兩個重要散文集， 影響較大。“文革”期間，“造反”硬說：“它們是“毒草”，我嗤之以鼻。“文革”後，有評論家說：“我生活狹窄，殊不知我紮根丹江口附近跑麵山區和平原。她不知我流浪半生，生活範圍廣闊，作品內容豐富，色彩紛繁。
1963年春天，《人民日報》和《人民文學》在北京召開報告文學座談會，我應邀參加。袁鷹主持會議，邵荃麟、林默涵對作家們熱情講了話，老舍也與會和作家們見麵，端正創作，得益匪淺。
在會議間隙，中青、作家、百花三家出版社派人前來向我約稿。
江曉天同誌是我的老朋友，他代表中國青年出版社，一聲不響，從他的提包裏拿出一個大本子，打開來一看，剪貼滿了我這兩年發表的散文作品。看來，他已先把我的文章編好了，隻待征求我的意見出版。我感動得熱淚盈眶，在場的作家出版社的編輯無言，但是在旁的百花出版社的一位叫做董延梅的女編輯卻聲言，百花是小妹妹，應該得到照顧，要我給百花一本散文集。
既然江曉天同誌剪貼的全是我描寫鄂西北大山區結集的《情滿青山》，那麼我就隻好把描寫江漢平原的散文結集成《月亮湖》，交給了董延梅同誌。
我認為，作家與編輯的友誼之樹長青。江曉天在中青工作期間，我們就結下了友誼之果。1958年，他為我出版了長篇小說《陽光燦爛照天山》，1963年，他又為我剪貼《情滿青山》出版，而且印數都很高，尤其是散文集《情滿青山》，連同“四人幫”垮台之後再版，印數在三十萬冊以上。雖然老江早巳調離中國青年出版社，現任中國文聯領導，但我們友誼長存，一直到今天，還時有書信來往。
至於董延梅，是我難忘的一位女編輯，盡管時世變遷，她已離退，但一念及百花出版的那一套優秀的散文叢書，就會想起她來，苗條的身材，清秀的麵目，熱情待人，善於團結。即使現在她已離退，還為百花盡力約稿，而且在她抒寫新近出版的《君子蘭的情意》一書中，還提到了我。
作家與編輯是文學的雙翅，有了健康的雙翅，作品才能高飛遠揚。
十三 丹鳳又展翅了
我的妻子兒女在丹江口住了整整四年，而我在水利工地生活了六年。我先來一年，又後走一年。
在困難三年，妻子居留武漢，她體弱多病，像一張紙似的，風吹就會飄走。她和孩子們吃的是蟲蛀蠶豆和帶穀皮的碎米渣，配給口糧少，連穀屑、豆皮都煮進鍋，天隻敢吃兩餐。孩子們吃不飽，每餐圍著母親站立，睜大饑餓的眼睛，翹首等待母親碗裏的剩菜殘羹。
在饑餓的孩子麵前，楊靜怎麼能吃得下？她吃了幾口，就把碗裏的剩飯分給孩子們充饑。
那艱難的歲月使人不忘。我的嶽父在北京，年老有病，每天撿一些西瓜皮煮來維持殘生。我在丹江口每月配給兩個肉罐頭，我舍不得吃，托人捎回武漢。但是妻子念她的父親生活太困難，把兩個肉罐頭都寄往北京。
困難時期，誰也顧不了誰。但楊靜是個孝女，自己瘦弱，疾病纏身，孩子幼小，嗷嗷待哺，卻把她和孩子們的口中食寄給了老父親。連郵局的姑娘也感動得掉眼淚。
現在，楊靜帶著孩子們離開丹江口回到武漢，困難時期已到末梢，國家逐漸複蘇。
也許是出於照顧和慰問，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陶鑄召集中南五省的幾十位專家、學者、作家、教授到廣州開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會址在從化，背靠青山，麵臨小河，環境幽美。
中南局書記陶鑄同誌親臨會場，他的講話爽直坦率。“當敵人的剌刀戳到你的胸前而臉不變色，這才算是經住了考驗！”他對幹部隊伍裏一些投機取巧、鑽營謀私，對群眾漠不關心的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後補書記李爾重同誌，是管中南文教的。他在大會上毫不諱言“國家的困難，多半是人為造成的！”
陶鑄同誌和李爾重同誌說的都是真話，一針見血。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不但沒有灰心，反而得到了鼓舞。
為了讓我們親眼看到生活的光明麵，中南局組織我們這些專家、學者、作家和教授訪問廣東。我們登上白雲山，眺望雄偉壯麗的廣州城；我們去香洲魚港，領略大海的遼闊和漁民的生活；我們爬西樵山，看江山的雄奇、秀麗、多嬌；我們走進佛山的祖師廟，賞識抗擊外侮、民族揚威的輝煌建築；我們參觀石灣陶瓷藝術品，激起心中愛國的情操和自豪感……
這無異是給我們以教育，鼓起了我們的信心。
這次廣東之行，給我敞開了思路。我在繼續深入生活中，開始醞釀長篇《丹鳳朝陽》的寫作。
在寫作上，我有個習慣先起提綱。尤其是寫長篇，我在牆上貼一張大紙，像掛地圖似的。然後，一天天，不論清晨或黃昏，不論日照窗台的白晝或燈火照明的夜晚。我站著麵對牆壁，看著那幅大紙，一邊思考一邊提筆在上麵勾勾劃劃。圓心是思想主題，圓周是一長方塊一長方塊的人物、故事情節的發展，像太陽的輻射線。
在家已搬回武漢的這一年間，我既要繼續深入生活，又要思考長篇創作，體力、腦力並用，胖子成了瘦子。
國家經濟好轉，外出打工的水利隊伍從遠地回到丹江口水利建設工地上來了。采沙船的鏈鬥聲重新響徹水空，混凝土攪拌樓重新在隆隆地轉，大壩上的門式起重機和塔式起重機重新在攪動風雲。白天，人潮奔湧；夜裏，十裏燈光輝煌，整個工地又活躍起來了。
這一天，我正在大壩上“刮水”。混凝土澆築，震搗密實，浮出廢水，如果不刮掉，就會影響接合麵。
混凝土廢水比平常的水重，刮半木桶，就有五十斤，要提到大壩邊緣的殼子板跟前去，高高地提起木桶，把灰漿的廢水倒下壩腳，幹起來很吃力。
我頭上的安全帽歪在一邊，臉孔和身上都塗滿了混凝土灰漿，誰也認不出我來了。
今天早班是女施工員小趙帶班，不管我怎樣像孫悟空七十二變，小趙總是認得出我的。
小趙在震搗器的嗡嗡聲中，提高了嗓門叫喊：“喂，黃伯，有人在壩腳喊你呢！”
我從大壩上往下看，出現在壩腳的是一個孩子。
平日裏，我經常給工人家屬分憂解難。
我連忙下了大壩，一看，是我認識的一個木工師傅的小男孩。
孩子拉住我的手，仰起頑皮的小臉孔說：“我媽有急事找你呢！”
我渾身混凝土灰漿，就跟著孩子跑。
嫂子家住油毛氈房，但彌漫著香氣。
嫂子的丈夫是木工師傅，早下班回家等著我了。
這個木工師傅手藝高超，能使雙斧，能打飛釘。他掄起雙斧，左右不離墨線；他左手拋出鐵釘，右手一揮鄉頭，就準確地釘在衍架梁、殼子板、剪刀撐玨或棧橋上。
我和木工師傅一家是朋友了。木工師傅幫我脫下滿是灰漿的混凝土工人服，嫂子端來一盆熱水讓我洗臉。
我張大鼻孔聞了聞滿屋的香味，原來鍋裏正燉著一隻老母雞。
我想，又不是節日，又不逢喜慶，笑問：“今天是什麼好日子？”
木工師傅眉毛一揚：“你猜呢？”
我皺緊眉頭，猜不出。
嫂子快活地說：“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呀！”
怪不得嫂子燉了雞給我慶賀。還有我最愛吃的北方鹵麵條，並添了幾樣小菜。
木工師傅拿出一瓶好酒，跟我對喝。
我的朋友遍丹江。不僅工人們對我好，而且領導也對我不錯。
時逢春節，我沒有回武漢和家人團聚。
工地黨委的兩位書記任士舜和李楓，分頭請我到他們家裏去吃餃子。任士舜不必說了，他催我趕回武漢去過年；李楓是絡腮胡子，粗礦而熱情，他跑到小灶上，要廚師給我做好吃的帶著上路。小灶有兩位廚師，老李和老甘。老李給我烙蔥花肉餡油餅路上充饑；老甘烹魚、蒸肉讓我帶回武漢給家人吃。
我多麼感謝領導同誌和工人們給予我溫暖。可是我回到家後就留在武漢，開始寫我的長篇小說《丹鳳朝陽》。
1966年，我的《丹鳳朝陽》隻寫到十萬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浩劫迫使我停了筆，說是“砸爛我這支黑筆杆”！
十四 絕滅人性的年代
白晝風雲突起，黑雲壓城城欲摧。
龜蛇蟄伏，長江水寒。
“文化大革命”，革命者被革命。
領導是“走資派”，知識分子是“反動學術權威”。
條帚撐著後腦勺遊街，敲著破鑼示眾。
胸前掛著木牌跪在火堆前烤，跪在烈日下曬。
掃廁所、燒鍋爐、吃餿飯，這叫做脫胎換骨，改造靈魂。被關進“牛棚”，被揪上台鬥爭，繼而被關禁獄中，私設公堂刑訊。
打殺勿論，這是“好人”打“壞人”！
於是“紅旗”招展，“紅書”揮動，形成了“紅色的海洋”，誇大了“一句頂一萬句”。
抄家，拳打腳踢，哭聲連成一片。燒書，破“四舊”，火光一片片。
“早請示、晚彙報”，彎腰九十度。
一手鋼槍，一手矛子，“文攻武衛”，大打出手。
“四人幫”得意洋洋。
這是災難的年代！
這是瘋狂的年代！
這是絕滅人性的年代……
“四人幫”在“文革”的第一個口號：“犁庭掃院。”
在湖北省文聯大院裏，出現了大字報。我的名字開始被打上了紅叉叉。凡是省文聯、省作協的領導和老作家的大名都上了牆。鬥大的字，打上紅叉叉的，竟有楊平、胳文、徐遲、碧野、吳奚如、安危、龔嘯嵐、武石等多人，占有了文、音、美、劇全部“知名”人物。這些人，都是“批鬥”對象。
武漢市，成了沸沸揚揚的二口大鍋，什麼革命小分隊，什麼戰鬥小組，三五一群遊街串巷，隨著鼓點子，發出一陣陣噪音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打倒陶鑄，打倒王任重！”省文聯大院裏設了“點鬼台”，把我們一夥“牛鬼蛇神”拉到籃球場上批鬥。這巳成了習慣，每批必鬥，每鬥必打。省文聯的“革命造反”分子分為兩派，互相內戰，也互相勾結，為了爭功，聯合批鬥我們。
所謂省文聯的“造反派”，還勾引社會上的“革命勢力”，進駐省文聯大院，以壯聲威。
這一天設“點鬼台”批鬥我們這一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籃球場被箍得像個大鐵桶，口號聲震耳：“某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喊得最使勁的，是一個暴牙家夥。他們還請來名聞三鎮大打出手的“白公館”“造反派”，惡狠狠地用鋼鞭和皮帶抽打得我們頭破血流。
省文聯“造反派”勾結社會上泛起的沉渣，進行打、砸、搶。有一天夜裏，來了一群手拿步槍的惡棍，為首的提著上了子彈的手槍，把匕首往桌子上一插，逼我在毛主席像前下跪，他指使他的一夥往樓窗外放槍示威，然後對我拳打腳踢。最後，押我下樓，一邊用皮帶抽打，一邊往住另一座樓的黨組副書記楊平家裏簇擁而去。到了楊平家，要我和楊平雙雙跪地挨打。然後，把我和楊平押往畫家周韶華家，三人被迫同跪，再一次挨打。在押我們下樓的時候，那個首惡分子在樓梯上用手槍柄打破我的頭，我聞到自己身上一股血腥味。然後，我和楊平、周韶華被押往文聯主席駱文家，四人一排跪下，個個挨打，而那個頭目卻甩手槍嘴猛戳我的脊背無數下，想打傷我的內髒，置我於死地。
他們押送我們每到一家，都要從窗口朝夜空鳴槍，威嚇住在省文聯的家家戶戶，叫個個不敢出頭。
最後，這群惡魔把我們成串押到徐遲家。徐遲也挨了一頓打，而我這時已受到了第五次毒打。燈下，一股發熱的鮮血從後腦勺流到身上，灑紅了一地。
我們在辦公樓被關了大半夜。黎明前，我腳步跟蹌回到家裏，妻子流著悲憤的眼淚，給我脫下血衣，洗掉頭上和身上的血跡。
勾結社會上的渣滓進入省文聯大院打、砸、搶，這是明幹；而內部的“造反派”抄家、刑訊，卻是暗幹。
我多次被抄家，剛剛開頭寫了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丹鳳朝陽》、鐵路生活和新疆生活等幾十本筆記本、結集的解放前出版和解放後出版的我的所有著作，以及其他未收入集子的文學作品，除了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之外，都被抄走了。門，不許關，日夜敞開，誰來抄走幾本書或拿走什麼東西，我都不能過問。
機關內部“造反派”，暗幹起來，隨心所欲。有一天夜裏，我被揪進辦公樓，在一間小房子裏，我麵朝毛主席像，被按雙膝跪地。
在昏暗的燈光下，我看出機關“造反派”的四個頭頭，一個坐在角落裏，一聲不響，像閻王；一個一手執筆，一手拿簿，審問我，像判官；又有兩個，像牛頭馬麵，一個劈頭蓋臉猛力扇我，一個搶大頭棒打我的腰。
審問我的每問一句，我就受到掌擊和棒打，，頭臉和腰部劇痛，但不許我叫。
尤其是大頭棒，沉重地往我腰眼裏打。這個人，在“文革”裏，專門搞武鬥，學過幾手拳腳。我小時，跟父親學過拳術，知道打腰是致命的一手。
外調的人從天南地北絡繹不斷前來“提審”我。他們多是兩人結伴，一個唱黑臉，打板髡、擂桌子，叱喝叫罵，聲色俱厲。如果遇到僵持，另一個唱白臉的，就態度溫和地勸說，要你“老實交待”。開始一個階段，搞外調的多是要我從頭到尾敘述生平，就像老鷹刁小雞似的，先在空中盤旋，聽到他們需要的段落，就突然俯衝擒拿，要你寫材料，按手印。
開頭我被“提審”心裏還撲騰，但“提審”多了，心裏倒坦然。尤其是知道自己一生清白，沒有幹過壞事，更沒有“三反言行”，而且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始終深入群眾生活，作品沒有“毒草就有恃無恐。
有的搞外調的，耍聰明，改換手法，變強迫為軟磨。他們示意、誘勸，讓你說一些他們需要的材料。他們記下你的話，不要你動筆寫材料，便便當當，隻要你蓋個章或按上指模，就可以拿回去整人了。
人，經曆“奠須有”多了，總會學乖些。後一階段，凡是來外調的，要口供，他們一開口，我就把門關死了。
哪怕是有關認識的人，年代久了，我就一口回絕：“不認識！”
有的詐我：“他可認識你呢！”
我理直氣壯：“我是拿筆杆的，社會上認識我的人多啦，可是我卻不可能認識他們所有的人！”
有的反倒向我苦求：“我們是從老遠擠火車來的，兩天兩夜沒合眼，沒吃一口飯，沒喝一口水。你不給一點材料，我們怎樣回去報銷呢？”
於是，機關的“造反派”分組批鬥我態度惡劣，一定要砸爛我這支黑筆杆！
關在牛棚裏過夜的時候，我苦中作樂，對一個“難友”開了一句玩笑高枕無憂。”半夜裏，就被拉出地鋪鬥了個後半夜。
事隔不久，好像“造反派”有意讓我回家。這一天夜裏，我還沒有上床睡覺，“夜不閉戶”，忽然進來幾個人。他們口氣溫和，“請”我去談幾句話。我問去什麼地方？他們說：“一會兒就回來。”
我早已被扣發工資，每月隻給家裏每人十元生活費。妻子看出來人麵善心不善，分出幾元錢給我帶在身上，以備必需。同時，她磨磨蹭蹭，給我穿衣服和鞋襪。
其實在機關大門口已經停著一輛小汽車。我被推進汽車，坐著等待什麼。
不久，有人被押送出文聯大院來，夜色朦朧，走近了，才認出是文聯主席駱文。
小汽車開動了，我和駱文被押送往渣甸路口的市話劇院。我和駱文已成網中魚，怕有尾追泄密，停留一會兒，小汽車又往解放大道向南開。汽車缺油，搖搖晃晃，很不容易才把我們關在鐵柵欄的楚劇院內。
楚劇院前兩天才打死一位名演員。這次，我和胳文就是關在被打死的名演員的房間裏。這房間臨小巷，有不少孩子爬上鐵窗往裏看，叫道去了一個，來了兩個！
“造反派”把一些“黑線人物”抓在手裏為政治資本，生怕被搶奪，失去“王牌”獵獲物。
楚劇院位於漢口鬧市區，難保密。於是造反派”穿上軍裝，冒充解放軍，在卡車上圍了一圈，強迫我和胳文不許露頭，坐在車鬥裏，押過長江大橋，送往武昌的省戲劇學校。
省戲劇學校成立“狂妄師”，是武漢有名的“戰鬥堡壘”，號稱“白公館”，經常發生打殺。在我和駱文到來的夕，就打死人，血汙滿地。
先後被抓進“白公館”裏來的，有省委書記許道琦，省委宣傳部長曾惇、副部長密加凡，作家中有安危、徐遲、我和胳文。
這是一個特殊的“牛棚”，我們住在教學樓最頂上的一層。每層樓梯都堆有沙包，設有機槍射口，擺放有手榴彈。層層設防，上下盤問。
在大樓頂的平台上造反派”日夜把守瞭望。看他們的裝扮頭戴鋼盔，架墨鏡，赤膊，胸前掛碗大的像章，腰插手榴彈，手拿短槍，殺氣騰騰。
樓下畫有警戒線，誰敢越過，平台上就開槍。
我們這一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被禁錮在層層防守的“白公館”的頂樓，真是插翅難飛。
“白公館”的“狂妄師”內部也有矛盾。好比說，因為爭風吃醋，有一個戰鬥員就用槍把他們的一個頭頭打死了。外調的人追蹤我們，到來看見滿目紙花、素帳的靈堂，就嚇得心驚膽戰，草草地記下“牛鬼蛇神”的口供就慌慌張張地跑掉了。
我們這些“牛鬼蛇神”除了早請示晚彙報、念語錄、九十度彎腰請罪之外，早晚被迫寫交待材料。
省委書記許道琦年老體弱，太累了，有時停筆打瞌睡。一個紅衛兵進走牛棚，大喝一聲“許道琦！”
省委書記一驚，醒了，額門差點戳在筆尖上。
“小將”氣勢洶洶繼續叱喝：“許道琦，這裏不是你的安樂窩！”
許道琦隻好端坐，重新拿起他的筆，寫交待材料。
寫什麼呢？已經反反複複寫了多次，還不是貧苦家庭出身，戰爭年代在部隊作戰，管全省文教，執行“反動”路線，是“黑線”人物，等等。
再寫，那隻有杜撰了！為了對政治負責，他能傷害其他同誌麼？
因此，他常常擱筆歎息。
牛棚裏是沒有凳子的，許道琦和斜對角鄰近的宣傳部副部長密加凡同是坐在床沿上，低頭垂眉寫交待。
大樓外麵經常放槍，有時日夜交火武鬥，流彈橫飛。忽然嗖的一聲，有一顆流彈穿窗而入，碰在密加凡背後的牆壁上，子彈反彈，擦著許道琦的腦袋，落到他身體後邊的牆壁上，挖了一個窟窿。
好危險，要是子彈反彈得低一點，省委書記的腦袋就開花了！
我和作家安危除了寫交待“罪行%’之外，還要被強迫勞動。
譬如每天抬著保溫桶，幾次灌開水抬上樓給“小將”們解渴；打掃房間、走廊和大院焚燒廢紙、掃廁所。有時，也讓我們去夥房提剩菜殘湯分給“牛鬼蛇神”吃。
在分吃之前，我們還要饑腸轆轆彎腰九十度，背語錄，向毛主席像請罪，並高呼“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向旗手江青學習、致敬”等口號。然後才能分得一碗餿菜餿飯充饑。
不管怎麼說，我和安危有時可以下樓勞動，活動活動筋骨。
這一天，不知道“狂妄師”為什麼大大開恩，讓我們一人分到一條炸魚。黃黃的，焦香焦香的。我端碗正高興，忽然跑來一個“小將”，豎起右手食指一勾一勾的。在平日裏，這種手勢是叫“牛鬼蛇神”的。我端著碗走過去，一不留神，“小將”一伸手，就把我的炸魚抓走了。末了，他還回過頭來齜著大板牙說：“你配吃炸魚嗎？老子喝酒，要吃雙份！”
後來，我和安危被雙雙關在大樓底層，更容易看管，也更容易隨時支使我們幹活。
我們被關在險惡的“白公館”，但“提審”我們的還是省文聯派來的人。省文聯的“造反派”也參加了“狂妄師”，和省戲校勾結在一起。
每次來“白公館”提審我們的人，是那個用大頭棒打過我的腰的那個“三十歲小將”，還有就是夜審我的那個“判官“判官”前乘出難題，記下我的口供。“大頭棒”揮掌掄拳動武。
武漢經常發生武鬥，流彈日夜橫飛。我用被褥遮擋，夜裏睡在床底下，以防流彈。
這一天，我正爬進床底整理睡處，“判官”和“大頭棒”突然到來。
“大頭棒”對我大喝一聲，我趕快爬出床底。
“判官”用筆杆點著我的額頭說：“不好好考慮交待問題，卻在營巢做窩！”
我不知用掉了多少支圓珠筆，但永遠滿足不了他們的逼供。
我們處處受欺淩。但我們沒有幹過壞事，心懷坦蕩。我和安危住在大樓底層，趁著沒人的時候，也互相逗樂，窮開心。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我惹惱了安危，他對我進攻，逼得我快退到牆根，我發出警告，他仍猛攻。我是練過武的，忍無可忍，我左腿前彎，右腿後撐，雙手往他的腰部一托，順手猛力一推，他站不住腳，一直往後倒退。原是教室的一個大房間，他收不住腳，身後桌子上放著一厚疊玻璃板，他雙手往後一撐，玻璃板都裂了。
我吃驚地低聲叫道：“好了，好了！不要玩了，不要玩了！”怕“小將”看見破玻璃要追究，我們合作把它丟掉了。
果真，我們安靜下來了，以後的一段日子，我們讀《馬克思傳》。
我和安危給頂樓送飯的時候，詩人徐遲一半認真一半開玩笑地說：“長江的水我們都喝不完，為什麼去喝萊茵河的水？”
徐遲腦子好，他能把語錄本倒背如流。
我在“白公館”整整被關了十個月，然後被送往黃陂庫中搞鬥、批、改。
黃陂離武漢市不遠，建有大片軍營，原先住一個獨立師，留下了許多營房。
湖北省省直機關幾千幹部集中黃陂，以部隊建製分團分連，派來軍代表領導鬥、批、改。
我已經被曬成了一條幹魚，沒有什麼油水。於是，把我送往大夥房幫廚。每天，我起四更，提著一盞半明不滅的馬燈，帶著渾身疲勞，揉著惺忪的睡眼。跟跟蹌蹌往大夥房跑。
集中黃陂鬥、批、改期間，省文聯被編成一個連。小時候，父親在貧民窟擺染攤，我幫過燒染桶。人心要實，“火心要虛”，我掌握了一套燒火技術。因此，現在我是一個有名的“火頭軍”。雖然，這時不燒木柴了，燒的是穀殼；但燒火技術在身，仍然“拳不離手”。
燒穀殼灰大，弄得滿身黑。
我幫廚，炊事員倒輕鬆，坐著抽煙喝茶，盯著我幹活。我除了燒火之外，還要淘米、洗菜。省文聯百把人，淘米一大鍋，不能有一粒沙子、穀子和稗子；洗菜葉葉都得洗淨，冬天，十指被凍成紅蘿卜，又冰冷又疼。
有一頓，連裏的一個“女將”忽然發現飯裏有一顆稗子，就在食堂裏大聲嚷嚷，駕我偷懶，用筷子打我的頭，罰我不許吃飯。
事務長是個極“左”分子，參加很多“造反派”組織，兩臂掛曹四個紅袖章。他在旁邊幸災樂禍地說：“看他還這麼胖，我們的糧食都給他吃完了！”
當時，吃飯不定量，大家口糧放在一起吃。我從早到晚幹苦力活，當然飯量大一些。
我摸了摸被打的腦袋，看著大家吃飯，饑腸轆轆，默默無言。
但我還空著肚子幹活。
身體勞累受折磨不說，精神上還要經受沉重的壓力。
有個年輕作家貼出大字報碧野的頭是圓的還是尖的？”對我進行汙辱。
外調的又跟蹤到來。有兩個從北京趕來“提審”我的，先要我念語錄，然後審問我和音樂家馬可的關係。我對馬可了解不多，隻說：“我是在洛陽認識他的，沒有交往。嘿，這可惹惱了他們，又是拍桌子，又是擂板凳，唾沫濺到我的臉孔上，拳頭揮到我的鼻尖上。
還有我不知道的：省文聯“造反派”想給我戴上“特務”的帽子，派人去新疆外調，想大撈一把，哈，原來碧野是蘇修特務！但是撲了個空。新疆的人反而反映說：“碧野來新疆深入生活，我們還稱讚他是個傳奇人物呢！”
省文聯“造反派”總想把我打成特務，又派人去丹江口外調。沒想到丹江口的工人都異口同聲親切地喊我做“黃師傅”。
我幾乎被逼得無地自容。我的床位被占了，隻好睡在豬圈旁邊的一個土台上過夜。蚊子咬，我害了瘧疾，一天怕冷，一天高燒，但還是撐持著去幫廚。一直到我倒下去起不來了，連長懷疑我裝病，才來摸了摸我滾燙的額頭，派人用板車拖我進了蘆席棚的臨時醫院。
我孤獨地住在蘆席棚裏，秋天了，身上衣單。
出院回連，就碰上大事一樁：中央召開了“九大”，黨章上明文規定林彪為接班人。
集中在黃陂搞鬥、批、改的省直屬機關的幾千人，打著紅旗，揮著語錄本紅小書，鑼鼓喧天慶祝遊行。
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往十幾裏遠的黃陂縣城進發。
我病後體弱，就被“勒令”背著一麵大鼓，在連隊裏顛顛躓躓地走。大鼓不輕，況且打鼓的又是一個大個子，重槌擂鼓，震得我身子偏偏倒倒。尤其是鼓繩，勒得我脖子、肩膀都發疼。人家餓了吃餅幹、麵包，渴了喝軍用水壺裏的水，我呢，又饑又渴又累，腦袋噏嗡，幹咽唾沫。
遊行隊伍在黃陂城裏繞了一圈回來，旗卷鼓息。來回幾十裏，人困馬乏。
隊伍在暮色蒼茫中歸來，傳達最高指示不過夜。連晚飯也來不及吃，大家就聚在一起開會，聽傳達，開展討論，一直到深宵。
我病後，又背大鼓，折騰了半天，瞌睡，打嗬欠，但半夜過後，我又得點上馬燈，帶著困乏的身子，走夜路去夥房幫廚了。
一根火柴點著了大灶，我望著火光沉思，鬼魅橫行，但離天亮不遠了……
冬天到來了，大雪紛飛，一夜間大地就變成白皚皚。鳥雀躲進窠裏，狗卷縮門裏，驢馬不叫槽。除了風吹枯樹枝發出的呼晡聲之外，天地間一片空寂。
雪後，忽然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軍代表命令大家把每個人的所有鞋子都放在營房門口，尤其是對批鬥對象更不容情，不管是你的膠鞋、布鞋、靴子，全都拿出來擺上，一排排，一行行。像被檢閱的隊形，擺得整整齊齊。
我隻有一雙鞋子，光著雙腳，凍得腳疼。
大家被關在營房裏，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麵麵相覷。
“九大”剛開過，“林副主席”剛明文規定是黨中央的接班人，有人竟敢在雪地上寫“反標”。
積雪上遺留有鞋印。
於是，各連追查鞋子。
每個連的“造反派”頭頭陪同著軍代表查看各種各樣的鞋子，有膠底的，有皮底的，有布底的，有輪胎底的，各式各樣。尤其是對批鬥對象穿過的鞋子檢查得特別嚴格，翻來複去看鞋底，隻要有蛛絲馬跡，就捕人，送往大獄，可以報特等大功，成為“四人幫”的得力打手，升官發財。
但是使他們喪氣的是，檢查鞋子的結果，沒能發現什麼疑點。
歲月難熬，但背負曆史沉重災難的袓國終於進入了1969年的春天。
陽光明媚，春水溶溶。
省文聯百十號人全體出動，混雜在農民中間插秧，我在水田中跟著大家幹。按說，我小時看見父親給人家當農忙時的短工，他插秧橫看豎看都是一條線，但輪到我現在，卻把秧苗插得亂七八糟。生產隊長和會計同情我腰都直不起來。左右夾著我一同插，他們的手伸得長，實際上我隻插中間的一二行。後來，隊長、會計有事走了，水田中央隻剩下我一個人，怕踩壞秧苗，我走不出去，大腿陷在泥裏，引得“造反派”呤哈取笑。
這時，文件說：“是給老實接受批鬥的人予以出路。我望著水田周圍剛插下的翠綠的秧苗，隨口說：“給出路就好了！”
“造反派”又是一陣訕笑。
不過，這卻是一個“好兆頭”。
這一天，大廳裏圍坐了一大圈“造反派”，我坐在大廳中央的一張小発上，手拿一大疊書麵檢討，向大家“請罪”。
其實，這是一個批鬥會，“造反派”常常打斷我的檢討，東一鑿西一榔頭追問我。
我生平路子走得芷，心懷坦蕩，深入生活，歌頌社會主義，何罪之有？
我衝出重圍，“解放”了。
十五 在沙洋的七裏湖畔
湖北沙洋，原來是漢江洪水潰口的地方，設勞改農場，現在成立了“五七幹校”。省文聯隨著省直機關開赴沙洋，幹部頂替了勞改犯。我們一邊繼續鬥、批、改，一邊種地。
我們像一群奴隸，先給奴隸總管們建新居，到漢江邊從船上把磚運上岸，然後又給“五七戰士”們蓋蘆席棚和油毛氈房，而批鬥對象隻有住勞改犯留下來的茅草屋子和豬圈、牛欄了。
省文聯的批鬥對象不住“牛棚”而住“牛欄”了。我雖然名義上被解放，但實際上還是被視為“牛鬼蛇神”。我和作家安危、徐遲、駱文等住進了牛欄，與牛群為伍。
牛，一大群，三四十隻，其中有幾隻最喜歡打架的大水牯，角尖體重，看管它們特別危險。隻要它們的牴角輕輕往你身上一挑，它們好像在開玩笑，你可受不了，不是臂膀流血就是屁股上多了一個窟窿，有性命危險。看來是有意讓我們經受考驗的。你們不是“靈魂工程師”嗎？就讓你們受些肉體上的煎熬吧！
管理牛群是特別辛苦的。一清早，牛放出去了，就要清除一大堆一大堆牛糞，用板車一車一車推出去，然後在欄裏鋪墊幹土，最後，在食槽裏放好足夠的草。這叫做“清欄”。
我管的事多而雜。要給場子四角的四個大鐵鍋挑滿四十擔水，好讓牛群放牧歸來“牛飲”；要用斧頭砍碎許多豆餅，煮料拌好切短了的幹草，讓牛群回來“加餐”。
清欄、挑水、煮料，都是我的份內事。有時，還外加放牛；有時，母牛生仔，還要守夜接生、磨豆漿催奶。
原先漢江潰口處，被衝成了一個七裏湖，牛群喜歡遊水到一大片樹林裏去吃草。要看好牛，啃了樹皮，會受罰的。
徐遲詩人氣質，買了一支洞簫，坐在草地上對著牛群吹奏，雖然不成曲調，卻也有點詩意。他說，牛聽了音樂，一定會變得馴善。
但是牛打起架來，踩爛了稻田，他卻沒有辦法。還有一次，一隻“打牛”在他背上牴了一角，他打了一個跟蹌。好在他穿的是棉襖，棉絮都被挑出來了。
七裏湖對岸是中央統戰部的“五七千校”，國家行政五級的薩空了，也是一個“牛倌”。每次，他碰見我們的牛群，就遠遠地焦急叫喊不要過來，不要過來呀！傷了牛，我回去要受批鬥的！”
多可憐的老人啊！我們隻好把牛群趕開。
牛，懂人性。你給它抓癢，它會靜靜地低著頭不動。抓到它解癢的地方，它豎起來的尾巴尖直顫。它認識你，是聞你身上的氣味。
我們的牛群當中，有一隻叫做三杧子的大公牛，體重一千公斤，龐然大物，生人看見它，都害怕得往後退縮。給它配備的牛車特別大，車轅寬闊，剛剛能讓它進身。它拉起幾千斤穀物，昂著大腦袋，蹄步穩重，毫不費力。
就是這隻“三杧子”，前額突出，有點憨。我非常喜愛它，它對我顯得很馴善。有時，它搖著尾巴走到我的跟前，低下大腦袋，靜靜地站著。我知道它的意思，拍了拍它的頭，笑著說：“又癢啦？”我雙手伸進它兩邊的角凹凹裏去用力撓一陣，然後它才局筒興興地又去吃草。
夕陽還掛在遠山上，牛群就急不可待地紛紛上了路，攔也攔不住，一溜煙跑著回欄了。
原來，它們記掛家裏還有一頓好吃的，香甜的碎草拌煮豆餅。
牛群爭先恐後一口氣跑了好幾裏，回到家裏，先圍在四個大鍋邊喝足了水。然後，我們把它們一隻一隻分開拴在固定位置的木粧上。
大牛都用活結拴好，小牛隻要把繩子往樁架上一掛，它們就以為被拴住了。
牛欄都是茅草蓋的，為了預防突然發生火災，一旦出事，隻要一拉活結，就能把繩子解開。
最叫我們好笑的是，拴滿場子的大小牛，都眼勾勾地望著它們的夥房。我們就是從夥房裏把拌好的料一筐筐端出來給它們加餐的。
我們把一筐筐香甜的料送到每一隻牛的跟前，大牛大筐，小牛小筐，合理分配。它們甩著尾巴，滿意地大吃大嚼。
牛的吃量大，白天吃草吃料反芻，夜裏消化完了還要圪夜草。如果槽裏的幹草沒有放足，它們就要越欄，甚至劈斷欄杆，把存放在牛欄裏的草堆推翻，弄得亂七八糟。
我們最擔心的是幾頭“打牛”，凶猛無比。大青犛和小青犛是父子倆，可它們不認親。它們南北兩端分開拴在牛欄裏，中間還隔著成群的母牛和小牛。有一天，北端的大青犛從牛群的空隙間發現南端的小青犛，殺性大發，用豎角接連劈斷幾道木欄，直衝小青犛。小青犛並不好惹，它鼓著眼睛看大青犛，巋然不動，準備迎戰。大青犛看看小青犛的架勢，慢慢退回去了。阿彌陀佛，要是它們真的惡鬥起來，還不把牛欄打得天翻地覆！
就是這隻大青犛，打鬥成癖。一天夜裏，它越欄逃跑了，我們四處追尋，它卻一夜走了十幾個村莊，逢牛就鬥。它力大善戰，沒有能抵擋得住它的。又有一天，牽它去二三十裏外的沙洋鎮拉雜貨，回來的時候，有一頭大公牛攔路，站在路中心挑釁，怒目圓睜，氣咻咻的。大青犛能認輸？呼的一聲，也不管身拉重車就衝上去，兩對大角猛碰在一起，發出嗵嗵的響聲，鬥得天旋地轉。大青犛雖然重車在身，但是打得凶猛、快捷。忽然對方停住了打鬥。一看，才知道大青犛用角尖挑住了對方的眼瞼，逼使那隻挑釁的大公牛痛得動也不敢動。
大青犛的牴角太鋒利了，我們設法鋸掉了它的角尖。
大青犛雖然被鋸去了角尖，但還是好鬥。
牛有記性，特別是像大青犛這樣凶神惡煞似的打牛，鬥過一次，三年不忘。有一天，大青犛單獨犁地，遠遠發現一頭公牛，，去年曾經跟它猛鬥過的，它突然發怒，拖著犁鏵就往遠處衝去。那頭公牛一見大青犛洶洶地衝來，就嚇得拚命地逃跑。大青犛窮追了幾裏，等到那頭公牛逃入七裏湖的蘆葦蕩不見了，才肯作罷。
平日裏，大青犛、二青犛和小青犛都不能見麵，見著了，就非惡鬥一場不可。因此，各拴在一個地方，不叫看見。這一天下午，二青犛歇工，被拴在一片疏林裏，跟前放著一堆嫩草，正在享受呢。忽然，大青犛被使牛犁田耙地的一個“五七戰士”牽過疏林，這一碰見，大青犛縱身衝來，二青犛霍地站起，兩雙牛角立即碰撞得電閃雷鳴。大青犛和二青犛都身強力壯，你進我退，我進你退，低著頭，角碰角，勢均力敵，猛烈周旋，鬥得不可開交，把一大片金針花菜園都踩平了。
好不容易用火燒，才把它們分開。
大青犛火爆性子，可是二青犛狡黠。按說，二青犛沒有大青犛力氣大，但它打得靈活。
當然，二青犛也不好惹。我有時牽它單獨放牧‘怕它牴我，繩子放得長長的，離得遠一點，安全些。它有時在溝裏一邊吃草一邊磨角，把雙角磨得尖尖的，像堅利的大鋼錐，隨時準備打架。有一次，它突然掙脫我手裏的繩子，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啐的動作這樣迅速，它一下跳上溝，風似的一跑就是百步開外。我給二青犛這突而其來的行動嚇傻了。天可憐見，究竟我的二青犛有靈性，它遠遠地站住了，回過頭來看我。我輕輕地走上去，從地上拾起繩子，把它送到池塘裏去泡泡水，消一消它的火氣。
牛的力氣大，聽村子裏的老鄉說，有一年荊山虎落平陽，就生生地被一隻大水牯頂死在山腳的一塊岩石上。經過大青犛和二青犛這次交手，我們就格外留意。要是我們受了傷，大家懶得過問，，如果牛鬥死了，我們這一夥就少不了要坐牢，人家會說：“你故意破壞生產，罪大惡極！
可是我們越小心就越出鬼。這一天，輪到我單獨放小青犛。這頭公牛個頭比大青犛和二青犛都小，但它眼睛發亮，筋骨有力，渾身油熏，皮肉繃得很緊。它機警靈活，吃起草來，嚓嚓嚓，一分鍾能啃一百口。開春犁田，它第一個開溝，千米長的中軸線它犁得直而又直。於是，牛群照著小青犛的犁溝開犁，整片土地就出現均勻平直，有利於中耕除草、灌溉和收刈。小青犛年年給農場帶來了豐收。
就在這一天，我把放牧過的小青犛拴在場子的木樁上，讓它躺著，獨享其樂，靜靜地反芻。
又是一個“五七戰士”，犁完田，牽著大青犛渾身泥水回到牛欄來。突然，大青犛發現了小青犛，火眼圓睜，怒不可遏。說：“時遲，那時快，小青犛跳起來，忍痛掙掉鼻栓，迅猛地迎接戰鬥。剛一碰角，大青犛就打了一個趔趄。小青犛年輕，精力飽滿，血氣方剛，力大無窮，靈活善鬥。它的雙角像兩把快刀，直往大青犛頭上猛劈。大青犛氣喘喘，隻有招架之功。但它好鬥，怎能服輸？因此，越鬥越激烈。
我們用火燒，可是這次不頂事。火都燒焦了大青犛和小青犛頭上的毛，它們還是惡鬥，難分難解。
最後，我們叫來了很多人，用粗大的繩索兩邊套住大青犛和小青犛的一隻後腿，一邊幾十個人拚命用力拉，同聲高喊：一，二，三！才把它們拉開。
大青犛已經鬥得滿頭血。我們把它拉到偏僻處，一邊端給它一盆溫水喝，一邊給它用紅藥水塗抹傷口，數落它，指責它。它變得很馴順，靜靜地低著頭站著聽訓。
其實，我們都很愛牛，和這許多有靈性的牲畜相處得很有感情。後來，“五七幹校”把我和妻子趕到江漢，乎原農村未插隊落戶，臨離開沙洋的前一天，我還特地跑去看我最心愛的三牤子，撫摸它的身子，拍它的頭，最後一次給它抓了癢。
我的散文《我懷念的是牛》，就是這樣寫成的。
我在沙洋“五七幹校”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一篇《牛欄的早晨》，被人抄貼在連隊食堂門口的牆上，同時，被有線廣播過。有一次，開全連大會，軍代表鼓勵我繼續拿起筆來寫文章。我說：“不是說：“我的作品百分之九十九是‘毒草’嗎！我的黑筆杆已經砸爛了！”軍代表說：“你不是可以寫香花嗎！”“五七戰士”們笑了起來。在笑聲中，我好像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其實，真真假假很難說：“。為什麼要把我下放到江漢平原農村去插隊落戶呢？而且連部向我交待得明明白白：一年內發給生活費，一年後就靠勞動工分過日子了！
這不是“四人幫”拋棄廢物，丟掉破鞋的手法嗎！
十六 鄉居兩載
1970年，在秋風秋雨中，我和妻子像被丟破爛似的來到江漢平原沔陽農村插隊落戶。
我插隊落戶的地方叫做雙則，靠近毛場。原先，“五七幹校”在雙則第一生產隊，劃給我住的是一個真正的牛欄。牛欄早已廢棄，破爛不堪，漏雨，地上堆積著牛糞。我和妻子到來，生產隊長看我倆是老人，過意不去，另給了村子背後的一間土屋。土屋靠近墳場，隔壁是豬圈，屎尿滲透，臭不可聞。這就是我夫妻倆的安身地。
看到我們年紀老大還被下放勞動，農民很同情，給我們蓋了一間小小的茅屋，當做廚房。
鄰居有個好心的婆婆，教我的妻子紮棉梗燒火、篩米做粥。妻子在田邊地角挖些野菜，撿些爛菜葉，湊合著過日子。這樣，我在田間勞動回來，才能吃上兩頓稀的。
我勞動吃力，但不偷懶。割小米，我學使鐮力；收晚稻，我挑稻捆；摘棉花，我背大簍；收豆了，我舉叉把豆蔓堆放上牛車。有一天，我和兩個小夥子背穀子進倉，從日出到日落，我趕著他們的腳後跟，一共背了三萬斤糧食。
村子裏的人叫我做“黃家老頭”。
“黃家老頭，你悠著幹，要是累病倒下了，我們心疼！”我的妻子楊靜，為人和善。她帶有不少藥，懂得一些藥性，誰家的孩子病了，她都施舍丸片。大隊裏有赤腳醫生，公社裏有衛生院，但看病要門診費，取藥要錢，雖說：“隻五分一角的，但農家缺現款，要賣雞蛋才能診治。有了我的妻子，吃藥治病不要錢。
村子裏的人叫我的妻子做“楊婆”。
“楊婆，這幾張票你去買點肉吃！”
這是農民向國家出售牲豬獎給的肉票。我是“下放幹部”，每月發給半斤肉，而楊靜是家屬，半兩肉也沒有。
看看丈夫的處境，楊靜怎麼敢接受肉票呢？
農民把肉票硬塞到楊靜的手裏，拍拍胸脯大聲說：“拿去買肉吃！誰要是問起，就說：“是貧下中農我某人送的！”
在農村，雖然生活苦，但勞動人民有感情，不像在“五七幹校”時被叱叱喝喝的，精神上得到不少安慰。
我最高興的是，生產隊長送給我一盞小小的油燈。油燈做得很細巧，隻能灌一兩煤油，玻璃罩有波紋形的花邊。插隊落戶農村，本來天一黑我就上床，累得打鼾，無須照亮。現在，有了小油燈，入夜不瞌睡，反而燈光一照，精神就來了。燈光微弱，隻照出一個小小的光圈。我就埋頭在小小的光圈裏，讀帶下鄉來的書籍，看借來的報紙，心身感到舒暢。
解除我在鄉間寂寞生活的，是增加了我的三個家庭成員：一隻貓和兩隻雞。
我家破牆破洞，又連接豬圈，是耗子的樂園。它們白天在你身邊竄來竄去，叫我們不得安生；一到夜晚，就廝打得吱吱亂叫，叫我們不得安眠。
一個腦袋上留著一方頭發，挺著小肚子的頑皮孩子送來了一隻小狸貓。小狸貓叫聲很小，耗子們不怕它，還在它周圍吱吱叫，好像譏笑它沒用。
但是小狸貓漸漸長大了，叫聲裏帶有威嚴，耗子們開始回避它了。
終於，狸貓長成了大公貓，毛色發亮，眼光銳利，邁著虎步，威風凜凜。它叫一聲，耗子們趕快鑽洞。跑得慢一點的，給大狸貓做了“牙祭”。
我家有了大狸貓，耗子們都紛紛離去了。
狸貓打野食，有時在棉花地裏拖回來一隻小野兔，有時在池塘邊抓回來一條魚，美美地吃。
它身高體大，走起路來，渾身肌骨抖動。它追趕野貓，老厚的泥糊蘆葦牆，一撞就是一個大窟窿。
狸貓對主人好著呢。每天傍晚收工的時候，落日的金光射到村邊的一棵大麻柳，樹下出現了一個閃光的黑點。當我跟著大家有說：“有笑走近的時候，突然那黑家夥向我嗷嗷地叫著撲來，原來是我的大狸貓。每天傍晚，它都喜歡在村邊大麻柳下等我，在前麵引我回家。快到家，它總是嗷嗷地叫幾聲。妻子口斤見貓叫，就會高高興興地跑出來迎接。
每逢我外出，狸貓總是尾追我，要不是用土塊釘，它是不回去的。
家裏無鼠，每到夜深，我上床睡覺的時候，狸貓早就在床上等著我。我鑽被子，它也隨著鑽進。它把腦袋枕在我的枕頭上，對著我打呼。冷了，才把它的頭鑽進被子。被子裏熱，它又用四腿撐著我的胸脯，不讓我靠近。它睡了一大覺，就鑽到我的腳底下，在被？裏用爪子抓我的腳跟，咬我的腳趾，把我弄醒，好跟它一塊玩。
我另外的家庭成員是一對良種雞，一隻大紅公雞和一隻大黃母雞。它倆是一個秀氣的小女孩送來的。我們劫後餘生，沒有鍾表，女孩子的媽媽從雞雛就能辨別公母，想讓公雞長大了給我家打鳴報時；她看見楊靜身體單薄，想讓母雞長大了下蛋，給楊婆補養身子。從小雞娃起，楊靜就細心養護它們，用報紙、枯草、棉絮做雞窠，晩上還給雞兒在燈下喂夜食。雞兒像兄妹倆，日夜廝在一起。它倆長得很快。小公雞長出紅冠，很威武；小母雞長出長尾巴，很秀美。
開頭，狸貓撲小雞。妻子把貓抓到小雞前，輕輕地打了它幾下腦袋，教它不能撲雞。狸貓倒也乖巧，以後，它不但不撲雞，還讓它們吃貓食。
公雞長大了，打起鳴來，聲震村野；母雞長大了，常下雙黃蛋。
人家說，“黃家老頭”和“楊婆”前世有修，養了一對“金雞”。
夏天，幹了一上午，歇晌，我睡在一張破竹躺椅上。這時，在我的竹枕兩邊，一邊蹲著大公雞，一邊蹲著大母雞，靜靜地陪著我歇晌。過午，又該下地幹活了，聽見村道上有人聲，大公雞就在我身邊喔喔啼唱，按時把我叫醒。我睜眼起來，把汗巾往褲腰上一掛，上工去了。
妻子瘦弱，她本來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因病要求退職已成家屬，不是“五七戰士”，沒有參加“文革”。她陪我一同下鄉插隊落戶，主要是照顧我的生活和使我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她既不能吃商品糧，連半兩肉也不配給。
我們省文聯和省社聯在江漢平原插隊落戶的人被編成了一個連，連長兼指導員是個文聯幹部，他的本事隻會打小報告，把人們的談話內容、時間、地點都偷偷地記下來。這個“奴隸總管”心狠手辣，當麵叫哥哥，背後摸家夥，是個笑麵虎。
楊靜在鄉下人生地不熟，夠她張羅的了，我勞動後回家能喝上一碗稀粥，病了有人煎藥，就全靠她了。
平時，老夫老妻相依為命，而在鄉居，她成了我的保護神。我的妻子還為連隊盡義務，收信、分報，由她一手負責。如果有信送到“奴隸總管”手裏，他背地先翻來複去檢查信封，看看有沒有被拆過的痕跡。為了細查有什麼異樣和異味，他還用指尖摸了又摸，張大鼻孔聞了又聞。
“奴隸總管”平常不參加勞動，但卻看不得人家“閑著”。他轉彎抹角派“班長”通知我的妻子：去掃禾場！
禾場麵積大，要掄大竹條帚，楊靜怎麼能搶得動？
生產隊長和貧下中農出來說話了：“楊婆，你不去掃禾場！要是有誰問起，就告訴他是我們貧下中農說的！”
有一天晚上，生產隊開過會剛散場，隊長拉我到河堤上走。這時，月亮正圓，天上的圓月倒影水中。隊長悄聲地對我說：“黃家老頭，看來你和大嫂是被人丟掉了的。你倆就留在我們這個村子裏吧。省得受人家欺侮！”
多好的鄉親啊！
河裏的水在緩緩地流淌著。天上雲托月，河裏月窺人。我和妻子已經喝了兩年這裏的河水了，河水甜，甜人心，人心美，美我心。
兩年，我和妻子熬過/多少天秋風秋，熬過，多少天嚴冬大雪。秋雨淋床頭，大雪壓茅屋。
兩年，我和妻子燒過生產隊多少柴禾，吃過生產隊多少糧食。我們能不感謝農民兄弟姐妹！
農民兄弟姐妹心地善良，他們從來不歧視我倆老夫婦，在物質上幫助我們，在精神上支持我們。
為此，我寫了一篇《鄉居小記》。
“五七幹校”突然通知我去沙洋。是吉是凶，難以預料。
留下妻子獨守村邊的破茅屋，每當黑夜沉沉，稻田裏傳來秧雞的鳴聲，樹林裏傳來貓頭鷹叫，野地裏傳來狼嗥，她能不害怕？
妻子反倒安慰我說：“不怕，有貓和雞陪伴著我呢！”不知此去是福是禍？根據這些年“文革”的遭遇，我應該作最壞的打算。
通知火急，我趕快到河裏挑水灌滿缸，給穀子衝成米，好讓孤獨的妻子過日子。
妻子給我烙了幾塊餅，用紙包好了，塞進我的挎包裏，讓我在路上吃。
臨走，妻子給我釘好胸前的一顆紐扣，還給我的破袖子補好一塊補丁。
我背著背包、掛著挎包，從沔陽縣毛場趕往潛江縣碼頭，正好趕上去沙洋的班船。
船行漢江上，江流拍岸，江岸受到浪濤的衝擊，岸土不斷地崩塌落於江中。
在“四人幫”的統治下，這是袓國頻臨崩潰邊緣的象征？
我遙望江天，天上流雲、江中浪濤，使我想起上遊丹江口水利工地的工人們，悵然若失。水利建設工人在力挽狂瀾，我卻流落在偏僻的農村。
到了沙洋，我連夜徒步趕到“五七幹校”。
校部告訴我，湖北省委調我回武漢，即刻辦手續。
我悲喜交集，沒想到省委組織部來了調令，要我回武漢繼續搞創作。
我悲憤，受了長期不白之冤；我狂喜，終於再見天日。
我流下兩行熱淚。眼淚流到嘴邊，我舐了舐，是辛酸，也是苦鹹。
事後，我才知道，丹江口水利工程黨委書記任士舜同誌到武漢看病的時候，省委書記張體學同誌特意去看望他。在交談中，任士舜突然問張體學：“你還記得作家碧野嗎？”
張體學兼任丹江口水利工程指揮長，認得我，反問道：“他現在怎樣了？”
“在農村勞動，長得又黑又壯！他很高興不用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