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當代著名的遊戲主義思想家公然化思想為武器，蓄意傷害豢養他的主人和有錢的追隨者”：這是今年春天震驚世界的頭條新聞。《巨城日報》《巨城晚報》《豆城晚報》《豆城周刊》都以頭版頭條或首條新聞的位置公布了玫瑰酷兒的罪行始末。他的罪行震驚了脆弱的人類。一向習慣於思想和行動分裂的人類，想的是一套，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沒有人見過或者說許久許久沒人見到一個擅於思想的人用頭腦作武器朝假冒偽劣的世代猛烈撞擊的精彩場麵了。玫瑰酷兒給世界一個驚奇，以他滿是皺折的核桃狀頭腦。他直接參與了本世紀最後一項大工程：製造一個像煞時代的時代。像煞時代的時代還在上演它一幕幕幻影般的世俗鬧劇。他則出於學術良心，用象徵的方式，企圖通過拋擲核桃擊斃地雷和流氓來提前結束這個像煞時代的時代。
後果不堪又堪當設想：我被像煞時代的時代判處了50年徒刑。不對我施以極刑的原因在於，像煞了時代的時代乃是由像煞了植物的植物衍變而來，它不想讓我在一聲槍響之後了然於塵外。種種鬧劇需要觀眾，尤其需要貓眼靚麗男家族這樣既懂思想又懂戲劇的觀眾。遊移和多變的本性，也給像煞時代的時代以不確定的寬度。留下我，剝奪我手中的核桃，將我貶回豆國豆城，監外執行50年刑期，刑罰就是必須每天每時每刻與這個像煞時代的時代共呼共吸共同擁有假象化了的時間和沒有曆史的曆史。
由於手無寸鐵的思想者用大腦作了暴徒，弄得巨國一時草木皆兵。秦鍾被征集為臨時憲兵，負責押送我離開巨國。在春天的郊原上，我沿著先師貓眼靚麗男到巨國創辦遊戲主義學館的古老路徑回返遊戲主義的策源地。承載我的，不是蒙古種與蒙古種交配而生的白駿馬，而是一輛豐田牌大型囚車。據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它曾運送過德軍和日軍戰犯。像煞時代的時代把它假借過來，像通假字一樣承負我的罪惡與刑罰。一路上，我涕泣滂沱，秦鍾則駕車並持槍監護我。臨屆豆巨兩國國界線時，秦鍾為了躲避一隻巨國螞蝗的迎頭衝撞，急刹車，將車翻倒在荒無人煙的路邊。從昏迷中蘇醒後，他洞開了同性愛情竇。他變得像赫剌克勒斯一樣英俊而孔武有力。他將囚車翻轉，四輪著地。也用氣息和熱吻為我擦破的額頭止血。我則不顧他的愛憐繼續涕泣滂沱，直至我那渺小的故國、渺小的故鄉、渺小的故居出現在我的淚眼中。
從遊戲主義公寓中，遠遠傳出賴錫斯和兩隻夜鶯的合唱：“不要到巨城去，不要到巨城去，條條道路都可以通達的地方，肯定不是好地方。”憑依著囚車車窗，我揩淨淚水。我看到了時代的邊緣，一個像煞時代的時代，隻在邊緣處存有一小圈真實，我的舊居正座落在那圈真實的某一個點上。我為此慶幸。對於那個花費3000個不眠的日日夜夜所命定的名字，我有了新的自悟。出生入死。出母腹暨地腹而生，入地腹暨母腹而死，此其一義。出離世務而生入於世務而死，此其又一義。但凡出離出逃的動作，都意味著生活，舉凡進入深入的動作都意味著結束和死亡，此其又又一義，典出於新遊戲主義。像煞植物的植物和像煞時代的時代，都在出生入死之間。我自詡，我在邊緣，我是核心生活的觀察者。像煞植物的植物是否存在取決於我是否去鑽研它。像煞時代的時代是否能夠存續，也取決於我是否注視裝有毒氣的殘忍裝置和裝置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