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經濟進步，“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的社會政治變動，為引發思想文化的巨大變化提供了前提條件。和而不同的政治局麵，輿論開放的言論自由，使得思想文化的巨大變化由前者所導致的可能性變成了現實。“高岸為穀，深穀為陵”的發展變化觀念，使人們不再沉溺於傳統的天命神學理論，思想的靈光開始聚焦於人的理性、人的主觀能動性之上。這一轉變，伴隨著學術的下移而發生著空前的社會影響。春秋之前，學在官府。掌握文化知識的是祝、史、巫、卜之類的文化官，所有典籍都藏匿於官府之中，平民百姓是無緣接觸的，而能接受教育的也隻是貴族子弟。《文獻通考》如此說：《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東學、西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右學、東膠，太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左庠、東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
傳說從虞至周都有大學小學的設立，而構成這些學校教育的對象則都是貴族子弟，《禮記·王製》記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禮》《樂》《詩》《書》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夫、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子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識》中說“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教育不僅為統治階層所壟斷，受教育也成了貴族子弟的特權。因此，春秋以前的典籍和文化僅存續於貴族上層社會。
春秋伊始，這一情況有了曆史性變化。隨著周王室權威的衰微，王室的文化官便喪失了舊有的地位，紛紛流落民間，形成了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麵。孔子就此事有過較為具體地描述：大師摯適齊，亞飯幹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鞀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論語·微子》）這些文化官散落各地，使典籍文化得以在民間傳播。而春秋末期興起的私人講學，則進一步使文化在世俗社會得以廣泛流行，一般的平民百姓由此而獲得受教育的機會。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書中指出：“至孔子開私人講學之風，墨子繼之，其宗旨又在‘有教無類’，故智識平均發展之速率益增。”學術下移的直接意義，是促成了春秋時期文化的巨大發展，其作用的充分展現，則是在春秋末期與戰國時代。
社會變化所帶來的思想轉變，與學術下移相互動，在王權沒落、各種思想異彩紛呈的情況下，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出現了空前的曆史飛躍。“幾乎中原各國都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可圈可點的人物，他們雖然沒有自己的著作保存下來，也沒有像後來的思想家那樣提出一套思想體係，但他們的言論卻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圍繞著否定天命迷信，肯定人的理性與自覺這一主題，對自然、社會的重大問題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念，這些觀念從不同側麵反映了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重大轉變”。
諸子學說產生以前的這些經濟政治思想上的變化，不僅為後世的思想家們提供了曆史舞台，也提供了足以啟發他們的思想營養。異彩紛呈的先秦諸子學說正是在這種曆史思想背景下波瀾壯闊地展開了。戰國時期，諸侯異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依附於各階級思想上的代言人，麵對社會大變革的時勢，圍繞新舊生產關係、社會製度、文化教育的鬥爭以及如何建立封建製等問題，各抒己見，激烈爭辯，“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說，取合諸侯”（《漢書·藝文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思想派別，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農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小說家和雜家等，形成了中國曆史上有名的“百家爭鳴”的局麵。齊國田氏在國都臨緇的稷門下設立學宮，招徠各國不同學派知識分子講學、著書、立說，成為當時“百家爭鳴”的中心。產生於文化軸心時代的諸子學說也就從此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內涵、精神特征以及特定的思維方式，從而在曆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官學”的失墜，並不意味著傳統文化的滅亡，孔子說：“禮（官學）失而求諸野（民間）。”官學的廢弛，典籍的散失，學官流落到民間，必然促進學術下移的進程。從西周末到春秋時期，社會上逐步形成一個在野的士階層，他們擁有官府散失而一部分為民間保存著的文化典籍和知識，這是儒學與儒家產生的曆史條件，也是後來百家之學興起的曆史契機。
“私學”的創立與發展，促使了儒學的形成和儒家學派的出現。孔子正是通過辦學授徒、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使傳統文化遺產得以保存和流傳，並在這一過程中形成自己思想體係的。在著書立說、辦學授徒的同時，組織了能夠信從自己學說的儒家學派。儒家學派的誕生，經曆了一個由傳典、立說到辦學授徒、組織學派的完整過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其道統；修己安人、“內聖而外王”是其政統；辦學授徒、尊師重道是其學統。孔子之時，儒家學派業已把這“三統”形成為一個很有凝聚力的、既是政治的又是學術的、既是教育的又是思想的實體了。這是儒家學派得以長期存在與發展的內在因素。以孔子創辦私學為起點，儒學終於誕生了。
儒家之所以成為先期出現的學派，“官學”的失墜、“私學”的創立和發展以及和而不同的開明政治與輿論開放的言論自由充當了直接的助產師。但當官學被民間士人所掌握，就會沿著一條與官學不盡相同的路向發展。孔子及其弟子，有的出生於沒落貴族的後裔，有的則是從平民中上升的新一代。無論在政治態度、思想傾向還是在學術旨趣上，都不盡相同。荀子曾經把儒劃分為“大儒”、“雅儒”、“俗儒”，並進一步區分了“在本朝”之儒與“在下位”之儒。盡管儒的地位不同，就其功能而言，前者可以“美政”，後者可以“美俗”。但並非“在下位”之儒都是“俗儒”，相反的，“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儒者）通，則一天下；窮，獨立貴名”（《儒效》）。也正如孟子所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戰國中期以後，士階層中成長起一批對官學持批判態度的人，從而也就構成了儒學的對立麵。道家、墨家、法家都對以往的官學和當時的儒學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批判。儒家為捍衛自己的學說，也對其他學派進行了批判。法家雖然批判了以往的官學，卻創立了旨在維護封建中央集權製的新官學。儒家從孟、荀到董子也完成了官學的改造，經漢代統治階級采取“霸王道雜之”，實現了儒法的整合。
（二）學術變遷與儒學分化春秋戰國時期，政治上的“王綱解紐”、文化上的“禮崩樂壞”與學術上的“道述為天下裂”相為表裏。先秦的學術思想，就是繼殷周巫卜文化之後，以史官文化為基礎和中介，經過士人的多向簡擇取舍與不斷批判改造，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時代思潮。
先秦時期的學術淵源，是學術史上的一大公案。最具史學價值的也是最早言及先秦學術走向的上古文獻，當推莊子的《天下篇》，文章這樣贅述道：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天下篇》將先秦學術發展大致劃分為三個互為蟬聯的曆史階段，較為客觀地敘述了古代學術發展的大趨勢。
“古之所謂道術者”、“無乎不在”的“天人”之學，是先秦學術發展的第一階段，“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的卜筮之學為這一階段的特征。或者說，這一階段是無所謂學術的原始狀態：“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上古之世，以生存蕃息為要務，迫於生計，抗衡自然，無暇顧及學術，因此，依乎時勢，出乎本能的口體之養便成為初民關注的焦點。此時所謂的學術，也就不過是為生存而探究天意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卜筮之道：“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知識尚未產生，愚昧就成了科學。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的“內聖外王”之學，是先秦學術發展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的王官之學是其表征。因其“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故無須另立文字教化，不過是政教相維，知行合一。正如清人章學誠所言：“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所謂“內聖外王”的王官之學，不過是國家之文物典章和因襲的禮樂儀式。“人人習之為固然，未嚐專門以名家”。因此，這種王官之學不過是一種混沌粗樸的狀態，學者隻可於“舊法世傳之史”中求其大體。當然，在莊子看來，“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的《詩》《書》《禮》《樂》，則是王官之學的精神遺存。
“道術將為天下裂”的“百家之學”是先秦學術發展的第三階段。其特征是“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但又“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而是“不該不偏（遍）”，是對混沌粗樸的王官之學的分析發揮，或者說，是各取“一曲”以精雕細刻，即所謂“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章學誠申述其義，謂此一階段之學術，乃“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誠然，百家之學雖“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但正如章所言，“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可以說，百家之學“思以其道易天下”，旨在解決人生諸多切至之問題。無疑，這是一種學術的自覺。
西漢的劉歆在其《諸子略》中闡述學術源流時提出“百家之學”出於王官，這一理論概觀見於《漢誌》，其言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製。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