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倫理政治思想明顯地打上了新舊兩個時代過渡的烙印。一是傳統等級名分製度與“君子”、“小人”嚴格分野對孔子思想的長期影響，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與知武子所說的“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製也”如出一轍。二是孔子又明顯受到“明賢”思潮的影響，提出了“舉賢才”的主張，尤其是“有教無類”的思想與實踐，更為過去根本不能涉足政治的大批平民指明了仕進的道路。錢穆說：“孔子弟子，多起微賤。顏回居陋巷，死有棺無槨。曾子耘瓜，其母親織。閔子騫著蘆衣，為父推車。仲弓父賤人，子貢貨殖。子路食藜藿，負米，冠雄雞，佩猳豚。有子為卒。原思居窮閻，敝衣冠，樊遲請學稼圃，公冶長在縲絏。子張魯之鄙家，雖不盡言，要之可見。”而其後則大多地位顯赫：“其見於列傳者，冉求為季氏宰，仲由為季氏宰，又為蒲大人，為孔悝之邑宰。宰我為臨淄大夫，端木賜常相魯衛。子遊為武城宰，子賤為單夫宰。”
孟子更進一步提出了“尊賢使能”主張：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公孫·醜上》）由於孔孟的貴族立場，其“尊賢”主張肯定會讓渡於“尊尊”、“親親”宗法等級名分。《萬章下》篇明確說：“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梁惠王下》篇說：“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由於“親親”是構成仁的基本原則，因此，在迫不得已時，必須謹慎對待“卑逾尊”、“疏逾戚”。
如果說孔孟的“尊賢”主張具有極大的曆史局限性，在墨子處，則尊卑的嚴格界限被徹底打破。《尚賢上》有言：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盡管墨子“舉賢不避農與工肆之人”的主張被荀子詬病為“役夫之道”，較之於孔孟“尊尊”式的“親賢才”，墨子的“尚賢”思想畢竟是一大曆史進步，它體現了經由春秋時代尊賢到戰國時代尚賢的政治實踐要求。
先秦史料中反映這種情況的事例很多，一個總體趨勢是春秋時期的“尊賢”隻限於貴族階層，而在戰國時期則普及到一般民眾。《史記·管仲列傳》說管仲年少貧賤，但《國語·齊語》韋昭注卻說“周，管子之先也”。《史記正義》引韋注也說：“管仲，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管仲原為姬姓貴族的後代。劉向《說苑·尊賢》雲：“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意思是說管子向桓公求取高官，故自稱“賤”，主要是因為官職太低難以駕馭其他貴族官僚，所以桓公委以齊國“上卿”。孔子也自稱“吾少也賤”，後來卻做了魯國的司寇。《史記·孔子世家》明確記載孔子“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為嗣，讓厲公”。弗父何讓位不肯做宋君，可見，孔子家族原為世襲貴族，並非平民百姓，所以年少時孔子就能得到“司職”等官。文公六年，晉國出兵時，陽處父“為成季（趙衰）之屬，故黨於趙氏”，於是提拔趙盾“將中軍”，說趙盾“使能（選拔），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趙衰曾隨晉文公重耳流亡１９年，後來做了大夫。他的子嗣在晉國都成為顯赫的卿大夫，所以趙盾被陽處父專門舉薦，仍然是貴族內部的選賢。襄公三十年記載，絳縣老人“主發眾使民”，任職“輿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複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絳縣老人如若是下層平民，絕對是不可能被提拔重用的。
戰國時期，隨著禮儀尊卑秩序的日益衰微，下層平民獲得了更多從政的機會，一些人甚至被選拔委以政治上的重任。譬如孔子的許多學生也由貧賤而為官。《呂氏春秋·去私》記載，曾參耘瓜，其母紡織，而“仕於營，得粟三秉。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呂氏春秋·尊師》又載，“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其子申祥為魯繆公擢舉之賢者：“泄柳、申祥無人乎繆公之例，則不能安其身。”又據《高士傳》載：“段幹木少貧賤，心誌不遂，乃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後來段幹木也成為魏文侯禮事的人。
出身低微的人不僅日益走向政治舞台，甚至出現了“貧賤驕富貴”的風氣。《史記·魏世家》記載子擊逢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這則事例充分說明，隨著宗法禮儀觀念日益被衝擊，尤其是在列國紛爭的政治格局下，曾經備受輕視的貧賤之人，憑借他們的能力與才華，就可以自由地施展抱負，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正是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促使著先秦學術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契機，並結出豐碩的思想成果。也正是如此，原始儒家在自由的政治氛圍中建構並暢想著自己的倫理政治理論。
自由的政治環境與獨立的學術活動催生出的原始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在當時百家中獨樹一幟，對當下及後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原始儒家一麵從事學術一麵參與政治實踐，在當時列國中具有極強的震懾力，其弟子顯榮天下，不勝枚舉，足跡遍及華夏文化圈。盡管在“當今爭於力氣”的戰國時代，武力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根本，然而對中國未來社會尤其是傳統文化產生更為深遠影響的還是“尊賢”主張。孔子之後，孟荀的相關議論更是成為後世選官製的先聲。孟子說：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公孫醜上》）荀子富有挑戰性地向世人宣示：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王製》）這一預言在漢代之後便逐漸由舉薦製、科舉製而變為現實。從漢代公孫弘以《春秋》仕進為相封侯，即開啟天下學而後入政之先河，到科舉製度的推行，更是廣開寒士入官之門。如此，由孔門學術活動而帶來的士階層對政治活動的巨大影響，便形成一股獨立於家族和君主之外的強大勢力，這種士階層在後來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的中堅力量。
（二）先秦社會軍事的規模化舉凡一部先秦史，無不是列國紛呈、諸侯爭霸的戰爭史。政治的變遷、經濟的興衰、學術思想的變化，無不與此休戚相關。由於西、東周跨越了春秋戰國兩個不同的時代，戰爭的性質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西周的戰爭主要集中在諸夏與所謂戎狄之間進行，而東周則是華夏各國的爭霸征戰。周雖然迅捷代商，但其勢力範圍極其有限。周公滅奄，太公滅蒲姑，勢力也隻是延及山東境內，連“淮夷”、“徐夷”也未能臣服。伯禽受封魯國時，遭到他們的聯合進攻，最後還是成王派兵解圍。後來的徐夷國君徐偃王聯合九夷攻打周穆王，王室無奈，隻得承認偃王的東方霸主地位。之後雖然依賴楚國的力量戰勝了偃王，但其子孫仍然稱王，與周天子對立。周昭王征伐南蠻，結果全軍覆滅，令天子聲威大損，加速了西周的滅亡。戎狄是西周政權衰敗的致命敵人，在初期，王室軍隊尚能在戰爭中取得較大規模的勝利，如《世浮》記載：“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又《逸周書·作雒》載周公攝政七年，“凡所征熊盈族（東方贏姓諸國）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對此事《孟子·滕文公下》也有一說：“（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但後來戎狄多次侵周，懿王時被逼遷居犬丘。宣王時情形更加嚴重，幽王時大限已至：由於爭立太子，申侯勾結犬戎攻周，將幽王殺死於驪山之下，諸侯援助平王，遷居洛邑。至此，西周滅亡。繼起的東周由帝國之尊也降為中等國家，伴隨著天子威信的下降引發出了後世一連串“禮崩樂壞”的信念危機，社會思潮與學術思想也隨之發生巨變。
當宗周不斷受到蠻夷戎狄侵擾時，原來弱小的各個諸侯國羽翼不斷豐滿，由於王室本身僅靠諸侯救助方能安穩，加之實力不斷衰弱，於是各諸侯國不再任其控製。爭霸的大國挾天子以令諸侯，周天子已經成為傀儡。與諸侯輕視天子一樣，侯國內部的一些強宗巨室也不斷興起，這些勢力強大的大夫不斷擠占政治舞台，於是宗族並列、公室獨尊的地位便被打破。在這一曆史進程中，除卻經濟因素之外，戰爭在這種巨變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東周初期，大小諸侯國尚有百餘，經過不斷的兼並戰爭之後，隻剩下幾個大國繼續以武力爭勝負，於是戰爭成了當時權勢者最崇尚的實力手段。在諸侯爭鬥的同時，各國內部也開始了同樣的進程。由於諸侯國大夫執掌著封邑內的人口賦稅，因此這種封邑實際上就相當於一個小國家。後來許多封邑不斷擴大，都與戰爭有關。一種情況是諸如秦、楚、晉等諸侯國通過兼並戰爭大大擴張了原有的土地，國內的大夫封邑也隨之擴大；另一種情況是強宗巨室采取軍事手段擴大軍事實力，如晉滅赤狄潞氏，晉君賞大夫荀林父狄臣一千家；秦國攻占魏國河西之地，秦王賜商君百裏封地；齊國的陳、鮑二族滅國、高二氏之後，瓜分了其所有財產。這樣一來，大夫勢力極度膨脹，大采邑再現了所謂“百乘之家”，形成了足以與公室相抗衡的力量，如晉國的卻克“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魯國的季孫、孟孫、叔孫三家三分公室，各得三軍之一。更有甚者，幹脆滅掉公室成立新的國家，如韓、趙、魏的三家分晉。如此大逆不道的行徑，在過去一定為天子諸侯所不容，並名正言順地加以討伐，然而在戰爭最有發言權的實力時代，各國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既定事實。
戰爭給權勢者帶來財富和榮譽，給百姓卻帶來深重的災難。據蘇軾《春秋列國圖說》、《春秋提要》記載，僅春秋242年間，天子與諸侯各國發生的戰爭即有“侵六十”、“伐二百十三”、“戰二十三”、“襲一”共計297次，即平均每年都有一次以上的戰爭。到戰國時期，戰事更為頻繁，其規模和傷亡人數也大為增加。
從戰爭規模來看，春秋時期各大國軍隊人數較少，雖然晉國從一軍、二軍增加到五軍、六軍，但是幾次大戰如城濮之戰還隻用700乘兵力，若每乘以30人計，也隻有兩萬多人。齊桓公時，也僅有800乘兵力，共三萬餘人。楚國在魯莊公二十八年伐鄭之役，還隻用600乘兵力。到春秋後期，由於縣製的推行，兵力就突增了。晉國在魯昭公時全國有49個縣，每縣有100乘兵力，共有4900乘兵力。魯昭公十三年晉治兵於邾南，就有甲車4000乘。每乘以30人計，4900乘就有近15萬兵員，再加上另外的“徒兵”等，當更不止此數。楚國當楚靈王時，單是陳、蔡、東西、不羹四個大縣，“賦皆千乘”，已有4000乘兵力，再加上申、息等縣和其他地方的軍隊，兵力當有萬乘，兵員有數十萬人。所謂“萬乘之國”、“千乘之家”便在這時出現了。到戰國時代，各大國的兵額就有30萬至100萬之多。
秦國有帶甲（或作奮擊）100萬，車1000乘，騎萬匹。
魏國有帶甲30萬或36萬，防守邊疆和輜重部隊10萬。它最強大的時期，據說有“武力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奴隸）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趙國有帶甲數10萬，車1000乘，騎萬匹。
韓國兵卒不過30萬，包括廝徒在內，除了防守邊疆關塞的以外，“見卒不過二十萬”。
齊國有帶甲數10萬。
楚國有帶甲（或作持戟）100萬，車1000乘，騎10000匹。
燕國有帶甲數10萬，車700乘，騎6000匹。
春秋戰國間，用兵的數量還在10萬左右。《孫子兵法》中就有：“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凡興師十萬”之說。據說，“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公元前341年馬陵之戰，魏國也不過動用“十萬之軍”。《墨子》有言：“君子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到戰國中期以後，參戰的軍隊數量既多，死傷也多。公元前293年秦將白起大破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24萬。公元前273年秦白起敗魏軍於華陽，斬首15萬（《史記·秦本記》、《魏世家》、《白起列傳》作“十三萬”）。公元前260年長平之戰，秦竟俘虜了趙軍40多萬，都活埋了。公元前251年燕攻趙，起兵多至60萬，“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戰國策·燕策三》）。公元前225年秦派將軍李信帶20萬人攻楚，被楚擊敗；次年改用王翦帶60萬人再度攻楚，結果大敗楚軍。
這時各國軍隊人數的增多，固然由於人口增加，更主要的是由於各國已普遍實行郡縣征兵製度，作戰時所有及齡農民都有可能被強迫編入軍隊，一場大戰，雙方往往動用幾十萬人，戰爭的規模也就達到空前未有的地步。
從戰爭方式來看，總的說來，“春秋時期，戰爭是由數量較少的軍隊來進行的，軍事行動的範圍比較狹小，戰爭的勝利主要靠車陣的會戰來取得，在較短的時間內就決定勝負了。到戰國時代，由於生產的比較發展，由於集權的君主政權的建立，由於武器的進步和軍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軍隊人數大增了，軍事行動的範圍比較擴大了，戰爭方式由車陣作戰改變為步騎兵的野戰和包圍戰了，戰爭也比較帶有持久的、長期的性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