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該法還明確了違反上述規定的法律責任——第六十三條規定：“學校、幼兒園、托兒所教職員工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為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機關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依法給予處分。”也就是說，按照《未成年人保護法》，發生在校園中的“冷暴力”事件涉嫌侮辱學生人格，應該啟動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責任。但令人遺憾的是，《未成年人保護法》自頒布以來，並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一些明顯侵犯學生權益的做法在沒有被媒體曝光前，基本上都不了了之。
有一些評論認為，這一標準製定的初衷不錯，但尺度很難掌握。我所關心的問題是，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已經要求學校、教師尊重學生人格、不能侵犯學生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再製定相似的教師專業標準，這不表明《未成年人保護法》沒有得以執行嗎？進一步來說，《未成年人保護法》已經明確規定的法條都未得以執行，難道變為部門的標準，就能得以執行了？而且，從法律法規和專業標準的關係來看，法律法規是底線，如果有專業標準，當是在法律法規底線之上的規定，可現在標準卻沿用法律法規，這不是把標準降低到底線的程度嗎？這是提高教師標準還是降低教師標準呢？
依法治教是我國20世紀就已經確定的教育發展方略，所以，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陸續完善了教育法律法規體係，出台了《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高等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實事求是地說，如果我國嚴格執行這些教育法律法規，當前存在的大多數教育問題根本就不應該再存在。拿義務教育的均衡來說，《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是政府的首要職責，要求義務教育學校實行就近入學、免試入學，取消重點校、重點班，可是，在法律頒布多年之後，一些地方照樣存在嚴重的擇校熱，將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分為重點校、重點班，還有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議取消重點校、重點班。這種狀態令人驚奇——法律已經規定取消的，居然還要人大代表再提議案要求取消。
所以，要治理我國教育的問題，還得回到依法治教的框架中來。按照《教育規劃綱要》所確定的教育管理體製改革的精神，中小學教育管理要實行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對於政府部門來說，隻有兩大責任：一是保障對教育的投入，二是依法監管學校依法辦學，除此之外，要把辦學自主權交給學校，把評價交給專業機構和社會，實行專業評價和社會評價。按照這種教育管理模式，政府部門應該努力執行《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等教育法律法規，而教師師德規範、專業標準則應該由教師行業組織製定、進行評價，這樣一來，政府、學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權責分明，教育才能健康地發展。
▲教師批評教育，何罪之有？
在網上指名道姓辱罵鎮教辦領導，時間長達一個多月，所用語言不少帶有侮辱性，最終，被辱罵者報警，李老師被拘留。
在網上發帖辱罵校領導是“老流氓，老嫖客，天下敗類第一，無能絕頂，賤人”，被辱罵者報警，劉老師被拘留。
對教育局拖欠教師津貼不滿，在一篇同樣表達不滿的帖子後跟帖，其中有“××的教育局”這樣的字句，最終教育局報案，王老師被拘留。
以江蘇省邳州市教育局2010年8月27日發布的一個紅頭文件為線索——該文件稱：“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已有3名教師因利用網絡發帖、跟帖散布不實言論，或散布謠言擾亂穩定大局，或中傷他人、侵害他人權益，造成惡劣影響，損害了教師的形象，而被公安機關拘留。”——媒體調查了3名教師被拘留的原因。以上就是3名教師所犯的“亂說話”的嚴重錯誤。
有關法律人士已就此逐條批駁當地教育部門和公安部門的做法，我對此不再進行分析。讓人感到“困惑”的是，為何當初這3名教師被拘留，卻一切風平浪靜？要不是這次邳州市教育局的紅頭文件提供線索，這3名教師被拘留恐難引起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