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在提出這門親事的時候，已經是在自己決定要做皇帝之後了。他既不準備讓溥儀複辟，當然他就沒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國丈”的地位。那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可能是他鑒於在清帝退位的時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清皇族的不滿，因而想借此來緩和一下矛盾，從而使他們在自己稱帝的時候，不至於公開表示異議。這件婚事最後沒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於我的積極反抗。
但是，我父親對於二哥的婚事，卻是另一種方式。我父親在直隸總督任上，有一年他帶著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頤和園給西太後拜壽。那時，二哥已經有十七八歲了。西太後接見了他們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聰明的樣子，非常喜歡，就提出來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給二哥為妻。我父親當時“奏明”我二哥從小已經定了婚，這才作罷。實際上，二哥是沒有定過婚的。因此，我父親在回到天津以後，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處托人為二哥說親。當時的條件是，隻要姑娘本人好，至於娘家的門第、貧富，都可以不必理論，就這樣，定下了劉家的姑娘。劉家很窮，所以陪送的一切東西，都是由我們家代辦的。親事說定了以後，接著便在天津督署內舉行了婚禮。這樣，我父親才算把和西太後所說的謊話給圓上了。
現在談一下我父親所定的從姨太太以下的月費的數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費是80元到100元。原來是每生一個孩子，加給月費3元，到了中南海以後改為加6元。二姐和我特殊，月費都是30元。每月月費由“賬房”按著房頭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當姨太太們需要購買一些特別的東西如衣料、首飾等等的時候，總是用一張白紙條寫上需用的款數，請我父親在條上批示，然後再由“賬房”將款送來。這種特殊費用，她們總要等到我父親高興的時候，才敢拿出條子請他批示，不然是會碰釘子的。還有另外一種要錢的方式，那就是買好了東西，開好了賬單，請我父親在賬單上批了“照付”後，再送交“賬房”取款。一般說，這種賬單的款數都是比較小的。
我父親所用的“管事的”，主要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申明善，一個是符殿青。這兩個人都兼管著“賬房”的職務。申明善，小名叫小狗，從十一二歲起就在我家當差，人極聰明能幹，很能得我父親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賬房”以外，還專門擔任著替我父親“置辦”姨太太和丫頭的任務。像上麵所談過的六、七、八、九姨太太和在我父親身邊伺候的幾個揚州籍丫頭，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給“置辦”來的。此外，他還兼管“傳”戲。我父親在彰德隱居以及後來在中南海時期，每次唱“堂會”，都是派他一手辦理的。除此之外，我父親在居仁堂樓下辦公和會客的時候，隨在身旁伺候的，一共是4個人，申明善也算是其中的一個，另外還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何致祥和馬其昌3人。替我父親總管北京、天津兩地房產的是袁乃寬（字紹明，是和我父親後認的本家）。管理彰德地產的是徐天成。
我們家稱呼男傭人為“老夥”。前麵在東華門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標是我們家的老傭人，我們就叫他“袁夥”。稱呼女傭人為“幹”，如張幹、李幹。多年的老傭人，如果死了，在稟明了我父親以後，按他當差的年限“賞”給喪葬費和撫恤費。如果這個人還另有功勞，那麼，我父親就不但要供給他全家的用度，並且還讓他的家屬跟在一起住著，以便有所照應。在禮節上對他們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規矩，一個老傭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兒媳們卻必須在一旁站著。至於那些買來的丫頭，如果歲數大了，一般地說都是通知她的家裏把人領走；有那實在不願意領走或是丫頭本人不願意走的，就暫時仍然留住，以後遇有合適的對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四）
我父親對於兒女們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專館（家塾）教育的辦法。這個辦法，從他在天津做直隸總督時就已經開始采用了。當時隻有女館，所請的老師也是女的。設女館的用意隻是為了讓他的幾個姨太太讀些書，我們大一些的姐妹們跟著認些字罷了。後來，他在軍機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錫拉胡同的時候，和以後被罷職住在彰德時，也都隻設女館。至於四哥、五哥、六弟，當時都留在天津讀書。他們有的時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個短時期，然後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別成立了男女兩個專館。
兩個專館的規模以及課程的安排，都和一般學校沒有什麼差別。這就等於在自己的家裏成立了兩所學校。我父親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財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數的了。但是，他卻從來沒有親自到專館去檢查過兒女們的功課。以女館為例，他從來沒有把女老師請到他的辦公室裏和她們研究一下關於教學上的事情。逢年過節，女老師們前來給他拜年、拜節，他總是“擋駕”不見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來請安的時候，經常囑咐他們要好好念書，也對二姐和我說過同樣的話。可是他既沒有當麵考核過兒女們的功課，也沒有對兒女們說過應當怎樣念書才算是好。
下麵簡單地談一下關於這兩個專館的一些情況。
當時的男館，設在北海五龍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裏，是否就是現在中央文史館的館址，已不能指認了。它像當時一般學校那樣設有漢文，英文、算術、曆史、地理、體操等課程。各門課程都請專門的老師來講授。其中比較有名的漢文老師有嚴修、方地山、董賓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國人。當時在館讀書的男生，計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專館的規定，不論老師和學生，都必須住在館裏，並專有一個廚房供應他們的夥食。也用了一些男傭人，做搖鈴、打掃教室和館內雜役等事情。同時，還用了一些人來專門伺候老師和學生，照料他們的起居飲食，並給他們辦理一些私人事務。後來，由於四哥、五哥都結了婚，先後搬回了中南海，隻在上課時間才到專館裏來，成了“走讀生”。當時總管男館事務的，是經我父親指定的嚴修老師。嚴字範孫，天津人，是一個有名的學者。
女館設在中南海卐字廊後麵假山上的一個院落裏。它也同樣是按照學校的設置來辦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堂課。上午8至12時上4堂，下午1至5時再上4堂。每堂課的上課時間是50分鍾。課程和男館不同的是沒有體操。所請的老師，都是天津女子師範學校的畢業生，計有教漢文的楊蘊中、董文英。教算術的是唐尹昭，教曆史的是陸紹儀……英文是請了一位英國姑娘蘇小姐來擔任的。漢文又分門別類地講授。例如楊教的是古文，課本是《古文觀止》；董教的是《四書》。教室內同樣設著講台、講桌和課桌、課椅，就外觀上看來，是和一般學校的情況完全相同的。
當時在女館上學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還有大哥的頭兩個女兒，五、六、八、九姨太太。那時候，還有我二伯家裏的一個大姐正住在中南海內，所以也同在這個女館裏讀書。女館裏按照文化程度，分為第一、第二、第三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兩個女兒，五、六兩個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第三班則是一些小妹妹們了。專館裏也規定了考試製度，計有大考、小考兩種。小考在暑假前舉行，大考在年假前舉行，也同樣記分數、定名次。每次考試的第一名是有獎勵的。二姐和我的功課在第一班裏是最好的，每次考試總是我倆輪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試的前夕，我父親總要問問我倆，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麼東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並在試前說是要一架新式銅床的話，那麼名次一定，新式銅床便也抬到我屋裏來了。我們姐妹姑侄們是有學名的。對那4個姨太太，老師們在課堂裏叫她們“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親便分別給她們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作誌學，六姨太太叫作勉學，八姨太太叫作潛學，九姨太太叫作勤學。
女館的女老師們，也住在專館裏，也專有一個廚房供應她們的夥食，專用了一些女傭人來伺候她們，她們的月薪大約是每人100元。這樣一些物質待遇，在當時說來，算得是很優厚的了。但是，她們卻有一大苦惱，那就是雖然沒有任何明文規定來限製她們的自由，實際上她們的行動卻大大的不自由。在總統府裏，我們姐妹和丫頭、老媽們尚且不能那麼自由自在地任意閑步，何況那些女老師！請假外出，本來是被允許的。但是外出的時候，要開一種條子，既要有專人送出府門，回來時也還要有專人在府門迎接，才能進得來。因此，這些女老師們為了避免進出的麻煩，除非有特別緊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麼樣的佳節良辰，都在那小天地裏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來，才能得到解放，走出總統府。
我們女生是不住在女館裏的。學生們每天上學的時候，總要隨身帶著自己的丫頭或是老媽，有的小妹妹甚至還要帶著奶媽，以便隨時得到伺候和照料。學生們在教室裏上課，這些隨從們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上，等待各自的主人隨時來吩咐她們些什麼。教室裏是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上著課某姨太太忽然站起來說“楊先生，我請一會兒假”，接著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頭問“總統吃的餃子預備好了沒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別的話，然後再回到教室繼續聽講。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別的姨太太也同樣來上那麼一套。請想，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師們怎麼能夠講好，學生們又怎麼能夠專心！
女館同樣規定學生要和老師一同吃午飯。但是，那幾個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著我父親吃飯，有的要回到自己屋裏單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經常地和老師們一同進食。
就我父親設專館的本意說來，不但希望兒女們從這裏學到封建社會裏所需要的“學問”，同時還希望兒女們在和老師們的日常接觸中潛移默化地學習一些同樣是封建社會裏所需要的進退應付的規矩禮節。但是，根據當時的男館、女館的情況來看，由於我父親不得其法，所以它們並沒有充分發揮作用。
我父親對於教育子女，除了用專館以外，就隻有一味的嚴厲了，尤其是對兒子們，有時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養壽園裏的水池內撈魚，正在撈得高興的時候，猛然聽得岸上“哦”的一聲，似乎是我父親的聲息，他趕忙跑了上來，卻是五哥在假裝著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撈魚，同樣地又聽得“哦”的聲音，他認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聲：“好你個老小子！”不料，這次卻真是我父親帶著一些人來散步了。當時我父親就叫丫頭把四哥從水池邊拉了上來，不容分說，用棍子打了一頓。因為三哥克良不愛讀書，又娶了唱戲的孫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親最不喜歡他，挺大的人了，有時也要挨打。
弟兄們對我們父親非常害怕，在他的麵前就隻有一味的馴順。他們每天照例要向父親請安，每天都幾乎照公式進行問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總是在我父親吃午飯以前，大約是上午11點多一點，到居仁堂去給他請安，四哥、五哥、六哥如果專館裏下課早一些，也有時在這個時候來請安。當他們進屋之前，男傭人先要高聲傳報：“×爺來啦！”這時，他們必須得到我父親的許可，才能進去。他們進門以後，先是叫一聲“爸爸”，然後鞠一躬，站在一旁，溫聲問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著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頭，靜候問話。我父親對大、二、三哥，總是問：“這幾天幹些什麼？”對四、五、六哥，總是問：“念書了沒有？要好好念書！”每天都是這樣。在這之後，有時也問問他們生活上的情況，有時也問一些他所要問的別的問題，有時卻什麼也不問，隻用“去吧”兩個字來結束。這每天一次的照例會見。在他說完了“去吧”以後，這幾個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一躬，倒退著蹭幾步，然後才敢轉身出門。
至於父親對待少奶奶們的請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約在每天上午11點左右的時候，有一個“跑上房的”分頭到各個少奶奶處告訴一聲“總統快吃飯啦”。這時，她們就分別前來。在叫了一聲之後，同樣地問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親對她們是更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了，隻簡單地說上4個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們彼此之間，談不上有什麼父子之情，天倫之樂，隻是走走形式罷了。
當大哥、二哥、三哥每天來請安的時候，我父親往往就讓他們陪著一同吃午飯。但是這3個人怕受拘束，是不願意留在那裏吃飯的。有一次是二哥陪著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飽的時候，我父親又遞給他一個熱饅頭。古禮有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依照這個說法，二哥是不敢說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飽了。這怎麼辦呢？他就一麵假裝掰著吃，一麵把所掰的饅頭塊偷偷地往袖筒裏裝，結果胳膊竟被熱饅頭燙掉了一塊皮。
我父親對於兒子的管教，既是這樣的嚴厲，兒子們又都受過專館教育，後來五、六、七兄弟還曾先後到英國留學，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後到美國留學，是應該成為出眾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樣家庭的影響下，他們念書既沒有得到比較出色的成績，以後也沒能成為什麼“人才”。