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內容很廣，涉及到當時社會的道德、教育、政治、文化、文藝、禮儀、經濟、民族、天道觀、認識論諸多方麵，但都始終貫穿著孔子仁及禮的思想學說。
在政治方麵，孔子主張“正名”，即製定名實相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以維護社會秩序；主張“薄斂”“施仁政”，提倡“為政以德”，反對苛政。在思想教育方麵，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的主張，學思結合與因材施教的原則，倡導“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求實態度。在禮儀方麵，孔子反對違反周禮的僭越行為，例如周禮規定天子用八佾樂舞，大夫用四佾十舞。而魯國季氏身為大夫，卻用八佾，孔子認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在經濟方麵，孔子反對新興的富有者，魯國的季氏大力開墾土地，富過周公，孔子弟子冉求給季氏當家臣，不僅不予勸阻，反而幫助聚斂，孔子要其他弟子對冉求“鳴鼓攻之”（《先進》）。孔子也認為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但他更多的是強調求富應受道義的製約，不能不擇手段去聚斂財富，不能見利忘義。經商要以誠敬為主，要取信於人。在天道觀方麵，孔子相信天命，認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但他不語“怪、力、亂、神”，懷疑鬼神，認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進》），“敬鬼神而遠之”（《雍也》）。在交友方麵，孔子主張要交直諒多聞的益友，不交便佞善柔的損友。與朋友交，要言而有信。
《論語》關於學習的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這種思想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麵：一是關於學習的態度，孔子提倡“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二是關於學習的方法，孔子主張溫故知新，認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三是關於學習的內容，孔子主張學習要廣博，不能單一，提出了四種學習綱要，即“文，行，忠，信”；四是關於學習的目的，孔子認為，學習的重點在於“學以致用”，不要拘泥於書本，要勇於實踐。
《論語》主要是記言，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語言精練含蓄，富於概括性，幽默詼諧，具有口語化的特色。《論語》中的精彩篇章不勝枚舉，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些名言富有哲理性和啟發性，常被後世引用。
知識鏈接
《論語》所體現的政治思想總體來說是保守的，但有些思想也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孔子重視文學的政治和教化作用，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這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文學評論了。
孟子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從中可以看出孟子的許多進步思想，如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反對統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家之間的戰爭。
《孟子》共七篇，篇目為：《梁惠王》上、下；《公孫醜》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 》《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容。
“性善論”是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他的人類性善論。“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在他的思想體係中是一個中心環節。“性善論”的主要論據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孟子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性善論”是一套唯心主義的說法，不過，孟子以“性善論”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還具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意義。“仁義”是孟子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說的“仁義”是有階級性的，是建築在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之上的。但是，他反對統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與國和家與家的戰爭。
孟子以“仁政”為根本的出發點，創立了一套以“井田”為模式的理想經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征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產，發展生產，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才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孟子還提出了重農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想，這種經濟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孟子的“井田製”理想，對後世確立限製土地兼並、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著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但是，由於階級偏見和時代局限，《孟子》中也有一些荒謬的言論，例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點，把勞心和勞力截然對立，強分貴賤高低，明顯帶有封建主義思想。
在文體上，《孟子》跟《論語》一樣，同屬於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但它比《論語》有明顯的發展。《論語》往往以簡約含蓄取勝，文字提煉概括；《孟子》卻以詳盡細致著稱，展開議論而淋漓盡致。《孟子》中的許多辯論氣勢充沛，筆帶鋒芒，並善於引用寓言故事展開說理，尖刻銳利，層層相扣，步步緊逼，不容辯駁。語言上生動明快，從容自若，讀之內心暢快淋漓。《孟子》中的名篇有《梁惠王上》《公孫醜下》等，其中有許多精彩的論述值得後人反複琢磨。
《孟子》中有許多膾炙人口的名言，如“不以規矩，不成方圓”“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這些名言在今天仍然被後人廣泛引用。
知識鏈接
孟子把道德規範概括為仁、義、禮、智，把人倫關係概括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認為，仁、義、禮、智之中，仁、義最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孝、悌是處理父子兄弟關係的基本道德規範。
詩經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原稱“詩”或“詩三百”，漢代時被列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詩經》一共收入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305篇。據說《詩經》中的詩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三類。“風”是地方樂調，收錄了當時五十國的民歌，有詩160篇；“雅”分為大、小雅，有詩105篇，大多是當時的貴族所作的樂章；“頌”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有詩40篇。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說，“雅”和“頌”產生的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風”除了“豳風”以及“二南”的一部分外，都產生於春秋前期和中期。
“國風”是《詩經》中的精華，是我國古代文藝寶庫中的璀璨的明珠。“國風”中的周代民歌以絢麗多彩的畫麵，反映了勞動人民真實的生活，表達了他們對受剝削、受壓迫的處境的不平和爭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其中《七月》一篇，是一首極古老的農事詩；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了農夫一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記錄農曆的歌謠。有的詩還描寫勞動者對統治階級直接展開鬥爭，以便取得生存的權利。在這方麵，《碩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雅》和《頌》都是統治階級在特定的場合所用的樂歌。它們在思想內容上無法與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人民性的“國風”相比，但由於它們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麵，因此，也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除了“風”“雅”“頌”之外，《詩經》還有“賦”“比”“興”，合起來叫做“六義”。“風”“雅”“頌”是詩在性質、體製上的分類，“賦”“比”“興”則是詩在表現手法上的分類。簡單來說，“賦”是直接陳述事情，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就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比”是打比方，用一個事物比喻另一個事物。《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有很多，如《碩人》用“葇荑”比喻美人之手，用“凝脂”比喻美人之膚；“興”是從一個事物聯想到另外一個事物，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興”一般用在詩的開頭，如《周南·關雎》中的第一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經》語言優美，思想深刻，全麵地展示了中國周代時期的社會生活，可以說是我國現代主義文學的開端。關於《詩經》的作者，曆史上一直說法不一。有一種說法認為，《詩經》是周朝樂官製作的樂歌，作者自然是周朝樂官；另外一種說法認為，《詩經》是從民間歌謠演變而來的，沒有確定的作者。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詩經》是由各國樂師搜集而來獻給天子的，後來便在朝廷盛行起來，幾種說法孰是孰非，目前尚無定論。
《詩經》中有許多表現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詩篇，比如《秦風·蒹葭》中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表現了男女之間如夢的追求；《邶風·擊鼓》中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表現了對愛情的執著和堅守。
知識鏈接
《詩經》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詩經》以抒情詩為主流，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二、《詩經》中的詩大部分是反映現實生活和日常經驗的。三、《詩經》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四、《詩經》的詩在抒情上具有平和、細致、雋永的特點。
尚書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官方史書，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書》原稱《書》，到漢代改稱《尚書》，意為上代之書。作為一部重要的曆史典籍，《尚書》曆來被認為是我國最早的散文總集。但是，《尚書》的內容大部分都是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所以，《尚書》實際上是我國最早的政事史料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