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儒家經典，就不能不說“四書”“五經”，“四書”和“五經”是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在古代，“四書”和“五經”是科舉考試的必考書目，因此它們的地位非一般著作可比。即使在今天，“四書”和“五經”仍然在我國廣泛流傳，為泱泱中華文化倍添光彩。
“四書”“五經”
作為儒家經典的“四書”和“五經”，是我國古代曆史文化古籍中的寶典。“四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包括《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四書”和“五經”在思想上和內容上都具有極高的價值，幾百年來，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
其實，儒家經典本來有六經，它們是《詩經》《尚書》《禮記》《樂經》《周易》《春秋》。相傳它們都由儒家創始人之一的孔子編輯或修改的。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樂經》從此失傳，所以流傳下來的隻有現在的五經。
大學
《大學》就是大學問的意思，它是儒家的政治哲學。《大學》開宗明義寫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就是修明天賦的光明德性；“親民”就是管理好臣民百姓；“止於至善”就是達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大學》被認為是儒家學派的入門書。
《大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可能作於戰國時期，成書於秦統一全國後，作者已不可考，有人認為是孔子的弟子曾參所作。在古代，“大學”指有關政治、哲理的高深而廣博的學問。據說自周朝開始，貴族子弟8歲入小學，學習基礎文化和武藝，15歲入大學，又稱太學，學習治理政事的理論。宋代學者朱熹在《四書集注》裏說過：“大學者，大從之學也。”
《大學》的版本主要有兩個體係：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禮記》中的《大學》原文；一是經朱熹編排整理，劃分為經、傳的《大學章句》本，已得到後世的認同。其中包括經一章，傳十章。“經”是基本觀點，“傳”是對“經”的解釋。《大學》依據孔子、孟子的“仁政”思想，闡明了新生的地主階級“治國平天下”的理論。篇中提出了三條基本原則和八個步驟，即著名的“三綱八目”。“三綱”是指“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八目的根本。
《大學》強調維護宗法製度，即“齊家”對於“治國平天下”的重要意義。《大學》提倡孝、悌、慈。孝是協調下輩對上輩的關係；悌是協調同輩之間長與幼的關係；慈是協調上輩對下輩的關係。《大學》認為，協調這些關係的原則同樣適用於協調國家中君與臣、君臣與民的關係。
《大學》為新興的封建國家製定了政治統治的原則，主要內容是，統治者要以身作則，遵循“絜矩之道”；要尊重老人，撫恤孤兒；好惡要與民同，成為民之父母；要注意物質生產，剝削要掌握一定限度，不能與民爭利等。這些思想都體現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理想，具有進步的意義。但是，其理論基礎仍然是以“德”“義”為中心內容的唯心主義。
知識鏈接
在南宋以前，《大學》從未單獨刊印。到唐代，韓愈、李翱十分推崇《大學》，此後，北宋的程顥、程頤兄弟也對《大學》大力褒揚。南宋的朱熹把《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大學》才成為四書之一。
中庸
在漢代，《中庸》曾被收入《禮記》中，作為其中的一篇。到了宋代，理學家朱熹把它從《禮記》中抽出來，與《大學》《論語》《孟子》並稱為“四書”。一般認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前483-前402），名伋，戰國初年哲學家，被後世尊稱為“述聖”。孟子受業於子思的門人，將子思的思想發揚光大，形成了著名的思孟學派。
“中庸”一詞的字麵意思就是折中、平常的意思。從人性上來說，中庸就是既不善也不惡的人的本性。“中庸”要求人們立定“中”道，在好、壞兩個極端之間進行折中，做到不偏不倚，既不過分也不要不及。並要求人們安於自己的社會地位，不做非分的事。身居上位不驕慢，身居下位不背叛。時刻端正自己，不去責求別人。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學中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於修養人性。《中庸》一書宣揚的是儒家的道德觀念“誠”。《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就是《大學》中所說的“誠意”。主觀的“誠”，決定了世間萬物的存在，所謂“不誠無物”；極端的“誠”才能充分發揮本性，感化世人，與天地並存，成為治理國家的最高典範。“誠”的具體化，就是“中庸”，所以，“中庸”被當做是處世的根本法則。
中庸之道的主題思想是教育人們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自我監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以成為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的理想人物。其中，自我修養是中庸最強調的，認為人們無論何時都應該嚴格、自覺地進行自我修養。《中庸》第三十三章說：“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學習中庸之道的方式包括“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規範，如五達道、三達德、九經等。五達道就是運用中庸之道調節五種人際關係，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之間的關係。通過正確處理這五種人際關係，達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三達德是指人們內心的三種品德，即智、仁、勇。三達德是天下通行的品德，主要是用來調節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間的關係的。九經就是用來治理天下國家以達到太平和合的九項具體工作，即修養自身、尊重賢人、愛護親族、敬重大臣、體恤眾臣、愛護百姓、勸勉各種工匠、優待遠方來的客人及安撫諸侯。
《中庸》用唯心主義的哲學語言，表現了新興的地主階級的政治綱領。它反對偏激、背叛，鼓吹折中馴服；強調通過脫離實踐的道德修養，自覺地遵從現存的社會秩序。在今天看來，《中庸》的思想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具有進步意義。它注意到了矛盾的統一性質，力圖從統一方麵去處理、解決複雜的社會矛盾；但是，它同時誇大了統一性在矛盾發展中的作用，忽視了矛盾的鬥爭性，所以，它的認識是片麵的。我們今天在閱讀時，要注意有所選擇地學習和借鑒。
知識鏈接
中庸之道的理論基礎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含義是合一於至誠、至善，達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善良美好的人。因此，天人合一是聖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論語
《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從書中內容來看，它應該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編輯而成。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論語》中始終貫穿了他的這一思想。“仁”是孔子的政治倫理思想核心，也是他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仁”的核心是“愛人”，“仁”的根本是“孝悌”。孔子評價人物也是以“仁”作為標準，還認為人如果通過努力學習、加強道德修養，最終是可以達到“仁”的境界的。
《論語》的內容很廣，涉及到當時社會的道德、教育、政治、文化、文藝、禮儀、經濟、民族、天道觀、認識論諸多方麵，但都始終貫穿著孔子仁及禮的思想學說。
在政治方麵，孔子主張“正名”，即製定名實相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以維護社會秩序；主張“薄斂”“施仁政”，提倡“為政以德”，反對苛政。在思想教育方麵，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主張，學思結合與因材施教的原則，倡導“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求實態度。在禮儀方麵，孔子反對違反周禮的僭越行為，例如周禮規定天子用八佾樂舞，大夫用四佾十舞。而魯國季氏身為大夫，卻用八佾，孔子認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在經濟方麵，孔子反對新興的富有者，魯國的季氏大力開墾土地，富過周公，孔子弟子冉求給季氏當家臣，不僅不予勸阻，反而幫助聚斂，孔子要其他弟子對冉求“鳴鼓攻之”（《先進》）。孔子也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但他更多的是強調求富應受道義的製約，不能不擇手段去聚斂財富，不能見利忘義。經商要以誠敬為主，要取信於人。在天道觀方麵，孔子相信天命，認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但他不語“怪、力、亂、神”，懷疑鬼神，認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敬鬼神而遠之”（《雍也》）。在交友方麵，孔子主張要交直諒多聞的益友，不交便佞善柔的損友。與朋友交，要言而有信。
《論語》關於學習的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這種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麵：一是關於學習的態度，孔子提倡“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二是關於學習的方法，孔子主張溫故知新，認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三是關於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廣博，不能單一，提出了四種學習綱要，即“文，行，忠，信”；四是關於學習的目的，孔子認為，學習的重點在於“學以致用”，不要拘泥於書本，要勇於實踐。
《論語》主要是記言，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語言精練含蓄，富於概括性，幽默詼諧，具有口語化的特色。《論語》中的精彩篇章不勝枚舉，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些名言富有哲理性和啟發性，常被後世引用。
知識鏈接
《論語》所體現的政治思想總體來說是保守的，但有些思想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孔子重視文學的政治和教化作用，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這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了。
論語
《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從書中內容來看，它應該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編輯而成。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論語》中始終貫穿了他的這一思想。“仁”是孔子的政治倫理思想核心，也是他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仁”的核心是“愛人”，“仁”的根本是“孝悌”。孔子評價人物也是以“仁”作為標準，還認為人如果通過努力學習、加強道德修養，最終是可以達到“仁”的境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