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刻意觀察的，是路易·阿爾杜塞傳記的隱秘屬性：他的“虛弱”和否認這種“虛弱”的博學話語之間的鴻溝。有人指出，阿爾杜塞的作品是一種由概念構成的水泥，沒有缺陷，沒有裂口，沒有隱患。然而，相對於他的生活，這不過是貼在隱患上的橡皮膏。有人指出，作家是利用寫作這個辦法來迂回地消除隱患的。在步入遊戲主義公寓之前，我必須嚴肅地反省自己的生活，像領聖餐前一樣。我是一個“虛弱”之人，這一點確定無疑。假使在法蘭西，同性愛情結會被當成禁忌、病態和缺陷，而在盎格魯－撒克遜、斯拉夫、斯堪的納維亞和豆國，則會受到更多的關切，甚至會被視為浪漫主義。這隻是相對於真實的某種曆史時代而言。在我身處的像煞時代的時代，我說我處於邊緣。這種說法本身是不是貼在隱患上的一塊橡皮膏藥呢？我會不會在利用新遊戲主義掩飾自己的某種虛弱呢？或者說，我是否可以透過新遊戲主義看到自身上受到掩蓋的某種虛弱呢？
我想方設法摹仿遊戲主義戲劇家水晶狐狸的作法，把自己從情節劇中抽離出來，逃離時代情節的鏈環，僅僅作為旁觀者和敘述人。我恐懼時代病毒，恐懼時尚過後的蕭條，恐懼與時髦同樂同病同死。有時我以此為驕傲。有時，我以此為悲哀：這也意味著被棄置。事實是，我正與世上的每一個人聯合起來在製造新時代。一旦發現它有缺陷和痼疾，就尋求逃避的道路。我從貓眼靚麗男的思想產業中發掘出一種主義，然後豐富原產業裏的寓言意義。我為自己鋪平了一條退隱於時代之邊的退路。我還為自己的退避早早地製作出充足的根由：像煞植物的植物——像煞時代的時代。
假使一個時代不真實，人們不是理應去等待或尋求一個真實時代的到來麼？每一代人中都有像我這樣的虛弱者，為忘卻虛弱而勇敢地站出來，以自己的方式宣判時代的罪惡甚至死刑。一般來講，我們都離不開反證法：時代首先會宣判我們為囚徒，刑期無期，而宣判我們徒刑的時代不正是該嚴加譴責的麼？我的虛弱處正在於力圖把自己從時代的文本中剝離出來：我是我，時代是時代，我是真的，時代是假的。我鑽研一種事物，寫一篇又一篇的學術報告，預謀的就是有一天使像煞植物的植物轉化為出生入死再轉化為地雷再轉化為像煞時代的時代。
我拋出思想的凶器，擊殺一個慈善機構的頭目，再擊殺一個化裝而成的富人，讓時代的虛假麵目呈現出來，讓它露出獠牙，反咬我一口。我成了受害者，並因此取得了逃脫的特許：以傷口和血痕為證據。個人與時代，玩著一種互不承認的遊戲，遊戲規則是時代擔任驅逐者，個人擔任被驅逐者暨逃脫者，驅逐者被否定地記憶，被驅逐者則受到肯定性的記憶。自克爾愷郭爾以來，個人愈發孤獨，愈發獨立。發展到我，個人的不幸和邊緣狀態，成了先鋒，開辟著新時代。遊戲的隱喻性在於：老鷹在捉小雞時，小雞已然成為被破壞力所環繞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