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22點45分，上海火車站檢票口附近突然響起三下槍聲，正要檢票登車的宋教仁倒在了血泊之中，30個小時後因傷勢過重，於滬寧鐵路醫院不治身亡。宋教仁，國民黨代理理事長，信奉民主憲政的年輕政治家，他此行北上，準備以國會選舉獲勝的優勢來組建政黨責任內閣。這位重量級政治人物在關鍵時刻慘遭暗殺，引起軒然大波。這無疑是一起政治陰謀，必有幕後主使者。究竟誰是主使者？有人說是袁世凱，有人說是趙秉鈞，也有人說是洪述祖，直到今天，真相依然不明。
“刺宋案”發生後，人們便斷定“事必係政治上關係，為反對其政見者出此毒手”，並且“非僅二三奸徒為之，而幕中必有政治關係有力之人，為之指使”。果然，不久從案犯應桂馨的住宅搜出了一批與北京臨時政府往來的秘密函電，內容不僅涉及本案，而且多次出現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內閣總理趙秉鈞和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名字，由此人們認定是袁世凱主使了這起暗殺，他是躲在幕後的真凶。
確認袁世凱為刺宋案主謀，有推理的成分。宋教仁主張政黨責任內閣，這對大權在握的大總統將直接構成威脅。宋教仁曾經醞釀過“去袁推黎”，讓黎元洪出任大總統，以取代袁世凱，這更是後者難以容忍的。因此宋教仁被殺，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袁世凱。
可是這一指認，缺乏直接證據，因為雖然涉案函電提及袁世凱，但這些函電都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別人在函電中提到了他。
誠然，宋教仁的責任內閣製的主張和在議會的實踐觸犯了袁世凱，但由此造成的威脅還不足以讓袁世凱下此毒手。宋教仁屬於溫和的理想型政治家，主張政黨政治、責任內閣，提倡議會合法鬥爭，袁世凱對此類政治鬥爭見多識廣，對付起來已有經驗，即便孫中山他也對付過去了，唐紹儀所謂的責任內閣他也對付過去了，因此宋教仁所謂的政黨內閣他也有信心對付過去，不必采取肉體消滅的極端辦法。他手中重兵在握，軍事上占有優勢；身為合法大總統，能夠運用國家權力資源；還有列強的支持和不少政黨團體、政治勢力的擁護。即使是孫中山本人，被袁世凱輕輕一擋，不就解決問題了嗎？如今已用不著以對付吳祿貞的手段來對付宋教仁，那時軍情火急，關乎一舉成敗，刺殺便成為有效手段。現在情形不一樣了，而且袁的優勢比那時強多了。富有經驗的袁世凱當然會高度重視他的政治對手，但是他首先會考慮現有的地位聲望，他自信有辦法對付宋教仁，更相信實力決定一切。他不會不考慮暗殺成本問題，一旦泄露，得不償失。
再說宋教仁的政治主張能否實現，還是未知數。首先通過國會這一關就很不容易，因為組建政黨內閣也好，另舉總統也好，都必須獲得“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國民黨議員隻有392票，遠不足870票的半數，而且國民黨由多黨改組而來，政治觀點並不完全一致，其中舉黃、舉孫、舉黎“各有派別”。另外當時人心普遍思定，希望有“強人”來穩定國家，掌理政權，這也是袁世凱具有的客觀優勢。
從慘案發生的地點來看，袁世凱也不會如此選擇。行刺暗殺宋教仁要冒風險，在上海華界風險更大，因為那是國民黨的大本營，而且是陳其美的地盤，方方麵麵都有他的人。有人說袁世凱故意將刺宋案地點安排在上海，以蒙蔽公眾，嫁禍於人，使人們覺得係國民黨內爭所致，可是這一選擇風險實在太大了，一旦出差錯，滿盤皆輸。既然沒有把握，袁世凱為什麼要選擇上海刺宋？
令人費解的是，宋教仁東下北上，一路上都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案發當時，宋教仁身邊竟然沒有一名衛士，也沒有采取任何防衛措施，而且火車站平時值勤的警察也不見了蹤影，以至於凶手得以從容逃逸。如果說對尚未組閣的宋教仁，中央不必承擔 保護義務，那麼國民黨為什麼不承擔起保護之責呢？國民黨在上海完全能夠做到。由此可見，疑竇叢生、充滿詭異的暗殺，絕非袁世凱所能計劃和安排的。
案發後，關涉此案的應桂馨、趙秉鈞接連暴斃，也令人產生聯想。有人認為這是袁世凱殺人滅口。可是，究竟是不是袁世凱派人去殺的？為何要殺？至今也無確鑿的材料加以證明。所以說袁世凱主使暗殺了宋教仁，還有許多不解的謎團。他至多是個懷疑對象，但不能就此論定。
也有認為此案的幕後真凶是趙秉鈞，因為有證據證明應桂馨與北京臨時政府聯絡的密碼電本是趙秉鈞提供的，他提供密碼電本的用意是為了直接指使這次刺殺。而且殺掉了宋教仁，他也是受益者之一，可以少一個政治競爭對手。但趙秉鈞解釋說，給密碼電本確有其事，不過那是為了公務，因為應桂馨是中央的特派員，負責解散共進會事宜，而中央特派員，“向用密電報告，直電國務院”，所以給他密碼電本並無不當。趙秉鈞的解釋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涉案函電不能證明他參與了這次暗殺陰謀。
刺宋案的發生有多種可能，頗為流行的觀點是，洪述祖揣摩袁世凱的心思“而擅自行動”。根據涉案函電來看，洪述祖參與其中已可認定。就是他鼓動並指使應桂馨進行布置，而應桂馨又找來武士英充當刺客。問題是，洪述祖為什麼膽敢擅自作主？洪述祖有沒有向他的上司趙秉鈞或者袁世凱透露過他的計劃？當時警察總監王治馨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
洪述祖於南行之先，見總統一次，說：“國事艱難，不過是二三反對人所致，如能設法剪除，豈不甚好？”袁曰：“一麵搗亂尚不了，況兩麵搗亂乎？”話止如此。遯初（宋教仁）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遯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袁有不豫色，洪出府即告假赴天津養玻
從這段引文來看，洪述祖南下、北上之際，或許有戲。但事到如今已經很難辨別真假。
刺宋案究竟誰是主使人，現有資料無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此案是上下一致共謀？還是有人擅自行動？抑或由非袁政治勢力所為？還有待於考證。
二、袁世凱後代談袁世凱
（一）
我父親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們曾看到過他做直隸總督時的一張照片，從照片可以看出那個時候他已經比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一些。由於他好武，所以無論是站著或是坐著，總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發上和人談話的時候，也直著腰。當然，靠著沙發背坐著的時候是有的，但也是直著腰在靠著，從來沒有看到他斜歪在那裏的時候。他在坐下的時候，總是一邊由鼻子裏發出“嗯”的一聲，一邊用手摸著胡子，然後慢慢地就坐。他坐下以後，總是兩腿叉開，兩隻手經常放在膝蓋上。由於他腿比較短，所以在坐的時候，總是兩腿垂直，仿佛“蹲襠騎馬”的姿勢，從來沒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時候。他保留著比較重的河南鄉音。在談話的時候，他總是一麵和人交談，一麵卻不時地用手摸他的胡子，並且時常“啥”啊，“啥”的。他說話的神情很嚴肅，語氣斬釘截鐵，從不絮絮叨叨。他有一個口頭語是：“嗯！你懂不懂？”每當他和人談話到了一個段落的時候，總要用上這個口頭語。這不過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得聽的人不至於忽略他所談的內容罷了。但是，有人認為這是我父親對人輕慢的表示，這倒真是冤枉他了。他和人交談的時候，嘴裏總離不開雪茄煙，走路的時候也是如此。他走路的時候，有一些輕微的左右搖擺，手裏一定拿著一根下端鑲有鐵包頭的藤手杖。這根藤手杖，仿佛不是我父親借它來支撐自己的身體，而是故意用它來敲地似的，隨著他走路的聲音，總是另外聽得見這根藤手杖鐺、鐺、鐺……敲地的聲音。我們知道，我父親所以要隨身帶著這根下端鑲有鐵包頭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他平常很少有笑容，和人談話的時候，同樣很少看到他又說又笑。就是他遇到或是談到什麼極其可笑的事情，也總是哈哈地一笑就完。笑完了，在他臉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有一次，黎元洪副總統的夫人來看望他和我娘，這才看見他帶著笑容和黎夫人問答的神態。但這隻不過是“偶一為之”的例外。可是他又很少生氣，也很少看見他臉上有怒容。除了管教兒子有時生氣，甚至於氣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責打兒子以外，他對於男女傭人，自己從來沒有責打過。他們做錯了事，他最後隻是罵上一聲“混蛋”；真的氣極了，也隻是把一聲“混蛋”，變成“混蛋加三級”，便算了事。那些“跑上房的”（當這個差使的，都是年齡在十四五歲以下的男孩子，他們都是一些老傭人的兒子或孫子，一過了這個年齡，便調出去做別的事了），如果誰犯了重大的錯誤，他也隻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跑上房的”帶了出去，用皮鞭子責打10下、20下，以示懲罰，他自己卻從不動手打人。至於他的僚屬或部下，他對待他們都很客氣，很少看到他厲聲厲色的神氣。但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沒有一個不對他抱著恐懼的心理的。可以說，我父親是有著“不怒而威”的神態的。有的人說，他坐在那裏，像一隻老虎。這當然是一種附會的說法。但是他的雙眼，如果圓睜起來，確實令人感到有些“殺氣”，這大概就是人們對他心懷恐懼的道理吧！
我父親的起居飲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規矩的。他每天早上6時起床、盥漱，6時半吃早點。早點總是吃一大海碗的雞絲湯麵，7時“下去”（由於當時住在居仁堂樓上，所以稱上樓、下樓為“上來”“下去”）。他緩步下去的時候，總是拿著那根藤手杖。這時人們就聽得鐺、鐺、鐺的聲音，最後又聽得他發出一聲“哦”，像咳嗽而又不是咳嗽，這才算完成了他下樓的“儀注”。我曾經問過他：“爸爸幹什麼要‘哦’呀？”他回答說：“要這樣才好”。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大概是為了表示他的到來，以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下樓後，就到辦公室辦公和會客。11時半他吃午飯。他所用的碗、筷、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長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樣經久不變，而且擺的位置也從不變換。例如，他最愛吃清蒸鴨子，那麼，在入冬以後，就每頓必有這個菜，位置一定擺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絲炒韭黃擺在東邊，紅燒肉擺在西邊，那麼，隻要不換這兩個菜，位置就固定在一東一西。他吃鴨子的時候，最喜歡吃鴨肫、鴨肝和鴨皮。他吃鴨皮的時候，用象牙筷子把鴨皮一掀，一轉兩轉，就能把鴨皮掀下一大塊來，手法是異常熟練的。他還愛吃我母親做的高麗白菜。做法是：剝去一棵白菜外邊的菜葉，將它的嫩心切成4段，每段的中間再夾上梨絲、蘿卜絲、蔥絲、薑絲。他從不愛吃鹹菜、醬菜之類，因此飯桌上就永遠看不到這類小菜碟，有的隻是二姨太太做給他吃的熏魚，到了冬季還有上麵所說的高麗白菜。至於所吃的主食，也是經久不變的，每頓除了饅頭和米飯以外，一定要準備好幾種稀飯，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糝的，夏天還多加一種“綠豆糊糊”。這是一種河南人的飯食，用磨碎的綠豆熬成的“糊糊”。吃午飯的時候，如果沒有外客，除了當值的姨太太（姨太太當值的辦法，當在下麵談到）及我和二姐陪同他一起吃飯外，有時也叫別的姨太太來陪吃。她們來的時候，總要帶自己房裏做的一兩樣有特色的好菜來同吃。
午飯後，他上樓午睡約一小時，下午2時起，又下樓辦公和會客。5時以後，他就離開辦公室和姨太太們以及小弟弟、小妹妹們到中南海各處去散步，有時候也騎一騎馬或劃一劃船。每逢他出來的時候，是要“淨園”的。 比如說，他今天要到瀛台去看看，那麼，在他沒有出來以前約一個小時，就有人按傳下來的話，吹著哨子，沿途四處知會，叫人們事先“回避”。這是因為在總統府內辦事的職員、雜役人數多，怕他們在無意中“驚了駕”而定的規矩。這個規矩，並不是從住進中南海的時候才開始的。他在彰德隱居的時候，那個養壽園的規模並不很大，但是每逢他去散步或垂釣，也是要“淨園”的。因此，當我父親帶著我們一些人出了居仁堂的時候，隻覺得滿園靜寂，悄無人聲，各處都呈現出空蕩蕩的一派肅靜氣象。至於隨著我父親出來的，除了我們家裏的人以外，他隻許可那一些揚州籍的丫頭、老媽（劃船時，也是由她們劃的）和幾個“跑上房的”在旁聽候差遣，其他的任何外人是都要“回避”的。
他大約7時吃晚飯，春、秋、冬三季仍在居仁堂，夏天改在稻香村，跟他外出遊園散步的人們，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飯。星期日的晚飯，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樣了。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來。除了大廚房供應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帶來各房自做的拿手菜。有的時候還叫外麵飯館的廚師前來做菜，如烤全羊、烤乳豬、烤鴨……烤全羊，是叫前門外正陽樓的廚師來做的。星期日吃晚飯的時候，他的神情不像平時那樣嚴肅。他和全家隨意說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們逗著玩。這時，哥哥們也都“解放”了，也敢參加說笑，一改他們平常那種畏懼拘謹的不自然的神態。他每晚9時歸寢，在“上來”的時候，當差的必先高聲報告：“總統上來啦！”然後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時同樣的“儀注”，上樓就寢。
我父親夜間休息，並不到各個姨太太房裏去，而是姨太太輪流前去“值宿”。輪到哪一個姨太太當值的時候，就由她本房的女傭人、丫頭們把她的臥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樓上東間我父親的臥室裏去。那時，大、二、三3個姨太太都已經不和他同居了，輪值的隻有五、六、八、九4個姨太太。這4個人，每人輪值一個星期。其中隻有九姨太太由於年紀輕，有時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還沒有到一個星期，我父親就讓她搬了回去，另行調換別的姨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