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想法來得偶然且隨意，它們與大公司製定的龐大創新工程形成鮮明對比。表麵上看，二者是兩種相互矛盾的創新方式。一種是無中生有的個體性想法，另一種則是集體性思潮，是大型公司或政府的計劃行為。不管采取何種方式，人們都在期待那神奇的瞬間：思想的碎片各得其所，一個充滿前途的新想法破土而出。在創新的過程中，偶然性占據著令人不安的分量。讓我們回想一下，上文提到過的Compeed膠墊，還有佩爾·格斯勒創作《TheLook》時的情形。另外，不妨再想想即時貼、尼龍、青黴素、偉哥等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產品。它們都是幸運的偶發性事件的產物，起因隻是一個被遺忘的培養皿，或者是一種無效的心髒病治療藥物。從源頭上看，這些發明幾乎與計劃毫無關係，將之催生出來的隻有錯誤、誤判，或者是毫無目的的實驗。
曆史學家羅伯特·弗裏德爾曾在2001年發表文章《運氣不等於意外》，文中提到“如果人類喪失了好奇心，那麼科學也就走到了末路”。但不幸的是，從當年打擊民間行醫者的教會和神職人員，到現代社會中那些迷信製定經營規劃的人，曆史上人類曾無數次千方百計打壓過一切進步過程中出現的不可控因素。管理學教授亨利·明茨伯格認為，所謂戰略隻不過是“混沌無序中的做事方式之一”。無論是矽穀的軟件還是寶萊塢的電影，可以說，成功的經濟案例說到底隻是意外而已。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說：“某一特定產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確定的，是由曆史的原因形成的。但是，不論是由於何種原因，一旦一種產業分工模式建立，這種模式就會因為不斷地從貿易中獲利而長期固定下來。”
20世紀的思想領域，神創論者和進化論者之間曾經發生過一場激烈的辯論。前者認為，所有的生物背後都有一個造物主，他正在按照某個偉大的計劃指點江山；而後者則認為，所謂的造物主根本就是子虛烏有。進化是一個無意識過程，根本談不上什麼外部動機或者意義，那隻是某些物種想方設法存活和適應新環境的曆程而已。有些物種在這個過程中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而另外一些則被淘汰了。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觀點放到經營和政治領域看一看。在生意場上，有些人對係統、長期的目標懷有強烈的信念；另一些人則認為經濟活動可以是隨意的，是由不成係統的理念和行動組成的。在政治領域，有人篤信強大的政權和堅定的願景能夠塑造一個國家或者城市，並且指引其一往無前；而另一部分人則崇尚無為而治，他們認為國家和城市隻有處於無人掌管的狀態下才能表現最佳。
無論是出於偶然，還是精心策劃，思想可以被理解為形形色色的衝突：頭腦和問題之間的衝突、不同原材料和技術之間的衝突，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有關創造力的一個最普通的解釋是：將兩種類似的想法合二為一，造就一個新事物。比如手機，它就是將對講機和電話結合而成的一個新產物。蘋果電腦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曾一語中的地指出：“創新隻是把東西連接起來而已。”思想衝突往往發生在城市等人口稠密地區。生活在城市裏的人來自不同的背景，他們的種族、文化、價值觀和理念各不相同。城市經濟學家簡·雅各布斯說：即便是一般人認為的農活，要論它的根源還是得從城蘋果電腦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曾一語中的地指出：“創新隻是把東西連接市說起……它完全是建起來而已。”
立在城市經濟和運行基礎之上的。超越地理概念的互聯網是另一個催生創造力的源泉。人們可以在網上輕易洞察陌生人的思想，了解陌生的國度，甚至潛入公司和實驗室緊閉的大門背後搞偷襲。互聯網的延伸和世界人口的增長不僅促進了繁榮，也催生了創新。東京、紐約、孟買這樣的特大城市就像充滿了不可預知事物的大熔爐，人們可以在那裏親眼目睹許多新的流行趨勢，接觸許多新想法。在這樣的地方，奇跡永遠無法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