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國民黨取得了第一屆國會選舉的勝利，參、眾兩院均為多數。國民黨選舉的勝利使袁世凱大為震驚，派人於3月20日將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槍殺於上海車站，由此釀成“宋案”。不久，“宋案”大白於天下，國民黨人紛紛揭露袁世凱的罪惡行徑。蔡鍔雖然也承認宋教仁“奔走國事有年，締造共和，著績尤偉，其學識宏通，尤今不可多得之才”。但對殺宋的主犯袁世凱不置一詞，卻要國民黨人“勿俠成見，勿尚意氣，勿憑勢力而壞法紀，勿造言詞而亂聽聞”。“宋案”尚未解決，善後大借款事又發。4月26日，袁世凱不經國會同意，私自與五國銀行團簽訂了條件極為苛刻的善後大借款合同。消息傳出：國民黨人怒不可遏，對袁氏大張撻伐。蔡鍔不論事非曲直，一味袒護袁世凱，“對此危機，舍借款還債外，別無急治標之方。政府此舉。凡在內外，當予寬諒”，“借款係政府萬不得已之舉，且條件已經前參議院通過，並非政府違法，無反對理由”。
“宋案”、善後大借款的連續發生，袁世凱的違法行徑、獨裁專製野心的一次次暴露，使國民黨人再也忍耐不下去了。7月12日，李烈鈞在湖口討袁，7月15日，黃興就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二次革命爆發。二次革命爆發後，蔡鍔立即向袁世凱獻計說：“添重兵馳赴各地，分頭截剿，早日撲滅以免星火燎原”。他對討袁軍大肆攻擊，甚至一改昔日仇視《臨時約法》的常態，給討袁軍以“割據”“叛亂”的罪名。他發表通電說：“民國憲法尚未篡定公布，則《臨時約法》自應遵守。今以約法規定領土內宣告獨立，形同割據，是謂破壞統一”，“討袁之名，斷難成立。謂袁有政治罪過耶？則責任在國務員，討袁之事，更屬悖謬”。為幫助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蔡鍔還曾組織滇、黔、蜀三省聯軍，“擬出師三鎮，以為官軍聲援”。二次革命末期，他還派兵入川，鎮壓熊克武討袁軍。
蔡鍔擁袁，曆曆在目，跡跡可考。蔡鍔擁袁，直接關乎於民初政局。由於他的積極擁袁，增強了袁世凱的政治、軍事實力，民主製度、民主力量過早地被袁扼殺，袁世凱軍閥專製政權得以迅速確立。而這一切，又使袁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助長了其稱帝的野心。所以蔡鍔擁袁，在客觀上對民初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1916年1月，梁啟超在致蔡鍔的信中，對他們民初幾年的活動進行反思，“當思辛亥以還，非吾儕黨派軋轢，意氣相陵，何至兩派俱傷，使夫己氏匿笑而坐大”。同一時期，進步黨下層黨員反思的更為明確徹底，“吾黨四年以來，擁護袁氏，斷送國家應速懺悔”。其中，也流露出對其領袖人物梁啟超、蔡鍔的不滿。
蔡鍔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但他為什麼這樣傾心擁袁？我們認為：
首先，蔡鍔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仇袁、擁袁以及後來倒袁都是為了愛國。他仇袁、反袁、倒袁是愛國之舉，無須說明，怎麼擁袁也是愛國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袁世凱繼任大總統，南北統一。蔡鍔認為，袁世凱是中華民國的象征，擁護袁世凱就是擁護國家，擁護統一。既然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那就應該支持他、扶持他，依靠他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一個強大的國家。正如他所說：“總統當國家行政中樞，負人民負托之重任，使因少數人之黨見，減削其行使政策之權，恐一事不能為，必陷國家於不振之地”。所以他一心一意地擁護袁世凱搞建設，最怕中國出現內亂，由內亂而引起外國幹涉，以陷國家於不利之地。二次革命他支持袁世凱鎮壓國民黨就是如此心態，“外人謀我方急，正利我有內亂，以實行瓜分毒計。贛事不幸，竟致決裂，鬩牆釁起，外侮將乘，哀此神州，陸沉可懼”。“我國自改革後，元氣大傷，至今瘡痍未複，斷不可有第二次破壞”。蔡鍔這種心理，是辛亥革命後人們普遍要求社會安定的共同心理。革命後的首要任務是恢複社會秩序，發展經濟，建設國家，而不再是革命。所以二次革命中，幾乎整個資產階級都站到了袁世凱一邊。蔡鍔擁袁，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袁世凱擁有一定的軍政實力和統治經驗。他在清末練就了北洋軍六鎮，新政中革新政治，發展經濟，政績突出，賦有統治經驗，被許多人認為治理中國非袁莫屬。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雖然在政治上不斷破壞《臨時約法》，打擊、鎮壓革命黨人，加強獨裁專製政權，但在經濟上也製定了一些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措施。加上袁善於欺騙，一而再、再而三地聲明擁護共和。因此，許多人被其迷惑了，一時識不清袁的真麵目，把治理中國、發展中國的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凱身上。孫中山曾在一個時期就是這樣認識的。他說：“欲治民國，非具有新思想、舊經練、舊手段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蔡鍔更視袁為“近代偉人”，“宏才遠略”，因此，“想帶著袁上政治軌道，替國家做些建設事業”。蔡鍔如此，梁啟超、嚴複、張謇等也莫不如此。梁啟超認為，“袁氏本自有相當之勢力，苟能善用之，誠足以致中國於治強”。嚴複也曾說過，“顧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這麼多偉人、名流都曾擁袁，對蔡擁袁就不難理解了。
再次，蔡鍔擁袁，還與其忠實執行進步黨的大政方針政策有關。進步黨是以梁啟超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右翼政黨，由清末立憲派轉化而來，該黨雖然也有著發展資本主義的宏偉藍圖，但在民初，在袁世凱北洋勢力、國民黨、進步黨三大政治集團中，該黨的鬥爭策略是擁護袁世凱，建設強大的中央政府，依靠袁世凱進行溫和的、漸進的改革，而把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視作“禍國派”“暴烈派”，作為第一大敵人而打擊之。蔡鍔是梁啟超的學生，受梁思想影響頗深，自然為進步黨人，且任進步黨本部名譽理事和湖南支部的支部長，不僅是進步黨的領袖性人物，而且是進步黨中的實力派。所以，雖然他和國民黨的領袖黃興有著較好的個人關係，但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忠實執行進步黨的方略，擁護袁世凱，反對國民黨。二次革命前，黃興等曾約蔡鍔與其一致行動討袁，他不但不響應，反而向袁作了彙報，“閩、湘約滇，亦未應，複電斥之”。其擁袁立場，是非常明確的。
最後，蔡鍔擁袁，是辛亥革命後一種民族心理的具體表現。即辛亥革命將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製度——憲法、國會、總統、內閣等全部移植過來，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的政治學說為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反袁的銳利思想武器，這無疑是進步的。但對整個民族來說，由專製而驟易共和，儒家文化、傳統觀念、幾千年的專製統治在人們的思想中還占有相當的位置，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袁世凱則較好地把握利用了這種民族心理，戰勝了國民黨人，確立起專製政權。他曾說：“雖易帝國為民國，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責望於政府者獨重，而責望議會者尚輕，使為國家元首而無權，即有權而不能完全無缺，則政權無由集中，群情因之喚散，恐為大亂所由生”。
蔡元培默察民初政治，得出同樣的結論：“中華民國約法，有責任內閣之製，而當時普通心理，乃不以為然。言統一、言集權、言強有力政府”。蔡鍔是具有這種民族心理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受傳統文化影響頗深，留學日本又受日本軍國主義的影響，認為中國要致富強，必須集權，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他臨終遺言，反映了這種思想，“少慕東鄰強盛，恒持軍國主義，而非大有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他把袁世凱視做大有為之君，想輔佐袁世凱、依靠袁世凱使中國走向富強道路。所以擁袁不遺餘力。但不久，蔡鍔對袁世凱的幻想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