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春秋》《左傳》《國語》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戰國策》表現了縱橫家思想，反映了縱橫家的人生觀。在政治上他們崇尚謀略，強調審時度勢，肯定舉賢任能，在人生觀上則是追求功名顯達，富貴利祿。不過，《戰國策》的思想內容又比較複雜，所記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價值取向，既有講權術謀詐，圖個人功名利祿的朝秦暮楚之徒，也有“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之士。以書中的人物蘇秦來說，他初以“連橫”說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便以“合縱”說趙王，“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以蘇秦為代表的縱橫家在戰國時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可以“出奇策異智”，可以“運亡為存”，可以左右幾個國家的局勢。《戰國策》詳細地記錄了戰國時期縱橫家的言論和事跡，展示了他們的精神風貌和思想。此外，書中還記錄了一些義勇誌士的人生風采，如馮諼“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卷”，刺客荊軻與燕太子丹易水邊上悲歌而別，凜然舍生取義，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戰國策》的思想價值，在於它反映了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崛起。“士貴耳，王者不貴”的聲音，反映出士人精神的張揚。書中大量描寫策士奔走於諸侯之間，縱橫捭闔，令“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的重要作用和社會地位，可以說是一部士階層，尤其是策士行跡的生動寫照。而且，書中也反映了一些進步思想，如重民、破舊、用人等思想，還客觀地鞭撻了荒淫無恥、陰險殘暴的各類統治者，如李園、楚懷王夫人鄭袖等。
《戰國策》不僅是一部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曆史散文。《戰國策》長於議論和敘事，善於描寫人物，文筆流暢，生動活潑，在我國散文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戰國策》善於運用寓言故事把道理講得深入淺出，極富啟發性和哲理性。有些寓言故事運用得貼切自然，天衣無縫，如“畫蛇添足”“亡羊補牢”“狡兔三窟”“狐假虎威”等，都是流傳千古的經典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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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曆史著作相比，《戰國策》突破了舊的思想觀念的束縛，不拘泥於陳述曆史，所以就顯得比以前的曆史著作更加活潑而富有生氣。秦漢的政論散文、漢代的辭賦，都受到《戰國策》文辭華麗、鋪排誇張的風格的影響；司馬遷的《史記》中對於人物的描繪也受到《戰國策》的影響。
史記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在中國古代浩瀚的曆史著作中，《史記》的地位和影響始終是首屈一指的。
《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約前145-前90），字子長，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南）人，西漢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司馬遷10歲能“誦古文”，20歲時離開首都長安開始遊曆，遊蹤遍及南北，他到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歸來後，曾任郎中一職。漢武帝元封八年（前108年），司馬遷任太史令。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時，打算編寫一部通史，但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司馬遷繼承父親的遺誌，發憤著書。後來，他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得罪了漢武帝，被捕入獄，被處以宮刑。獄中的司馬遷忍辱負重，繼續《史記》的創作。公元前91年，司馬遷終於完成了《史記》。在擱筆後的第二年，司馬遷就去世了。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曆史。《史記》跨越時間很長，但它記述的重點是西漢時代。《史記》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八書、十表，共五個部分，130篇，約53萬字。其中，“本紀”是全書的提綱，按年月時間記述了帝王的言行政績，如《五帝本紀》《秦始皇本紀》；“世家”記述了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和特別重要的人物事跡，如《孔子世家》《陳涉世家》；“列傳”是重要人物和各行各業的傳記，如《廉頗藺相如列傳》《滑稽列傳》；“書”主要記載了禮樂製度、社會經濟、天文地理等方麵的內容，如《禮書》《樂書》；“表”用表格來簡列世係、人物和史事，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史記》全麵記敘了我國上古至漢初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麵的曆史發展，是中國古代曆史的偉大總結。
《史記》借鑒了前代史著的體例，首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在我國曆史散文的發展史中具有承前啟後的地位，也是傳記文學發展成熟的標誌。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秉筆直書的精神。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於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曆史的本來麵貌撰寫曆史。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於世，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史記》不僅是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也是一部世人稱頌的文學著作。全書規模宏大，體係完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語言生動簡潔，對後世的紀傳體史書和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等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史記》中的名篇有《項羽本紀》《淮陰侯列傳》《李將軍列傳》等，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用飽含深情的筆墨將項羽這位末路英雄描寫得十分悲壯，字裏行間洋溢對他的同情，讀之催人淚下。《史記》中還有不少傳世名句，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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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在史學上的成就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麵：一、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通史。二、創立了紀傳體史書體例。三、闡明了司馬遷的作史思想，標誌著中國史學自覺的開始。四、在諸多曆史形成要素中，突現了人的社會主體作用。
漢書
《漢書》又名《前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其作者是東漢時期的曆史學家、辭賦家班固。班固，字孟堅，東漢曆史學家班彪之子，著有《兩都賦》《答賓戲》《幽通賦》等。
《漢書》主要記載了上起漢高祖元年（前206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8年的史事。《漢書》原為100卷，後世將《漢書》分為120卷，共80萬字。《漢書》的內容以類目分，可以分為4類：第一類是“帝紀”，共12卷，是從漢高祖至漢平帝的編年大事記，如《高帝紀》《武帝紀》；第二類是史“表”，共8卷，記載了諸侯王、異姓諸侯王、外戚、各朝顯臣及百官公卿大事，如《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第三類是“誌”，共10卷，記載了禮樂、刑法、文化、社會經濟等情況，如《地理誌》《藝文誌》；第四類是人物傳記，共70卷，反映了西漢各種代表人物，如《賈誼傳》《公孫弘傳》。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史學史上出現的又一部輝煌的巨著。可以說，無論在編纂方法上，還是在反映的內容上，《漢書》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漢書》和《史記》都是紀傳體，它們的體例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漢書》並沒有完全照搬《史記》的體例，班固在汲取前人輝煌成果的同時，作了許多必要的改進，如改革了《史記》中《世家》體裁，調整了《史記》中列傳篇名的雜亂不一，經班固的精心編排，《漢書》的體例更顯得布局嚴整，井然有序。
《漢書》全麵係統地反映了西漢一朝的史實，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漢書》用“紀”和“傳”這兩種體裁反映了一大批西漢曆史人物，其範圍之廣、人數之多，讓人驚歎。作者在收錄人物的同時，多引述其政治、經濟策論，並且在很多傳記中還附有重要的奏疏或文章。此外，《漢書》記載了大量邊疆各少數民族的曆史。比如，運用新史料將《史記·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敘述了西域幾十個地區和鄰國的曆史以補充，增補了大量漢武帝以後的史實；還對《史記》中的《匈奴列傳》《南越列傳》等作了補充，使之更詳盡、更全麵，這些傳記都是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曆史的寶貴資料。
此外，《漢書》用“表”和“誌”的形式記述了許多重要的典章製度。其中，以“十誌”的史料價值最高。“十誌”包括《食貨誌》《刑法誌》《藝文誌》等。《食貨誌》是一部從遠古到西漢的經濟發展簡史，為後世開創了專篇記述經濟製度的新局麵。《刑法誌》是我國古代的一部法律製度簡史，為研究先秦和兩漢的法律製度提供了難得的史料。《藝文誌》是我國目錄學的開山，也是一部珍貴的古代文化史，曆來為後世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