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莫理循的眼裏，袁世凱仍然是一位“偉大的改革家”，他在這場官製改革中雖然吃了敗仗，但實力猶存。因為他雖然交出了4個鎮的軍隊，但這些軍隊都是袁世凱親手帶出來的，各鎮的將領對他仍然是“忠心不二”。至於袁世凱上交的鐵路、電報、輪船等近代化企業，都歸新設的郵傳部管理，而郵傳部尚書張百熙是老袁的親家，左侍郎朱寶奎、右侍郎唐紹儀也都是他的親信。所以，這些軍隊和事業仍然是在袁世凱的“遙控”之下。
中國有一句古語：“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麵對朝廷的疑忌，狡猾的袁世凱以退為進，采用“李代桃僵”的策略，表麵上放棄“桃”——4個鎮的軍權和8項兼差，以爭取主動，但仍保留“李”——對這些軍隊和企業進行暗中控製，從而保存了自己的實力。
四、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指的是預防事件的爆發，或者是在爆發後尋求徹底解決，著重從幕後或側麵下手的一種手段，它是一個“治本”的辦法。
“釜底抽薪”是一種注重根本解決的策略。在現實生活中，你可以以靜製動，以柔克剛，即使雙方的力量對比非常懸殊。你也可以運用最厲害的計謀，來削弱對方的勢力，甚至消除對立勢力的生存根源，這也是“釜底抽薪”。
古往今來，不論是在戰嚐商嚐情場，還是在官場上，運用“釜底抽薪”的謀略來解圍取勝的案例，真可以說是數不勝數。在清末民初，袁世凱就以“活曹操”著稱，他做事時大刀闊斧，力戒不關痛癢。在與政敵較量時，袁世凱特別擅長運用“釜底抽薪”的計謀，注重從根本上入手，企圖將對手連根鏟除，不給對手留下任何“餘地”。
1.下毒手，“屠民”袁世凱
在20世紀初，清朝有3位權勢特別顯赫的地方總督：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和直隸總督袁世凱，這3個人各有特征，張之洞花錢如流水，被人稱為“屠財”；岑春煊最喜歡彈劾官吏，被人稱為“屠官”；袁世凱下手最重，殺人不計其數，被人稱為“屠民”。在某種意義上說，“清末三屠”的說法可謂“入木三分”了。
自從1901年9月簽訂《辛醜和約》以後，中國人民又增加了將近10億兩白銀的“賠款”負擔，許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隻好鋌而走險，起來造反。當時直隸又有許多教案，“各府、州、縣罰賠民間現款，共計四百餘萬兩之多。既遭浩劫，再罰此巨款，民何以堪？”因此，在直隸全省很快興起了“掃清滅洋”運動。
1901年11月，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首先麵對的就是此起彼伏的人民起義。當時的形勢確實是很嚴峻，如果袁世凱不能很快將人民的反抗鬥爭鎮壓下去，那麼勢必會激怒列強和清政府，袁世凱的“烏紗帽”恐怕就難保了。經過一番苦苦思索，袁世凱終於想到了對策——“斬草除根”。
為了迅速穩定社會秩序，袁世凱采取了“剿撫兼施”的方針。其實，早在1901年夏，前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就曾頒布命令：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所有民教糾紛各案，一律予以完結，不得再行追究和尋仇報複。袁世凱上任後，也認為：在庚子年間，“案多且巨，株連太眾，一經查辦，恐已安者複為騷動，已結者複起波瀾。拳團之案固難結，而民教之案尤費周詳。當此聯軍（指八國聯軍）未退，邊境多事，必先清內訌，何必自行擾亂”，便重申這道命令，前案一律免究，以安定人心。
與此同時，他又派出大批官吏明察暗訪，將一些“凶悍素著”的義和團“緝獲懲辦”，結果抓到的義和團“數逾千百”。當時有不少義和團殘部“伏處天津，苟有舉發，俱儲營務處審決，大都處死”。對此，他的幕僚婁椒生有不同意見：“宜從寬典”。袁世凱卻說：“此輩如臭蟲，孳生不絕”；為了防止他們春風吹又生，“惟有芟夷淨盡，以遏亂萌”，“蓋犬亂世用重典’之義”。
對於人民的武裝反抗鬥爭，袁世凱更是毫不留情地堅決進行鎮壓，比如直隸廣宗縣的景廷賓起義就是被他派兵“絞殺”的。
景廷賓（1861—1902），直隸廣宗縣東召村人，武舉人出身。他是廣宗縣“聯莊會”的總團頭，平時愛交朋友，好打抱不平，在當地威信很高。1900年義和團運動興起，邢台、威縣、廣宗等縣人民響應，到處焚燒教堂，殺死洋人。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法國傳教士向廣宗知縣要求賠償損失，議定賠款10000多兩，並指定各村按地畝攤捐。這時廣宗縣已經是連年荒歉，百姓都難以度日了。現在，聽說又要給洋人攤繳賠款，百姓便推舉景廷賓為首領，於1901年兩次聚眾抗議，憤怒地宣稱：“中國人不納‘洋差’！”
1902年3月景廷賓聚眾起義，號稱“龍團大元帥”，並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掃清滅洋”的口號，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時間，各地紛紛響應，橫跨河北、山東、河南等3個省的20多個縣，掀起了一場革命風暴，起義軍迅速發展到三四萬人。
景廷賓領導的起義，嚇壞了清政府，袁世凱也是大為驚慌。急忙調派段祺瑞、倪嗣衝、張騰蛟等率領武衛右軍先鋒隊、江南自強軍和練軍趕往鎮壓。3月3日清軍向東召村發起進攻，當地群眾手持長矛、大刀，奮勇抵抗，清兵死傷慘重。德、法、日等國也出動軍隊6000多人，從北京開往南宮一帶去“助剿”。5月，景廷賓兵敗被捕。7月，為了討好法國公使，袁世凱下令：將景廷賓押解到威縣魚堤村淩遲處死，並賠償法國教堂的損失，還為被中國人民打死的羅神甫立了一塊“紀念碑”。
當時有人曾上奏指控他，在鎮壓這次起義的過程中，袁世凱的部下殺人過多，各路統兵將領也“貪功生事，玩忽民瘼”，主張“嚴加參劾，俾照儆戒”。
對此袁世凱卻是置若罔聞，認為當前“以先弭內亂藉杜外侮為當務之急”，如果我們不能迅速平定景廷賓起義，“他人（指列強）執約以相詰責，狡啟者從而生心，藉端幹預”，“萬一輦轂之下稍有虛驚，臣身任封圻，何堪當此重咎？”也就是說，他害怕景廷賓的起義軍“滅洋”，會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再次幹涉，使慈禧驚慌，那他就會擔當不起。此外，他還認為，當義和團剛剛興起的時候，非常弱小，“一健吏足以了之”，可是“地方將吏，稍加抑製，言事者輒交章論劾”，最後導致大局不可收拾，“殷鑒未遠，詎堪再誤？”所以，對於那些“貪功生事”的官員，袁世凱非但不懲罰，反而上奏朝廷：對在鎮壓景廷賓起義中立“功”的70多名文武官員給予嘉獎。
考慮到直隸人民的反抗鬥爭聲勢浩大，有其社會根源，所以袁世凱采用“釜底抽薪”的謀略，雙管齊下，一方麵宣布此前發生的“民教各案”一律完結，以緩和民眾與外國教會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麵他又殘酷鎮壓人民的武裝鬥爭，大肆屠殺起義軍，以防止他們“春風吹又生”。最後，袁世凱懷柔和鎮壓“兩手”並用，終於將直隸人民的反抗鬥爭鎮壓下去，因而深得慈禧太後的歡心，很快就命袁世凱“實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2.解散國民黨，讓《天壇憲章》“流產”
中國有一句古語：“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形容根本不可能成長的事物。為了阻止《天壇憲章》的生效，袁世凱就采用“兜底戰術”，將“薪”抽走——下令解散國民黨，致使國會和“憲法起草委員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不能開會，使得《天壇憲章》這棵尚未長成的“小樹”枯死——夭折，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為了製訂中華民國憲法，1913年7月初，根據《國會組織法》的規定，國會參、眾兩院各推選30名議員，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是楊漪。在60名憲法起草委員中，國民黨的力量最強，有33人；進步黨18人；共和黨8人。7月15日，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了《憲法起草委員會規則》規定：“非有委員2／3出席，不得開議”，“決議以委員總額半數之一致通過之”，“非國會議員禁止旁聽”等等。從第4次會議起，憲法起草委員會即在天壇祈年殿召開，勸忠於民國之心惟天可表”之意。所以他們製定的《憲法草案》被稱為《天壇憲章》。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的氣焰大長，又急於成為“正式大總統”，便讓進步黨議員提出先選總統、再製定憲法的主張。10月4日，《大總統選舉法》在國會經三讀通過並公布。10月6日，在軍警的刺刀下，國會“選舉”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既然如願以償，又“得隴望蜀”——想製定一部有利於自己的根本大法，開始粗暴地幹涉憲法的起草工作。
當時，憲法起草委員會屢經袁世凱的摧殘，有的起草委員被殺害，有的起草委員被迫離開北京，但是國民黨及其友黨民憲黨籍議員仍占多數。憲法起草委員會見大勢不妙，來不及討論地方製度，就於10月31日將《憲法草案》匆匆三讀通過，定名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提交國會“憲法會議”審議，這就是後人所稱的《天壇憲章》。
《天壇憲章》共11章、113條，是一部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憲法。與《臨時約法》相比，《天壇憲章》中總統的職權有所擴大：一是有權命令國會停會，“大總統得停止眾議院或參議院之會議”；二是可以解散國會，“大總統經參議院列席議員2／3以上之同意，得解散眾議院”；三是可以任命更多的官員，《天壇憲章》隻是規定：國務總理的人選須經眾議院同意。
可是，袁世凱卻不滿足，仍然對《天壇憲章》非常惱火：
第一在國會閉會後，設立國會委員會作為常設機構，成員共40人，其職權如下：大總統為維持公安或防禦非常災患，須發布“教令”時，應經國會委員會之議決：大總統宣告戒嚴，如國會委員會認為沒有必要時，應立即解嚴等等。對於袁世凱來說，國會委員會無異於是自己“無時不在”的監督者，實在是礙手礙腳。
第二實行“責任內閣”製，內閣對於眾議院負責。《天壇憲章》明確規定：大總統發布命令及其他有關國務的文書“非經國務員之副署，不生效力”；兩院議員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國務員不在此限”。袁世凱對此堅決反對，說《憲章》這麼規定，“無非欲以議員專占國務院之職”。
第三確保共和國體。對於修改憲法，《天壇憲章》設置了很高的“門檻”：（1）隻有國會中1／4以上的議員連署才能提出憲法修正案；（2）憲法修正案非經參、眾兩院議員2／3以上同意不得成立；（3）憲法修正案成立後，由憲法會議（隻有兩院議員總數2／3以上出席，才能開議）審議並修正；（4）經出席議員3／4以上同意，憲法修正案才能議決；（5）共和國體不得修正。這樣一來，袁世凱要想複辟帝製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實行審計製度。《天壇憲章》除列舉了審計內容外，還規定：審計院由參議院選舉產生之審計員組成；審計院長由審計員互眩袁世凱認為，這是侵犯了大總統任命官吏的特權。
眼見《天壇憲章》即將提交國會審議，袁世凱驚恐萬分，深恐國會一旦通過，自己就將受到《天壇憲章》這個“緊箍咒”的束縛。所以，袁世凱決定改變戰術，不再和國會議員們“繞圈子”，而是采勸釜底抽薪”的辦法，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在正式動手前袁世凱照例要“表演”一番，以顯示自己是得到了“民意”的支持。10月25日，袁世凱通電各省都督和民政長，反對《天壇憲章》：
“製定憲法，關係民國存亡，應如何審議精詳，力求完全；乃國民黨人破壞者多，始則記名政黨，為虎作倀，危害國家，顛覆政府，事實俱在，無可諱言。此次憲法起草委員會，該黨議員居其多數，聞所擬憲法草案，妨害國家者甚多。各該文武長官，同為國民一分子，且各負保衛治安之責，對於國家根本大法，利害與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務望逐條研究討論，於電到五日內迅速條陳電複，以憑采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