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證，荀子的著作在漢代流傳的有三百多篇，經過劉向的編訂、整理，定為32篇，內容涉及哲學思想、政治問題、治學方法、立身處世之道、學術論辯等方麵。一般大致把《荀子》的內容分為三類：一類是荀子親著的文章，共22篇；一類是荀子弟子所記錄的荀子言行，共5篇；一類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5篇，前兩類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書的主體。
《荀子》一書最可貴之處在於它的唯物主義認識論。荀子以前的唯物主義者，如老子、尹文等都主張天道自然無為，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人的主觀努力對自然界的改造作用。墨子、孟子雖然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但又過分誇大了人的主觀作用。荀子吸收了各派的合理因素，並避免了各派的缺陷，使先秦以來天人關係的理論有了新的飛躍。比如，《天論》中的“天地之變，陰陽之氣”，明確了“天”就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政”，指出自然界有其固有的運動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人事的吉凶與社會的治亂與自然界的變化沒有必然聯係，而是決定於統治者的治理措施是否恰當。這種思想第一次衝破了天命神學的堤壩，具有進步意義。《荀子》在認識論上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對先秦諸家進行了分析、批判，在吸取各家學說精華的基礎上，總結出了正確認識事物的方法，即去“蔽”與“虛壹而靜”。去“蔽”就是要克服認識上的片麵性和主觀性，“虛壹而靜”就是要專一、虛心、冷靜，這兩種觀點在《勸學》《不苟》等篇中都有體現。
《荀子》中的哲學思想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從李斯、韓非到王充、劉禹錫、王夫之，乃至近代的革命家，無不從《荀子》的思想體係中吸取營養來充實自己。因此，荀子也被認為是曆史上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
《荀子》中的文章論題鮮明，結構謹嚴，說理透徹，有很強的邏輯性，對後世說理文章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且，語言風格也很獨特，善用比喻、排比等修辭，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荀子》中的五篇短賦開創了以賦為名的文學體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勸學》是《荀子》的開篇之作，是一篇論述學習的意義，勸導人們以正確的目的、態度和方法去學習的散文。文章以樸素的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旁征博引，反映了先秦儒家在教育方麵的某些正確觀點。《勸學》中的比喻靈巧多樣、運用自如。如文章開首，連用“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四個比喻，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麵來闡述“學不可以已”的道理。這些比喻都很常見、易懂，並會使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某些直觀、淺近的形象事物，既而體會到其蘊涵的深刻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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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令行禁止”“天下為一”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主張以禮治為主，兼行法治。荀況認為，“禮”是治國的根本，因此他在許多篇章中反複強調“禮”。“禮”包括封建等級製度、道德規範和禮節儀式等方麵的內容。
傳習錄
在我國思想史上，王陽明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王陽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明代著名的哲學家。《年譜》中說王陽明是光祿大夫王覽的後裔，他的父親叫王華，人稱龍山公，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中進士第一名，曾任南京吏部尚書。生長在這樣的書香門第，王陽明自幼耳濡目染，他不僅刻苦學習，還勤習武藝，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
弘治五年（公元1493年）與八年（公元1496年），王陽明兩次會試不第，於是開始讀一些養生方麵的書，有遁世入山之意。王陽明28歲時中進士，開始了仕途，但幾年後他便告病歸隱，築室陽明洞修習道家導引之術，因此自稱為陽明先生。之後，他開始潛心著書，廣納門徒，終身致力於學術研究。《傳習錄》就是一部反映王陽明哲學思想的著作，它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哲學著作。據考證，“傳習”二字出自《論語·學而》中的“傳不習乎”一語。
王陽明在繼承思孟學派的“盡心”“良知”和陸九淵的“心即理”等學說的基礎上，批判吸收了朱熹那種超感性現實的先驗範疇的“理”為本體學說，創立了王學，或稱陽明心學。王陽明的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良知”和“致良知”兩個方麵，其中，“良知”是王學的基石。王陽明認為，“良知”是心之本體，是人人生而俱來的，是外在的社會倫理道德與內在的個體心理欲求的統一；“致良知”就是如何為聖的過程，變本然的知為主體意識自覺把握的知的過程，也就是他所說的“知行合一”。
知與行是儒家哲學的兩個重要範疇，陽明的知行學說代表了儒家道德實踐論的又一高峰。“知行合一”學說立足於人的主體精神與實踐精神，為主體道德自我、價值自我的實現提供了途徑。“良知”學說是陽明哲學的最高成就，是他整個思想體係的完滿化。王陽明認為，“良知”等同於“心”，等同於“天理”，等同於“善”。“良知”是“一”，是絕對本體。“良知”創化萬物，又存在於一切創化物之中，因此，“良知”既是“一”，又是一切。陽明的“良知”學說給後世許多啟示。
傳統上把《傳習錄》分為三卷：上卷闡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等觀點，強調聖人之學為身心之學，要悉心領會，不要停留在口耳之間。中卷有書信八篇，論述了王學的根本內容、意義與創立王學的良苦用心；解釋了王學宗旨；回答了關於本體的質疑。另外還有兩篇短文，闡述了王學的教育思想。下卷主要內容是“致良知”，提出本體功夫合一、滿街都是聖人等觀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四句教”，即“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後世曆來對“四句教”的意義爭論不休。
《傳習錄》集中地反映了王陽明的心性之學，不僅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對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國家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明朝末年，朱舜水遠渡日本，把陽明學傳到了日本，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直接成為明治維新中傳統思想抵製全盤西化的基礎。日本近代的著名軍事家東鄉平八郎，曾為王陽明學說所折服，特意佩一方印章，上麵篆刻“一生俯首拜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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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的學說以“反傳統”的姿態出現，在明代中期以後，形成了陽明學派，影響很大。陽明學派以“致良知”為學術宗旨。王陽明主張良知為聖愚所同，不囿於見聞；即知即行，即體即用。提倡返求諸心，自我做主，不受教條束縛。陽明學派影響了眾多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