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1日，胡瑛被孫中山任命為山東都督。2月，胡瑛至山東煙台就職。但這時山東的絕大部分在袁世凱的爪牙、山東巡撫張廣建的控製下。張廣建不承認胡瑛這個都督，密電袁世凱將胡瑛調出山東，電文稱：“胡瑛才氣有名於時，與黃（興）為至戚，其占據煙台，本以掣直（隸）、（山）東之勢；隻以共和宣布，不得顯逞其雄圖，其心恐有所未甘。如或優禮胡瑛，調京畀以要差，俾就鈞座範圍，則東省可紓，大局可定”。山袁世凱立即采納這個建議，於1912年3月19日免去胡瑛的山東都督職務，改任有名無實的所謂新疆青海屯墾使。
1913年春，胡瑛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參議院參議員。但不久宋教仁遇害，南北對立加劇，胡瑛南下上海，參與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逃亡日本。次年參加歐事研究會。當時，袁世凱也在利用各種關係對革命黨人進行招撫。 本來，袁世凱在上一年以“亂黨”的罪名殺害了胡瑛的嶽父、北京《定一報》主編饒智元。按常理胡瑛無論如何也不能與有殺父之仇的袁世凱合作，但走投無路的胡瑛還是經不起袁的誘惑，於1914年底回國投入袁的懷抱。當籌安會成立時，胡瑛自然成了理事。胡瑛除了參與籌安會的集體活動外，是否還有個人效忠活動，現在還不清楚。不過對於袁世凱來說，胡瑛參與籌安會就已經造成革命黨人也擁護他稱帝的印象，袁世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他並不一定要求胡瑛有什麼具體的活動。
袁世凱帝製失敗後，胡瑛也從一個著名的革命黨人成了一個帝製複辟犯。1916年10月30日，黃興臨終前的一天，歐事研究會的負責人李根源前往探視分別時，黃興特別交代李根源：“胡經武無誌節，可恨可憐，聞很窮，吾輩當念舊交維持其生活”。黃興是胡瑛的教師，也是胡瑛參加革命的引路人，他對胡瑛的變節投袁是很惋惜的。
袁世凱死後，胡瑛幡然悔悟，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中來，先後任護法軍湘西招撫使、靖國軍第三軍軍長、廣州軍政府顧問。1924年奉孫中山之命北上聯絡直係將領馮玉祥、胡景翼。1926年出任廣州國民政府駐山西代表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32年11月病逝於南京，時年48歲。
八
蔡鍔（1882—1916），原名艮寅，字鬆坡，湖南邵陽人，中國近代傑出的愛國者，不可多得的軍事家。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做了兩件彪炳千古的大事：一件是武昌起義後，領導雲南新軍成功舉行了重九起義，雲南起義的勝利，對全國革命形勢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為推翻腐朽的清朝統治，創建共和國做出了突出貢獻。二是1915年他發動和領導了反袁擴國戰爭，為打倒洪憲帝製，維護共和民國立下了不朽功勳。這兩件大事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蔡鍔是一個著名的軍事救國論者。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華民族空前嚴重危機之時，他毅然投筆從戎，走上軍事救國的道路。1904年10月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蔣方震、張孝準並稱“中國士官三傑”。1904年回國後，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雲南等省編練新軍，督辦軍事學堂，成為南方軍界的重要人物。後來著名的民國要人如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都曾是他的學生。蔡鍔的軍事著作——《軍國民篇》和《曾胡治兵語錄》，闡發了他的軍事救國思想，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黃埔軍校曾將《曾胡治兵語錄》作為教材使用。
蔡鍔蔡鍔的政治理想是追求富國強兵和社會進步，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安定。為此，他主張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加強中央集權，並曾幻想依靠袁世凱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當袁世凱帝製的野心將要變成現實之時，他毅然南下雲南，發動和領導了擴國討袁戰爭。1916年7月，正當人們沉浸在護國戰爭勝利的喜悅之中時，由於其長期帶病戰鬥在第一線，過度勞累，病情惡化，喉痛加劇，不能發音。9月赴日本就醫。11月8日淩晨2時病逝於日本九洲島福岡醫院，享年34歲。
蔡鍔病逝後，北京政府追贈其為上將軍，並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全國人民更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悼念這位再造共和的英雄。
蔡鍔因領導護國戰爭而威震華夏，又因英年早逝而為人們所悼痛。但蔡鍔討袁是被迫的，他和袁世凱的關係非同一般，經曆了仇袁、擁袁、疑袁、倒袁的曆史過程。蔡、袁關係對民初政局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蔡鍔擁袁，增強了袁的政治軍事實力，加速了袁氏軍閥專製政權的確立，使袁忘乎所以，為所欲為，進一步帝製自為；蔡鍔倒袁，埋葬了洪憲王朝，維係了中華民國，使中國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因此，揭示這一時期的蔡、袁關係，有著至為重要的意義。
（一）與袁世凱的積怨（1898年9月——1912年3月）
蔡鍔從少年時代起就接受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教育，先後師從於樊錐、梁啟超，特別是在維新運動的高漲時期，他來到省城長沙時務學堂求學，成為梁啟超最小也是最得意的弟子。湖南維新運動的勃勃生機，使他看到了中國的希望。而正當他孜孜以求新知識，立下改良救國的宏圖大誌之時，維新運動失敗。而維新運動的失敗，與袁世凱告密有很大關係。譚嗣同等師被殺，梁啟超等師被迫逃亡海外，中國剛剛勃發的生機被扼殺。這一事變，深深刺痛了蔡鍔的心，從此，袁世凱的名字在他內心裏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盡管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他這一時期仇袁的文字痕跡，但他仇袁是無疑的。蔡鍔後來曾明確地說：“現任總統袁世凱，原是我們的政敵，戊戌那年因為他臨時告密，我們的師友，有的死，有的逃，現在想起來，猶有餘痛”。
戊戌年後，袁世凱練新軍、改軍製，成績斐然，新政中又大刀闊斧，辦實業，興教育，取得不少政績，其政治地位也在不斷提高，除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外，還身兼參予政務大臣、會辦練兵大臣等八項要職，成為勢力最大的官僚軍閥，但也因此遭到滿洲貴族的妒忌、排斥，1909年1月被趕下台。蔡鍔則東渡日本留學，主攻軍事，1904年畢業回國，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雲南新軍中任職，成為南方軍界的重要人物。武昌起義後，袁世凱重新出山，掌握了清王朝的軍政全權。蔡鍔領導了雲南新軍重九起義，被推為雲南軍政府的都督，蔡鍔與起義各省結成了鬆散的聯盟，與袁世凱的北洋軍形成了南北軍事對峙的局麵。
南北議和開始後，蔡鍔的態度非常明確，極力反對同袁議和，堅決主張北伐。1912年1月20日，他致電孫中山說：“我軍乘此朝憤，何敵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戰……我再株守和議，大局必為所觸動也。伏乞大總統赫然震怒，長驅北伐，直搗虜廷”。袁世凱在和談中玩弄手法，施展伎倆，提出國民會議議決國體，會議地點應設在北京等。蔡鍔極力反對，“國民會議袁世凱於北京開議，又欲省州縣公舉代表，無非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戰備，懈我軍心……設我會議而墮袁之狡謀，定為君主國體，則各省必不肯承認……故此時必無和議可言，惟有訴諸兵力耳”。蔡鍔的意見代表了南方一部分革命黨人的主張，但不為主流。大部分革命黨人、立憲黨人主張與袁妥協，促袁反正，利用袁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然後舉袁為大總統，以迅速結束革命。袁世凱在得到南方的許諾後，一麵派其僚屬加緊逼宮，一麵指使武漢前線統帥段祺瑞等通電讚成共和，向清廷施加壓力。對北洋將領此舉，蔡鍔是持懷疑態度的。他說：“段祺瑞率軍北上，促進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為欣幸。惟聞段夙無種族思想，而與袁世凱關係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當推誠相與。然究竟有無別謀，亦宜密為籌備，免墜奸計，而誤事機”。
由此可見，由於戊戌積怨，蔡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把袁世凱作為仇敵看待的，即使辛亥議和，也對袁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
（二）擁袁不遺餘力（1912年3月—1914年10月）
蔡鍔擁袁，是從1912年3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開始的。他發電祝賀說：“共和成立，五族大同，此後經緯萬端，責任尤巨。公宏才偉略，群望所歸。接南京電，欣審已宣誓就大總統之職，欽幸莫名，謹肅電賀”。從此，走上積極擁袁的道路，直到1914年10月，才開始流露出對袁的不滿。蔡鍔擁袁，不遺餘力，在民初重大政治問題上，他都堅定地站到袁世凱一邊，為袁氏獨裁專製政權的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1.為袁世凱中央集權搖旗呐喊
袁世凱雖在北京建立起中央政權，但南方各省地方政權，大部分還掌握在革命黨人或受革命影響的人的手中，這是辛亥革命後中國形成的政治格局。這種局麵的形成，有利於資產階級對袁世凱的監督，確保民主共和製度。蔡鍔則主張盡快打破這種局麵，擁護袁世凱強化集權，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向袁世凱獻計說：“在大總統維護全局，或不欲驟與紛更，然人權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圖指臂相聯之效。即各省都督，眷懷國事，亦豈有自為風氣之思。機不可失，時不我待，望早裁決施行，以鞏國基，而消隱患”。蔡的建議，正合袁的本意，於是立即發電嘉獎，“旋奉大總統銑電嘉勵，無任欣慰”。
蔡鍔不僅大力鼓吹加強袁中央集權，而且為袁加強集權效力。1912年6月，袁世凱破壞《臨時約法》，破壞責任內閣製度，不經內閣副署，徑下命令，委任王芝祥為南方宣慰使，迫使內閣總理唐紹儀辭職。有鑒於此，廣東都督胡漢民致電蔡鍔，提出“聯合各省，一致進行，保障共和，監督政府”的積極建議。蔡鍔不以為然，複電說：“中央政府如初產嬰兒，似以擁護維持為急……非不得已之時，不必過加督責”。他還通電各省都督，擁護袁世凱建立強有力之中央政府。“查我國情勢，非籌建強有力之政府不能統一內政”。
2.與袁世凱一唱一和，攻擊《臨時約法》和議會
《臨時約法》是由臨時參議院製定的、袁世凱曾信誓旦旦向國人宣誓遵守的一部資產階級的臨時憲法，它奠定了中華民國的立國基礎，維護了資產階級的各種利益，是袁世凱專製獨裁的最大障礙，最為袁所不滿。他經常 抱怨“約法因人成立，多方約束，年餘以來，常陷於無政府之地，使臨時政府不能有所展布”。蔡鍔不僅和袁唱一個腔調，指責《臨時約法》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在1912年12月17日他就說：“臨時政府之疲荼不振，國本動搖，實《臨時約法》有以使之然，可為前鑒”。他指責約法不適於中國現情，並把民初的混亂局麵皆歸之於約法。他說：“光複以來，叫囂呶擾，牽製紛歧，政令不能厲行，奸宄因而谘肆，未始非《臨時約法》有以階之厲也”。《臨時約法》具有臨時憲法性質，它規定國會召開後由國會製定正式憲法。袁世凱極力幹擾破壞國會製憲，欲使製憲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盡棄《臨時約法》精神，製定一部專製主義的憲法。為此，蔡鍔為袁出謀劃策，他曾致函袁的秘書長張國淦和派範熙績、肖坤等進京，建議由袁指定梁啟超、楊度等人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一部憲法草案，以起到先入為主的作用。蔡鍔還說，此舉若遭議會反對，“總統有認為滯礙難行者，通電各省，鍔必與各省都督聯名抗爭，務期達到擁護中央之目的”。這個建議，在當時革命黨人還有一定實力的情況下，袁世凱也認為過於偏激，雖然也想了不少辦法，力圖控製製憲權，但最後還是遵從《臨時約法》，由國會製憲。蔡鍔擁袁，可為賣力。
國會是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核心內容，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當選的國會議員，大多數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信奉民主真蒂，依據《臨時約法》賦予的立法權、同意權、彈劾權等，對政府“嚴明監督主義，以期國家進步”。國會合法行使職權，屢遭袁世凱攻擊，“幹犯行政，欲圖國會專製”。在國會與袁世凱的鬥爭中，蔡鍔總是站到袁世凱一邊，主張擴大總統權力，削弱議會之權，“大總統不可不有解散議會之權”，“任命國務員不必求國會之同意，夫國會監督政府，其要點在有彈劾權，事前之同意，實屬贅疣”。1914年1月袁世凱下解散國會的命令，事前經過蔡鍔任審查長的審定，並冠以救國的美名下達。在憲法與國會問題上，蔡鍔與袁世凱的政見完全一致，且上呼下應，配合得十分默契。
3.處處事事袒護袁世凱，壓製、打擊國民黨人
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民國元年八月改組為國民黨）是辛亥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雖然其本身有許多缺陷和不足，但它不失為一個比較堅定的資產階級政黨，是民初維護辛亥革命成果、反對袁世凱專製獨裁的主要力量。蔡鍔雖一度和革命黨人合作，取得了雲南重九起義的勝利，但他在袁世凱就任總統後，處處事事排斥、壓抑同盟會（國民黨），袒護袁世凱，甚至不惜以武力配合袁世凱，鎮壓國民黨，成為袁世凱的政治幫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