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這不正是生活的戲劇性嗎？多奇妙啊。”
“不是奇妙，是荒唐。”姚睫認真地說。
“荒唐又怎麼樣呢？我們都沒有辦法呀。”
她轉頭問我：“那麼我是不是應該走呢？離開這兒？”
我幾乎脫口而出：我舍不得。但馬上懸崖勒嘴，說了句皮癢肉不癢的話：“那老作家還有一句台詞：你還年輕，依然漂亮。你的日子還長呢，不必這麼悲觀。”
她又開口，卻有點哽咽的意思，我趕緊又說：“你別哭啊，別人還以為我把你怎麼著了呢。”
姚睫便低頭專心打蛋花，不理我。我看著她纖長而白亮的脖子發起了呆。過了一會兒，她不知為何噗嗤一聲，又笑了，斜著濕漉漉的眼睛對我說：
“我才不走呢，現在這麼回家多丟人。”
“就是。不到衣錦不還鄉，這種誌氣好。”
“最起碼，我得‘知道北在哪裏’才走。”
雖然長籲短歎生活之迷惘，言談之間仿佛俄羅斯文學裏的“多餘的人”，但總的來說，姚睫目前的生活狀態還是很讓人放心的。自從董東風去新疆後，她不再到母校去聽課，就把“宜家”商場的夜班換成了白班。每天早上，她和小妹子在院兒裏呼嚕呼嚕喝碗粥，吃兩個胡同口“慶豐包子鋪”的包子，然後就坐地鐵再倒公共汽車去馬甸那邊上班。通往飯碗的路程，自然是很艱辛的，作為一個沒怎麼準點坐過班兒的人，我幾乎無法想像高峰期的地鐵有多慘烈，姚睫對我說，每次關門之前，最後一個上車的乘客都是被乘務員用腳踹上去的，而她則往往需要支楞著兩隻胳膊，才能保證不被旁邊的人擠扁。許多次，她就那麼兩腳懸空地“架”在空中，直到到了換乘站才能落地。
這一路，屁、口臭和狐臭彌漫，流氓自然也是少不了的。有一回，她感到什麼硬邦邦的東西在頂自己的腿，便用膝蓋狠狠磕了上去，隨即便聽到一個男人的慘叫。一定有很多熱衷於和異性發生身體接觸的色鬼從夜店的舞池轉戰到了早上的地鐵——反正都是蹭，地鐵的花費還少呢。
而到了商場，就輕鬆多了。白天的“宜家”沒什麼顧客，三三兩兩溜達來溜達去的，大多是些退了休的老頭老太太。在寬敞明亮的展廳裏，售貨員們可以舒舒服服地放鬆腰腿，頭兒管得不嚴的時候還可以靠在沙發上打個盹兒。而姚睫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是她喜歡看書，常常占據了樣板間的一角，從書包裏拿出書來看。到底是受過正經八百科班教育的嘛。而因為她是“組”裏英語最好的，跟外國顧客交流時全指望她了，所以領導對這個玩忽職守的行為也不深究。
對於姚睫究竟看的是什麼書，我仍有點耿耿於懷：還是董東風的著作嗎？但是這人仍然像是我和她之間的一個小“坎兒”，誰都不會輕易去觸碰。另外，我自己對於董東風的看法，也頗值得玩味：假如我真的喜歡著姚睫，那麼他就是我的情敵呀。但我卻對他沒有絲毫芥蒂，反倒覺得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年長的朋友，也為他信賴我而自豪。盡管這一見如故的信賴多少也顯得荒唐，但我願意把它理解成為“惺惺相惜”。
我並不缺朋友，和b哥更是可以一起犯混蛋一起耍流氓的“瓷器”，但仍為自己和董東風的交情而感慨。也許這就是古人所說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卻也不確定，因為以我所見所聞，並不能在在這世界上找到什麼脫俗的交情作為參照。這是個朋友多了路好走的年代，卻不是真把朋友當朋友的時代。
而恰因為此，想到董東風的時候，我會感到溫暖。或許我們骨子裏本是一類人，盡管他是如此肅穆，我卻如此頹喪。
b哥自從搬出了他的豪宅，索性就賴在我家了。兩個混蛋，一個不必上進，一個不思上進，又過起了大學時那種爛泥一樣的生活。因為長期不到單位上班，那些家夥幹脆把我的工資也停了，我現在的狀況形同失業，隻好從幾個周刊接了許多捧臭腳的活兒，每上映一部令人作嘔的電影，我都要絞盡腦汁發現導演的“藝術追求”，然後加以誇大，吸引更多的人到電影院裏去嘔吐。好在咱們國家的電影市場臭歸臭，但卻臭得越來越繁榮，很多山西挖煤的、浙江做襪子的買賣人都把大筆的民脂民膏往裏扔，他們睡著女演員聊著“先進文化”，我這種敲邊鼓的也總有事兒幹，每當b哥沉浸在他的噩夢裏生不如死的時候，我就興高采烈地坐在電腦前麵搖筆杆子。完後數數字數，居然可以勉強謀生。
“您的視角總是另辟蹊徑，和一般的影評人不一樣。”一個馬流氓介紹的編輯恭維我，“很多導演都說，特別愛看您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